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首页柳宗元研究柳学期刊柳宗元研究:第22期
信息搜索
对比白居易与柳宗元的不同命运
 
柳宗元研究:第22期  加入时间:2019/9/10 23:01:00  admin  点击:122

 对比白居易与柳宗元的不同命运

 

 

成晋霞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048000

摘要:白居易和柳宗元同为中唐时期著名人物,白居易仅仅年长柳宗元一岁,75岁时在洛阳逝世,而柳宗元47岁时就不幸病逝于柳州。对比白居易和柳宗元的人生经历,他们在不同境遇里的价值取向和处世哲学,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借鉴的。

关键词:白居易;柳宗元;人生经历;价值取向;处世哲学

中唐时期,一般指公元766年到835年这70年间,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的唐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极盛阶段。“安史之乱”(755-763)近10年的大动乱,从根本上损伤了大唐的元气。此后的唐王朝就基本处在不间断的战乱、动荡之中。白居易和柳宗元就生活在这个时期。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有诗魔诗王之称。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享年75岁。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西文学村柳家巷),官至监察御史、尚书礼部员外郎,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任所病逝,年仅47岁。

白居易是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留下的文学遗产,数量居唐人之冠,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其思想儒道释杂糅。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有所寄托。其诗多抒写思乡怀友、抑郁悲愤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的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等。柳宗元遗族所建柳氏民居,现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土沃乡西文兴村,为国家4A级景区。

一、白居易与柳宗元的少年传奇

提起白居易,大家可能会想起他十几岁写的著名诗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自古天才出少年,白居易就是这样的人。

(一)神童白居易

白居易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出生于一个中小官僚家庭,祖父白鍠以文章传名于世。白居易是一个神童,据说他一岁的时候就会认字,认字比说话还早。他家屏风上有很多字,你说一个字,他就过去指出来,当时他还不会说话,就有这种认字神功。白居易聪颖过人,他五六岁时便学做诗,十几岁时在家乡已很有名气。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每天写字手都磨出了茧,史书上记载白居易40岁时头发全都白了。

十六岁时,白居易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当时,顾况是长安的一位名士,许多人都到他那里求教。白居易虽然诗才过人,但由于没有诗作传播在外,父亲又只是一个州县小吏,所以在长安只算一个无名小卒。白居易也早已听说顾况的大名,于是拿着自己的诗集去拜谒顾况。顾况的门人把白居易领入府中,他呈上自己的诗作。顾况一见白居易是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心里就已经不以为然了。接过诗集一看署名“白居易”,便取笑说:“长安的什么东西都贵,想居住在长安可是不容易哟!”白居易听出话中的讥笑之意,但一言不发。顾况掀开诗集,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刚读完前四句,顾况就不由得高声赞叹说:“好诗!”又想起刚才自己挖苦的话,于是又赞许地对白居易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不要说是长安,就是整个天下,你也可以‘居易’了!”从此,白居易便名噪京师,尤其他那首被顾况赞叹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更是千古传诵。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诗中的名句,通俗浅显,但含蕴极为深刻,给全诗增添了活力,使之如古原春草一样,生命不衰,成为千古绝唱。

(二)少年才俊柳宗元

柳宗元在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这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十年。柳宗元有着辉煌的家族历史,祖上世代为官,先祖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官员,到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与薛姓、裴姓并称“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氛的家庭,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氏,贤淑聪敏,见识不凡,并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从小母亲就教他读古赋十四篇,柳宗元篇篇都能郎朗背诵。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长期任职府县,最高做到殿中侍御史,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父亲的品格、学识、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公元785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不仅增长了见识,并且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柳宗元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柳宗元胸怀大志,聪敏过人,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在柳宗元13岁的时候,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朝廷平定了叛乱的藩将李怀光,有一位姓崔的高官要向朝廷表示祝贺,他邀请柳宗元代笔为他写了一篇祝贺的文章《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这件事情证明了柳宗元的才华早著。19岁时,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

二、白居易和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的不同表现

中唐时期,内有宦官弄权,外临强藩跋扈,加上朋党相轧,腥风逆气弥漫宇内,仁人君子为之恸哭。当时的朝官中至少有三种具有强大权威的势力:一个是把握着世袭权位的重臣,一个是出身军职的官僚,再一个是专业化的行政官员。这几个官僚阶层又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并和宦官、藩镇勾结,造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权益纷争。白居易和柳宗元当时不在同一个政治集团。

