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廉政思想内涵及对柳宗元的影响

张伟

元结（719—772），字次山，自号浪士、漫郎，鲁县（今河南鲁山）人。17岁从元德秀学文，36岁登进士第。次年安禄山叛乱，元结全家避难南奔。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元结奉命在河南地区招集义军。次年，因抗乱功绩，被授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节度判官。代宗广德元年（763）和大历元年（766）两度出任道州刺史。大历三年（768），迁容州诸军事，因母亡在永州浯溪守制三年。前后共在永州居住了近10年，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大历七年（772），奉召到长安，因病逝世于长安旅馆，享年54岁，卒赠礼部侍郎。有《元次山集》传世。

　　元结在永州大约生活了10年，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出生的柳宗元也贬谪到永州生活了近10年。二者生活的年代没有交集，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联系，或者说元结是否对柳宗元有一定的影响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本文从廉政为官方面来探讨元结对柳宗元的影响。

　　一、元结廉政思想具体内涵

　　首先，元结廉政思想的核心内涵表现为以民为本、守土爱民。“民为帮本、本固帮宁”，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中，为政者首先必须树立民本思想和亲民、利民、爱民理念。作为一个优秀的封建政治家，元结秉承了历代政治家的民本思想，无论是谪居山野，还是在朝为官，始终深怀忧国闵民之心，处处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关心人民，为民奔走呼号，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元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迹涉诡激。……为官或称漫郎，颇近于古之狂。然制行高洁，而深抱闵时忧国之心”，这是对元结爱民悯民的充分肯定。

　　元结在他早年的游历生活中，就对百姓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深深的同情。唐天宝五年（746年）当他游历至隋河到淮阴间时，正遇上洪水泛滥运河堤岸塌崩，便写下了他现存作品中最早的一首借古讽今的史诗《闵荒诗》。在这首诗中，元结遣责了帝王置水坏河防与庐舍漂没的惨象于不顾，沉迷于奢侈淫糜的生活，在诗中指责君王说：“天囚正凶恶，为我万姓仇”，“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对统治者提出警告说：“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闵荒诗》，《元次山集》）。他对不体恤人民的暴君，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对人民所受的苦难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元结为官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年左右，他始终坚持清廉为官。他把清廉与百姓的疾苦紧密相连，他在《道州刺史厅壁记》中说：“凡刺史若无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肃下，若不明惠公直，则一州生类，皆受其害”（《道州刺史厅壁记》，《元次山集》卷第十）。认为官不能“清廉肃下”，受害的是一方百姓。因此，在为官实践中，元结始终胸怀爱民之心，做到以民为本。

　　同时，坚决为民请命。广德元年（763年）元结受命道州刺史，此时的道州已几经兵乱，百姓苦不堪言，而前任诸位刺史又多是无能、腐败之辈，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有着四万多户的繁华道州，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人口，整个道州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其时，安史之乱初定，国库空虚，朝廷征敛变本加厉。元结到任后，上不能违背朝廷旨意，下又不忍看到百姓遭受疾苦而不顾：“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矣！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奏免科税状》，《元次山集》）他冒着被罢免的危险向皇帝上书说：臣州为贼焚破，粮储、屋宅、男女、牛马几尽。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骚离，未有所安。岭南诸州，寇盗不尽，得守捉候望四十余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乱。请免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得到皇帝应允。第二年，有官吏让元结供上十万缗，元结再次上书：“岁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时增减。”（《谢上表》，《元次山集》）。正是因为元结具有强烈的关心民瘼，敢为民呼的思想情操，在不惜逼死人命的横征暴敛与为救老百姓不惜得罪朝廷之间必须做出选择时，元结选择了后者，坚决保护百姓：“谁能绝人民，以作时世贤！”。他还把这种选择上升到“民役”与“民贼”的高度来认识，“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种选择，对当时绝大多数官吏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元结却义无反顾，负险谏言，他甚至想好了退路：“思欲变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舂陵行》，《元次山集》)这种深忧民瘼、敢为民呼的民本情结，是值得万世称道，为世人景仰的。

