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至交考

郭新庆

柳宗元与吴武陵

　　在永州与柳宗元交往最密的是吴武陵，两人并保持了一生的友谊。吴武陵（？-834），原名侃，濮阳（今属河南）人，徙居信州贵溪（今江西上饶县）。元和二年（807）进士。元和三年（808），因事被贬到永州，与柳宗元结识。《新唐书·吴武陵传》载:“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进士第。……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吴武陵能文章，有史才，著有《十三史驳议》二十卷，已佚。因有文名，淮西节度使吴少阳闻其才，遣客郑平邀之，将待以宾友，吴武陵不答。后来吴少阳儿子吴元济反叛，吴武陵遣书斥责。《新唐书·吴武陵传》载《遗吴元济书》说：“夫势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tiǎn灭绝）物败俗，不可谓智；一日破亡，平生亲爱连头就戮，不可谓仁；支属繁衍，因缘磨灭，失魂伤馁，不可谓孝；数百里之內，拘若檻穽（牢笼），常疑死于左右手，低回姑息（宽容），不可谓明。且三皇以来，数千万载，何有悖理乱常而能自毕（了结，终止）者哉？”观此文风，真有秦汉文的纵横之气。所以，柳宗元说吴武陵“可以兴西汉之文章”。从中可看出吴武陵反对藩镇的鲜明态度，不但不为之所用，还公开斥其反叛。吴武陵劝吴元济归顺朝廷。

　　元和三年(808)初，吴武陵贬来永州，两人交往密切。柳宗元感慨说:“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复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柳宗元的重要著作《贞符》和《非国语》都是在吴武陵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柳集》里存有柳宗元和吴武陵讨沦《非国语》的《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还有多篇为两人同送别友人诗而写的序。思想默契，情深意浓。柳宗元《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说：“吴武陵，刚健之士也，怀不能忍，于是踊跃其诚，铿锵其声，出而为之诗，然后慊（qiè惬意，满足）于内。”陆梦龙《柳子厚集选》卷三对此解注说：“曲尽郁（忧愁、气愤等）勃之志。快士哉！而世犹少武陵何耶？”吴武陵来永州时，曾“奉先人（指其父）文集十卷”，请柳宗元“文冠其首”，也就是作序。柳宗元遍观吴父文集作《濮阳吴君文集序》赞之曰：“居乡党（乡里），未尝不以信义交于物；教子弟，未尝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贤士，率与亢礼（以平等礼节相待）。”柳宗元说：“古之太史（史官之长）必求人风，，陈诗以献于法宫（朝廷），然后材不遗而志可见。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尽用古道，故吴君之行不昭，而其辞不荐，虽一命于王，而终伏其志。”柳宗元这一慨叹，世之多矣。从来文人穷老尽气，虽有所述作，如汗牛充栋，终不免泯灭无闻。这里的汗牛是被文人书籍累的。柳宗元《濮阳吴君文集序》还在，而吴父文集早在历史中湮（yān）没了。天下事始终相与之谊太难测了。柳宗元和吴武陵是很特殊的朋友，从年龄和资历上看，吴武陵应是晚辈，他“每以师道”事柳宗元，柳宗元“每为一书，”他都“必大光耀(光大，炫耀)以明之(宣扬不引人注易它)”。柳宗元慨叹说:“是足下(指吴武陵)之爱我厚。”庆幸这些文字传留于世，让后人得见古人的情谊和风貌。

