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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司马”与湖湘
 
柳宗元研究:第22期  加入时间:2019/8/8 18:26:00  admin  点击:102

 “八司马”与湖湘

——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中心

 

 

吕国康

(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  湖南永州425199

摘要:参加永贞革新的“八司马”,除韦执谊外,有七人遭贬湖湘,结缘湖湘,而柳宗元、刘禹锡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逐渐适应南荒的生活,接受湘楚文化的熏陶,在逆境中奋起,在困难中拼搏,忧国忧民,“穷愁著书”,在政治、哲学、儒学、文学等方面辛勤探索,为湖湘文化及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两座巨峰、双子星座。

关键词: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湖湘;文化;政治;哲学;儒学;文学;影响与贡献

唐永贞元年(815),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在唐顺宗李诵的支持下,在朝中进行了一场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斗争,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革新的内容包括:力主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割据,强调任人唯贤,否定任人唯亲,呼吁合理征赋,谴责横征暴敛,以求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取消宫市制度,罢免五坊小儿(指雕坊、鹘坊、鹰坊、狗坊的给事人员)。取消进奉: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地方官员别有进奉。打击贪官:罢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转运盐铁使兼职,贬黜京兆尹李实。打击宦官:以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抑制藩镇:拒绝西川节度使韦皋领有剑南三川(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的要求。这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评价“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1]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青年才俊得到提拔,积极投入永贞革新,同保守势力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革新集团被称为“二王、刘、柳”,可见刘禹锡、柳宗元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新唐书·刘禹锡传》载:“贞元末,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由于顺宗患中风,口不能言,无法亲掌朝政,加上宦官势力强大,他们胁迫顺宗下敕由太子李纯监国,主持军国政事。自二月施行新政,到八月四日李纯即皇帝位,尊顺宗为太上皇,一场颇有声势的革新不到半年,便宣告流产。

八月六日,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杀),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八月九日,李纯正式登基,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革新集团主要成员被贬为远州刺史,十一月又加贬为远州员外司马。韩泰由抚州刺史改贬为虔州司马,陈谏由河中少尹改贬台州司马,柳宗元由邵州刺史改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由连州刺史改贬为朗州司马,韩晔由池州刺史改贬为饶州司马,程异由岳州刺史改贬为郴州司马,凌准由和州刺史改贬为连州司马。韦执谊在革新时被任命为宰相,因曾与王叔文有分歧,且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起初并未被贬。直至十一月,韦才被贬为崖州司马,再贬为司户参军。后世称“二王八司马”。

一、“八司马”中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贬谪湖湘的情况

湖湘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主要指洞庭湖及湘江,泛指湖南。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概念,一般以宋代理学为标志,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应该上溯至先秦、两汉,唐代自然包括在其中。不少学者在湖湘文化研究中,重点谈到了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影响。湖南之名在唐代已经出现,从湖南观察使、湖南道、湖广省、湖南布政使司,但作为省级行政区划,直至清代才定形。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从江南西道划出设置湖南观察使,下辖

衡、潭、邵、永、道五州,后又增加了郴州和连州。凌准贬连州,刘禹锡从朗州司马量移连州刺史,所以说他们“谪在三湘最远州”。凌准遭遇最惨,到连州不久,便母丧二弟亡,双目失明,元和元年(806)冬十一月,死于贬所,境况十分凄凉。柳宗元写诗撰文痛悼。柳在《连州司马凌君权厝志》中介绍:他“有谋略,尚气节”,“年二十,以书干丞相……日万言”,先后任崇文馆校书郎、邠宁节度掌书记、大理评事御史、节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浙东节度使判官,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入为翰林学士。当德宗去世时,宦官企图拖延发丧时间,他“独抗危词”,与王叔文、王伾等争得次日发丧,拥立顺宗即位。身为尚书都官员外郎,他积极参加政治革新,协助王叔文管理财政,打击奸吏。柳在《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中,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废遂人所弃,遂为鬼神欺。才难不其然,卒与大患期”。接着赞扬了凌准学识的渊博、才华的卓越、著作的丰富和从政的诸多建树,回顾了作者与凌准两人相交相知、同遭厄运的经历,最后发出了“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的哀叹,抒发了蒙受迫害后的愤懑之情!

