呜呼，士穷乃见节义

——柳宗元奏请“以柳易播”事的前前后后

祁世坤

(山西 永济)

公元820年，即大唐元和十五年，韩愈在为故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句，“呜呼！士穷乃见节义”，由此引出柳宗元的“以柳易播”事。

公元805年在唐顺宗李诵即位时，发生了一场有名的政治革新运动，因顺宗年号为永贞，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是一场政治斗争，它的目的在于改革时弊，整顿腐败的吏治，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事情的经过大致是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皇帝病故，继位的是太子李诵，即唐顺宗。得到顺宗皇帝的支持，时为翰林学士而大权在握的王叔文、王伾，又请出老臣韦执谊出面作宰相，重用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形成了以“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 ）为核心的革新集团，着手改革大业，时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

永贞革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运动，在顺宗皇帝当政的八个月内，王叔文集团“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招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王叔文集团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替皇帝拿下事权，把着力点放在收握财权和夺取兵权上。他们以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自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以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策划从宦官手里夺取神策军权。然而这个计划由于宦官的强烈抵制未能实现。

当时的宦官头子俱文珍与中官刘光琦等勾结地方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他们三月迫使顺宗立淳（后改为纯）为太子，八月又迫使顺宗让位于太子，历史上称此为“永贞内禅”。新即位的宪宗皇帝李纯一上来，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就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又赐死。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不久病死。当然，宪宗皇帝对“二王”作如是处置，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而是他要报一箭之仇的耿耿于怀。据史载：“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英睿，欲危之”，然而权倾当朝的宦官中官却能“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在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显然是宦官中官得胜了，这正如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后来在《子刘子自传》中写的，“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在贵臣”。这就是说，当时的宰相和用事者王叔文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都设有参与的份儿，完全是宦官中贵的专权行事。比柳宗元晚死28年的刘禹锡临终才以汉朝“建桓立顺”的故事，引出当朝的宫掖事秘，影射了“永贞内禅”。在此我们不去啰嗦汉代建桓立顺的典故了，有兴趣的同志不妨去细加考究其中之味吧！有句名言这样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刘禹锡以古喻今，其意自明。事实上，宪宗一上台，参于革新的宫庭李忠言、牛美人，就不再见于史书，其后果可想而知。而王叔文的被赐死，又同东汉的李固惨遭诬害别无二致。曾是二王集团的柳宗元等人，当然也在被清算之中。八月，皇帝处置了王叔文、王伾，十月，柳宗元等人，“皆因坐交王叔文，初贬刺史，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这就是说，对他们的处分，开始是贬为刺史，然而当朝的官宦们认为太便宜他们了，因而加重他们的罪责，于是再降一级，流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这样方解心头之恨。九月至十一月，先后贬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为远放的八州司马，此外陆贽先已病死，李谅、李位随后也被驱出朝廷，至此永贞革新经过短短的146天失败了。

唐朝南方是士人左迁的贬谪之地，这也是与那里的气候湿热，疫病多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唐诗里说是“江南瘴疠地”（杜甫《梦李白》诗）。但是唐代这所谓的瘴还不仅仅是指疾病，更主要的是同“蛮”联在一起的概念，这就是如常说的“蛮瘴之地”、“蛮烟瘴海”、“蛮云瘴雨”、“蛮岭瘴烟”等，其中体现了唐代中原汉文化中心的华夏文明对南方异域或异族的歧视。从唐以上至秦汉，以为中原居天地之中，为文明的诸夏所居，所以又称华夏，而其四方远域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朝廷把谪罪之官贬到南方以为惩罚，大量的士人左迁到这地老天荒之域，心理上的落差很大，他们不能没有愤慨和牢骚。

柳宗地从他的政治峰巅跌落下来，作为朝廷的罪人，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途中再贬为永州司马，从此开始了他的十年永州流放生涯。还是在柳宗元获罪的当年，唐宪宗大赦天下，明确指出，“左迁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不在量移之限”。他来永州的第四年，皇帝一年有过四次大赦，依然申明，他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的官职是永州司马置同正员，是个闲置的官，柳宗元说是“侍罪非真吏”，又说是“僇人”，就是说他到这里是来受罪的，根本没有他参政的份儿。州衙里没有他的办公之地，也没有给他安置落脚的家舍，他一家暂时借住在东山龙兴寺的西厢房，而后又移居法华寺，其悲苦之状可想而知。