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是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政治改良运动,由于唐顺宗李诵下台、唐宪宗李纯上台,“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除了柳宗元,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等人为首的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痛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这次改革持续了八个月,最后因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次事件向来得到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史学家们的同情和肯定。

(一)白居易在“永贞革新”前后的表现

白居易成名早,出仕比较晚。白居易的家在徐州一带,这些年正赶上了战乱,中原的战乱耽误了白居易参加科举。一直到公元798年,白居易27岁时,才参加初级科举考试,公元800年白居易到长安参加统考中了进士,802年,31岁的白居易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从此结交,成为“不足为外人道”的好朋友,以后诗坛“元白”齐名。

“永贞革新”是中唐政治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也是白居易早期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永贞革新旋起旋灭的贞元二十一年(805)(当年八月改为永贞),白居易与元稹都在京任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年大部分时间,他一面同元稹、李绅等志同道合的青年诗人过着“以文会友”的优雅生活,一面精心思考和结撰策论,积极为应制举做准备。

就在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806)这一年,白居易当了周至(陕西临潼)县尉,由一个档案馆的编辑一下子提拔为首都长安附近的一个县的县长。这一年,白居易35岁时。用白居易自己的话说,县尉不过是一个位卑官微而又十分辛苦的“风尘走吏”。不过,这对于初入仕途的士子,已经是极为优渥的了,已算是取得了顺利升迁的机遇。第二年冬,36岁的白居易被调回长安,先是调充京兆府进士试官,试毕,为集贤校理,然后召入翰林,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白居易拜授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这对他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白居易37岁。翰林学士和左拾遗,都是随侍皇帝左右,听候差遣,令人称羡的近职。自此,白居易才算是真正走上了仕途,开始了他的大好前程。

当“永贞革新”的政治风波震撼朝野之际,白居易身居微职,他在“永贞革新”的斗争高潮中,离开刚刚租赁不久的常乐里关播故宅,迁徙到永崇里的华阳观居住,显然有远离政治漩涡、避地而居的想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与元稹比邻而居,便于交往。白居易的好友元稹,这时正住在朱雀门街东第二街靖安里,恰好与白居易所住的华阳观所在的永崇里隔街相对。但是,根据白居易进士科第出身和当时官秩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当时在《策论》和部分讽喻诗中表现出来的“疾贪吏”“活疲民”“念寒隽”的思想倾向来看,他对“八司马”集团所从事的政治改革持同情乃至赞助的态度,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这一点可以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以及后来他与“八司马”集团幸存成员(刘禹锡)的密切交往得到证实。

永贞革新夭折后,“八司马”最后中地位最高的韦执宜,贬地也最远,在他贬往今海南岛的崖州后不久,即以忧愤而卒于贬所。白居易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对他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新乐府·太行路》题下小序云:“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中说:“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又说:“君不见,左纳言,又纳史,朝承恩,暮赐死。”

白居易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与“八司马”集团的一些重要成员的文字交往,大都是通过元稹为媒介的。

元和五年(810),元稹因“多所举奏,不避权势”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因其谪迁地靠近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贬地,因而同刘、柳及“八司马”党中因故不及坐的吕温、李景俭等先后有了交往。

刘禹锡是“八司马”党人的中坚分子,后来同元、白都成为诗友。在“八司马”中,他的晚景算是较好的。在他逝世前所作的《子刘子自传》中,以一种无所畏惧的气概,为永贞革新和他本人作了公正的辩护。他在《自传》中痛惜王叔文之冤死,指斥阉宦之弄权,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公元842年,刘禹锡卒,白居易有七律《哭刘尚书梦得二首》,有句云:“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既云“百年交分”,则可知二人之交往。白居易同情永贞革新的态度,于此也可见一斑。

白居易对永贞革新的同情,还表现在他对扼杀这场改革的反对派的憎恶和鞭挞上。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期间,对镇压永贞革新的首谋者俱文珍、严绶、裴均等人屡加弹劾,显然与他同情永贞革新的政治态度有关。白居易干预时政的手段,除谏章、廷议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政治讽喻诗。他联合元稹、李绅并吸引张籍、王建等诗人,掀起了以揭露社会黑暗、大写生民疾苦的讽喻诗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所创作的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172首饱含着悯怀疮痍、关心民瘼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讽喻诗,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这些讽喻诗所表现出的勇于干预现实的倾向,同他当时在政治上“志在兼济”的积极用世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二)柳宗元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

