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

张再林

一

柳宗元与白居易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两人也都曾遭受过贬官的打击——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更远迁柳州；白居易则因首上疏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之贼、以雪国耻而被贬为江州司马——然而，两人对待贬官的态度却很不相同。宋人蔡启曾将二人的迁谪心态作过一番比较：

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校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1]

与柳宗元的“忧悲憔悴”、“特为酸楚”不同，白居易贬谪江州时虽固然也有“天涯沦落”之感，但却能够“力胜之”——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抑郁愤懑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只要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略作比较即可明了。

众所周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作于其谪居永州期间。《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说明《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贬谪生活中力图排遣内心积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解脱的产物。从《永州八记》中所描绘的凄怆之景，如“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源然而静者与心谋”（《钴姆潭西小丘记》），以及所抒发的对美景埋没的感慨，如“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所以贺兹丘之遭也”（《钴姆潭西小丘记》），“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小石城山记》），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那种无法排除的孤寂凄凉以及被谪居弃掷的孤愤郁结。而白居易作于江州司马任上的《江州司马厅记》的情调却与之明显不同：

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经过自我调适的达观悠然之气。而或许正因看到了这一点，宋代的郭明复才认为白居易的《琵琶行》所表现的是一种“放怀适意”的旷达之情，他在《题琵琶亭·序》中说：

白乐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宾，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食饮，两公犹有累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

而他在《题琵琶亭》一诗中更是对白氏“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的放旷襟怀推崇备至。

当然，造成柳宗元与白居易二人这种不同的迁谪心态的原因是复杂而又微妙的，这牵涉到二人的性情禀赋、仕宦经历以及生活境遇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不过，在这些错综的原因当中，两人对待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从二人的咏史诗中即可见一斑。

二

柳宗元现存诗160多首，较之白居易的2700多首相差甚远。柳宗元的咏史诗数量虽也不多，但皆有感而发，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对待历史与人生的态度。先请读其《咏史》一诗：

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嗛嗛事强怨，三岁有奇勋。悠哉辟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毂坐烤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风波歘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

这首诗赞颂燕昭王的招贤纳士以及乐毅所建立的奇特功勋，并对乐毅的遭受诬陷、未竟全功深表惋惜与同情。不难看出，柳宗元在这首诗中寄寓了对自己参与的革新事业不幸夭折、半途而废的深深遗恨和无奈。前人也曾指出过这一点，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此诗云：“此诗以燕惠王比（唐）宪宗，然以此称乐生，自为工也。”章士钊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二中认为这首诗“全为吊王叔文而作。望诸君，诗即以影射王叔文”。同时，从这首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柳宗元对政治功业的执著向往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而这种对待历史与人生的积极态度在他的另一首咏史诗《咏荆轲》中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诗人虽然认为燕太子丹谋划刺秦的举动实乃“短计”，批评这种谋划不周、轻率鲁莽的举动是“勇且愚”的行为，但却又对荆轲的侠义之举给予了深刻的同情。熟悉“永贞革新”事件经过的读者由此不难联想到，这当中暗含了作者认为“永贞革新”没有很好地汲取刺秦失败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的寓意，实际上是柳宗元对“永贞革新”失败原因的一种探讨和总结。

此外，柳宗元的《咏三良》一诗，取材于战国时期秦康公用奄息、仲行、鍼虎等三位贤良之士为其亡父秦穆公殉葬的历史故事，抨击统治者对无辜贤良的残害。这显然是在讽喻唐宪宗不能继承其父唐顺宗的遗志，听信谗言，贬斥其父任用的贤士。

从柳宗元几首咏史诗的内容和格调来看，应均为其遭受贬谪之后所作。而由以上简要的分析不难看出，柳宗元在贬官永州之后，仍旧念念不忘自己参与的革新事业，对政治功名的向往依然执著，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故而满怀愤懑不平之气——而这就无怪乎其贬官之后“见于文辞者若不胜其哀怨”[2]，如他曾说自己“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神志荒耗，前后遗忘”（《寄许京兆孟容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表现出忧悲憔悴、酸楚凄恻的迁谪心态了。

三

白居易传世的诗作远比柳宗元为多，相应地，他的咏史诗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柳宗元。据刘艳萍女士的统计，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有近30首，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有84人之多。[3]白居易在生前自编诗集时并未将“咏史”专列为一类（只分为“讽喻”、“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他本人也并不以咏史诗而著名，但实际上白居易的咏史诗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与柳宗元在咏史诗中表现出来的汲汲于世间功名和对遭受贬谪的愤懑郁结不同，白居易的咏史诗更多的是着眼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中贯穿着一种对历史与人生态度的反思意识。