　　《柳集》有一篇《复吴子松说》，是柳宗元回复吴武陵谈论松树的事。这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千百年来似乎从未经人读破，致使今人想解读它，竟找不到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可以借助。章士钊史眼很毒，他一语破的，说此一小品文，为《柳集》中说理最精之作，是子厚笃信庄子自然之说的明证。正所谓微言大义，小文章藏寓大洞天。短短三百余字，好像在回放一千多年前古人在谈天说地、议辩自然人生的情景。吴武陵为人奇气，读书多，察物锐，能为俊辩。一日，他以松树外皮的纹理向柳宗元发问：“疑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果气之寓欤？为物者裁而为之欤？”武武陵说这些诡怪又有条不紊的树纹，与人的贤肖、寿命的短长、人生的贵贱相比，有什么寓意和寄托吗？，是偶然得之，还是造物者特意制造安排的？这激起柳宗元的兴致，柳宗元用《天说》的自然唯物史观，毅然为之作答说：余固以为寓也。子不见夫云之始作乎？勃怒冲涌，击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嵽嵲（diéniè山势高峻的样子）为宫室，谁其搏而斲（zhuó砍削）之者？风出洞窟，流离百物，经清触浊，呼召窍穴，与夫草木之俪偶（成双成对）纷罗，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无裁而为之者。又何独疑兹肤之奇诡，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参差不齐者哉？是固无情，不足穷也。柳宗元说这些不过是一种说辞而已。凡物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外力特意安排的，假如说有，凡主张这样看法的人都是荒谬的，而成于自然者无不善。不论是树的诡怪纹理，以及云风、草木、人禽，无不都是依托大自然而生成和流动的。没有什么人或外力能特意剪裁安排它们，这些自然之物与人的贤肖、寿夭、贵贱也没有什必然的联系。“是固无情，不足穷也。”柳宗元篇尾说，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衡量）褒贬黜陟（chùzhì指官吏降免或升迁）不解，一升就忘乎所以图利；一降就清明沖淳（淡泊，淳厚）者尽去。与之相反，柳宗元从不相信那些“蒙瞀僻邪”的东西，既使在极端困苦的时候他也始终坚守“清明沖淳”的情操。柳宗元顺从自然，信奉大中之道，到死也没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柳宗元赞美吴武陵是千百年来罕见的一二者，乍闻不解，可转而思之，中唐时，佛道盛行，阴阳五行、鬼神迷信交织，能如《天说》思想者，世有几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说：此文由树纹推论到天子求士黜陟升降而不得其道者，是吴武陵感伤柳宗元长年遭贬，要为他诉说申理有关，这是有道理的。小文章，大道理。借物寓理寄情，是历来为文之道。欧阳修《醉翁亭记》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苏轼《宝绘堂记》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柳宗元从“木肤怪文”，说天地大理，这不是一般为文者可比的。

　　在永州，柳宗元和吴武陵居一水之隔，吴武陵住在潇水之西。一次集会，吴武陵不在，虽仅隔一溪之水，柳宗元还是按捺不住情感，连夜作诗《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赠吴武陵，以表相思之情。诗中有“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风。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与同。”之句。古诗中常以美人喻思念之人，这里是指吴武陵。人隔一水而居，虽只一天没见，就有秋风相送。柳宗元说，相知之人不会因时空阻隔而淡漠；而不相知之人就是同席相对也不会有情感交流。《柳集》里还有一首柳宗元赠给吴武陵的诗《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也是表答两人情感的，诗里还多愤疾不平的讽刺之辞，他为吴武陵叹惜，美其人有奇抱，惜其世无知音。柳宗元曾在《与杨京兆凭书》里向杨凭推介吴武陵，希能寻机举用他。柳宗元说:“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当时同贬在永州的还有李幼清、元克己，他们经常在一起集会，探西山之幽，游小石潭之景。