元和四年（公元810年），发生了程异事件，即八司马之一的程异得以回朝，另作了安排。这无异是在彤云密布的天空露出了一缕光明。柳宗元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或者修书，或者献启，求告翰林学士肖俛、李建、京兆尹许孟容、广州刺史赵昌、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尚书右仆射严绶、岭南节度使郑絪、剑南节度使严砺等人。或是求助跳出牢狱，免除罪籍，或者求助收抚奖掖，举荐成全，他甚至求告昔日的政敌武元衡“并容宽览，弃瑕录用”。但是由于当年的永贞革新，得罪太多，尤其是保守势力的猛烈反扑，尽管柳宗元的永州司马置同正员，只是编制以外的冗员，如他说的“侍罪非真吏”，却仍被视为“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以至“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柳宗元四处求助，八方央告，然而“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对此，柳宗元真是欲哭无泪了。

在永州的最后日子里，柳宗元于《囚山赋》里这样写到，此地万山环绕，起伏连绵，如大海中的波涛，四面山势峥嵘相对，又如环卫森严的城堡，尖尖的山峰直插天空，深深的沟壑下临万丈。常常是云蒸雨浸，闷热的气候使得阳气不能舒展，阴气积重而到处弥漫，这山林集成了荆棘丛生的囚牢，虎豹的吼叫就是这囚牢里的犬吠。处在这样的地方犹如坐在枯井里，极尽艰难困苦而无处可逃。柳宗元几近绝望地说，将近十年了，也没有人来这里看望我，如今又当元和中兴，眼望着国家用人之际，一批批官员得到升迁，而我们为什么还要过着这囚徒般的日子呢?不平则鸣，柳宗元已经是在愤怒地呼号了。

也许是感动了上苍，以致朝廷也动了恻隐之心，元和十年（公元81 5年），大年刚过，柳宗元等人奉天子的诏书北上进京。说起这件事柳宗元还应该感激同为河东祖籍，身为宰相之职的裴度，是这位善心菩萨苦苦用心，在皇帝面前说情，提醒皇帝目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而一批栋梁之才还在边远的地方受苦，年头也不少了，如今该是他们回来为朝廷效力的时候。柳宗元奉诏受宠若惊，他终于要从这天设人造的牢狱中跳出来，回到京城，从此又该一步登天。大年正月，诏追之下的柳宗元等不及带上家人，独自捷足上路。他离开永州时，该是从湘江畔叫作界围岩的地方乘舟的，他在《界围岩水帘》诗中说，“我今始北旋，新诏释缧囚”，一种跳出囚笼的快感油然而生。况且“许国无淹留”，诏命急如火，我要回京为朝廷效力，不得有丝毫的却步停留。他说，界围岩啊，我是从你这里登程的，怕以后再来旧地重游，只能是在梦里了。我们分别了，还真有点惜情依依。舟行水上，如箭离弦。柳宗元一路看不尽的山色水光，喜悦之中，又赋诗一首，回寄永州零陵的亲朋故友“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霄”，回想在零陵的岁月，我真像是小鱼在浅水池里一样，没有个畅快的时候，如今却像是鸟儿一样飞上云霄，可又发愁翅膀无力。再看湘江两岸一个接一个古时计程的土台遗址，回头我是越来越离零陵远了。舟行衡阳，目望衡山，宗元喜见早春花开，又寄诗给留在永州的堂弟宗直，催他也尽快上路还乡。“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他希望堂弟能从后面赶上来，与他如回雁同飞。到了洞庭湖畔的汨罗江，这是当年爱国诗人屈原忧愤国事，投江而死的地方。此时江上起了逆风，宗元有感而作《汨罗遇风》一诗。诗中他把自已的遭遇和屈原作了一番对比，意思是屈原被放逐投江而死，我被南贬到昔日的楚地，也算是个楚臣吧！“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可我不会像屈原那样的悲绝，我已奉诏北归，不久就要进入京都长安的城门了。你这汨罗江上的春风，请不要兴波起澜妨碍我的归程，从而辜负了这个清明的时代啊！其实是到了汨罗这个地方，宗元不能无诗，他借风抒怀，竟然有点春风得意的兴头了。