刘禹锡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刺史时,写有《闻韩宾擢第归觐以诗美之兼贺韩十五曹长时韩牧永州》诗。涉及两位人物。韩十五,即韩晔,为八司马之一。曹长是对尚书省郎中的称呼。《旧唐书·韩晔传》载:“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韦执谊,累迁尚书司封郎中。叔文败,贬池州刺史,寻改饶州司马,量移汀州刺史,又转永州,卒。”同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三月“乙丑,以……汀州刺史韩晔为永州刺史。”《新唐书》也有类似记载:“晔者,滉族子。以司封郎中贬饶州司马。终永州刺史。”这些记载权威可靠。道光《永州府志》在唐宪宗元和一栏刺史中,第二位为韩晔,注明“以司封郎中贬饶州迁授。”虽然时间弄错,且遗漏汀州刺史一职,但印证了韩晔任永州刺史一事。韩晔何时何因卒于永州,待考。韩晔英俊多才,顺宗执政时为司封郎中、判度支案,与刘禹锡同在杜佑、王叔文部下共事,以善于处理某些繁杂的事务,且无差错遗漏著称。故与刘禹锡友谊深厚。韩宾为韩晔之子。宾在长庆中举进士,后任毫州刺史。

八司马中最早遭贬的是陈谏。永贞元年七月,在叔文败前,仓部郎中判度支陈谏被支出朝廷担任河中少尹,后贬台州(今浙江台州)司马,元和十年(815)为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刺史,称循吏。十五年为循州(今广东新丰、连平等地)刺史。是年,韩愈撰文,陈谏书《南海神庙碑附诗》(又作《南海广利王碑》)。南海神庙位于广州黄埔庙头,是祭海的场所。此碑仍在,高2.47米,宽1.13米。长庆元年(821)移道州刺史,卒于任。江华阳华岩现存摩崖石刻40余方,其中有道州刺史陈谏作、江华令江籍刻立的《华岩寺记》,内容为国内罕见的土地、寺庙购买、测量权属及管理记载。北京图书馆藏《唐故乡贡进士颖川陈君墓志》,墓志主人陈宣鲁,是陈谏之子,墓志言及“戈谏,仓部郎中,道州刺史。”可以印证陈谏任道州刺史一事。《旧唐书》也记载:“乙丑,以漳州刺史韩泰为郴州刺史,汀州刺史韩晔为永州刺史,循州刺史陈谏为道州刺史,量移也”。但永州地方志却遗漏了陈谏任道州刺史一事,不知何故?

韩泰在贞元中年经累迁官至户部部中,王叔文为夺取军权,起用他担任范希朝的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最能筹画,在暗中经常帮作决定,深得王伾和王叔文的器重。他被贬为虔州司马,元和十年,量移为漳州刺史,长庆元年(821)改郴州刺史,四年六月为睦州刺史,后又任湖州、常州刺史。韩泰个性刚正,为柳宗元所钦佩。柳在长安曾说自己与韩泰的关系是“追求古道,交于今世。”(《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自潮州赴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任后,曾举韩泰自代。称赞韩泰“词学优长,才器端实……自领漳州,悉心为治。官吏惩惧,不敢为非;百姓安宁,并得其所。”(《举韩泰自代状》)因为潮州与漳州接界,情况清楚,所以韩愈说“臣之政事,远所不如”。文宗大和元年(827),韩泰由长安赴湖州,途经洛阳与刘禹锡相遇,刘在筵席上赋诗:“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之一)此时,八司马唯存他们二人。大和五年(831),韩泰卒于常州刺史任。

