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观柳（八题）

——关于柳宗元的随笔

杨中瑜

见习御史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闰十月，由于李汶的推荐，30岁的柳宗元由蓝田尉（实际上他并没呆在蓝田，而是长期留在京兆府）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同事。御史台这个部门不可小觑，它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监察御史是御史台的属官，“里行”是见习的意思，按照当时规定，常由资历不高或新进者充任，相当于现在的实习官。

　　作为在御使台打杂跑腿的里行，柳宗元还没有资格每天上朝去朝见天子，但是这毕竟让他接近了政治核心，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官员。柳宗元任里行前后约一年半时间，即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闰十月到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崩太子李诵（顺宗）即位。从《柳宗元集》来看，柳宗元没有记录与他工作有关的事情（比如查办了哪些案子，惩治了哪些污吏），韩愈和刘禹锡的文集里也没提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柳宗元干了一些什么。不过，与韩愈、刘禹锡同事，这就是柳宗元人生中的最大收获，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他的好友，尤其是刘禹锡，可谓生死弟兄。

　　其实，柳宗元在这段时间的另一收获就是结识了“二王”（王伾、王叔文），这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旧唐书》载：王伾是杭州人，时任太子侍书；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时任太子侍棋。由于德宗是一个昏庸、贪婪、刚愎自用的人，当时社会政治十分黑暗，连太子也表示不满，“二王”终日侍候太子，便纵恿他即位后改革，太子默许，“二王”开始物色人才，这样就将刘禹锡、柳宗元等“愤青”网罗了到自己麾下。

　　柳宗元为何能引起“二王”的注意？大概跟他在这段时间写的几篇文章有关。在御使台工作期间，柳宗元结合朝廷具体行事写了《蜡说》、《天说》、《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内容既有宣传无神论的，也有主张政治革新的。比如，他在《守道论》中说“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丧其本矣。”在《六逆论》中，他对《左传》记载的“六逆”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乃乱本之说是错误的，对于人才，只要“圣且贤”，那么即使贱、远、新，都应重用；反之，如果是“愚”，即便是贵、亲、旧，都不宜重用。他的这些观点与王叔文不谋而合，王叔文掌权后的一系列“拔新”举措就是证明。　　

温情韦刺史

　　其实，在永州的几个刺史中，韦宙是个很温和的领导，对柳宗元的关照也不少。他是京兆人，观察韦丹之子。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秋，任永州刺史，柳宗元为他写过《代韦永州谢上表》。

　　韦宙也很欣赏柳宗元，他早就仰慕柳宗元的文名。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到永州请柳宗元为他写了谢上表之后，却接到朝廷要他加强对柳宗元行踪监控的密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就在他来永州之前的一个月，柳宗元外出散步，碰到了一个姓蒋的捕蛇人，听了蒋氏的倾诉后，写了一篇《捕蛇者说》。由于这篇文章含沙射影，加上柳宗元的文名，问世后被人争相抄阅，早就传到了长安。实权宰相武元衡和宦官俱文珍、刘光奇等人知道后，气得够呛。由于按照当时惯例，被贬谪的官员不在五刑之列，朝廷不能直接处死柳宗元，所以他们只好下令永州刺史暗中监督，以便搜集柳宗元新的犯罪证据。

　　中秋之夜，韦宙单独邀柳宗元到府上赏月。吃了一个月饼，喝了几口浓茶之后，韦宙突然很严肃地问柳宗元：“敢问柳司马有几个脑袋啊？”

　　柳宗元一听，感觉氛围不对，于是惶诚惶恐地说：“刺史大人难道要取在下首级祭月？”

　　韦宙摆手道：“如此明月，说以首级相祭，实在是玷污啊！”

　　柳宗元迷惑不解：“那么，大人的意思是……”

　　韦宙说：“我的意思很简单，你以后写文章要小心点拉，别那么张扬，一篇《捕蛇者说》吓得朝中百官丧胆，他们来函要我监督你呢！”