柳宗元青年时代的辉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超取显美”,遭人嫉恨。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轻有为,在长安社会上已经有相当的名声。21岁的柳宗元顺利考中进士,开始崭露头角。26岁的柳宗元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集贤殿书院正字,即皇家图书馆的校对管理员,负责校对典籍、刊正文字,从九品上。29岁的柳宗元担任京兆府(首都长安)蓝田县尉,即蓝田公安局长,正九品下。31岁的柳宗元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初级公务员,正八品上。33岁的柳宗元担任礼部员外郎,即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级公务员,正六品上,他开始做了尚书省中的郎官,为他将来进入核心决策层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从26岁到33岁,短短7年时间,柳宗元就从一个布衣之士坐到了六品郎官的位置。他走过的是唐代读书人最理想、最快捷的仕途之路。

柳宗元出仕后的这几年,逐渐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人中,有些是政治上的同道,后来成为“永贞革新”的骨干,主要有被称为“王叔文集团”或“二王、刘、柳”集团的一批人;另有一些人则是在思想或文学领域相互呼应的人,如韩愈、李翱等人,他们是主张倡导儒学“复古”(古文化运动)的一派,而白居易、元稹等人则更致力于诗歌创作的革新。应当看到,这些主张各异的人们都是代表着当时的改革潮流,只是不是一个阵营而已。

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是“卓励风发”的革新斗士。他在革新派的政权里当然要负责文字工作,在革新事业的组织和舆论宣传中起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他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有意识地利用文学作为宣传的手段,继续以其出众的文才写作一些文章来配合革新事业,例如现存的《礼部为文武百僚请听政表》,就是在唐顺宗李诵病重,谣言四起的情况下所写的。又如《六逆论》《守道论》《时令论》《断刑论》等,这些文章结合朝廷的具体事务,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宣扬革新政治主张。他和韩愈倡导的以文体改革相号召的“古文运动”,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表现出突出的现实精神,因而有了强固的生命力,这也是发扬了中国文学历来的重现实、重政治、重人生的传统,意义深远。

特别是在宦官拥立太子李纯这个事件中,柳宗元的《六逆论》显然对李纯不利,这也是后来李纯当了皇帝后,几次大赦天下,而柳宗元等人“不得量移”的重要原因。何谓“量移”?“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

《六逆论》里这样写道: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亲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则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

意思是:春秋左氏》记载了“六逆”的说法:低贱的妨害高贵的,年纪小的凌犯年纪大的,关系远的离间关系亲的,新提拔的离间资历老的,地位低的凌驾地位高的,邪恶的破坏正义的,这六逆,是国家混乱的本源。……所谓出身低贱的妨害出身高贵的就会发生祸乱,这应该指的是继承国君的原则,子以母贵。如果一个人出身高贵却非常愚蠢,一个人地位低贱却圣明贤能,如果后者取代前者,这就算作是低贱的妨害了高贵的,那么,这种妨害是符合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我们坚决不能盲从“贱妨贵”这种说法。

其实,李纯后来做皇帝之后,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达到的目标多与“永贞革新”王叔文等人的初衷相一致,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在很多做法上更为成熟老到而已,但是,涉及到与皇位继承相关的矛盾,在李纯看来,王叔文等人就是他在政治上的死对头,后来革新派的大部分人“一斥不复”也由此已经注定了。这就是导致柳宗元被贬南荒、“一斥终老”的原因所在。

柳宗元在这次流产的革新运动中,不只做了许多实际的领导工作,更以革新派的思想和理论代表者的身份进行理论斗争和舆论宣传。对于柳宗元来说,参与“永贞革新”并作为骨干分子起了重要作用,是他一生最为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他前半生的总结。他多年积累下的学问、教养、经验推动他走上了这条道路,而这一场政治搏斗的结局,又影响了他整个的后半生的事业和文章。可以说柳宗元是个失败的政治家,在短促的仕途得意之后,是壮年失志,半身沦落。

三、白居易与柳宗元的贬谪生涯

白居易与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的命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年的一月,柳宗元和刘禹锡等在贬所的“八司马”得到征召回朝,而白居易在同一年的六月却得罪而贬江州。