这种得意的心情一发不可抑止。宗元途中见到朗州窦常员外寄刘禹锡催促他们速行的诗，于是就走笔酬赠一首。诗中说，我被贬谪到这地老天荒的永州，快要有一纪十二年的时间了，如今回京的诏书送到我的寒舍，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我这不是象庄周化蝶那样的作梦吧，而使人兴奋得就像汉朝时的苏武从匈奴回来一样。如今春天来了，衡阳回雁峰下的大雁开始北返，一队一行地欢叫着在我的前面后面飞过天空，可我并不羡慕它们，因为我也正在北归的途中。宗元驱车行至汉阳北原的临川驿站，离开临川时，顿生感慨。他所看到的是淮西战乱尚未平息，驿站外面处处可见设防高筑的土垒。当然战乱多年，叛军未灭，这是当政者的耻辱，责任在他们身上，可如今正当为国家效力的时候，自己又觉得缺智少谋，倘若朝廷重用自己，恐怕也没有这个平定叛乱的能力。抬头再望那山野之处，松树丛生的地方定是一座寺院，尚未融尽的余雪，清楚地标识出一垄一洼的山田。“惆怅渔樵事，今还又落然”。令人为难的是，现在我奉诏还朝，免不了要被委以官职，这样我在永州时的隐退想法，如今竟然要全落空了，其矛盾心态终归是为将担当重任而生发的报国大志。到了襄州之南的善谑驿，柳宗元写了《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一诗。这里是当年战国时的齐之名臣淳于髡的放鹤之地，诗的前四句是“水上鹤已去，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柳宗元一连点出了几个故事，一是淳于髡奉齐威王之命使楚献鹄，一出城门就把鹄放了。但是见楚王时却能舌巧如簧，不辱使命。二是面对好为淫乐，不问朝政，致使诸侯并侵，国事危急的齐威王，他却能以屋上大鸟作比激励齐王说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语，进而奋兵出击，收复失地。三是面对楚国大兵压境，齐威王派淳于髡使赵求援，他搬来救兵，解了重围。四是楚国退兵后，齐王于后宫赐酒宴请淳于髡。齐王问到淳于髡的酒量，回答是“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进而引出了“酒极则乱，乐极生悲”的惊语，遂使齐王从中醒悟，从此罢了长夜之饮。这几件事都使淳于髡的名望高扬，柳宗元在这里倾注了他的仰慕之情，同时也赞扬了从谏如流的齐威王不失为一代明君，隐含着他对当代君王宪宗的规劝和热望，可谓是用心良苦了。眼前，柳宗元到了商山，已经来到了长安城的脚下。在这里，柳宗元有《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而赋诗》，意思是他翻越商山，偶见路旁有一老松，过路的人为点火照明，常常砍下带有松脂的树皮。松树遍体鳞伤，护树的人用竹篱把它围了起来。柳宗元触景生情，由树又想到人，“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犹有半存心，来时承雨露”。其中对自己的奉诏进京，已经流露出了感激皇恩之意，虽然几经折磨，忧伤重重，但壮心犹存，单等朝廷起用，柳宗元以松自比，洋溢着心头的喜悦。二月早春，柳宗元已经到了长安东郊的灞桥，眼下就要进入京都的大门。他又赋诗一首，表达内心的激动。自永贞元年南贬，至今诏追赴都，算来已经十一个年头了。柳宗元的感慨是“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朝廷的诏书使我趋着早春和煦的阳光了来到了灞上，一路上一个驿站赶着一个驿站，沿途处处开放着鲜艳的花朵，都使人赏心悦目，情不自禁。