白居易熟读史书，经常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唐代以前的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如周公、孔子、颜回、西施、屈原、李斯、张良、陈平、贾谊、李广、司马迁、王昭君、王莽、陶渊明、嵇康等等，都曾成为白居易诗中的吟咏对象。试读其《放言》其三：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此诗即在对周公和王莽的比较中表现出了对历史反复无常、真伪难辨的深刻反思意识。《唐诗快》认为其中所蕴涵的哲理乃“真正千古名言，佛说真经，不过如是”。白居易的反思历史主要着眼于对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如其《读史五首》，分别对屈、贾以及司马迁、嵇康、韩信、召平、尹吉甫、王之说、弘恭、萧望之、赵高、李斯、苏秦、朱买臣等历史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反思，其中第二首写道：

祸患如棼丝，其来无端绪。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彼戮辱时，奋飞无翅羽。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山林少羁鞅，世路多艰阻。寄谢伐檀人，慎勿嗟穷处。

司马迁和嵇康虽品行高洁但横遭戮辱的不幸历史事实，让白居易既深感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唯有提醒自己从中汲取教训，时时保持警惕，不要让这种悲剧在自己的身上重演。

白居易早在入仕之初即已对自己今后的“出处进退”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如他作于元和五年（810年）的《答〈四皓庙〉》，通过秦末汉初隐居在商山的四位贤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与虽有功名却遭受不幸下场的李斯、郦食其等人进行对比，赞赏商山四皓“天下有道见，无道卷怀之”、“随时有显晦，秉道无磷缁”的处世态度，符合孔子的至理名言，借以提醒自己不要执著于一端：“何必长隐逸，何必长济时”，以免不能像四皓一样进退自如、来去自由。而五年之后（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在贬谪江州途中，经过商山四皓庙时，不禁又联想起四皓舒卷如云、洒脱自由的处世态度，进而对自己的被贬深感无奈，唯有自嘲自解，方能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宁静：“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后来白居易眼见国是日荒，党祸连接，宦官与朝臣之间的矛盾也趋于表面化，乃主动脱离险恶的政治环境，离开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长安，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事实证明，白居易的选择是明智的。与他关系较为密切的几个政治人物，元稹以废黜死，李德裕以馋嫉死，王涯、贾餗死于宦官屠杀朝臣的变乱之中，牛僧孺、李宗闵均曾遭远窜，唯独白居易以安恬怡然的心态，“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4]乃至被后人称为“世间第一有福人”[5]。白居易有诗记录其彼时的心境云：“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由兹两相忘，因得长自遂。自遂意何如？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闲官是宾客，宾客无牵累。”（《咏怀》）这样的诗句正反映出白居易那种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免有几分自得的心情。故而他在这时甚至说商山四皓若知此味，亦将会像他那样求为分司：“若使至今黄绮在，闻吾此语亦分司。”（《对镜》）

白居易咏史诗的这种具有反思和借鉴意识的特点，在他吟咏屈原的诗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和明显。

白居易在诗中多次写到屈原。早在贬官江州之前、丁母忧居渭村时，白居易就曾将屈原与晋朝名士刘伶作过对比：

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

可见，白居易对屈原在遭受贬谪之后“憔悴泽畔行”式的悲吟自怨颇不以为然，认为反不如像刘伶那样从醉酒中寻找世俗间的欢情。在被贬官之后，白居易对屈原的这种评价态度显得越发直接和明显：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偶然》二首之一）

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

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伯伦。（《咏家酝十韵》）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居易在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惋惜和同情之余也流露出一种强烈的自戒意识。白居易对屈原那种面对“邪乱”的君主仍然执著地报之以“九死其犹未悔”式的愚忠行为并不赞同，在他看来，屈原在遭遇贬谪后一味沉溺于愤懑悲怨而不能自拔的做法只会损性伤身，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不如顺时守道，自得其乐。

在不断的反思和借鉴中，白居易终于从无端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而表现出一种“委顺任浮沉”、旷然适性的迁谪心态。这使得他不仅超越了前代以屈原为典型的悲怨哀苦的迁谪心态，而且也与同时代的柳宗元明显不同。白居易在贬官江州期间所作诗文皆能反映出他的迁谪心态的这种特点。如其作于元和十年（815年）自长安至江州途中的《舟行》：

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起问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游此。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

《唐宋诗醇》卷二十一评此诗曰：“迁谪远行，绝不作牢骚语，非实有见地者不能。如谢灵运《初发石首城》便云：‘苕苕万里帆，忙忙将何之’，岂复成胸襟耶？”再如其元和十二年（817年）作于江州司马任上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之三：

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匡庐便是逃名地，司马仍为送老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

此诗亦“触景怡情，及时行乐，迁谪之感毫不挂怀，全是一团真趣流露笔墨间”[6]。而柳宗元在迁谪期间所作诗文却总是显得“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7]、“毕竟有迁谪二字横于意中”[8]。如其诗中言“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独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岭南江行》）……两相比较，二人迁谪心态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虽为同时代的大诗人，但柳宗元与白居易的迁谪心态却很不相同。而从二人咏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当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张再林，广西师范学院科研处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