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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八记”审美艺术新探
 
柳宗元研究第21期  加入时间:2019/1/16 9:30:00  admin  点击:2291

 “永州八记”审美艺术新探

 

尹晶晶

 

摘要:“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是柳宗元首倡的审美理念,而“永州八记”就是它的成功实践和最好的注脚。从内容到写法、从表情到达意,“永州八记”审美艺术的贯彻是全面而彻底的。同时“永州八记”的审美艺术又是高屋建瓴的,体现在他“牢笼百态”、“笼而有之”的囊括思想。柳宗元首倡的审美理念及其成功运用,是“永州八记”取得突破与名扬千古的根源与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永州八记; 艺术审美; 创新; 个性; 情在景中

 

 “盖八代之衰,韩起之,柳辅之。韩长在大制,柳长在小品,辅车相依,缺一不可矣”(《柳文指要》)。韩柳文章李杜诗,韩愈擅长长篇大论,柳宗元则小品成就最高,唐代“古文运动”两大旗手韩愈和柳宗元在散文创作方面相辅相成。“永州八记”单篇不过数百字,但浓缩的是精华,几乎每篇都曾被入选过不同时期的我国语文教材或教辅,可谓篇篇堪为经典。今天,谨以此文谈谈“永州八记”的审美艺术,以就教于方家。

 

一、内容艺术

 

唐代永州治地(今永州市零陵区)地理上属丘陵地带,山水景致今天看来乃普通无奇的零碎之景。而“永州八记”山水景址也往往是在荒山僻野中偏处一隅,所以长期不为人赏识而成为“唐氏之弃地”。但“永州八记”之后则声名远播,千百来令人神往。今天在内容方面究其因,应是抓住了“个性”这个关键。

1.不同篇目描述了不同景物的个性。“永州八记”,是八篇状写永州山水游记组构成的一个系列,它们所记游的对象大致可分为山、水两大类。不过山又有山、丘、石之分,水也有渴、渠、涧、潭之别。“永州八记”突破了前人游记单纯写景的藩篱,贵在白描中写出了景物的鲜明个性:《始得西山宴游记》尽写西山之特立,《钴潭记》重笔钴潭四周秀丽之境,《钴潭西小丘记》浓墨绘丘石之奇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细笔写小石潭水之“清冽”;《袁家渴记》精写袁家渴之幽,《石渠记》极写小石渠之美,《石涧记》重在石涧之奥,《小石城山记》突出石山之奇。总之,柳公“永州八记”对永州奇异山水的描写,给人们展现出了一幅幅各具特色的画图,描画出了它们各自美的个性。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近代林纤也说“每一篇必有一篇中之主人翁”,“永州八记”所记虽然都无非是山、石、潭、溪,但每一景只取一个主要特点细加刻划,再寥寥数笔写出周围景致。这种情趣之美的写意,自然笔到神会,别有一番境界。

2.写出了同类景物的不同个性风采。“永州八记”写山则常衬以绿水、嘉木、花卉、美竹等景物,而写水也常伴以石、树、花、草等景致。“永州八记”篇篇写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水绕山环,近景远景疏密相间,其结果是青山绿水相得益彰,这是柳公记游多元结合、辩证统一策略的成功。而更为令人赞叹的,还是“永州八记”中的同中见异。同是写山,可谓山形有别:西山写的是奇特的山势,小石城山则写的是奇异的山形。同是写水,也是水势各异:钴潭之水“流沫成轮”,石涧的水“流若织文”,而石渠之水则是“流抵大石,伏出其下”。再如对奇石的描写,更是千姿百态:小石潭之石“为坻,为屿,,为岩”,石涧之石则“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小丘之石又是“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等等。真可谓洞幽烛微,妙笔生花。柳公抓住每个景物之中最与心之所契合处,以写意的笔法,勾勒出其独特的最动人心扉的细节,因而类似的景色也能各异其趣。就这样,八篇游记如八幅彩色山水画图相互映衬,其构图、色彩、意境、风韵均各具个性。

 

二、写作艺术

 

一个作家的成功,对文学传统精华的继承固然重要,但其艺术生命力的精髓应是发展与创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在承继郦道元《水经注》对山水描摹传统基础之上,其写作艺术的借鉴、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赋予情节。唐小说传奇的异军突起,是唐代诗歌与散文之外的又一卓越成就。柳宗元对唐传奇的写法进行了有机借鉴,特别是将唐传奇情节变化手法成功地运用到“永州八记”中。其中有让单篇布局情节化构成作品跌宕多变的,如冠“永州八记”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先记述作者与同伴漫游山水,继而描述偶尔发现西山特立;嗣后“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披荆斩棘,登西山之巅,欣赏迷人景象;最后记述“引觞满酌”,醉而忘归。再从“永州八记”整体看,柳公让游览活动情节化,不断展现搜奇选胜的情景,不论写山、写石、写水、写潭都贯穿着柳公的活动,使其行踪记述成为“永州八记”的有机线索。“永州八记”的前四篇,首篇写西山宴游,第二篇即以“钴潭在西山西”起笔,第三篇则以“潭西二十五步”发端,第四篇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第五记《袁家渴记》是前后两个四篇的衔接,它是这样开头的;“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这段话像一根奇异的彩练,前面牵出钴潭和西山,后连新的风景胜地袁家渴,前后呼应,使“八记”山水画屏自然连成一轴,从而让前后四篇相隔三年却没有间隔之感。