八司马中最幸运的是程异。唐宪宗在元和元年曾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但郴州司马程异却成为特例,较早重返朝廷。元和四年(809)盐铁史李巽“荐异心计可任,请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 因晓达钱谷,“悉矫革征利旧弊”,政绩突出,“遂兼御史大夫为盐铁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犹领盐铁。官至宰相。次年四月无疾而终,赠左仆射,谥恭。郴州距连州、永州不远,但程异与凌准、柳宗元缺交往。在柳宗元、刘禹锡文集中,也未留下与程异相关的只言片语,成为一道未解之迷。对程异的评价,《新唐书》说他“居乡以孝称……精吏治”“身殁官第,无留赀,世重其廉云”(卷一百六十八,列传第九十三)。史载:“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程异晓其意,数进羡馀以供其费,由是有宠。镈又以厚赂结吐突承璀。甲辰,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1]两者褒贬明显不同。在柳宗元的书启中,无与程异的内容。元和十年(815)夏,柳宗元登柳州城楼,眺望风景,思念友人,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寄赠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未提及程异。元和十一年,杨於陵由户部侍郎判度支贬为郴州刺史后,柳宗元、刘禹锡均与他有诗书来往。程去世时,柳尚在,却无一定提及此事,故引起猜说。有人说“程异在八司马中为下乘,而在当时朝中群僚里,自是高流。”[2]我认为,他们虽属八司马,但“同道”又“不同道”,参加永贞革新是同道,兴趣爱好却不同,柳“思报国恩,独惟文章”,程“通晓钱谷”,擅长经济,故两人缺少交集。

韦执谊被贬最迟却最远,元和七年(812)病逝于崖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年仅46岁。同为宰相的李德裕被贬崖州时,写了《祭韦相执谊文》,称赞他的文学才华与治世谋略:“德迈皋陶,公宣吕尚”“文学世雄,智谋神贶”。遭贬后,柳宗元与韦执谊也缺乏交流,值得进一步研究。《云溪友议》卷中《赞皇勋》载:“柳宗元员外与韦丞相有龆年之好,三致书于广州赵尚书宗儒,劝表雪韦公之罪,始诏归葬京兆。”查柳集,《上广州赵宗儒启》,是元和元年(806)写给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赵昌的书启,寄援手于赵昌。《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是写给荆南节度使赵宗儒的书启,称赞赵任用符载为记室的先举。《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是元和五年(810)写给荆南节度使赵宗儒的书启,献上自己所著“杂文十首”,以表衷情。均无与韦执谊相关内容。至于归葬,史实是岳父杜黄裳表奏朝廷,将韦的灵柩运回京兆(长安)家乡安葬。长庆二年(822),韦执谊之子韦绚来夔州向刘禹锡求学,录其谈话,后编为《刘宾客嘉话录》。

吕温虽不属于八司马,但与八司马志同道合,命运相同,也与湖湘关系密切。史载“叔文最所贤重者李景俭,而最所谓奇才者吕温。叔文用事时景俭持母丧在东都,而吕温使吐蕃半岁,至叔文败方归,故二人皆不得用。”(韩愈《顺宗实录》)如果李、吕当时在朝中,一定会参加永贞革新,那八司马就变成十司马了。元和三年,因与宰相李吉甫有隙,吕由刑部郎中贬为道州刺史,元和五年徒衡州,六年八月病卒于衡州刺史任上,终年40岁。在道州、 衡州任上,他打击豪绅、惩治腐败,使二州上下焕然一新,政绩卓著。柳宗元、刘禹锡与之交往密切。柳宗元说“交侣平生意最亲”“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悼他“志不得行,功不得施。……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刘禹锡诗云“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后为他编辑文集,共10卷,收诗文两百多篇,并撰《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