柳宗元他们终于回到了长安城。这十年一别的长安城，景物时新。他们回朝赴命之暇，当会沿着这自北而南的承天门大街徜徉，真是难得有今日的好心情。但是在长安城他们还会看到另一番情景，这就是来来往往的衮衮诸公中，一些是他们看不惯合不来的人，那种滋味怎能使心情舒坦下来呢？长安城里，有一处出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观里有个道士，栽了许多桃树，春暖时节，展苞的桃花盛开若火，看花的游人往来如织。刘禹锡应朋友之邀也来看花，而一看到那些傲气十足的官宦，气就不打一处来，于是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元和十年自朗州到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戏赠就是戏耍了那些所谓的君子，刘禹锡在此以树喻比十年来在政治投机中得到升迁的权贵们，而所谓看花的人，又当是趋炎附势之徒，他们为了功名利禄，奔走权门，就好似在紫陌红尘中，趋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刘禹锡以诗直刺这些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新贵，他们都不过是我辈被排挤出朝贬谪南荒之后而借机得势的，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首诗可真惹下了大祸，那些权倾当朝的新贵们如坐针毡，他们觉得受了侮辱，恼羞成怒，于是到宪宗皇帝面前告了御状，说是刘禹锡这一伙人不服贬谪，如今回来了还要算旧账，借机发端，讥讽朝廷。于是宪宗皇帝龙颜大怒，把这些刚刚回到京城的人们，再度发放到更远的地方。其中刘禹锡得罪最重，被贬（迁）为条件更加恶劣的播州。柳宗元对朋友的困境非常同情，正如韩愈后来在《柳子厚墓志铭》文中说的，“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禹锡）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刘禹锡要去播州，还要带上八十多岁的老母同往。这实在是于情不忍，于理不容。刘禹锡临终前写的《子刘子自传》中提到，还是他在早期入朝官之前，曾逢宰相、扬州节度使杜佑兼管徐、泗两州，经请让他去任掌书记（文书一类的官），他捧着任命的令状告诉母亲，老人却说，我不喜欢江淮一带的地方，你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于是他又禀告宰相，得到允准，在徐、泗停了几个月后免去此职，因为水路难行，暂时改派为扬州掌书记。过了两年，道路畅通了，又调补到了京兆地区的渭南县主薄任上。第二年冬，又擢升为监察御史入京。刘禹锡着意细说这一段往事，想是对杜佑体恤下情的处事十分感激，这可以拿来同他的罪贬播州一事相较。这里通情达理的显然不是宪宗，而令他感激涕零的却是柳宗元。柳宗元不忍心皇帝如此对待刘禹锡，于是给宪宗写了奏折，愿意同刘禹锡易地对调，即使因此得罪朝廷，受到重罚，无怨无悔。要知道，柳宗元当年初贬永州时，就是带着他的老母同往，老人在永州不服水土，适应不了湿热的气候，第二年就去世了，宗元因此悲痛欲绝。柳宗元下这样的决心，显然是有着自己痛失慈母的深切感受。就他个人来说，“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按一般人之常情，也当会埋怨刘禹锡的无事生非，那里还会去为他的困境想得那么多。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怨言，而是作出了为朋友排难解优的此一壮举，因而也把他的人格升华到了一个高度的境界。所以韩愈指评此事，用了“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一语。对此，韩愈又从反面引出官场和世俗社会的一些现象作比，指出平时一些酒肉朋友互相吹棒，以至声泪俱下地表示要珍重友情，生死不负，然而一触及小的利害，则反目为仇，甚至落井下石，欲置人死地，不以为耻，反自以为得计，这些人在子厚面前，应该感到惭愧。其实韩愈说的这些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之事，自柳宗元遭贬以来都曾遇过。如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的“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这其中难道就没有和柳宗元有点情谊的人物吗?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说的，一些人还说我的贬谪处罚太轻，不足以平息众怒，因而对我的诽谤越来越多，喧嚣不已，丑态百出。还有一些人装腔作势，想着当官，每天都使出新的花招，以对我的谩骂攻击为能事，以讨好我的仇敌，作为进身之阶。柳宗元在永州写了《谪龙传》，清人陈景云在《柳集点勘卷二》中指出此文“盖时有过（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即是说柳宗元在永州受到过侵辱、狎侮有感而作。在《答问》文中，柳宗元借他人之口说出，“交游解散，羞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也是说自己以前的旧交纷纷离去，亲朋也以此为耻，平时对自己一向仰慕的人，也都毁掉了往来的书信，消失了踪影。

