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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愚溪诗序》和屈原《离骚》立意构思之比较
 
柳宗元研究:第22期  加入时间:2019/8/17 10:43:00  admin  点击:145

 

 

千古诗文 异曲同工

——柳宗元《愚溪诗序》和屈原《离骚》立意构思之比较

 

 

杨荧郁(电话:13085441283)

 

先说“千古诗文”。本文的“千古诗文”,既非指某一个体文学现象,也非指某一群体文学,而是指写作时间相距千年的两个具体的文学作品:《离骚》和《愚溪诗序》。

《离骚》为诗,而且是一篇长诗,共有370多句,2400余字,出自先秦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53——前278)的笔下。《愚溪诗序》为文,是一篇很短小的散文,全文只有442个字,是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公元773——819)所创作的。它们一诗一文,二者所出现的时间距离较为久远(约为千年),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不朽之作。所以把它们称之为“千古诗文”。

《愚溪诗序》和《离骚》这两个文学作品,所出现的时间时代不同,体裁体例不同,形貌大小不同,作者及其背景都不同等等,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但通过认真的研读以后,你就会发现,在作品的立意构思和表现主旨的方法技巧上,二者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可以说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一、先说《离骚》的立意构思与方法技巧

《离骚》是文学史上最雄伟最灿烂的一篇抒情长诗。屈原何以要作这篇抒情长诗?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还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上)司马迁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屈原之所以要作这篇长诗,是因为他“以谗被逐”之后,施行“美政”和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了满腔的“忧”“怨”。屈原是一位忠贞不屈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他要排放这满腔的“忧”“怨”,他要深刻揭露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他要尽情表达自己修身洁行的高尚情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一言以蔽之,他要“发政治之愤,抒忧怨之情”。即是说“发愤以抒情”(《惜诵》)就是屈原作《离骚》的根本动因。

那么,这“政治之愤”和“忧怨之情”宜怎样抒发呢?能直抒胸臆吗?对此,诗人必须要做一番认真的思考。否则,让“谗佞小人”抓住话柄,又要遭更大的罪。所以,解决“怎样发愤以抒情”这个问题,就成了解决“怎样完成对诗歌主旨表达”的关键。这是个难点,也是个技巧。对此不能马虎和疏忽。为了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推敲,诗人最后采取了“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屈原列传》)的写法,用今天的话说来,就是“借古以讽今”或曰“托物以兴辞”。

于是,诗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诗人想到了古代,想到了历史,想到了神话,想到了传说,想到了天国,想到了幻境,想到了世间一切事物和一切生灵等。然后,采取力透纸背的铺陈和描述,把历史与现实,生活和神话,地上与天国,人间和幻境以及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梦幻般交织起来,从宏观上编织出一幅瑰丽奇特而绚烂多彩的巨幅画卷。动人心魄的同时,又大量运用比喻、比兴和象征等诸多表现手法,以“香草美人”喻圣君贤相,用“恶鸟丑物”比谗佞小人。如此等等,从微观上使抽象的意识品性变成具体形象,使复杂的现实关系变得明晰生动。从而使长诗达到“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的艺术境界,巧妙地完成了对主旨的表达。

二、再说《愚溪诗序》的立意构思与方法技巧

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并非诗歌,而是一篇短小的散文(诗序)。文章主要抒写作者被埋没受屈辱的牢骚和忠贞自守矢志不渝的品格。为表现这一主旨,作者巧妙地选取了永州之野一条落寞的小溪,把它作为抒写的对象——

溪有“山水之奇”却被弃之于“寂寥无人”的永州之野,象征了作者虽有济世之才而被远谪于“南蛮”的悲惨遭遇;溪之“不可以灌溉”“大舟不可入”“不能兴云雨”而“莫利于世”,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和被埋没受屈辱的满腹牢骚;溪的“善鉴万物,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表现了作者忠贞自守和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

——在文中,作者写溪亦即写人,人就是溪,溪就是人。文章正是通过这种“亦溪亦人”,“即物即我”的描述,使作品主旨不露声色的表现了出来。

不仅如此,为了使作品主旨得到更深的开掘,作者还选取前代三位“愚”人进行比照。实质上,愚公是“不愚”,宁俞和颜回是“假愚”。作者用他们的“不愚”和“假愚”,来比照自己所谓的“真愚”,这不只是嘲讽了自己的“不识时务”,也嘲讽了社会上那些世俗之人和“势利眼”,而且更重要的是嘲讽了历代朝政的腐败与昏庸:因为愚公、宁俞和颜回以及我辈所谓的“愚”,都由当时的社会制度逼迫所致。而在这种种的嘲讽之中,令广大读者听到了作者对世俗和对朝政的声声怨愤,也教读者悟到了作品中“人所以愚、溪所以愚和作者笔下一切所以愚”的社会原因。这样,就使作品的内容得到了开拓,主旨更显深刻。

《愚溪诗序》文章甚短而意味深长。它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联想一番,你就会发现,作者在构思作品时运用了“托物兴辞、借事抒情”的写法。而这种写法正是战国诗人屈原在创作长诗《离骚》时所熟练运用的艺术技巧。

三、一诗一文异曲同工,柳宗元是屈原的追随者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柳宗元是文学史上深得骚人之旨的大诗人大作家。柳的诗歌与散文大多都“托物兴辞”“借事抒情”,流露出种种怨愤与忧伤。而这些怨愤与忧伤又多与国家政治有关。造成这样的诗文现象,决非作者的一日之力和偶然之功,而是作者长期学习屈原和毕生追随屈原的必然结果。

屈原作为历史上一位爱国爱民的伟大诗人,又是一位忠贞不贰、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早就为柳宗元所仰慕;尤其是屈原那种“圣君贤相”和“关心民生”的政治理想,最为柳宗元所追求;而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光辉和艺术才华,更使柳宗元为之倾倒。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柳宗元竟然有着与屈原同样的悲剧命运,而且都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造成的。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被“谗人间之”,被楚王疏之迁之;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宦官毁之,被唐王谪之放之。屈原被流放到湖南的汩罗,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的永州。他们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而命运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除了相同的命运,柳宗元也有着与屈原相同的性格:清高自许,方正不阿,傲慢不屈。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向权势低头。甚至于被放逐以后,连发出的誓言都与屈原相似。屈原被放逐后唱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柳宗元被谪贬以后也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铒药久寿书》)。这种相同的性格必定催生出相同的兴趣和爱好,这就是“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发愤著书为文。

也许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抑或是同命相怜罢,总之,是同样的理想、命运和性格,使柳宗元对屈原的悲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柳宗元被贬“南蛮”从长安奔赴永州途中移舟洞庭湖畔的汩罗江时,触景生情,便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吊屈原文》,对先哲屈原进行了由衷的赞叹!

可见,柳宗元从“永贞革新”失败的那一天起,就特别怀念和崇敬屈原。在柳宗元看来,屈原芳名千古,《离骚》光照日月!他立志要做一个象屈原那样的历史人物。这,也许就是柳宗元深得骚人之旨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乱曰:

愚溪诗序比离骚,异曲同工史上标。

兴辞托物立意远,抒情发愤旨趣高。

竭忠尽智为生民,正道直行事当朝。

同命相怜同向往,芳名千古两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