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研三题

郭新庆

[文前语]柳文难懂，这与柳宗元独特的人生境遇和心路历程有关。《柳集》里的碑、铭、赞更是难解，所以少见有人谈及。可是细究起来，读懂《柳集》里这些篇章，不但有助我们了解和认识柳宗元，还能通过解析柳宗元内心深处的东西，让我们看到更加真实、更加生动的唐代社会。

[关键词]柳宗元、《谤誉》、《咸宜》、《剑门铭》、《塗山铭》、《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柳宗元说谤誉

谤原本是指责别人的过失。《国语•周》上说：“（周）厉王虐（残暴狠毒），国人谤王。”后来专指诽谤别人的小人之举。《论语•子张》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是说，必须得到信任以后才去进谏，否则君上会以为你在毁谤他。誉是称人之美。《礼•表记》说：“君子不以口誉人。”是说君子不以言语来讨好别人，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谤誉两者相对相背。誉者颂扬，谤者毁誉。《柳集》卷二十《谤誉》文，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所作，文章说人获谤誉各有其道。其文曰：“君子在下位（失势）则多谤，在上位（得势）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这是古代社会的常态，也是封建等级制思维的定式。柳宗元说：“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指地位低下的）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上位，则道必咈（违逆）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这显然是拿八司马参加永贞革新遭谤来说事。柳宗元痛恨宦官和小人得势。他说：“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柳宗元以善恶辨谤誉，他直言道：“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说：“得谤得誉，皆有所自。众口附和不足信（是说世人轻信），惟以善不善之好恶为区别，此孔氏论人大法也。……言观人者不可以谤誉而轻为进退，修己者不可以谤誉而轻为忧喜（是说世人谤誉不足凭），尤为探本之论。”说到谤誉，《柳集》卷第三十三《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很绝妙地谈及此事。世上许多事，往往都具有两面性；好坏也是这样，不但是相对的，还会相互转化。可一般人往往看不清这样的道理，一味讲黑白分明，遭惑受害就在所难免。其实古人早就知道这样辩证的道理，《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说福祸相系，各有你我，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如贫者未必皆贤，富者未必皆不肖。然而世俗社会经常却不这样看人待物。进士王参元很有才华，可因“京城人多言家有积货（聚敛大量钱财）”，人们“畏忌不敢道之善”。致使“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嫌疑）也。一出口，则嗤嗤者（chī搬弄是非的人）以为得重赂（得大贿赂）”。柳宗元在永州听说王参元家遭大火，一切荡然无存，“大喜”，写信《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向他称贺。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说：“闻失火而贺，大是奇事。”贺人家受难，这太反常理了，柳宗元好似不近人情。可细闻其说，又在情理中。柳宗元说王参元家被大火烧成灰烬，“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污”。柳宗元和王参元是交往了十几年的“相知”，但遭此谤毁，“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洗清了荣誉）也”。柳宗元说，大火止谤，你重获新生，“其为乐也大矣”。说到火，《柳集》有一篇《逐毕方文》。毕方，是传说中的怪鸟。《山海经》说：“（章莪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huì嘴），名曰毕方。”毕方是火神，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柳宗元说：“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fán焚烧；烤）死，晨不爨（cuàn烧火煮饭），夜不烛（点灯），皆列坐屋上，左右视，罢（不停止）不得休。”于是柳宗元作《逐毕方文》，以驱火神。可是驱火神也不能止谤，柳宗元在永州十年，一直与谤言为伍，直到死谤言还在追逐他。可柳宗元至死不屈，他藐视那些制造谤言的小人，正如他在《谤誉》文尾所说：“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敢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我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我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柳宗元说，别人说我是盗跖我不惧怕，说我是仲尼我也不以为荣。任人诽谤议论，我必自善其身而处之。他坦然面对诽谤和赞誉。说到柳宗元《谤誉》文，章士钊有一段绝妙的评说：“尝谓子厚行文，往往胆大如天，以他人万不敢出口之炎炎大言成之。他日论君子在下位多谤，称谤孔子者亦不为少。……此类打穿后壁、超凡人圣之奇文钜制，文家除子厚外，还有能如此著笔裕如（形容从容不费力），吾此未信。”