(一)江州司马白居易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面对中唐政治史上这次罕见的恶性事件,白居易忘却个人的恩怨得失,不顾自己东宫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上书言事,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不料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白居易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白居易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又被贬为江州司马(今江西九江)。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白居易这次以不白之冤远贬江州(现九江),对他的伤害与打击是巨大而沉痛的。他思前想后,痛感仕途险恶,往日忠于国事,“兼济天下”的拳拳之心,已经冰冷如灰。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剧转向“独善”,决心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

元和十年(815)七月下旬,贬谪江州司马的诏书终于下达了,白居易稍事收拾,次日即匆匆上路了。在贬赴江州的慢慢旅途中,冤愤难抑的谪迁意识一直沉重地横亘于诗人的心头,沿途写景纪行之作,无不触景伤怀,流露出无比的惆怅和感伤。越过蓝田县境,诗人登上一个叫望秦岭的高峰,回首长安,写下《初贬官过望秦岭》,诗云:

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

到达山城商州后,停留三日,作《发商州》诗,有句云:

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

可见,当时朝廷对左降官之严苛,以及诗人辞家上路何等匆忙与惶遽。

途经商洛山中的最后一道关隘——武关时,见道旁有元稹题诗,因作《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诗,有句云:

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

在这次谪迁途中,最震撼诗人心灵的莫过于他在舟中读到元稹寄来的那首小诗《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同病相怜,无限悲怆,俱见诗人当时所作《舟中读元九诗》中: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经过了两月左右的枯寂的舟行生活,终于在这一年冬天抵达了贬迁目的地江州。江州,即今九江,左倚庐山,右邻长江与鄱阳湖,人口稠密,交通便利,风景优美,是个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令诗人尤其感到惬意的是,身居司马的闲职,而其地又有山水林泉之美,因而诗人“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初到江州时的白居易冤愤难抑,且官曹闲冷,宦情低落到了极点,抑郁失落的情绪多流露于其闲适诗中。如《约心》诗云:

黑鬓丝雪侵,青袍尘土涴。

兀兀复腾腾,江城一上佐。

朝就高斋上,薰然负暄卧。

晚下小池前,澹然临水坐。

已约终身心,长如今日过。

白居易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出发,早就视官场为“险路迷途”,早有“休退之心”,再加上这次含冤远贬江州的沉痛打击,诗人对待仕途的态度,的确发生了从“兼济”到“独善”的决定性的转变;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受到作为其处世哲学的儒道互补的中庸主义的制约,诗人对其后半生的人生道路,作了现实主义的选择,即选择了“吏隐”的道路,“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这样,既然诗人不能息影山林,真正做一个陶渊明式的真隐士,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忘怀“世事”,不可能真正“不慕荣利”,对个人的前途漠不关心。

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二)永州司马柳宗元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十年,这是柳宗元人生的一大转折。政治斗争的失败使柳宗元深受严酷的打击,也使他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他由一个“超取显美”、少年得志的新进朝官一时变成了流放南荒的罪囚,这种人生地位剧烈的反差对他感情的冲击,给他思想的教育都是巨大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宗元是一个积极进取、坚定执着的人,他有着固执且接近迂腐的个性,在政治前途十分暗淡的情况下,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上开拓了新的局面,创造出更加辉煌、不朽的业绩。他在永州写下著名的《江雪》《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中317篇诗文皆创作于永州,占全部诗文540篇的59%

“永贞革新”失败后,33岁的柳宗元被贬往湖南永州。按照当时的制度,贬逐者“闻诏即行”,柳宗元只好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以及表弟卢遵、堂弟柳宗直南下。到达永州,应该是这一年(805)的年末。唐代的永州还是相当荒僻的地方。这时候他的官职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正六品,但按照惯例只是一个“闲员”,一无公务在身,二无官舍蔽身,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可谓是“俟罪非真吏。”表面看上去是个官,实际上却是个被流放的罪犯,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权力。唐代的寺院有接纳客居的习俗,他们起初就寄住在一座名叫龙兴寺的古寺里,这所建筑已经相当破旧和荒凉,寺内是“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寺外是一片丛林乱石,人迹罕至。好在寺院建在高地上,柳宗元在他住的西厢房的西墙上开了一扇轩窗,可以远眺西山、湘江景致,抒发胸中的郁闷。