　　其实早年在长安时吴武陵就与柳宗元相识。柳宗元非常赞赏吴武陵为文。他在《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说:“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序里说的杜留后即《童区寄传》中的桂部从事杜周士。这个人一生中大多时候都在边镇做幕府。所谓幕府也就是幕僚，是边镇将帅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助理人员。贞元、元和之交，杜留后出任桂幕时来永州，柳宗元与吴武陵以诗文送之，这应是元和三、四年间的事。后来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评赞吴武陵说:“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深井观日，舒朗至极，心悦之情，一语道出。其用语之精妙，让人合卷难忘。可见吴武陵文笔之大气，为人之豪放。《全唐文》存吴武陵文章六篇。纵观吴武陵一生行事和存留的文章，其志不在文章，而在用事。他有一篇《上崔相公书》是说举荐人才，改革朝政的。文中说：“昔者获侍坐于东掖（东宫），窃闻余论：吾之行己，略无遗事，独未能举贤士大夫于朝为恨耳。武陵诚愚，不觉窃抃（暗之欢喜），以为明哲之达，比将与人同。（盼）举善黜恶，大尧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先相国居位旬朔（十天或一月），而所举者亦数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举阿谁，所黜阿谁。自秋徂（cú到）春，非特（远不止）旬朔。岂天地无其人耶？……生人可怜，勋业可惜，伏惟相公越群士之胸臆，故为踌躇，天下幸甚。”在当时官场要“举善黜恶”，只是作者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文中尽管用语激切，可也无法改变“生人可怜，勋业可惜”的局面。《阳朔县厅壁题名》记山势水态说：“群山发海峤（近海多山之地），顿伏腾走数千里而北；又发衡巫，千余里而南，咸（全，都）会于阳朔。朔经四百里，孤崖绝巘（yǎn山峰，山顶），森耸骈植（茂密），类三峰九疑（山名），析（劈开）成天柱者，凡数百里。如楼通天，如阙（宫门外两边的搂台）凌云，如修竿（长竹），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马而驩（欢），如阵将合，如战将败，难乎其状也。”少年气盛，模山范水，如目亲临。

　　吴武陵有两篇写景的文章：《新开隐山记》和《阳朔县厅壁题名》。受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吴武陵记山水文写得雄放大气，都很有特色，是此前写景和唐人写“厅壁记”少见的文章。《新开隐山记》刻画钟乳情状说：“北上四十步，得石门，左右剑立，矍然（jué惊视的样子）若神物特（持）之。自石门西行二十步，得北峒，坦平如室。室内有青缥若绘，积乳旁溜，凝如壮士，上负横石，愤怒若活。……自岩西南上，陟飞梯四十级，有碧石盆，二乳窦滴下，可以酌饮。又梯九级，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间有水无源，香甘自然。可以饮数十人不竭。还自石盆东北上，又陟飞梯十二级，得石堂，足坐三十人。乳穗骈垂，击之铿然金玉声。”“像这样的写景之文，在唐代，可谓奇观。柳宗元永州诸记，旨在抒情，不在状物。虽有刻画，与此不同。这样的文章，也不同于前代山水记之片断描述，更不同于后代旅行记之详记道里。而是目到笔随，穷形尽态，不假夸张，而自然引人入胜。”（郭预衡语）《阳朔县厅壁题名》写“孤崖绝巘（yǎn山峰，山顶）”，也很有特色，气势逼人。文如其人，气势如人。

　　吴武陵对柳宗元也是情深终生，从史料上看，吴武陵是当时唯一敢于直言为柳宗元喊怨叫屈的人。《新唐书》本传说:“及为柳州刺史(指柳宗元)，武陵北还，大得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曰:‘西原蛮未平，柳州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打雷)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整天)。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指免罪被提拔)，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吴武陵《遗孟简书》，为柳宗元鸣屈，义愤填膺，情辞激烈。“仅此数语，已不同一般，其气势之盛，当代文章，罕与伦比。孔融《论盛孝章书》，可以连类。孔融是‘气胜于为笔’的，由此可见，武陵之文，是同古人以气为文者一脉相承德。柳宗元说他‘才气壮健’，大概正是指他为文的这一特点。”吴武陵后来还向唐、邓节度使李愬推荐过革新派的骨干成员李景俭，据说诗人杜牧也是受他提携中进士的。史说他有“知人之明”，是个“奇谲(jué奇特而有机谋)”之人。后来平淮西叛乱时，吴武陵让韩愈向裴度献策。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他举荐吴武陵主管北边盐务。宝历年间，吴武陵曾出使番禺。后又为太学博士。吴武陵晚年做韶州刺史时，因事获罪，在鞫(jū审问)讯时，因不满主审科第少吏的躁动，题诗路边的佛堂说:“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zhān猛禽)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其豪气穿透千载，今天读来如见其人。史称：“以赃贬潘州参军”，死在任所。吴武陵无子，二女。古时家承文化的影响很深，往往其性情相似。据史载，吴武陵兄子吴湘，会昌五年（845）因赃被淮南节度使李绅下狱，死狱中。大中二年（848）其兄吴汝纳为其鸣冤，案翻，李德裕即以湘狱贬死崖州。古时豪气之人，大多都是因不就权贵含冤而亡的，这是那个社会的死结。可这些人留下的气节一直在激励后来的人。