韩愈有“五原”文，穷根溯源，论说道、性、毁、人、鬼之本。《原毁》是“五原”之一，是探讨毁谤本原的。全篇以古今君子相比照，从取义不同论说事情的源本。韩愈说：“古人君子，其责己也重（严格）以周（全面），其待人也轻（宽大）以约（简单）。重以周，故不怠（不松懈）；轻以约，故人乐为善。”舜和周公就是这样的人。而“今人君子（实际是非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周详），其待己也廉（简约）。详，故人难于为善，故自取也少（少长进）”。文中以重、周、轻、约、详、廉、怠、忌八字立说，说今之所谓君子，人心不古，“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责己薄，责人厚；而不责己则怠，怠则忌，忌则毁，其中只以一个忌字，原出毁者之情。毁人之根在忌，忌人之根又在自怠。“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今人君子与古人君子的价值取向是相背的。古人君子是宾，为民；今人君子是主，为己。做事情也反过来了，认真做事情会遭诋毁之言，守德为人会有诽谤相随。

柳宗元的《谤誉》和《咸宜》二文与韩愈的《原毁》一样都是发此感慨之作。二文在《柳集》同卷，应是同时之作。《咸宜》篇论说“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亡王之臣多死寇盗”，以为“咸宜”，此说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柳宗元是想通过这篇小文告诫人们出入做官要审时度势，方可避祸全身。柳宗元在文中以两汉之始的事来论证他说的道理，其文曰：“当两汉氏之始，屠贩徒吏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这里的“器”是指古代标志身份地位的器物。柳宗元以此物喻“屠贩徒吏出以为公侯卿相”，说这不是天生就具有的，是时势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这些人开始为“屠贩徒吏”，是“遭时之非”以屈，而不幸；而其后为“公侯卿相”，是顺两汉末的时势所就，“非遭高（汉高祖刘邦）、光（东汉光武帝刘秀）而以为幸也”。意思是说在乱世换别的帝王也会出现这样事情。以史而论，柳宗元“势”说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与我们平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同理。说到不幸，其文说：“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以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因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以出，独其始之幸，非遭（董）卓、（刘）曜而后为祸也。”此说与前说同理。董卓事《后汉书•献帝纪》载：建安元年经李傕、郭汜之乱，“公卿百官，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刘曜事《晋书•孝怀帝纪》载：永嘉五年刘曜围洛阳“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柳宗元《咸宜》说幸与不幸，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文曰：“彼困于昏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虏，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傃（平素），其进晚尔，而人犹幸之。”这是说君子之难，柳宗元自况也。又曰：“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伎行于天下，一得适其傃，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悲夫！余是以咸宜。”这是说小人之祸。柳宗元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结局，都是适宜和有道理的。《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柳先生文》卷二十引黄唐说：“遭兴运而爵位，遇乱世而诛戮，柳子咸以为宜”。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六说：此论“爽朗”。 乾隆敇纂《御选唐宋文醇》卷一二说：“肃、代、顺、德之间，阉寺执国命，藩镇攘土地，皇纲陵迟，四海有瓦解之渐，而庙堂之上文恬武嬉，一如太平无事者。宗元所为悼痛，而举汉、晋之末，公卿将相以为戒。……虽一邑之令，固万人之所托命焉。《易》曰：‘其所由来渐矣’，由辨之不蚤（早）辨之也。”乾隆以唐史证论柳说，慨叹柳宗元不早辨也。正如焦循批《柳文》卷一〇所说：“议论精辟，又有廉悍之笔以运之，转折如铁。”柳宗元逆境不屈的精神与他的思想品格息息相关，今日读来，仍让人倾服再三。

柳宗元铭文篇

铭文是刻在器物上的文字，古时多铸在钟鼎上，秦汉以后，刻于碑石。碑石称述死者，钟鼎文称述先祖。《礼•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文以金石记之，为的是让后人铭记在心，感恩先祖，永志不忘。后来铭文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是有韵的雅文。晋陆机《陆士衡集》一《文赋》说：“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柳集》卷二十有铭序六篇，大都是称颂先人和铭记史事的。