有一说是，柳宗元上疏，只是到了中丞裴度手里，也可以说是下情上达。这有裴度同皇帝的一段对话，据《资政通鉴》宪宗实录曰：“中丞裴度奏，其（刘）母老，必与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宪宗曰:为人子尤当谨慎，恐贻亲忧，禹锡更合重于他人”。裴度话中有话，显然触到了宪宗的痛处，而宪宗对禹锡的重责，语意也很尖刻。也正是有这一段对话，才改刘禹锡的播州为连州。但柳宗元的“以柳易播”，皇帝定会有所耳闻。柳宗元给人有逆鳞之感，必然会引起皇帝对他的不悦。还是永州时期，柳宗元已说他是“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仅这件事已经为柳宗元日后的遭遇又埋下了伏笔。

二次南贬（迁），柳宗元和刘禹锡一路同行到了衡阳，该是他们分手的时候了，二人以诗赠别，柳宗元写道：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他们好不容易回到京城，谁又能想到还会贬到更远的五岭以外的地方呢？沿着当年汉朝前后两位伏波将军南征时走过的老路，古道风烟，山河依旧，在路旁古墓前凭吊古人，也是凭吊自己。宗元是说，我们都是不喜逢迎，遭到非议，过去都是以诗文出名而见忌，今后也不要再在这上面求取名声了。古人临别时讲究用河水洗洗冠带，表示互勉珍重，而今只这分别时的泪水，已够洗涮我们的冠带了。这样说来，意犹未尽，柳宗元再作一首《重别梦得》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贞元九年，他们二人同举进士，后来又一同参与“永贞革新”，同遭南贬，如今已是二十三年，宗元感慨系之。他接着写道，要是以后朝廷能恩准我们回乡，我们两人应当结为邻居，共度晚年，那该多好呢？真是言有尽而意难平，柳宗元再赠一诗。诗中写到：“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我们过去年轻，都有点书呆气，只相信书上讲的事理，后来经事多了，有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今一别，此后何年何月才能等你回来呢？

柳宗元他们二次南贬（迁），原来的八司马，现在也只有五人了，其中刘禹锡到连州，陈谏到封州，韩泰到漳州，韩晔到汀州。这次他们是以刺史之职赴任的，在柳宗元看来，则是“官虽进而地益远”。也正如他后来说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而原来的永州则是“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宪宗皇帝的这一手是何等的心狠手辣，其言可当如是理解，刘禹锡、柳宗元你们不是想升官吗?好了，给你们一个刺史的官，这叫官加一等；你们不是要量移吗?那是万不可能的，再贬你们个南之又南远放的官。这真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李商隐（无题）诗），柳宗元这一下子应该说是真正地绝望了。

柳宗元后来在一首回寄友人的诗中写到：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流经破额山下的柳江，有曹侍御史的舟船暂停在那里，春风吹拂，触动我怀念故人的心情，很想仿效古人采摘江边的白苹花送给你，可是我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呀！

可见在这遥远的地方，被贬迁的柳宗元毕竟是受到种种限制，他当是从一个牢笼里出来，以被投入到另一个牢笼，连过境的官员友人都不能随意地拜访。

柳宗元精神上的痛苦难以言状，又时时思念着患难与共的朋友们，他有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心情抑郁，向四州的难友倾诉衷肠，他们都是受人排斥，有着同样悲苦的命运。如今又一起来到这偏远落后的南夷之地，天各一方，隔山隔水。柳宗元的这种愁思，竟如海天样大，茫茫无边。

柳宗元的书法为时所宝，尤长于章草。南贬之中，湖湘以南的童稚悉学其书。他初到柳州，时未有子嗣，刘禹锡有孟、仑二童。禹锡让自己的孩子在宗元的教诲下学习书法。围绕此事，两人互有赠答诗往来，诗中也常借用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典故，充满了诙谐有加，意味盎然的童趣。柳宗元在《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中写到：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