柳宗元与吕温

　　吕温是柳宗元的好友。元和六年(811)九月，吕温死于衡州刺史任上，四十岁。柳宗元悲痛万分。写《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和《祭吕衡州温文》，作诗《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和《段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追念他。如此多篇幅和长言悲叹，《柳集》里是少见的。诗题说的刘二十八，即刘禹锡。二十八是排行，在唐代朋友间好以行第相称。江陵李元是指李景俭和元稹，二人都是吕温的好朋友，曾为监察御史。吕温出使吐蕃时，李景俭居母丧，故二人均不在八司马之列。此时李元二人因事贬在江陵（今属湖南）；而吕温死后因贫故，曾临时安葬于江陵之野，所以柳宗元把诗也寄给李元二人。吕温死时，刘禹锡、李景俭、元稹均作《哭吕衡州》诗哀悼他。《段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里段秀才，即段弘古，是柳宗元和吕温的好友。《吕温集》有赠段诗，《柳集》有祭段文及墓志。柳宗元《段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说：“交吕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情真意切，挚诚感人，可见二人情谊之深笃。这种悼念亡友的情感，在《祭吕衡州温文》里表现的更加激烈，柳宗元疾呼道：“呜呼天乎，君子何厉（恶）？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仇之。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yāo使早亡）其身。吾故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今于化光（吕温）之殁（mò死），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复呼以云云。”柳宗元不信天命鬼神，这是对皇权社会的控诉。

　　吕温，字和叔，别字化光，祖籍东平(今山东泰安)，后迁河东。温祖上皆以文学至大官，他也始以文学震三川。吕温有一篇《三受降城碑铭》，其中有一段描述三城情势的话说:“分形一据，同方而守，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纳阴山与寸眸，举大漠以一掌，惊尘飞而峰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鸣，涉河而南，门用晏(yàn安宁，安逸)闲。”可谓大气磅礴，气冲霄汉。文中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逼人的气势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上面说的的三川，是指伊、洛河一带，不是唐时四川三大节镇合称的三川。吕温虽不在八司马之列，却是王叔文和八司马都非常倾服的人，说他有雄才大略，是富于策略之豪士。志趣相投，与柳宗元交好的吕温有一篇《三受降城碑铭》，对三城之势的描写也相当精妙，其文曰：“分形以据，同力而守，东极于海，西穷于天，納阴山于寸眸（眼睛），拳大漠（沙漠）于一掌，惊尘飞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鸡，涉河而南，门用晏闲（安闲）。”豪迈之气跃然纸上。从中可以看出柳宗元身边朋友的为人和气质。