综上所述,八司马除韦执谊之外,其余7人均与湖湘相关,在此任职。柳宗元、韩晔在永州,刘禹锡在朗州,刘禹锡、凌准在连州,程异、韩泰在郴州,陈谏在道州。其中,柳宗元、刘禹锡在湖湘生活时间最长、交往最密切、影响最大。

二、柳宗元、刘禹锡对新生活环境的适应及湘楚文化的接受

 

1.“南荒”生活环境的体验

柳宗元在永州生活10年,刘禹锡在朗州10年、连州5年,长年在湖湘之间。不可否定,这里是中唐时期贬官较密集的区域,“中唐时期贬官人数达180人之多,集中永州贬官14人”。[1]古代王畿外围,每五百里为一区划,按距离分为五等地带,叫五服。其名称由近及远依次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因为永州偏于国都的南方,距离较远,所以称南荒,又称南蛮、南夷。历史上,楚国也曾被称为蛮夷。柳宗元在永州写有“幸此南夷谪”的诗句。这里远离京城的繁华与喧嚣,多了一份宁静与闲适。杜甫诗“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祠南夕望》)。刘禹锡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送周鲁儒序》)柳宗元对永州的整体印象是“欸乃一声山水绿”,“长歌楚天碧”,“水碧无尘埃”。对美丑混杂的原始荒蛮状态有生动的描写:“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他“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记》)他通过游览来消除苦闷,通过读书写作来“取贵于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心态趋于正常。元和五年(810),“方筑愚溪东南为室”。“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他与农夫、渔翁交往,与小孩、老人打成一片,基本上适应了南方的炎热气候与当地人的语言风俗。

刘禹锡对于参加永贞革新遭贬同样耿耿于怀,但与柳宗元相比,性格要豁达一些,愤懑的表现要平和一些。朗州古名武陵,在唐代属江南西道,濒洞庭湖。“若问骚人何处所,门临寒水落江枫。”他自称“骚人”,吟咏“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他与柳宗元书信往来,以寄二人彼此相忆之苦,并讨论文学、哲学问题。还多次给故旧大臣写信,要求召回,希望得到举荐提拔。他用多种方式调节心理不适,尽可能融入当地百姓中,“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旧唐书》)经历了挫折、磨难与坎坷,铸就了“诗豪”之豪情:“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之一)元和十一年(816),刘禹锡任连州刺史,境况有所改观。作为一方大员,他重教兴学,兴修水利,探访农耕,教泽黎民,以实现“功利存乎人民”的理想。应道州刺史薛伯高之请,作《含辉洞述》,与薛通信讨论“书仪”,还因薛之请编多年所集验方为《传信方》两卷,留传至今。道州与连州接壤,刘禹锡是否到过道州、永州,学术界尚无定论。“据县志载,蓝山县塔下寺,始建于唐。寺内原有梦得祠,乃为纪念唐才子刘禹锡而建。”[2]蓝山与连州接壤,据传,刘经常骑马来蓝山礼佛寻幽,与塔下寺的高僧一起参禅悟道。蓝山百姓感其才,为之立祠。梦得祠原建于洪观坦头,后迁建塔下寺内。县人钟燮为之撰有“兔葵燕麦摇春意,舜水都山牵客魂”的对联。对刘禹锡是否到过蓝山、道州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元和十四年(819),其母卢氏卒,他奉柩返洛阳。十一月,在衡阳得知宗元逝世的噩耗,悲痛之极,写下《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2.尧舜之道、屈贾精神对柳、刘的深远影响

吕温、柳宗元曾拜陆质为师,学习《春秋》;贞元十七年(801)柳宗元、刘禹锡向太学博士施士丐求教《春秋》学问,他们领悟到《春秋集注》等著作的内涵:“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柳宗元《唐故给事中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贬谪途中,柳渡过茫茫洞庭,专程到汨罗凭吊屈原,写下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谕兮,夫惟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中悃愊兮,蹈大敌而不贰。”赞颂了屈原的优秀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抒发了对人生忧患的傲视和执意克服的精神。“永州实惟九疑之麓”,他常常仰望九疑,怀念舜帝,表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永州为舜帝南巡过化之境,九疑为舜帝藏精之处,道德文化的