　　其次，元结廉政思想的重要特征表现为明惠公直、清廉肃下。元结的为官实践和诗文著述，体现出了一种极其可贵的清廉正直的吏治文化，很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他在《自箴》、《道州刺史厅壁记》等文章中，深刻的阐述了这种清廉正直的廉政思想和吏治文化：一是要有文才武略，能够守土保民。平时要“保黎庶以生植齿类”，乱时要“攘患难以御侮防侵”。二是要做到清廉肃下，事事专守法令，要矫正政风，整饬吏治，惩戒民贼。三是要坚持明惠公直，恤养贫弱。要与时仁让，方正忠直，远离奸媚，要关心国家、关心民瘼，恤弱怜贫。力求为官一任，化治一方，施惠一方。

　　他认为，为政者要做到“方正忠直”、“处世清介”。廉德才能廉政，“为政之要，在于得人；有德之吏，为政清廉”。元结在《自箴》中说：“有时士教元子显身之道，‘……君欲求权，须曲须圆；君欲求位，须奸须媚。不能此为，穷贱勿辞。”元子对日：‘不能此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与时仁让，人不汝让；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为君子。”（《自箴》，《元次山集》），在这里，元结是以仁让、清介、忠直、方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的。正是这种君子之风，使元结在举世皆浊的官场高洁自守，行清廉之治。元结撰写的大量诗文，有揭露官同盗贼的，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针贬时俗凉薄的，都是他方正忠直思想的具体表现。他的杂文体散文，如《丐论》、《处规》、《恶圆》、《恶曲》、《时化》、《世化》、《七不如》等，大都短小精悍，文笔犀利，具有讽刺流俗，鞭挞丑恶的深刻意义，从各个方面抒发了作者悯人忧世的忠直胸怀。

　　更有意思的是元结在《大唐中兴颂》摩崖旁，特置一“镜石”，并给镜石赋予能“照人面”，“透人心”，能鉴别“忠”与“奸”、“贪”与“廉”的神奇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明解缙有诗云：“水洗浯溪镜石台，渔舟花草映江开；不如元结中兴颂，照见千秋事去来”。

　　大书法家颜真卿在《元次山铭》中写道：“次山斌斌，王之荩臣。义烈刚劲，忠和俭勤。炳文华国，孔孟宁屯。率性方直，秉心真纯。见危不挠，临难遗身。久矣传德，今之古人……”（《元次山集》，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在这里，颜真卿高度概括了元结的文学成就和崇高品德，特别赞颂他的德政，说他是“今之古人”，可以与古贤媲美。

　　第三，元结廉政思想的基石表现为守正不屈、淡泊名利。元结在他的《自箴》中明确表达了他的清廉为官之道，他在《喻友》、《述时》、、《述居》、《与韦尚书书》、《乞免官归养表》、《让容州表》、《再让容州表》等一系列诗文中一以贯之表达了自己守正不屈，淡泊名利的政治操守：“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喻友》，《元次山集》)。“金可镕，不可使污腐；水可浊，不可使为尘粪”(《述时》，《元次山集》)；“贫贱不可苟免，富贵不可苟取”(《述居》，《元次山集》)。在《与韦尚书书》中他写道：“某尝见时人不能自守性分，俯仰于倾夺之中，低徊於名利之下，至有伤污毁辱之患，灭身亡家之祸。则欲剧为之箴。于身岂愿逾性分、取祸辱而忘自箴者耶？……今则辱在官以逾其性分，触祸辱机兆者，日未无之。……某甚愚钝，又无功劳，自布衣历官，不十月，官至尚书郎，向三岁，官未削，人多相荣，某实自忧。相公忍令某渐至畏惧而死，甚令必受祸辱而已？某前后所言，相公似未见信，故藉纸笔，烦渎门下。”（《与韦尚书书》、《元次山集》）在这里元结清楚的表明了自己的荣辱福祸观念，表明了他守正不屈，淡泊名利，不愿为官的思想。