首篇《沛国汉原庙铭》是说汉高祖刘邦的。刘邦生于秦时的沛县丰邑（属江苏省），秦末陈涉、吴广起义时，刘邦为亭长起兵于沛，被众人拥为沛公。题目中的“原”字，不是今之原本、原先之意，古时作重和再解。汉高祖刘邦在长安城中有祖庙，汉惠帝时又在渭北作庙，所以称惠帝建的为原庙。柳宗元作《沛国汉原庙铭》不知起于何时何因。据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二十说：“班固《高帝赞》以刘邦为尧之苗裔，故子厚全其意发挥，气亦沈实，但造语太偶尔。”[韩醇诂训]说：“汉高祖十二年，还过沛宫，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且朕自沛公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遂置酒沛宫，作《大风》诗歌之。所谓汤沐邑，是指周代供诸侯朝见天子时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礼记•王制》说：“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汉代沿袭此制。柳宗元在铭文里歌赞此事说： “乃乐沛宫，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风》，以昭武成之德。乃尊旧都，以壮王业之基，生为汤沐之邑，没为思乐之地。”柳宗元之所以赞赏刘邦，铭文里有一句话道出了原因：“化环堵为四海，而黎元（指百姓）得以安其业。”这显然是称说他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为此，柳宗元在篇尾唱道：“焕列唐典，严恭罔坠。勤此休铭，以昭本始。”

《剑门铭》金石之文，是为平藩将帅严砺铭功之文。永贞元年（805）参与反对永贞革新的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转年反。元和元年（806）改元，宪宗以高崇文为行营节度使，率京西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以讨刘辟。剑门山，又称梁山、大剑山，在四川剑州，山势险峻。严砺是剑门山的守将。柳宗元铭文说：“惟蜀都重险多货，混同戎蛮，人尨（杂）俗剽（悍），嗜为寇乱。”刘辟“怙恃（hù shì依仗；凭借）富强，涛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剑门，凭负丘陵，以张骜猛，坚利锋镝(兵刃与箭头)，以拒大顺。”柳宗元赞严砺说：“惟梁守臣礼部尚书严公，以国害为私仇，以天讨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不怕死）。十一月，右师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斩虏；左师出剑门，大攘顽嚚（yín愚蠢而顽固）。议功居首，进为大藩。”由于平藩有功，严砺迁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在此之前，贞元十六年至贞元二十一年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牧于梁五年”，其间他疏江（嘉陵江）通运，柳宗元曾为之作《兴州江运记》赞之。章士钊说：“《剑门铭》为子厚匠心独运，惨淡经营之作，盖子厚向为严氏藉辞奖饰。”为此，章士钊说柳宗元为严砺作《剑门铭》，其“笔有偏锋，意存左袒”。柳宗元与严砺，在永贞革新前应有交往，而且对他很有好感，这在《兴州江运记》和《剑门铭》里都能看到，但柳宗元“左袒”和赞严的是他利民和平藩，这些与柳宗元的政的治主张是相通的。《柳集》卷三十六有《上严东川寄剑铭启》，柳宗元赞赏严砺“以仁厚蓄生人，以勇义平国难，而剑门用兵之事，最为天下倡首。”他说借此自己：“今身虽败弃，庶几（但愿，希望）其文犹或传于世，又焉知非因阁下之功烈，所以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仅撰《剑门铭》一首，诚无以称宏大之略，亦足以发平生之心。”可历史往往是反着的，功烈不一定会传之于不朽，而严砺其事却是因为柳宗元写了《兴州江运记》和《剑门铭》才让后人知道而传之于世的。

后来严砺在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时贪脏枉法，元和四年（809）为元稹所弹，死于任所。《新唐书•元稹传》记载说：“母丧服除，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因亥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没入塗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时砺已死，七刺史皆夺俸。”柳宗元颂砺功烈却晚而不全，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撼事。