影响源远流长。永州与朗州都地处南楚,屈贾忧国忧民的精神陶养了多少文人志士?楚越之交的民俗风情,给柳宗元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灵印记。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崇向尧舜,坚持信念,辅时及物,利安元元。这是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

朗州有三闾桥、招屈亭等屈子遗迹。刘禹锡与屈原同命相怜,产生心灵感应,既对屈子表示由衷的敬仰和怀念,也对自己遭贬感到委屈与怨愤。《武陵书怀》引言说“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诗中回顾历史变迁,描写楚地风物,记述人生往事,抒发内心感触:“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重返长安是急切的企盼!他借鉴屈子嫉恶刺邪的斗争精神,采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当朝权贵的不满,同时,坚持理想,挫而愈坚。“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还学习民歌,创作广为传唱的歌谣。陆时雍《诗镜总论》云:“刘梦得七言绝,柳子厚五言古,俱深入哀怨,谓《骚》之余派”。《新唐书》载:“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三、柳宗元、刘禹锡的巨大影响及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1.柳宗元、刘禹锡是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两座丰碑。柳、刘因参加永贞革新而遭贬,在湖湘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历史上对永贞革新褒贬不一。宋代王安石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读柳宗元传》)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着历史的前进,蒙在明珠上的灰尘被拭去,压在伟人身上的石头被搬开。1954年,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发表长篇论文《柳宗元的文学评价》,以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肯定王叔文政治革新的历史功绩出发,肯定了柳的进步思想与文学成就。他把王叔文党人与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相提并论。1959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指出:“二王、刘、柳是反对宦官专横、反对当权的官僚大族而进行变更制度的革新派。”19656月,章士钊先生完成了长达100万字的著作《柳文指要》。毛泽东主席阅后,认为“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此书可谓解柳全书”。[1]该书1971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刘禹锡自始至终都表示对王叔文的肯定。柳在永贞革新失败前夕,写了《王侍郎母刘氏志》,借给王母写志文的机会,热情赞扬了王叔文“有扶翼经纬之缋”,“有弥纶通变之劳”,“有和钧肃给之效”,“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柳在嘱托刘禹锡编辑文集时,保留了此文。无独有偶,刘在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中,回顾了参加永贞革新的斗争历程,称赞叔文“有远祖风。”“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并简述了与吕温、李景俭、柳宗元的战友情谊。柳、刘两人坚持信仰,志同道合,坚贞不屈,永不放弃。

更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刘禹锡遭贬后,身为流囚,仍坚持理想,奋斗不息,在极其艰难困顿的条件下,凭借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政治斗争中怨抑退屈的牺牲者、失败者,拼搏而成为思想战线、文学领域的创造者、胜利者,从一个供奉朝廷的官吏,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成就的伟人。”[2]他们在逆境中奋起,刻苦读书,忧国忧民,写下一篇篇精美诗文。“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伸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旧唐书》卷一六0)柳宗元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刘禹锡被称为“诗豪”。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峰,还是集哲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于一身的民族精英。他们的精神遗产是中华优秀文化及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宏篇大论,还是精美短诗,至今闪烁智慧的光芒,令人传诵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2.柳宗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柳学研究掀起新一轮高潮,迈上新的台阶。从198110月在永州召开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到20179月在西安西北大学举行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一共召开了13次规

