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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导读
 
柳宗元研究:第22期  加入时间:2019/8/2 16:56:00  admin  点击:204

 煌煌高论启学人

——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导读

 

 

 吴同和

 

 

 

【摘  要】《与友人论为文书》是一篇旨在主张作品内容和形式力求创新,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提倡作者加强主观修养的文学理论文章。磨研咀嚼柳宗元煌煌高论,对于青年朋友加强自我修养,反照自己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学生粗知写作律规,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对语文教师指导学生做人作文,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煌煌高论;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少文人,虽然创作实践硕果累累,但在理论研究上却没有什么建树,如大名鼎鼎的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李白、杜甫等;还有些文人,文学理论研究前无古人,指导、规范并影响过数以千万计作家的文学创作,而他们自己在创作实践中却少有成果,如人们所熟知的刘勰、钟嵘、王国维等。柳宗元则不然,他既有诗文创作的硕果,也有理论上的突破。作为一代宗师,柳子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举凡诗文骚赋、记传序跋、寓言杂感,奏状碑铭……均有传世之作。同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艰苦的探索、借鉴、积累,他总结出一整套系统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涵盖了写作学的方方面面,如作者修养、文道统一、写作目的、写作态度、写作技巧、语言表达等等。倘能将柳宗元所有“论文”的书信和相关文章编辑成册,简直就是一本洋洋大观的“写作指南”。有学者以为,柳宗元的文学理论“指导后学,领袖文坛,促进了一代文学的变革和创新”(孙昌武《柳宗元评传》),这实在是并不夸张的。

《与友人论为文书》是一篇旨在主张作品内容和形式力求创新,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提倡作者加强主观修养的文学理论文章。磨研咀嚼柳宗元煌煌高论,对于青年朋友加强自我修养,反照自己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学生粗知写作律规,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对语文教师指导学生做人作文,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章劈首以设问句领起,发人深思:“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答案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也许有人以为“万事开头难”,有人以为组织材料难,有人以为意境开掘难,有人以为语言表达难,有人因腹中空空而视写作为天下第一难事……柳公撇开这些人们常见的难点不谈,甚至连“比兴之不足,恢拓(开拓,扩展)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颣(偏颇不平。引申为瑕疵,缺点)之不除”等难点也予以排除,提练出一个全新命题:“古今号文章为难……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意思是,有真知灼见非常不易,而好不容易摸索积淀的“知见”,为人们理解、接受,更是困难。这个命题,既是本文中心论点,也是柳宗元关于“为文”的重要“知见”。

围绕中心论点,分三段进行论证。

第二段重点谈“得之为难”的原因,分两个层次进行论述。

“苟或得其高朗(高明的见解),探其深赜(幽深,深奥),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这是第一层。意思是,作者如能偶获真知卓见,在探索、论证其精深道理时,难免有阙漏杂芜,但这只是如同日月亏缺,白璧微瑕而已,不会损害“知见”的价值。言下之意,有的作者因为主观修养不够,只要听到一两句批评意见,便会自动放弃,导致千辛万苦获得的顿悟偶得,不能继续“探其深赜”,以致于功亏一篑。柳公用“日月之蚀”“大圭之瑕”为喻,以反问的形式,规劝那些“得其高朗”的“为文之士”,不可以轻易放弃,要坚持加强主观修养,坚持“探其深赜”。

第二层七句话,阐析了自孔氏以来成功者“越不过数十人”的客观事实,进一步论证“得之为难”的观点。虽然“兹道大阐,家修人励”的好风习沿袭近千年,虽然“役用(使用)心神者”不可胜数,但真正能“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的“为文之士”却寥寥无几。“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裂:剪裁。绮绣:原指有文彩的丝织品,这里引申为华丽的文采),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踯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其余的人谁不想以华美的文章与日月同辉,傲视万物,称雄百代之后呢?但多数人却徒有雄心不能成功,徘徊而无法前进,以致于筋疲力尽,抱憾而亡。这“残酷的现实”,足以使主观修养尚停留在表浅层面的“为文之士”,视写作为畏途。

欧阳修《伶官传序》曰:“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得之为难”“失之非难”,古今皆然。现实的情况是,“得其高朗”又“探其深赜”“为文之士”,至少面临两大考验:可能因文章有细疵微瑕而放弃,可能因成功希望渺茫而停步。柳公希望他们能经受考验,不要轻易放弃。两个反问句(“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雄峙于百代之下乎?)一个感叹句(“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已蕴无限情意于其中矣!

三四两段重点阐述“知之愈难”的道理。“嗟乎”一词引领两段文字,内涵丰富,感情复杂。作为一个感叹词,“嗟乎”包含有对世风不正的哀叹,有对世人不知“璞中须有玉如丹”的惋惜,有对当年某些“为文之士”“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卑劣行为的唾弃,有对谬种流传,“夺朱乱雅,为害已甚”的气愤……顺着这条五味杂陈的感情线索,柳宗元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透析、论证。

第三段,正面论证“知之愈难”。首先从社会风气入手,谈“知见”难以为人所知的原因。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同时具备际遇好、官位高、交际广等条件,纵使“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也是枉然;然后谈成功者“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的普遍规律,并以西汉著名辞赋作家杨雄和史学家司马迁为例,予以佐证。这就启示“为文之士”,必须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郑板桥《竹石》)的精神风骨,坚持“探其深赜”,锲而不舍,才有可能如杨雄、司马迁等人那样名垂青史。

第四段,反面论证“知之愈难”的道理。由于少数“为文之士”灵魂肮脏,手段卑劣,混淆视听,以假乱真,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那些真正“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虽为寻求“知见”而煞费苦心,已近甚至可能已达他人所欲达而未达之境,但当他们将“得之为难”的“高朗”之作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却疑其“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得之”者有更高的主观修养,相信自己的“知见”存在价值,“乱云飞渡仍从容”,坚持不为所动。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拥有更多的“知之”者。

由此可知,对于“为文之士”来说,“得之”有考验,“知之”更有阻力;但若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主观修养,则得之不难,知之亦可望矣!