《塗山铭》是铭赞大禹的。大禹是传说中的人物，众说纷云。塗山，旧说在寿春东北濠州，也有说在渝州，还有说在越州。[蒋之翘辑注] 说：“塗山在凤阳怀远县。（塗山）西南有禹会村。相传这是大禹会诸侯之地。”史传说：“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说禹合诸侯有万国之众。西晋皇甫谧说：“今九江当塗有禹庙。”《尚书•皋陶谟》载：“（禹）娶于塗山。”说禹娶塗山氏的女儿为妻。另《吴越春秋》说塗山在会稽，并载塗山之歌。《国语》仲尼曰：“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后至，杀之，其骨专车。”柳宗元文中也说：“则戮防风，遗骨专车。”防风是古代部落酋长的名。禹杀防风的原因，《文选》汉张平子（衡）《思玄赋》说：“嘉群神之执玉兮，疾（痛恨）防风之食言。”以此观之，柳宗元也认为古塗山在会稽。从地理范围看，古会稽所辖者大如战国之楚地。而柳宗元以“塗山”作铭，是想要后王效法夏禹。柳宗元铭其文曰：“惟夏侯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劳万邦，和宁四极，威怀之道，仪刑后王。”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乃先王为政之三柱。柳宗元铭序说：“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赏功；故尧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汤武立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柳宗元铭文中赞说的“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是称颂古贤的大德大功。古代以右为尊，故称所重者为右。尧舜二圣，传位不及家嗣，其功德三代；汤武以功传世，商周让德。明代何焯说：“周穆遐追遗法，复会于是山，声垂天下，亦绍前轨。”柳宗元在铭尾唱道：“塗山岩岩，界彼东国。唯禹之德，配天无极。即山刊碑，贻后训则。”他要“制立谟训（圣人的训诫），宜在长久。”

柳宗元《武冈铭》作于元和八年（813），永州司马任上。与前三篇不同，这篇文章是赞美从父柳公绰的。铭文中的武冈是山名，位于湘西，在邵州境内。邵州与黔、辰、播、费、永州等都隶属于江南西道。唐时湘西以犷悍（guǎng hàn粗野强悍）名，无人不知。据[注释音辩]载：“元和六年（811），辰、溆蛮酋张伯靖按黔中观察使窦群督敛苛刻，因聚众叛，杀长史，劫据辰、绵诸州，连九洞以自固。”此时柳公绰为湖南观察使治潭州，朝廷命他与黔中观察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讨之，三年不能定。后抚之，以张伯靖为右威卫翊府中朗将。六州平。柳宗元铭文描述其情状说：“投刃顿伏，愿完父子，卒为忠信，奉职输赋，进比华人，无敢不龚（供）。”这好似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缩影。其夷人（少数民族）进入华人（汉族），无外乎三件事：保全父母，诚为忠信，奉职输税。章士钊说：“今日三事具，夷即为华。明日三事复背，华仍将退而为夷。化民成俗，无形中已将华夷之别，彻底铲除。”历史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走过来的。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评《武冈铭》说：“此役由公绰与崔能、严绶三面交加讨伐，独公绰不录受降之功，乃史家不谨误略，幸有此铭补史之遗。”少数民族张伯靖叛乱，实则是地方官吏肆虐压迫的结果，这与柳文《童区寄传》买卖人口之患是一样的。柳宗元《武冈铭》所赞的不是皇权武威，而是柳公绰的仁政爱民。其文曰：“昔公不夸首级为己能力，专务教诲，俾邦斯平。我老洎（jì及）幼，由公之仁，小不为虺蜮（huǐ yù毒蛇鬼狐一类奸邪之人），大不为鯨鲵（喻凶恶不义之人），恩重事特，不迩而远，莫可追已。愿铭武冈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邻，以示我子孙。弥亿万年，俾我奉国，如令之诚。邻之我怀，如公之勤。”柳宗元赞柳公绰爱民友邻，以仁教诲。他为之作铭，是要将仁政爱民之道，示之子孙，传之万年。乾隆敇纂《御选唐宋文醇》卷一二说：“‘不夸首级，为己能力，专务教诲，俾邦斯平’，数语能简括治蛮夷大要。”