模较大的全国(国际)柳宗元学术讨论会,为柳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柳宗元研究会首任会长梁超然教授指出:柳学已走出国门,“可以说柳宗元的文化遗产已具有世界意义”;柳学“犹如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莎学,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红学、杜学、李白学、关学一样”。[1]在中国内地及台港澳有一大批从事柳学研究的学者,在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法国等国,也有一些专家研究柳宗元及其作品。近40年,出版的各类专著上百部,发表的论文三千余篇。一批硕博论文以柳宗元为选题。柳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的《柳宗元》(1971),到日本柳学专家户崎哲彦的《柳宗元》(2018),境外学者从全新的角度来诠释柳宗元,作全面开拓与深入掘进。日本岛根大学教授户崎哲彦,一生以柳学为事业,多次来永州,他说:柳宗元不仅是永州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永州八记》总共不过几千字,而他的《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1993),洋洋150万言。可见他花费的精力与心血。2018年日本山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介绍全世界从古至今的100个伟人,以近现代的思想家为主,柳宗元有幸入选,并由户崎撰稿。作者称赞柳宗元为“东方的卢梭”,在世界100位传主中排名17位。《柳宗元》为一本小册子,分为六个部分:唐代的意见领袖柳宗元;顺宗政权与其改革;从无神论者到政治思想家;官吏公仆论与其前后;人民与国家与君主之关系;任职柳州刺史及其离世。每一部分都配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人物简介、历史事件、名称解释、子厚著作,图文并茂,力图从立体的角度全方位展示柳的思想光辉!

孙昌武教授说:“‘二王、刘、柳’中的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2]在当代,刘禹锡研究不如柳学。常德、连州已成立刘禹锡研究学会,有学者将刘禹锡与柳宗元、亚里土多德等进行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刘禹锡一定会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3.从治国安邦之道到民本新论。如果说,《捕蛇者说》描写了蒋氏这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死者相籍”的残酷现实,发出了“呜呼!敦知赋敛之毒有甚者是蛇者乎”的呐喊!充分体现了柳宗元关心民瘼,希望赋税改革的思想。那么,《晋问》则采用对答形式,铺叙了晋地文明,赞美了尧之遗风,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勾勒出至善至美的小康社会。既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又向往中国传统的优良社会风尚,努力构建和谐生活,做到俭朴、谦让、谋虑、和睦、敬戒、淡泊自娱,这都是柳“民利”思想的充分体现。而政论的代表作《封建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申述唯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分封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失在于制,不在政”。对秦王朝的覆灭,他认为“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失不在州,而在兵(藩镇)”。从而提出“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的治国之道,意思是,只要朝廷掌握兵权,慎重地选择任命地方官吏,那么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苏轼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3]王夫之不仅赞同柳以“势”论封建的观点,还在《读通鉴论》中就郡县制的有关问题,如选举任官制、反对封建贵胄特权等发表真知灼见。可知他深受《封建论》的影响。

柳宗元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从舜的德治、孝道,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继而提出了“利安元元”“官为民役”“民利民自利”等观点,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高度。其要点有三:①将“圣人之道”与“生人之道”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贤者之作,思利乎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安利于人”,始终把人民放在中心。章士钊先生将其概括为“人民本位思想”,接近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②巅倒官民关系。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官为人役”的观点,在《送薛存义序》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突破了“君为民之本,民为君之臣”的界定,将官与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颠倒为“役”与“主”的关系,破天荒地指出民是雇主,官则是受雇者。民可以罢免、

处罚佣者(官吏)。这实质上已从“为民做主”上升到“人民做主”的理论范畴,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芒!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公仆论。③“民利民自利”(《晋向》)。“利民”是统治者施行的“仁政”;“民自利”是民众依据自身的意志不受干扰地生存发展,谋取自身的利益。这远远超越了儒家一般的仁政观念,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高度。这与我们今天所讲扶贫不仅要输血,更要增强造血功能如出一辙。

4.“统合儒释”与宋明理学。柳宗元、刘禹锡都喜欢与僧人交往,并互相引见高僧,钻研佛教,探索儒学改革。柳“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学,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认为佛教的教理“往往与《易》、《论语》合,诚采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他认为儒家的礼义与佛家的戒律是一致的:“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并公开提出了“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的主张。刘禹锡也公开宣扬“授佛入儒,他认为佛教有益于教化,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在乱世,佛教的效用就更为显著,它能“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我们知道,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而“阐发生性义理之精微”(《居士分灯录》卷下)。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得到公认,但很少提及柳宗元、刘禹锡的贡献,有的甚至是批评与排斥。这一现象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恢复学术发展的本来面貌。