　　元结一生守正不屈。他生当盛世，雅号山水的他过着隐居的生活。可是，33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在“百僚窜身，奉贼称臣”的时代背景中，元结坚守正道，率邻里族人200多家逃往湖北襄阳。他在汝南理兵时，收埋战后“如古屠肆”的“街郭乱骨”做表文《哀丘表》以指责战乱的刽子手。他在充任南山东道来 府参谋时，一再为将士随军父母呼吁食粮，为孤弱小儿请命收养。他在道州任内，对二百余封的征求符牒，宁肯待罪以安人，不愿邀功以作“时世贤”，两次冒罪为道州人民请免“科率”。他在进授荣府之初，因少数民族“固据山谷”，他单骑入洞，亲自抚谕，五旬而收复八州。他撰写的大量诗文，有揭露官同盗贼的，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针贬时俗凉薄的，还有描绘山水景色的，更是他守正不屈思想的具体表现。曾有人对元结说：“君欲求权，须曲须圆；君欲求位，须奸须媚。不能此为，穷贱勿辞。”元结却回答说：“与时仁让，人不汝上；处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得，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自箴》，《元次山集》）。元结坚持“全得”、“全行”，做“忠直方正”之人。

　　二、元结廉政思想的形成根源

　　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优秀政治家，元结仁德爱民、清正廉洁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元结在《元谟》篇中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昌人之道”，他说：“臣曾记有说风化颓弊，或以之兴，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耻圣，故大道精粹，兹于至德。至德燻蕴沦，而人自纯。其次用圣而耻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设化，教化和顺，而人从信。其次用明而耻杀，故沿化兴法，因教置令。法令简要，而人顺教，此颓弊以昌之道也。 乎！衰世之君，先严而后杀，乃引法树刑，援令立罚，其下畏恐。继者先杀而后淫，乃深刑长暴，酷罚日虐，暴虐日肆，其下须哭。继者先淫而后乱，乃乘暴至亡，因虐及灭，亡灭兆钟，其下愤凶，此颓弊以亡之道也。”(《元谟》,《元次山集》）。他认为治道有两种，一种是“昌之道”，一种是“亡之道”；“昌道”有上、中、下之分，上者是“用真者而耻圣”，中者是“用圣而耻明”，下者是“用明而耻杀”。亡之道也有三类：先严而后杀，先杀而后淫，先淫而后乱。在《系谟》再次声明了“昌之道”与“亡之道”的实施准则，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元结还提出了“昌道”的具体纲领、实施方针。元子从道德、风教、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苑囿、服役、刑法、兵甲、略猎、声乐、嫔嫱、任用、郊祀、思虑等方面，提出了十六条具体的治道措施，认为实行“昌道”就得从具体的地方做起，只要把这十六条措施落实好了，做到了，才能成为“明圣”。他说：“顺之为明圣，逆之为凶虐；可以观乎兴废，可见乎善恶”(《元谟》,《元次山集》）。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支配下，元结才能够清廉为官。元结的廉政思想与为官行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不仅在在其同代和后世引起强烈共鸣，产生了多方面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建设廉政文化仍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元结仁德爱民、清正廉洁思想的形成也是与他的政治抱负联系在一起的。元结很早就树立了“欲济时难”，要做“社稷之臣”的政治抱负。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他29岁，在《喻友》中对不第乡人说“忽天子有命聘之，玄纁束帛以先意，荐论拥彗以导道；欲有所问，如咨师傅；听其言，则可为规戒；考其行，则可为师范；用其材，则可约经济；与之权位，乃社稷之臣。”(《喻友》,《元次山集》）他在《喻常吾直》中说“山泽多饥人，闾里多坏屋;战争且未息，征敛何时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喻常吾直》,《元次山集》）言词恳切地在表明了要做一个“欲济时难”的“社稷之臣”的政治抱负。在《二风诗论》里，他更明确地说:“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他提出要“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二风诗论》,《元次山集》）。天宝十二载，元结35岁时“以进士获荐”，在《文编序》中曾说:“当时叟方年少，在显名迹。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阱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二风诗论》,《元次山集》）表达了要用“春秋之笔”整顿当时败坏的政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漫酬贾沔州》一诗中他用“往年壮心在，尝欲济时难”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作出了最好的表白。