　　柳宗元一听，脊梁顿时冒汗，他张皇地说：“对不起啊，大人，下官给你添麻烦了。”

　　韦宙哈哈大笑：“刚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介意啊！说实话，我们男人就是要活得有尊严有骨气，他们来函是真，但是你尽管凭良知去写，不要怕，只是不要马上把那些锋芒毕露的东西散传出去就是。”

　　韦宙的肝胆相照，令柳宗元十分感动。后来，他在考虑到处理各种微妙关系的前提下，继续写出了《段太尉逸事状》、《封建论》、《三戒》等优秀作品。

　　韦宙也关爱百姓，永州干旱，他还带领永州官员到七十里外的黄溪祈雨，柳宗元还根据所见，写下了《永州八记》之外的另一篇著名游记《游黄溪记》。　　

别搞错了岳父

　　一向谨慎的柳宗元也有粗枝大叶的时候，为亡妻杨氏写祭文时一不留神，居然让后来研究他的学者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柳宗元的岳父有误？

　　柳宗元在贞元十五年（799年）写的《亡妻弘农杨氏志》一文中说：“亡妻弘农杨氏，讳某。高祖皇司勋郎中讳某，司勋生殿中侍御史讳某。殿中生醴泉县尉讳某。醴泉生今礼部郎中凝。代济仁孝，号为德门。郎中娶于陇西李氏，生夫人”。不知是当时柳宗元没有仔细校对，还是后来刘禹锡帮他整理文集时抄录之误，这里“醴泉生今礼部郎中凝”的“凝”字惹出了不少麻烦，有些柳学研究者断章取义，认为柳宗元的岳父不是杨凭，而是杨凭的弟弟杨凝。比如，周凤章先生在《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上发表的《柳宗元事迹的一点辨证》，就是持这种观点。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前会长吴文治老先生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周凤章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并简单列举了几点理由：

　　宋代韩醇诂训本《柳集》所载《亡妻弘农杨氏志》正文便是“醴泉生今礼部郎中凭”，不作“凝”。此后，凡有作“凝”的《柳集》，如音辨本、世彩堂本以及其它一些带注文的版本，几乎全部在这句正文下有条注文，明确注明：“‘凝’当作‘凭’。凭尝为礼部郎中。今作‘凝’，非是”。何焯批校《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亦谓“‘凝’当作‘凭’”。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里还列举了七条考证材料，来证明柳《志》中的“今礼部郎中凝”之“凝”字，乃“凭”字之误植，应见厘正。

　　柳《志》称其岳父为礼部郎中，考《新唐书》卷一六零《杨凝传》及有关史传，均未见凝尝为礼部郎中。而《旧唐书》卷一四六《杨凭传》，则明言杨凭曾为“礼部、兵部郎中”。

　　柳宗元在《祭杨凭詹事文》中自称“子婿”，“昭祭于丈人之灵”；而在为杨凝所作《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中则称“宗元以姻旧获爱”。若宗元为婿，不应仅承姻旧，且柳在前文中对凭尊之为“公”，而后文对凝则以“君”称之。两文对照，柳宗元对凭、对凝的情亲之谊亦显有不同。

　　我查对了《旧唐书》、《新唐书》等资料，认同吴会长之说。看来，学术研究要严肃认真，不能盲目追求标新立异，否则，将别人的岳父搞错了不是好玩的。指凭为凝，凭冠凝戴，倘若柳宗元泉下有知，可能也会被气得跳起来。　　

诤友韩愈

　　我在梳理柳宗元的人际关系时，最令我感到难以敲定的就是韩愈的属性。他究竟是是柳宗元的敌人，还是值得信赖的好友？或者说诤友、亦敌亦友？后来我发现，韩愈虽然心胸狭窄，在政治立场上与柳宗元背道而驰，甚至在学术上也与柳宗元针锋相对，但是他在柳宗元死后为对方写了那么好的祭文，也可以说对得起朋友了，可以说是柳宗元的诤友吧。