张勇博士指出:“柳宗元就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其基于‘辅时及物’立场之上的‘三教融合’观,对宋代事功儒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反‘天命论’以及以儒为本融合三教的学术思路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柳宗元不但是宋代事功儒学薪火的传递者,而且是宋明理学理性之种的播撤者。”[1]并一针见血指出,柳因参加“永贞革新”和“佞佛”为宋儒所诟病,遭人攻击,“以致其在复兴儒学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大打折扣”。[2]他认为“柳宗元贡献了两种对宋明理学来说必不可少而又为韩愈所反对的思想:一是反天命论思想;二是以儒为本融合三教的学术思路”。[3]湖南学者李伏清对柳的“统合儒释”做过深入分析,指出:“严格来说,尽管韩愈辟佛理论满足宋人夷夏之别的需求,但柳宗元明确‘统合儒释’的观念更有利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将无同’与‘诸道并行不悖’开放文化政策的贯彻,有利于文化的交融互惠和新思想潮流的产生,宋代新儒家大都‘出入佛老’而成就周邵张二程朱陆王等丰富而又纷呈的思想奇葩即为例证。”[4]

    5.从“元气论”到《天说》、《天论》。柳宗元在永州写的《天对》,是针对屈原《天问》而作,对关于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等一百多个问题进行解答。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屈原提问做出比较全面而系统回答的唯一一篇,故毛泽东主席称赞柳“胆子很大”。《天对》说:“曶黑晰晰,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沌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有“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他还提出:“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呼炎吹泠,交错而动”。其意是说,阴、阳、天三者互相结合,阴阳的互相融合渗透,是由元气来统一的,是在元气内进行的。元气统一体内阴阳两方面采取不同形式的交错渗透,相互作用,就形成寒暑季节变化,生出万事万物。柳把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与自然物质元气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元气化生万物,以及自然现象自生自动自变的最终原因,发展完善了汉代王充的元气自然说。清代大学者王船山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人动,不息不滞。”[5]他认为整个宇宙的运动都是不息不滞,永恒不止的。进而提出了元气不灭即物质不灭思想,把元气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在传统儒学中,存在“无命论”等唯心主义倾向。韩愈任国史馆修撰时,在写给刘秀才的信中,声称做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并表示了消极工作情绪。柳宗元特地写了《与

韩愈论史官书》尖锐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论调。并劝韩愈坚持正道,忠于本职,不要害怕什么天刑人祸。柳在永州还写了《天说》,就“天人之际”问题与韩愈进行辩论。韩愈说天能“赏功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柳说这是荒谬的。他认为,天设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瓜果、疮疖、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哪来的“赏功罚祸”。“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与天地没有关系。柳宗元这一阐明天人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很大。流寓在朗州的刘禹锡,积极参加讨论,接连写了《天论》三篇,就天人关系发表看法。刘禹锡说:“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1]天的优势在于滋生万物,人的优势在于治理万物,所以天、人各有所长,在各自领域,谁也不干预谁,谁也不能取代谁,这便是天与人“交相胜”。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人作为最智慧的生物,只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就能战胜天。《天论》指出“法”是“人之能”的最大优势所在,也是胜天的主要武器,“人能胜乎天者,法也”。[2]法制在社会上得到普遍实施,为“人能胜天”提供了公正原则。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论断,将天人关系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不仅是湖湘文化上的一段佳话,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经典。