　　三、元结廉政思想对柳宗元的影响

　　元结清廉正直的从政言行，也为永、道后来的继任者，树起了一面镜鉴，开创了一代崭新的政风。尤其是柳宗元，他的吏治思想与元结可以说一脉相承而又异曲同工。我们将二者的廉政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元结对柳宗元的影响。

　　1、柳宗元“官为民役”的为官理念与元结一脉相承。柳宗元无论在朝中为官还是被贬到边远地方，都坚持官为民役、施政利民等执政理念，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柳宗元一贯主张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官员的职责就是做百姓的奴仆，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有所体现。“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即做官就是做百姓的奴仆，享受百姓的劳动果实应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才能做到问心无愧。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连遭贬官。在长期边远地区生活中，通过与百姓的密切接触，进一步加深了对百姓的了解。主张为官者应体恤百姓疾苦，以民为本。在《送薛存义序》说道：“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己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再一次强调官为民役，为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的职责，公平地为百姓做事。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前性。他明白统治者应如何正确行使好手中的权力，才能顺应民心，使社会长治久安。“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 ……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如果被人雇用，不尽力履行本职工作，百姓一定会黜罚他。告诫为官者要努力当好人民的公仆，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2、柳宗元施政利民的为官实践与元结异曲同工。柳宗元崇尚屈原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一生推行“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思想。他追求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时令论》）的利民、惠民的精神。为官者在执政方面应为百姓所想，“凡其所欲，不谒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贞符》）百姓希望的，不需请求就可以得到；百姓痛恶的，不需请求就能够取消。要给百姓施以德治，“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贞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为官要学会“养民术”，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写道“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通过种树移之官理，希望为官者要像郭橐驼种树一样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顺应百姓发展的要求，违背它就会遭到破坏。不要“见长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瞎指挥、生事扰民，要给百姓实实在在的利益。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看见统治者对百姓重赋苦役、横征暴敛比毒蛇还毒，在《捕蛇者说》中发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可见他对统治者压迫百姓的行为不满，希望通过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

　　3、柳宗元勤政清廉的为官品质与元结同为表率。柳宗元一生为官清廉，廉洁从政，反对为官者贪污行贿。在任柳州刺史雷塘祷雨时他以“廉洁自持，忠信是仗”向苍天起誓，表明自己为官的清白。他目睹官场的专权及腐败，在《吏商》中写道“君子谋道不谋富”，大胆揭露当时社会吏治腐败弊政。在《蝜蝂传》中以蝜蝂取物“行遇物，辄其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卒踬仆不能起”阐述贪官的下场。希望为官者不要“日思其高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借蝜蝂讽刺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贪是没有好下场的。应该“蠲浊而流清，废贪而立廉。”(《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呼吁树立廉洁之风，柳宗元的这种思想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总之，元结清廉正直的从政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其继任者吕温读了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后，写了一篇《续厅壁记》，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其“既彰善而不党，亦指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昭昭吏师，常在屋壁。后之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独不愧于心乎！”把元结的言行，奉为千秋清廉鉴戒，万世良吏之师。30多年后，革新失败的柳宗元来到永州，同样深受其影响。他寓永十年，前立“异蛇之说”揭露役赋毒于蛇的黑暗时政；后兴“民役之论”，痛斥贪腐甚于匪的丑恶行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柳宗元将元结清廉正直的吏治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了。

基金项目：本文为永州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元结廉政思想与行为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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