　　韩愈比柳宗元大五岁，他们从小就认识。因为柳宗元的父亲和韩愈的大哥韩会是好友,韩会写作古文,柳镇对诗、书、易、春秋颇有研究，他们当时都住在长安的亲仁里，那地方是官僚和商贾云集的地方。

　　韩愈因为出道晚，所以心理一直不平衡，他特别嫉妒与自己共事的后起之秀，包括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他和刘、柳贞元十九年同为监察御史里行，因为自己年纪大，而文不及柳宗元诗不如刘禹锡，在后生小辈面前相形见拙，所以对刘、柳的政治行为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从韩愈的诗歌《永贞行》里可以看出端倪。

　　其实，韩愈的人性最复杂，他出身寒微又求官心切，为了往上爬和保全自己，曾多次耍弄两面派手法。比如，他当年在《永贞行》里将“永贞革新”批驳得一钱不值，但是后来编纂《顺宗实录》时，又大加赞赏。

　　从政治立场来看，他们应该算是对头，即便不是，至少也没什么交情可言。但是，他们在文学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却引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在学术上的较劲态度，确实值得后人效仿。比如“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也是柳宗元来永州后着重探讨的重要课题。柳宗元在永州尽管身负重辱，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而韩愈给柳宗元的一封来信（今存韩集未收此信，但从《天说》的转述中可看出韩愈的观点）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来论战的范围扩大，刘禹锡也加入了进来。柳宗元的《天说》以及《天对》、《贞符》、《六逆论》等，都系统地阐发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驳。

　　柳宗元临死前曾托孤韩愈，但是韩愈没有做到，柳宗元的遗孤是刘禹锡资助养大的。但是韩愈为柳宗元写了几篇祭文，尤其是在《柳子厚墓志铭》里，对柳宗元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在文体上颇为有创意，打破了一些陈腐的东西，被誉为韩愈碑文中的压轴作。

　　我总觉得，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几篇文章，充满了怀念与怨恨，文章被后人称是柳宗元的第一知己，可是，有谁领会到了韩愈在文章中的欲言又止？

仗义的娄秀才

　　有人说朋友的状态有四种：一是讲情，二是讲义，三是既讲情又讲义，四是无情无义。第四种是最为人所不耻的。

　　柳宗元在永州是个编外闲官，他最需要的就是广交朋友慰籍寂寞的心灵。在永期间，柳宗元与很多朋友有往来，而娄秀才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娄秀才，即娄图南，据说是唐初侍中娄师德的曾孙，他颇有才华。柳宗元《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说：“仆未冠，求进士，闻娄君名甚熟。其所为歌诗，传咏都中。”娄虽有“宣风歌德”之才，却不屑进仕。他认为为官者要么能结交权贵，倚靠亲戚，要么出身豪门，吃山珍海味，驰宝马名车，以此来获得朋友的欢心，从而相互吹捧，互得利益，要么“坐高门，邀大车”，向权贵卑躬屈膝，“娇笑伪言”，而他认为自己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遍游江南，来往各寺庙间，以求入道之法，过着“居无室宇，出无童御”的生活。

　　柳宗元和娄图南在长安时就已经相识，那时侯娄图南以诗文而闻名于京都。只不过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所以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他和柳宗元，一个崇道，一个好佛，在相互影响。

　　元和七年，娄图南途径永州，寓居永州城南二里的开元寺。当时柳宗元心情悒郁，遇娄一见如故。他们一个是闲云野鹤云游四方，一个孤苦伶仃无处倾诉，所以柳宗元常去开元寺与娄图南探讨佛理，聊以自慰。

　　柳宗元有个习惯，经常给好朋友写诗文。元和十年秋，柳宗元为了酬赠娄图南所作《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 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表面上看来是写娄图南的忧愁情怀，实际上柳宗元也是在抒写自己的“愁思”、“离忧”。

