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三戒》与孔子的“三戒”

——柳宗元《三戒》寓意新说

莫道才

柳宗元的《三戒》家喻户晓。关于其主题是表现什么，虽有歧义，但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指其讽政刺世。影响甚大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是“讽刺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说是“文章的旨意多在讽政刺世”。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认为：“篇中借麋、驴、鼠三物对社会上那些恃宠而骄，貌强大而内荏弱，窃时乘势而逞意肆暴，终致覆败的人们，进行讽刺。各篇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但作者在特定处境下，心情矛盾复杂，在文中也不无流露。《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作者借以名篇。” 这里说柳宗元的《三戒》仅仅得名于孔子的“三戒”。其实，不仅是得名于此，更是在立意和主题上都有密切的联系。

对于《三戒》的主题，人们多停留于今天的引申的阅读。对于柳宗元原本的含义和写作的背景追究不够。我以为，理解柳宗元的《三戒》所寄寓的哲理要注意两个层面。一是它原本的寓意，一是后人从文本领悟的寓意。许多教材和文章中所解读的多是今天人们对寓言文本之外的联想寓意。如果从柳宗元的人生经历来看，未必如此。柳宗元在永州时期正是相对低沉的时期。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后，柳宗元刚到永州时心灰意冷，《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自称为“僇人”，对能否再回到京城，不抱希望，并开始与当地的僧人交往，从中渐渐接受了佛教的观念，心灵得到了慰籍。在这种心境下创作了《三戒》。他不可能像很多评论者所写的那样，对统治者进行大胆的揭露和讽刺。因为，直到元和十年（815年）迁放柳州后也不敢直接批评朝廷，而是用含蓄的比兴寄托来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其实，《三戒》更多的是自戒、自警、自省、自责。这是暗用孔子的“三戒”说来反省自己。这是作者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永州后的自我反省，是作者转向独善其身的心态表现。文章暗用孔子的“三戒”来自我告诫，并非讽政刺世。

柳宗元对孔子最为尊崇。即使流贬永州之后也不改初衷。元和六年（811年），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说：“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至永州七年矣（“至”，一作“到”），早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季氏十六》云：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孔曰：“得，贪得。” ）
     [疏]“孔子”至“在得”。○正义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种戒慎之事也。“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谓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气犹弱，筋骨未定，贪色则自损，故戒之。“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者，壮，谓气力方当刚强，喜于争斗，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谓五十以上。得，谓贪得。血气既衰，多好聚敛，故戒之。

这里对孔子的“三戒”说解释很恰当。孔子的“三戒”说是说人生在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所要避免的事。所谓青年之时“戒之在色”是说不要受外界诱惑，中年时“戒之在斗”是说不要凭意气争斗，老年时“戒之在得”是说要学会知足，不要贪得无厌。孔子的“三戒”之说是历代文人用来自警、自省的重要思想来源。蔡伯喈在《杨公碑》中称赞墓主：“昔仲尼尝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尽直，献可去奸，忠侔前后，声塞宇宙。”朱熹在《金华潘公文集序》中说：“常诵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规痛自儆饬，生于造次之间。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尝不以孝弟忠敬、节俭正直、防微谨独之意为本。” （《朱熹集·文集》卷七十六）清人李惺在《老学究语·四言》中告诫学子：“宁重勿轻，宁缓勿迫，宁厚勿薄，宁宽勿窄。谨守三戒，戒之在色，戒之在斗，戒之在得。勿须小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清人李颙在《二曲集》卷三十九有云：“君子有‘ 三戒’，能戒则为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与不戒，只在一念之顷而已。坚忍一时，快慊终身；一念之差，终身莫赎。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乱，惩忿无求胜，临财无苟得，于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脚。否则跟脚一差，有玷生平，后虽愧悔，夫何所及。” 《论语》在谈到“三戒”时是与“三畏”、“九思”同时谈的，都是讲自身修养问题的。魏源《魏源集·古微堂外集》卷二论“论语三畏三戒九思箴”云：“无三畏则无忌惮之心，无三戒则无羞恶之心，无九思之思聪、思明、思问则无是非之心，无九思之思温、思恭、思忠、思敬则无戒惧之心，无九思之思义、思难则无恻隐之心。此君子之所自治，而小人之所大戒而小惩。惟平日冰渊之永惕，庶得免乎临时之战兢。墨卿司训，戒尔生灵！”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引：“齐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语言，不妄忧虑。吕成公谓：争校是非，不如敛藏持养。”这里可以看出，历代学者理解的“三戒”都是修养身性的自戒箴言。

通行本《柳宗元集》卷十九·吊赞箴戒《三戒》题下注引：“东坡曰：予读柳子厚《 三戒 》而爱之，乃拟作《河豚鱼》、《乌贼鱼》二说，并序以自警。”苏轼模仿柳宗元的作品写寓言“以自警”而并非讽谏他人。其实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四《姚干父杂文》：