　　贞元十四年(798)，吕温二十八岁时，作《诸葛武侯庙记》言民不思汉，“惟活元元”（老白姓）。其民本思想，与柳宗元“利安元元”，浑无二致。其《古东周城铭》并序说:“为仁不卜，临义不问。无天无神，唯道是信。兴亡理乱，在德非运。”吕温与柳宗元一样，公然向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左氏》展开挑战。他说无天无神，唯以《春秋》大义为人生信念。吕温的这些大气豪放的议论，可与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相比翼。永贞革新时这群豪放风发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显然是相同的政治理念和不同凡俗的思想使然。从《柳集》看，柳宗元最早是从吕温那习得陆质《春秋》之说的。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说:“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贞元十九年（803），吕温因文名被德宗擢为左拾遗。永贞革新时，他出使土蕃未被牵连。元和元年（806）回朝任户部员外郎。因得罪宰相李吉甫被贬为筠州，再贬道州刺史，后又迁衡州刺史。吕温在二州体恤百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热爱。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说:“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饮酒，是月上戊(wù戊子社那天)，不酒去乐，会哭与神所而归。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间，其哀声交于北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盖尝闻于古而覩(dǔ看见)于今也。”柳宗元说永州在二州中间，岸上和舟船上的哭声，他都能听到。柳宗元说，这样场景，只在古书里听说过，今天看到了。吕温在道、衡二州为政，其诗文可窥见一斑。《吕温集》有《送江华毛令》绝句诗曰：“布帛精粗任土宜，疲人识信每先期。今朝临别无他嘱，虽是蒲鞭也莫施。”诗中的蒲鞭，是指用蒲草做的鞭子，用以表示薄罚宽仁。作为一州之长，在为督赋县令送行时，所嘱之言如此，这在历史上没看见过，而观柳宗元和八司马为人行止，这绝非是溢美之辞。柳宗元慨叹道：“君之志与能不施于生人（老百姓），知之者又不过十人，世徒读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即治行，也就是治理政务的成绩），不知二者之于君其末也。呜呼！君之文章，宜端于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极言也，独其词耳。君之理行，宜及于天下，今其闻者，非君之尽力也，独其迹耳。万不试而一出焉，犹为当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则巍然为伟人，与世无穷，其可涯也。”柳宗元为吕温言行不为人知、不行于世，“志不得展”而叹息。他说，观微知著，只要他和吕温所追求的治世之道得行于一二，就可巍然为伟人，普惠于天。当时有个叫元微之的人，行辈在柳宗元等人之后。他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以文被召幸于太子宫，扶侍太子。此人与吕温交笃，吕温死时，他作诗《哭吕衡州》六首。其中曰：“儿童喧巷市，羸(léi瘦弱)老哭碑堂。”又有曰“满船深夜哭，风棹(zhào桨)楚猿哀。” 元微之诗中说的这些场景恰好与柳宗元的记述相印证。八司马遭贬后，柳宗元等人曾期其大用，求蒙其益，可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吕温并非八司马，同志知己者也。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说：“海内甚广，知音几人?自友朋凋丧，志业殆绝。”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记其事说：“师吴郡陆质，通《春秋》，从梁肃学文章。勇于六艺之能，咸有所祖。年益壮，志益大。遂拨去文学，与隽（juàn通“俊”。才智出众的人）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欣喜的样子）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每与其徒，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间，诋诃（dǐ hē指责）角逐，叠发连注。得一善辄盱衡（xūhéng睁大眼睛，，扬起眉毛）击节，扬袂（mèi袖子）顿足，信容德色，舞于眉端。以为按是言，循是理，合于心而气将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能阏（è堵塞）其势而争光者。”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刘禹锡《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诗叹曰：“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 吕温死后二十三年，太和七年（834），其女婚嫁。《旧唐书·武宗纪》载：“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839年，也就是婚后五年），敏心疾乖忤（guāi wǔ违逆，抵触），因以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姪女配合。”按唐时婚俗，女二十五岁后出嫁，当属晚婚。吕温女离婚时显已过三十岁，再经数载，到武宗朝复合时已是三十几岁的大女。柳宗元与吕温是表亲，应是那种同宗的远亲。古时所谓表亲，是指父亲姊妹，母亲兄弟姊妹所生子女间的关系。吕温也是河东人，其父吕渭，官为礼部侍郎、湖南观察使。其母是河东郡夫人柳氏，外祖父作过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吕温兄弟四人：温、恭、俭、让。吕让是吕温幼弟。吕温为衡州刺史时，吕让曾自衡州来永州看望柳宗元。柳宗元作《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鼓励他。

　　古语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交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和为人。柳宗元始终生活在感情世界里，他对情感的执着，对亲友的眷顾，在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亲情和朋友的友情又是支撑他长年在残酷恶劣贬境里生存，并走完一生的精神支柱。这些和我们前面说的韩柳之间的交往好像并不完全一样。柳宗元与八司马等人的交往最让后人倾服，他们政治上志趣相投，是同志，是知己，感情上情趣相依相印。正如清代李越缦说：“八司马中，固多君子，其气象格律，皆出于学问。”这种用生命和心志相交的友情，天长地久，一直在感染着后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