到永州不到半年,因水土不服,医护不周,柳宗元的母亲不幸亡殁。柳宗元事母甚孝,对母亲的死,是“穷天下之声,不能抒其哀”。

在永州,柳宗元一直抱着“遇赦复出”的希望,为此他做了不懈努力。然而,一切都是徒劳。艰苦动荡的生活,加上精神上所承受的打击和压力,使得柳宗元的身心健康急剧恶化,三十多岁本来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可是在永州过了三四年,就已经“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了,他这时的思想时常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在巨大的挫折面前,他也有过灰心失意的时候。特别是他居住在寺院里,家世习佛,早就倾心佛说。他与龙兴寺的住持一起问道参禅,得到了心灵上的安慰,更加深了对佛教教理的理解。但另一方面,在苦难的人生历程和艰苦的思想搏斗中,他又抱着坚定的自信,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表示:

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于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出自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出自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柳宗元认为,作为君子,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里,应当坚持利安元元的本心,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般是判“兼济”“独善”为二道的。一旦政治上失意,就走向消沉颓废。但是在柳宗元身上却较少这种矛盾。对于他来说,主要表现为勇往直前,在困境中顽强地寻求立身行道的出路的精神。这是柳宗元品格上的突出特点和优点。正因为他坚持了这样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得困居“南荒”的十年,成了他在思想和文学两方面活动成就最大的时期。

在永州,柳宗元作为闲置官员,被迫退出了他施展政治才华的舞台,有更多的时间访求图书,认真地研读、思考,总结前半生的实践,他在理论研究和著述中几乎寄托了人生的全部意义。这是柳宗元在实践“立功”不能则“立言”的古训,更是在继续宣传改革理想和理论的实际斗争。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思想理论著作,如《贞符》《封建论》《非<国语>》等,他还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传颂千古的“永州八记”和彪炳诗坛、卓然成家的许多诗歌和寓言,他把自己的的文学观总结为理论,指导当时的文坛。这证明了精神的崇高和思想的光辉是任何强大的权威和暴力的镇压也不可能战胜的。

元和十年(815)一月,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十个年头,朝廷下令将这些被贬的官员征召回朝,准备启用。听到这个消息,柳宗元喜出望外。他在《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诗中这样写道:

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

在极度惊喜之中,他抒发了自己当时的喜悦心情,他觉得自己就像当年不畏艰辛、坚持操守的苏武凯旋回朝一样,回到长安。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太天真幼稚了。一路上,他诗兴大发,路过汨罗江时,正是当年作文吊唁屈原的地方,心境却全然不同了,他的《汨罗遇风》诗云: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他说当年屈原是君门九重均不得入,结果冤死汨罗江,而自己则诏命催征,前途有望。他就这样带着希望和幻想,离开永州向阔别十年、日夜思念的长安进发了。

柳宗元等人北归仅一个月左右,即再被任命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也就是被贬斥到更边远的柳州。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长安,在柳州度过了残生。

结语:纵观白居易的一生,其人生经历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元和十年(815)贬江州司马之前,白居易积极用世,“志在兼济”,其思想主流表现为激进的民本主义;在贬江州司马之后,消极退隐,“行在独善”,其思想主流为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而柳宗元终其一生都是坚守理想信念,至死不渝,虽然他生前潦倒,遭人诬陷,贬抑,但这正是历史的悲剧。不可否认的是,柳宗元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只有短期的从政经历,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沦落南方为“系囚”,但他在当时的文坛上却发挥着一代宗师的作用,能与韩愈并立成为文体革新的旗帜。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他卓越的创作实践足可以作为一代楷模,也是由于他文学见解的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文学史上和政治历史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柳宗元在中国历史上文名甚高,他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和文学遗产,包含着大量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他的不少观点,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柳宗元的地位和成就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他的贡献也会得到越来越积极的评价,他的形象也会显得越来越高大。因此,柳宗元像历史上的许多伟人一样,是超越了时代水平而属于未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在纪念柳宗元逝世1200年到来之际,谨以此文表示对柳宗元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

主要参考文献

[1]康震.康震讲柳宗元[M].北京:中华书局,201827.

[2]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8.43.93-96.278.

[3]蹇长春.白居易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93.156.158.164.166.

[4]蹇长春.白居易评传(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35.

[5]宋涛.柳宗元文集[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214.

[6]刘振鹏.柳宗元文集[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