又效柳河东《三戒》作《三说》，其一曰《福之马嘉鱼》，云：“海有鱼曰马嘉，银肤燕尾，大者视睟儿脔，用火熏之可致远，常渊潜不可捕。春夏乳子，则随潮出波上，渔者用此时帘而取之。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鱼过者，必钻触求进，愈触愈束愈怒，则颊张鬣舒，钩着其目，致不可脱。向使触网而能退却，则悠然逝矣。知进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杀人，江南蟹雄，螯堪敌虎；然取蜂儿者不论斗，而捕蟹者未闻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踪迹得其处，则夜持烈炬临之。蜂空群赴焰，尽殪，然后连房刳取。蟹处蒲苇间，一灯水浒，莫不郭索而来，悉可俯拾。惟知趋炎而不安其所，其陨也固宜。”
     《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终使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陈野外而联络之，伏伺其旁。猩猩见之，知为饵己，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堕奴辈计中，携俦唾骂而去。去后复顾，因相谓曰：‘盖试尝之。’既而染指知味，则冥然忘夙戒，相与沾濡径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发，往往颠连顿仆，掩群无遗。呜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这里通过三则寓言故事告诫人们“知进而不知退”、“趋炎而不安其所”、“明知而明犯之”的悲剧，与柳宗元的《三戒》可谓异曲同工。其实柳宗元在《三戒》的序中已经将寓言要表达的意旨作了清楚的表白：“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非，作《三戒》。”这里所说的“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与“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与“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窃时以肆暴”与“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又必然的关系吗？有！《朱子语类》卷四十六谈到《论语》这段话时说：　

君子有三戒章

     或问君子三戒。曰：“血气虽有盛衰，君子常当随其偏处警戒，勿为血气所役也。”因论血气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吕伯恭因病后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有见，遂一意向这下来。”（大雅）
     问注引范氏说血气、志气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气。”（时举）
     问：“‘君子有三戒’章，谢曰：‘箪食豆羹，呼尔而与之，有所不就；蹴尔而与之，有所不屑。此非义心胜，血气壮故也。’恐是义心之胜，非血气之壮。谢又曰：‘万钟与不得则死，远矣。有不辨礼义而受之者，血气衰故也。’恐是不辨礼义则受，奚必血气之衰？”曰：“谢说只是伤急，阙三数字。当云：‘此非特义心自胜，亦血气之壮故也。’盖血气助得义心起来。人之血气衰时，则义心亦从而衰。夫子三戒，正为血气而言。”又问：“谢氏以血气为气质。”曰：“气，只是一个气。便浩然之气，也只是这个气，但只是以道义充养起来。及养得浩然，却又能配助义与道也。”（必大）

自戒是古代文人写作经常的表现。晋人郗超在《与亲友书论支道林》中说：“凡在有方之境，总谓三戒。三戒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饿鬼，五曰地狱。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全一戒者，则亦得为人。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十）这里虽然是从佛教角度立说，但“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的话与儒家经典作家的话还是相通的。

    应该说《三戒》意在自戒、自警。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初贬永州时极度消沉。在自然山水的寄托中也反省了自身。可以说《三戒》正是自我反省的结果。作者在《三戒》中为借以寓言的三种动物糜、驴、鼠都设计有一个共同的结局——死亡。自己今天被贬就是政治上的死亡，这种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就是像临江之糜一样，“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自己本身没有多少政治实力，倚仗皇帝的支持也许可以暂时施展一些抱负，一旦失去了这个靠山的保护，自己的下场就跟临江之糜一样可怜。问题的关键是自己年轻气盛，内心还没有戒除像色一样的“诱惑”，这个诱惑就是政治理想。而原因之二就是自己像黔之驴一样本身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实力和能耐，由于正是血气方刚之时，当“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真正与力量强大政敌较量时就必然会败下阵来。如果能“戒之在斗”，不那么莽撞，也不会有今天的结局。而原因之三就是像永州某氏之鼠一样缺少眼光，不知道政治形势的变化，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政治斗争的本钱了，还“窃时以肆暴”，而且这种改革伤及面过大。如果早知“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岂会落到所有参与这场革新运动的人物被全部远放的悲剧命运？他在《谢除柳州刺史表》中表白：“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诬，圣恩弘贷，谪在善地。累更大赦，获奉诏追，违离十年，一见宫阙。亲受朝命，牧人远方，渐轻不宥之辜，特奉分忧之寄。铭心镂骨，无报上天，谨当宣布诏条，竭尽驽蹇，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庶答鸿私，以塞余罪。”虽有朝廷的套话，但也可以看出内心的悔意。他在永州时写的《与杨诲之第二书》回忆年轻时的狂傲和追悔说：“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从这里可以体会出《三戒》写作所要表达的主题。

（莫道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