最后一段,表面看来,好像只是几句客套话,与中心论点“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的阐析并不相干。其实不然。柳公“久滞而不往”,送给友人“鉴视”的48篇文章果真是“击辕拊缶(辕缶:原指低级乐器,比喻粗糙的作品)”之作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想见,友人得之,如获至宝,披阅思考之后,定然会渐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的深刻内涵和加强主观修养对于阐发“知见”的重要意义。

《与友人论为文书》写于湖南永州。永州十年是柳宗元创作全面丰收的时期,也是他官场失意,“投荒万死”的劫难之时。他艰苦探索,潜心写作,各类作品,“得之”非常不易;他命运多舛,官微言轻,其“卓然自得”的佳作华章为人“知之”更难。但柳公却能排除各种干扰,仍然坚持“奋其间”而不辍。至于其“高朗”之作,是否可“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则不是柳公所考虑,也不是友人所能知道的。

参详至此,有必要与青年朋友分享一代宗师柳宗元关于文学方面的重要“知见”。

众所周知,韩愈柳宗元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他们写下的几百篇古文,一扫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熔叙事、说理、抒情为一炉,开启了不平则鸣、文从字顺、充实流畅的散文新风,将古代散文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地。同时代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称赞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柳宗元有非凡的洞察力、思考力、创造力,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及文学思想,反映在各类著述之中,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如柳宗元提出的“文者以明道”文学思想,就顺应了中唐社会的时代要求。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申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文者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进而指出,他为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语气作之”……意思是,他写作,惧怕下笔不郑重,态度不严肃,模糊杂乱,充满骄气……害怕下笔草率,文风浮滑,影响读者正确辨明事理。

柳宗元认为,“文者以明道”的特点是:反对墨守旧说,扶导圣教;主张将文章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敢于发前人之所未发。《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这段话的意思是:圣人的言论,是期望文人用言辞阐明至道。因此,学子们务必要探索“道”的真正内涵,而不是一味追求表现它的辞藻。为了达到“明道”目的,必须反对那种空洞无聊的“务采色、夸声音”的文风。《杨评事文集后序》曰:“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意思是,写文章有两条路:辞令褒贬的把控,源自作者本心;扬弃和讥讽,源于比喻起兴。作文要领,在于立意须高壮广厚,用词正当并且道理完备。这类文章,适合收藏在书简文库之中。使用比兴,要求华丽规范清越跳腾,言辞流畅意蕴多维,这类作品,适合人们口耳相传。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要发挥“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功用,作家须弘扬儒家之“道”,要言之有物,切中时弊,不能延续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文章既需要言之有“道”,又不可拘泥于“道”。同时也需要有美感、有文采。《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曰:“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意思是,文学创作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吸引读者、感染读者;而作者如果仅拘泥于“道”,创作就缺少生气。

除此而外,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还提出了“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的文学主张。意思是,读书人应以德行修养为本,在德行中,真诚必须摆在首位。这一文学思想,将文学创作人性化,对创作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以上论述是柳宗元关于“文者以明道”的部分“知见”,这些“知见”和相关作品,是否为后来者接受呢?

曾几何时,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并未为世人所接受。广义地说,中唐时期,柳宗元的传播接受仅限于刘禹锡、韩愈等“朋友圈”内,传播其作品的人较少;晚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柳宗元接受出现少有的寂寞;至宋,才形成柳宗元接受史上第一次高潮。元明清时期,其接受呈起伏不断之态。有一个小资料,很有说服力:柳宗元一生,创作各类诗歌凡164首。浏览古今各种诗歌选本,却惊奇发现,柳诗入列者少之又少。如由宋·谢枋得选辑《重定千家诗》和明·王相选辑《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的蒙学读本《千家诗》,诗歌多数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妇孺皆知,且能朗朗上口;然而这本诗集竟然未选录柳宗元任何诗作!清·孙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蘅塘退士”署名选辑的《唐诗三百首》,世代相传,名气极大,但柳诗仅有4首:《江雪》《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溪居》《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清·王士祯沿袭洪迈选诗体例,编《唐人万首绝句选》,录柳宗元绝句5首,不过万分之五!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收录的柳诗数量达41……而如今,柳宗元的作品和“知见”、他的创作实践和感悟,已成为“为文之士”的写作宝典;《江雪》《渔翁》《愚溪诗序》《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封建论》等作品陆续出没于大中小学教材;柳学研究业已深入到政治、宗教、哲学、伦理、史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各领域,且走出国门,为世界各国“为文之士”争相学习磨研。

《与友人论为文书》的接受也是如此。当初只是柳公与友人切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心得体会,而如今,已是一篇“指导后学,领袖文坛,促进了一代文学的变革和创新”的重要理论文章。

 

【附原文】

与友人论为文书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

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馀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踯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虐今者,比肩迭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

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滞而不往也。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也。击辕拊缶,必有所择,顾鉴视其何如耳,还以一字示褒贬焉。

 

【参考文献】

1〕 曹明纲标点.柳宗元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

2〕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古代散文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3.07

4〕 吴文治 谢汉强 .柳宗元大辞典M〕,2004.10

5〕 吴同和.柳宗元绝句新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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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吴同和(1941—),江苏兴化市人,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湖南省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舜文化学会理事,舜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湖南科技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