2.诗化意境。唐诗之盛空前绝后,其影响可谓深远博大,以至柳公一生也创作了一百余首诗作。诗人兼散文家的柳公,在文学创作上他将诗文打通,体现在散文创作上就是把诗歌意境有机地运用到山水游记之中,这种以诗为文的策略使“永州八记”意境盎然。首先,柳公通过“人为造境”策略来进一步挖掘永州自然山水之美。《钴潭记》描述了潭水“流沫成轮”之貌以后,作者买得潭上田,作了崇台延槛,引泉流“于高者堕之潭”的一番整治,创立了“见天之高,气之迥”的艺术境界,成了中秋赏月的佳景。在《钴潭西小丘记》里,记载了他整治风景的故事:“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其次,柳公还巧妙地运用"虚实相生"的策略表现意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黄溪闻猿》)。西山之“怪特”主要在其高,一般写山之高,都是从低处仰视,柳公则别出心裁,采用居高俯视的独特视角:有眼见有想象,有实叙有夸饰,目游与神游结合,写实与写意并用。这种“虚实相生”绝非无中生有,而是在现有的山水景物之上略加点染,进行特别的艺术处理,使其景致更为理想,也能更艺术地传情达意。人为造境与虚实相生,游山玩水对于柳宗元来说与隐逸文人的最大区别恐怕也就在此了,它给“永州八记”带来了独特的风采。

 

三、表情艺术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景物描写,突破了前人对景物客观描摹的传统方式,而是倾注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融情于景,借景抒发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怨愤抑郁的情怀,从而打破了文学史上单纯摹山绘水的游记写法。

1.情在景中。笔者反复品读“永州八记”,总觉得有柳公的情意闪烁其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小境清,与作者被贬为“人”的境遇所触动,因而产生了“寂寥无人、凄神寒骨”的伤感。即便是前面对小石潭景色纯乎自然的描述:“闻水声,如佩环,潭水清冽,游鱼翕忽”,潭源“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也融入了作者赏景的愉悦。至于《袁家渴记》,写了曲水溶洞后,突然“山风”一句,便引来“纷红骇绿,香气”,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钴潭西小丘记》那群石“突怒偃蹇负土而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突怒偃蹇”和“争为奇状”表面是写怪石,实际上是作者借石头来抒发自己被贬荒州的愤懑,等等。总之,“永州八记”幽、奇、险、怪的景物是作者悲愤抑郁之情的体现,柳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感情吐之笔端,融于景物的描写之中,结果是一切景语皆情语,诚如瑞典哲学家阿米尔所说,一片自然的风景就是一个心灵的世界。而柳公的这种“情在景中”,在“永州八记”中的表现方式细而分之,又主要有以情写景 ,由景表情 ;托情喻景 ,景由情出 ;即景议情 ,情由景发等几种形态。

2.心物冥合。作家林语堂说,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柳公“永州八记”结合自己遭受贬谪的境遇,既有深沉的悲悯情怀,又展示了心物冥合的思想境界。“永州八记”中的景物大多是清泉奇石、怪树幽复之类,这同作者高洁深邃、卓然独立的品格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奔注的水、突怒的石、岩岩西山以及凄凉气氛则是。,正是柳公抑郁忧愤情怀的物化表现。一方是弃置蛮荒,寂寥冷落,无人赏识的永州山水;另一方是贬滴南国,英才失路,壮志难酬的柳公,柳公推己及物,引永州山水为知己,直至水乳交融,创造了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的心声柳公几乎是脱口而出,这是柳公超越恶浊现实的誓言,让读者从中读到了他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和坚持崇高理想的人格。此外,柳公笔下的小丘充满了蓬勃向上的力量,森林、美竹、浮云、鸟兽清幽而高洁,石渠“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小石城山“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都折射着柳公坚定不屈的品性。柳公精神世界与自然山水这样心物冥合之后,再现山水风物与人格胸怀 ,又大大增强并扩充了“永州八记”的艺术魅力。

四、达意艺术

 

“文者以明道”,这是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宗旨。他在“永州八记”中也创造性地寓理于景,从而使游记作为一种特点更加突出,蕴含更为丰富的独立文体自立于散文园地。其“寓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寓理于景。柳宗元在“永州八记”创造性地运用了寓理于山水景物的写作方法,传达出作者的遭际、个性和志向等内涵,他塑造西山的“特立”,实际上是以西山自比改革的志向不可摧折,以矮小如“培”象征世俗,表示自己对恶势力的蔑视。“永州八记”寓理于景的另一种方法,是在篇末创立了评叹的文字。《钴谭西小丘记》和《小石城山记》就是典型的例子。前者怜小丘被弃于偏僻永州的荒野而抒发慨叹,控诉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罪恶;后者是哲理性的评述,否定美好的景物是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和美好的景物是灵秀之所造成的这两种错误的说法,使作品的思想性得以升华,给后人以启迪。

2.造境显志。尽管柳宗元醉心于自然风光之中,但他更热衷的是再建自然景观。柳子在永州深受韦使君和崔中垂等人辟“秽墟”造胜景的影响,他把每得一胜景都看成“因俗以成化”,把改造“秽墟”的择恶取美,“镯浊而清流”,看作是政治上的“除残而佑仁”与“废贪而立廉”的壮举。《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就多处写到除恶去秽、露美显奇之事,如钴谭西小丘“余怜而售之”之后首先就是改造自然景观。借山水自然的美景寄寓人生理想,正是作者曾经参与朝政改革,“共立仁义”、“兴尧、舜、孔子之道”(《寄许京兆孟容书》)所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表现出柳公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迫求。

结语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草亭记》),即美的存在依赖于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体验,它是柳宗元首倡的审美理念,其审美艺术在“永州八记”创作中的成功实践,是柳公“永州八记”获得创新的灵魂,也是“永州八记”流传千古的奥秘根源。反之,“永州八记”也成了它的最好注脚和有力佐证。“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溪诗序》),“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钴潭西小丘记》):这种“牢笼百态”、“笼而有之”的囊括思想,则是柳公“永州八记”审美艺术得以取得突破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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