　　娄图南在永州呆了三年，就去淮南了。临走之际，把一些家具家什留给了柳宗元，柳宗元就写了诗歌《酬娄秀才将只之淮南见赠之什》和一篇《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那时侯，娄图南可能没有在意柳宗元的谢忱，所以没有将柳宗元的字迹保存下来，不然流传到今天的子孙后代，恐怕价值连城了。　　

挚友吴武陵

　　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在精神上受了不少的折磨，从他再次被贬柳州在衡阳与刘禹锡分手时写的几首诗来看，他是个意志并不十分顽强而且有时候是很容易消沉的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在永州坚持下来，除了永州待字闺中的神奇山水给他带来一些慰籍，更主要的是他在永州结识了一批朋友，而吴武陵就是其中最好的朋友之一。

　　吴武陵，江西上饶人，祖籍河南濮阳。唐元和二年（807）进士，拜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因得罪权贵李吉甫流放永州，与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相遇，“两人意气相投，同游永州山水”（《新唐书·吴武陵传》）。元和七年，吴武陵遇赦北还，柳宗元不在赦归之列。他们在永相聚时间长达四年之久，来往甚密。

　　在《柳宗元集》中，涉及吴武陵的诗文就有《贞符并序》、《同吴武陵送杜留后诗序》、《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小石潭记》、《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等八篇，由此可见，吴武陵是给柳宗元督促、鼓励和启发最多的人之一。

　　柳宗元在长安时就开始写《贞符》，目的在于批判盘踞在史学领域中的种种神学迷信思想和“君权神授”的唯心史观，由于牵涉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和“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这样带有叛逆性质的论断，柳宗元写作时十分谨慎，后来因受贬而中止。抵达永州时，柳宗元一时也没有勇气和信心继续写完它，吴武陵听了后，说：“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以核万代。”在吴武陵的劝说下，柳宗元终于“不胜奋激，即具为书”。 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非国语》，也是在吴武陵的鼓励下完成的，而且完成之后，他首先将文稿交给吴武陵和道州的吕温审查。因为吴武陵才学很高，柳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

　　吴武陵北归长安后，为宰相裴度器重，曾向裴度陈述柳宗元的不幸，还给工部侍郎孟简写信，希望他们出面将柳宗元从边地调回京城。谁知正当事情稍有眉目时，宗元已病逝柳州，成为武陵终生遗憾。

　　后来，他还向唐邓节度使推荐过王叔文集团的另一个人物李景俭，并大力揄扬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是一个慧眼识英雄和有礼有节且重情义的人。　　　

柳宗元与黄豆芽

　　柳宗元初贬永州，寄住在城内式微衰败的龙兴寺。因为寺广僧少，瘴气弥重，再加上水土不服，所以不到半年母亲卢氏就病死寺中，他自己也“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症状就是肠胃不适，打摆子，不想吃饭。

　　传说柳宗元患这些病固然有水土不服的原因，也跟他自己的饮食习惯有关。柳宗元热衷于政治，治家和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可以用文学上的巨匠生活上的侏儒来形容。他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和炒豆，到了永州后依然未改。母亲死后，生活上主要靠堂弟宗直和表弟卢遵照顾，至于州府派给他的“僮”、“役夫”、“廪食”等，因为居住条件限制和语言障碍，几乎形同虚设。

　　元和五年柳宗元移居愚溪后不久的四月三日，身体虽然好转，但他在长安和侍妾所生的女儿和娘不幸去世。柳宗元和女儿都信佛，和娘在永州时出家当了尼姑，死时年仅十岁。这年的夏天对于柳宗元来说真是寒逾严冬，所以他经常独自外出散步，借永州秀丽的自然山水来疗治心灵上的创伤。一次，他向附近农民讨来一些黄豆准备炒了吃，回家后放在灶台上。柳宗元移居愚溪后搭建的是园林式的茅房，那时候的灶有两三口锅，灶的排烟通道呈阶梯状，上可放物。一天，仆人不小心将黄豆碰到跌落在水缸边，豆子散落一地，仆人随便扫了一下就了事。没想到几天后，水缸后的湿地上居然长出了一些豆芽。柳宗元发现后喜出望外，就干脆将剩下的黄豆浸泡在水里，尔后覆盖稻草每隔几个时辰就用“愚泉”之水冲淋，就这样做出了黄豆芽。吃了以后，胃口居然比以前好了许多。