柳宗元碑赞文

《柳集》卷第五与卷第六都是碑文篇，卷第六的五篇是为和尚作的碑文，卷第五的十篇有八篇与一般墓志铭不同，是铭赞先贤和史事的，其中有多篇是二十四岁时所作。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七说：“予览子厚之文，其议论处多鑱（chán铁锥，通“刺”）画，其记山水处多幽邃夷旷，至于墓志碑碣，其为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多沿六朝之遗，予不录，录其贬永州司马以后稍属隽永者，凡若干首，已见其风概云。”《柳集》卷第五《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是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任柳州刺史时，为重修孔庙写的碑文。虽碑末已阙损，但整体风貌还在。柳宗元刚来柳州时，“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是岁七月），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于是用官府颁发祭庙所用的衣布之费（ 即“三官衣布”）重修孔庙。“十月乙丑，宫正室成。”柳宗元择吉日虔告于王灵曰：“昔者夫子（孔子）尝欲居九夷，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去夫子代千有余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上文其意有二：一是居远夷，“人去其陋”。 《论语•子罕》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柳宗元多次谈到不避陋居，此君子之道。二是柳宗元人在荒蛮的柳州，想的却是“言及礼义”，惠及柳民。他要用教化去改变“南夷”人“攻劫斗暴，虽唐虞（即尧舜）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的情形。所以，其开篇便云：“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教仁义，……知唐之德大以遐（远），孔氏之道尊而明。”这些话虽然都是些礼仪之辞，但柳宗元讲的“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说的是利民，也就是他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仲尼之道与王化相近相远。念此，感此，柳宗元唱道：“追思告诲，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

赞字也为讚，是赞美，颂扬的意思。赞又是文体的名，以颂扬人物为主旨。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二颂赞说：“讚之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这里的变，是赞颂不固守陈规，灵活应变的意思。《柳集》卷第十九《弔赞箴戒》有两篇短赞小文：《梁丘据赞》和《霹雷琴赞引》。一为赞人，一为咏物，但两者所抒发的情怀和心志是一样的。梁丘据是春秋时齐国的大夫，深受齐景公的宠信。柳文说：“齐景有嬖（bì受宠爱的人）曰梁丘子，同君不争，古号媚士（谄媚小人），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梁丘之媚，顺心狎（轻浮，戏弄）耳。”梁丘据的事，《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疥（得疥疮），期（一年）而不瘳（chōu病愈）。梁丘据与裔欵皆齐嬖大夫也，言于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请诛祝史。”祝史，上古掌祭祀之官，也为史官，故称祝史。大夫晏子公开反对梁丘据与裔欵，并当面与齐景公辩说。晏子，也就是春秋时齐人晏婴。史说他作《晏子春秋》，故也用晏子称之。而《晏子春秋》皆婴遗事，当为后人遮集而成。晏婴相景公，以节俭力行，名显诸侯。孔子弟子有若说他穿一狐裘三十年。后以晏子裘为称人节俭的典故。梁丘据虽遭晏子反对，但他不记恨晏子，反而处处关照晏子。柳宗元说：（梁丘据）“终不挠（阻止，破坏）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时睹晏子食，寡肉缺味，爱其不饱告君使赐。”[注释音辩]说：“梁丘据谄媚其主，然不忌贤妒才，亦有可取之处，较之媚上欺下者为优，是宗元所着眼点。宗元深赞梁丘据，其意在鞭挞恶滥小人，其意可以明矣。”为此柳宗元慨叹道：“呜呼！岂惟贤不逮（及）古，嬖亦莫类。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赞梁丘，心焉孔瘁。”乾隆敇纂《御选唐宋文醇》卷一二说：“此亦激昂风世之论。嬖倖之与贤良，岂真能并于朝哉？”乾隆不相信嬖倖与贤良会同朝相处。可古不同今，蛮荒之地，思今不及古。子厚此赞，可谓沉痛之至。

作于永州的《霹雷琴赞引》，一百八十六字，是一篇咏物言志之作。 “此文简劲，是子厚本色，读之快心爽口。”（章士钊语）其文曰：“霹历琴，零陵湘水西震余之为也。始枯桐生石上，说者言有蛟龙伏其窽（kuǎn孔穴，空隙），一夕暴震，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余硿然（形容击打石头的声响）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外地）人闻，取以为三琴。”宋代王安石有《孤桐》诗，也是说琴言志的。其诗云：“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陵霄不屈己，得地不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yǔn郁积，郁结)，愿斵（zhuó砍削）五弦琴。”读过《辟雷琴赞引》再吟《孤桐》诗，殊觉寡味，王安石斵为解愠之五弦琴，与柳宗元雷震后合天下之美的辟雷琴是没法可比的。霹雷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余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天下将不可再焉。”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说：（柳宗元）“五用‘良’字，语有深浅，读不见其赘。子厚以累劫之身，殆以焚余之桐自方。累用‘良’字，是否身分语？”柳宗元以霹雷琴自喻，其良其美自知。今人读之，苦涩里品出的是君子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