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

在给刘禹锡的书信上，有个叫殷贤的女孩在纸背乱写乱画了几下。柳宗元诙谐地说，按理书信写成之后，应该寄给庾安西在背面题字，不该由人代劳，这里他是用了典故。他的解释是家有右军书法六张，每张背后都有庾安西的题字。右军即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在东晋成康年间，官居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人又称王右军。庾翼时为安西将军，人又称为庾安西，也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宗元在诗中说，得知你刘家的孩子学书时间不长，都不愿意去做那笨拙的家鸡了。这里借用的还是典故，王、庾二人，少时书法齐名，后右军大有长进，庾翼的书法也有进展。庾翼在荆州时写信曾对他管内的人说，小儿辈的人都是一些下贱的家鸡，看不起自家的书法，为了赶时髦都去学王羲之的书法，这还要我去训导吗?后人以此事为题入诗：“不解征西诸子弟，却怜野鹜厌家鸡”。意思是说庾翼不理解自家子弟，他们都想去做那能远飞的野鸭，不想作那飞不起来的家鸡，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宗元诗中用典，是有表扬和鼓励之意，他还让把这首诗给孟、仑二童看看，其奖掖诱导之情溢于言表。刘禹锡接到书信后，即有《酬家鸡之赠》一诗奉还：

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

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禹锡是说，我天天都教孩子们练习书法，他们都象一些鸡雏一样得有人管。他在诗中还戏谑地说，我还想给你家“官奴”写点什么。这里是借用王羲之曾有赠小女官奴行书字一事，来开开宗元的玩笑，意思是说他没有儿子。从此句看，柳宗元是有个女儿，这女儿应该就是那个淘气乱画的殷贤。刘禹锡还有一诗：

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赏勤。

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

刘禹锡在诗的后一句是说，如今我还没有听说嫂夫人怀孕的消息，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即楚怀王的王后夜里梦熊入怀，预兆生男之祥。禹锡又说，好吧，我不开你的玩笑了，那么女孩子中谁又是将来的卫夫人呢？意思是王羲之曾经学书于卫夫人，可见女流中一样会出书法家，希望你家小女以后会成为这样的人才。这里刘禹锡是用玩笑的方式表达了对柳宗元的关切。说到柳宗元的婚姻，也是有着难言的苦衷。他自从原配妻子杨氏二十三岁去世，时有一子，胎死腹中。此后到了永州，有六十七的母亲和五岁的女儿名叫和娘的陪同，说到这个女儿，宗元说是“母微，为父子晚”，显然这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也没有陪同他来到永州。这苦命的女儿来到永州，先是奶奶第二年去世，第四个年头，这个小女也夭亡了，即元和五年（公元810年）4月3日。和娘夭亡时只有10岁。宗元的女儿在生病期间，很懂事地说我愿皈依佛门，求得佛的保佑。我敬佛，愿意终身侍佛，因而取了个名字叫佛婢，后又削发为尼，取了个法号叫初心。女儿的死去，使宗元怨天忧人地伤悼。他在为女儿写的墓砖记里这样发问，是谁让你来到这世上，又是谁把你的魂灵召去？你从何处而来，又向何处而去?这样来永州时的一家三代，此时只剩下宗元一人了。依照常人的心态来看，这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柳宗元念记着儒家的世俗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在给原配夫人杨氏的父亲，即是他的岳丈书信中写到，自杨氏早逝后，他已“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在永州给他人的书中还有“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以为婚”，愿“娶老农女为妻”的话。话说回来，既是有士人女子，谁又能和他这样的受罪之人结合呢？柳宗元在《马室女雷五葬志》中写到，“以其姨母为妓于余也”，显然他在永州找的女人就是马室女的这个姨母了。这个名叫殷贤的女孩，怕就是她所生的女儿。刘禹锡说的梦熊一事，想是已经有了预兆，也许是宗元透露的信息。这个夫人怀孕的想也就是后来出生的男孩周六，刘禹锡也当是为朋友可喜可贺了。然而眼下这个女孩，宗元也视为宝贝，正如他在《叠前》一诗中写的：