　　据说那时候永州人还不知道育豆芽，柳宗元育出豆芽的消息传开以后，人们争相效仿，并育制出新的品种——绿豆芽。从此，永州人开始吃芽菜。柳宗元看见百姓大量育制豆芽，就告诫大家要用干净水最好是泉水和井水以免祸害他人健康，人们就此记住他的话，直到今天都没有听说永州有人用污水育豆芽，更不用说用硫磺、漂白剂等化学品育制的有毒豆芽了。

　　我读初中时就在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庙，那是1980年9月至1983年6月的事情。记得那时候的黄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柳子街的居民在愚溪边的吊脚楼下用木桶育豆芽。那时候的溪水很清澈，跟现在的瓶装矿泉水一样，所以，永州的豆芽菜以河西柳子街一带的为最好。　　

柳宗元的音乐才能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大诗人，然而，细读他的作品，尤其是写于永州时期的山水游记和田园诗歌，我就发现他的音乐才能同样不能被人所忽视。

　　人们常说，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人的心声，而柳宗元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时，借助深厚的语言功底，使这种表达过程产生了音乐般的美感。

　　柳宗元的《笼鹰词》有“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的句子，我读到这里，仿佛在欣赏摇滚音乐，闪电就是舞台上的镭射灯，雷鸣就是摇滚乐。《中夜起望西院值月上》中的“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让人感觉到了月光的寒冷和泉鸣的轻吟，简直就是一支月光曲。至于《渔翁》中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就是一支湘南人民的船工号子；《南涧中题》的“羁禽响幽谷”，就是一支家禽奏鸣曲；《钴鉧潭记》中的“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者，有声潈然”，能让人听到泉水丁冬的声音；《石渠记》中的“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简直就是天籁。这样的有声文字，在柳宗元的其他诗文中也随处可见。

　　此外，他在《霹雳琴赏引》写道：“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震之於火为异。”就是告诉人们，从古制造琴、瑟、筝、筑等乐器都用桐木为住，而且以生长在石头上的桐木为佳，因为它发育生长緩慢，历千百年或幸而成材，故其纹理细密，质地坚韧。而石上的枯桐木，因为其中的树脂、有机物慢慢干结碣、分解、挥发，这些物质阻碍了声音在纹理间的传播，更适合制作上等琴。柳宗元知道东汉蔡邕取烧餘的良木作成一张有名的焦尾琴，所以又认为这枯桐被雷火“震”了那么一下，其木理结构就會变得更加调和顺畅，其成分也更加纯洁，而且经神火煅炼，自然超凡入圣了。

　　柳宗元不仅有较好的音乐才能，而且曾经遇到过知音，还为对方写了《箏郭师墓志》。

　　郭师叫无名，沒有字。其父曾为云中大將，他却抛弃荣华富贵，独爱弹筝。他身怀绝技，非同凡响。弹起來大珠小珠，嘈切错杂，使人耳目应接不暇。看他运手腕、下指爪，都刚柔有度，徐疾自如，丝弦之飘逸于琴腔之回应、相互配合又各尽其妙，这一切好像非人力所为。

　　郭师原是吳王李宙的座上客，后来李宙贬來贺州，他也跟着來了。道州刺史薛伯高是个好风雅之辈，知道了便发信硬要此人。得到之后，同起同坐，还叫人监督他的一举一动。过了三年，郭师终于找到机会，化装逃跑。没想到又被岭南副使张诫抓住，留他弹琴。一直到张诫死了，郭师才得脱身，一路逶迤前来见柳宗元。这时的郭师，“已得骨髓病，日犹鼓声四五行”，几天后，就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