6.“文以明道”与创作实践。柳宗元在永州与韩愈一道倡导古文运动,高扬“文者以明道”的旗帜,提倡文风文体政革,并身体力行,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四册共收诗文678篇,其中近500篇写于永州,加上从长安至永州,永州至长安往返途中写于湖湘的诗歌12首,占80%。据笔者早几年统计,柳有42篇诗文选入我国大、中、小学教材,数量之多,各种文体兼备,在古代作家中实属鲜见。读者数以亿计。“韩柳文章李杜诗”(王禹偁《赠朱严》)。2007年中国书友会、人民网文化频道和搜狐网读书频道共同主办“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中文作家”评选活动,排名前十位的是李白、屈原、杜甫、曹雪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其中唐宋八大家占了一半,也验证了“文章千古,韩柳欧苏”的称誉。

刘禹锡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作家。他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谢采伯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笔记》)刘的作品保存比较完整,岳麓书社《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收诗801首,文223篇。其中写于朗州、连州的200多篇,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刘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最大,包括短小精悍的杂文。散文也有不少佳作,“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柳宗元说)。刘诗数量多,内容丰富,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刘白”。莫砺锋教授在《“刘柳”与潇湘》(复旦学报(社科版)201805期)一文中,认为刘禹锡与柳宗元诗才相当,谪到潇湘流域的人生经历也高度重合,但两人潇湘诗的成就并不相侔。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柳的潇湘诗渗透了更加饱满的感情,其哀婉凄恻的诗风也更加符合潇湘的地理文化背景,从而取得的成就更大。同时指出奠定刘禹锡诗文 地位的名篇多数作于他离开潇湘之后。文章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应予肯定。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柳流寓永州,这是潇湘原生处、潇湘核心地带,而刘所处的朗州属湘、澧之间,在中唐尚未纳入湖南观察使的范围。刘到连州,属潇湘边缘地带,大历三年(768)改隶广州管辖。生活环境对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柳在永州感受到楚越风俗的强烈,但他不是用具体的意象来反映,而地通过概括性的语言叙说。如“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这恐怕与他当时的心态、写作切入点有关。而在柳州,他却写出了《柳州峒氓》等民族特色浓郁的诗歌。刘以潇湘为题材的作品不多,《潇湘神》委婉凄绝,堪称上乘之作。刘擅长关注风土人情,吸取民歌营养,创作了《采菱行》《竞渡曲》等系列作品,其中有《莫傜歌》等三首歌咏瑶族生活的诗作,在唐诗的浩翰海洋中属凤毛鳞角。这是柳所不及的。笔者写有《刘柳笔下的瑶族风情与楚越风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03期),可参阅。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的生活经历更加丰富,所写寄托人生感悟,咏怀历史的佳作颇多,有不少千古名篇,千古名句。“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成为经典咏流传。蒲宇平《读懂诗人才懂诗》,介绍唐朝十八位重要诗人的生平与故事,刘禹锡与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名列其中。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涉及刘的作品不少,显示了鲜活的感染力。还有两点特别值得称道:一是刘禹锡喜欢交友唱和,曾将自己和白居易、元稹、裴度、令狐楚、李德裕的唱和诗分别编为《刘白唱和集》、《洛中集》、《吴越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等,“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二是为挚友吕温、柳宗元编辑文集,编辑医药验方《传信方》两卷,还编录已作40卷,后又删选其中四分之一编为《刘氏集略》10卷。他是名符其实的优秀编辑家,文人相亲的楷模。

叶德辉论湘学曾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答人书》)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相吻合,其源头是炎帝文化、舜帝文化。柳宗元、刘禹锡是“八司马”的杰出代表,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已经得到公认,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应该得到重视。通过深入研究,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应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让柳宗元、刘禹锡成为之湖湘文化的亮丽名片!

 

作者简介:吕国康(1948—),男,湖南永州人,湖南永州柳宗元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科技学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柳学、潇湘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柳宗元研究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6BZW034)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

[3]吕国康.柳子风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M].合肥:黄册书社,2010.

[6]李伏清.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