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

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

宗元是说，得知你刘家的孩子学书有了浓厚的兴趣，着实喜人。我从心底里羡慕你家的孩子，他们都象玉树琼枝一样，可爱而有出息。我家的娇女只知玩土，那里懂得写字呢！小女学书，真好比是苍颉造字，纸上画的尽是一些鸟的爪印，满院散落的都是纸片。宗元教女心切，意欲早学，然而毕竟太小，只知玩耍，由此也可见他的用心良苦。柳宗元对刘家的孟、仑二童却是寄于厚望，他在《叠后》诗里写到：

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

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

回顾往事，忧心如焚。宗元是说，我们两人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失落，却在这艺文小技上取得了点成就。想起当年在朝同为员外郎时的情景，如今弄成这个样子，实在叫人悲痛不已。《礼记》上讲，”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我们在这被人视为雕虫小技的艺文上取得了一点名声，绝非是你我的初衷，提起来还真感羞愧难言，现在又得不到朝迁诏归，前途无望，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可千万不要耽误了他们这一代呀！说点掏自肺腑的话，我劝你还是抓紧孩子们的教育，真还得在这功用二字上下力。晋书中不是讲到，卫欢为尚书令时，与时为尚书郎的索靖俱善草书，出了两个书法高手，当时号称为“一台二炒”，真是光彩照人。你有孟、仑二童，聪明伶俐，希望他们刻苦学习，奋发有为，以后也能取得这样的声名美誉，这当是对我们这些命运坎坷，岁月磋砣之人精神上的最大安慰了。

柳宗元二次南贬（迁），皇帝“记怒人臣”，又当于他为烈。这见于他的好友吴武陵一段话语，吴武陵说到宰相裴度面前，“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交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新唐书吴武陵传》）这样看来，柳宗元在柳州这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军事斗争异常激烈的地方，他本是一介文士，显然是在此苦苦地受着煎熬。从吴武陵的话中可知，原“八司马”中，除程异早已回朝外，与柳宗元二次同贬的韩泰、韩晔和刘禹锡已经得到拔擢，或为要职，或由小州量移为大州刺史，至少这是由朝中传出的一种信息，且此事出自吴武陵之口，想必宗元会有所闻。我们知道，柳宗元去世之时，刘禹锡正扶母柩于回洛阳的途中。这之前，刘因母丧丁忧，已罢职连州，其母病重期间，宗元曾派使三次前去看望，想来若有“量移”之事，他也会告知于柳宗元。又从柳宗元于元和十三年七月后，李夷简入相，他给其的陈情书中，有语“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已见急切求助的焦虑心态，其语辞之激烈，许是皇恩未能泽被于他的悲愤之情。

刘禹锡在其后的《祭柳员外文》中写到，“自君失意，沉伏远郡。近遇国士，方伸眉头。亦见遗草，恭辞旧府。”对此，孙昌武教授在《柳宗元评传》中的解释是，“时已见有人推荐，且已有结果，他已向裴（行立）桂管观察使辞别”。然而也正如《唐书》中写的“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姗姗来迟的皇恩，对天不假年的柳宗元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

得以柳宗元去世的讣告之时，韩愈正在由潮州改迁他州的北移途中，刘禹锡也正在扶母柩回洛阳的路上。刘先接到讣告，即刻又转告于韩。柳宗元于遗书中对刘有“遗草累故人”和托孤之说，即是为他编撰文集，并将遗子周六交由禹锡抚养。这就是后来传世的《（柳）河东先生集》。刘于元和十五年正月遣使到柳宗元灵前祭奠，在《祭柳员外文》中有句“誓使周六，同於已子”。在《重祭柳员外文》中有句“今以丧来，使我临哭”，是在柳宗元逝世八个月后的灵前亲祭，文中有句“幼稚在侧，故人抚之”。这也许就是史载“宗元一子名告字用益，咸通四年中进士第三人”的那一位。史载柳宗元的一个孙子同韩愈的孙子韩侘为同科进士，这也许同韩家不无关系。韩愈受请为其写了《柳子厚墓志铭》，并写了《柳州罗池庙碑》文。韩愈早期曾在诗文中提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尽管他和柳、刘道不尽同，境遇有异，但并无碍于结为友朋。特别是柳宗元的“以柳易播”之举，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在当时已经具有警世鞭浊的震憾力量。而他们三人的生死患难之交，友情的始终如一，这在历史上已经传为佳话。

（祁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