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改革余论三题

张铁夫

在柳宗元的研究中，永贞改革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它的起因、内容、过程、结局等，笔者曾撰《永贞改革新论》一文，对学术界历来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肯定的，否定的，质疑的，各种意见都有。从其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感到有些问题意犹未尽，故详其所略，略其所详，再作《永贞改革余论三题》以申述之。

一、永贞改革是唐顺宗的事业，而不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

永贞改革是唐顺宗领导、委托王叔文具体实施的一项政治系统工程。尽管王叔文集团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它首先和主要是顺宗的事业，而不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改革中的诸多善政，全部都是秉承顺宗的意旨，也全都是以顺宗皇帝的名义公布和推行的。其中比较突出的如禁扰民乱政的宫市和五坊小儿，顺宗“在东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韩昌黎集·外集》卷七《顺宗实录》卷二）。韩愈《顺宗实录》对永贞朝各项政治改革措施的欢呼赞扬，并不是赞扬王叔文集团，而是赞扬顺宗的。它们也都是作为顺宗的功劳，记载在顺宗的功劳簿上的。这在当时，是无可置疑的社会统治思想和舆论共识。柳宗元称赞王叔文，说他“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又八载，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先帝弃万姓，嗣皇继大位。公居禁中，讦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由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加户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有其文武，弥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柳宗元集》卷13《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在这里，他也认为永贞改革主要是顺宗的事业，王叔文在其中不过是领会和贯彻了顺宗的意图，只具有辅毗的作用。

可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却广泛地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永贞改革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而将顺宗放在一边，喧宾夺主，把《顺宗实录》对永贞朝各项政治改革措施的赞扬，也都说成是赞扬王叔文的。很明显，这种观点是不符合著者韩昌黎的原意的，更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永贞改革是唐顺宗的事业，而不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学术界对永贞改革的一系列思想混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二、王叔文集团的失败，并不等于永贞改革的失败

这一观点不仅与上面的认识密切联系，而且是它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说，由于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永贞改革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那么很明显，王叔文集团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永贞改革的失败。现在我们既然明白了永贞改革是顺宗的事业，而不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那么也就同样明显，王叔文集团的失败，并不等于永贞改革的失败。

王叔文集团的失败，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有顺宗的始爱终恶，又有宦官与藩镇的挑拨离间和中伤诽谤，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自身的原因，也就是他们所犯的一系列思想错误和政治罪行。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错误和罪行，才导致了顺宗对他们的厌恶抛弃，并被宦官和藩镇等反对派用来进行挑拨离间和中伤诽谤。王叔文集团在永贞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罪行，根据食疗的记载，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一，“漏泄密令，张皇威福；蓄奸冒进，黩货彰闻”（《全唐文》卷56宪宗《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即违法乱纪，漏泄机密；盛气凌人，作威作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二，“官由党进，政以贿成；不顾宪章，敢行欺罔”（《全唐文》卷56宪宗《贬韦执谊崔州司马制》）。即任人唯亲，对其党羽，皆越级提拔重用；行贿索贿，政以贿成；而不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政以礼成；不顾法纪，阳奉阴违，欺君罔上。三，“群小得志，隳紊纪纲；官以势迁，政由情改。朋党交构，荧惑宸聪；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潛结左右，难在萧墙。国税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亵慢无忌，高下在心；货贿流闻，迁转失序。先朝屏黜赃犯之类，咸擢在省闼府署之间。至今忠臣陨泪，正士吞声，谓之不可”（《全唐文》卷453韦皋《上皇太子笺》）。在这里，除重复上面的情况之外，还揭露了王叔文凌亵公卿，藐视宰相；排斥异己，随意贬黜的罪行。四，不事太子，压抑储君。当时顺宗疾久不愈，中外皆欲早定太子位，以树国本。但王叔文欲专大权，默不发议，暗中阻挠；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独有忧色。五，制造和利用祥瑞，进行天命有神论宣传，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迷惑人心，稳定政权。王叔文集团的上述罪行，无论从唐朝当时的法律来看，还是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来看，或是从我们今天以法治国的理念来看，都是不容宽待的。王叔文集团的失败，可以说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必须指出，柳宗元对自己跟王叔文集团在永贞改革中的错误和罪行的认识及其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从开始到最后是根本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一开始是从客观方面来查找原因，拒绝承认其错误和罪行，顽固对抗，继续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最后则是从主观方面来查找原因，自动承认其错误和罪行，幡然悔悟，改过自新，知其不可而已之，并且反其道而行之。而在从开始到最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之间，还经过了一个诉说冤屈和部分认罪的阶段。所以，柳宗元对王树文集团的认识及其态度，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下面，我们就按照时间的顺序，对这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叙述。

从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到元和二年（807年），是对抗和坚持的阶段。在《柳宗元集》中，反映他这种思想情绪的诗文有《谪龙说》、《感遇二首》、《六逆论》、《龙马图赞》、《河间传》、《愈膏肓疾赋》、《惩咎赋》、《咏史》、《咏三良》等。在这些诗文中，柳宗元对王叔文集团的失败，主要从客观方面去找原因，尤其对王叔文的被贬被杀，认为都是由于顺宗的始爱终恶和变节背叛所造成的。在《谪龙说》中，柳宗元用谪龙来比喻被贬逐的王叔文，认为这只是顺宗的一时之怒。并借谪龙之口说：“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在《感遇二首》中，柳宗元把王叔文比做一群起自蒿莱的小鸟，而将顺宗比做他们所栖息的树木，认为王叔文被贬被逐就是由于顺宗这棵大树不可靠了。诗中写道：“回风旦夕至，零叶委陈荄。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在《龙马图赞》中，柳宗元以龙马比喻王叔文，指出他的被害完全是顺宗的昏乱所致。文中说：“遇祸乱，帝西幸，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去，不知所终。世庞道悖，还吾真兮。进昏死乱，阽阙身兮。”在《河间传》中，柳宗元用对丈夫始爱终弃的河间淫妇影射对王叔文始爱终恶的顺宗，更具体地指出王叔文的被贬被杀完全都是由于顺宗的变节背叛造成的，怨愤之情，溢于言表。该文在叙述河间设计策杀死其夫后，说“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裸逐而荒淫。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这里，有两处文字值得特别注意：一为“荒淫”，为后面《愈膏肓疾赋》中的荒淫之所本；二为“积十余年，病髓竭而死”，乃暗示顺宗逝世与王叔文被杀的相隔时间。据笔者考证，王叔文被杀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初一，而顺宗驾崩在正月十九日，中间相隔18天。《河间传》以河间影射顺宗，而以其夫影射王叔文，对于二人去世相隔的时间，作者不敢明言，但又不能违实，所以就只得保留其中的数目字，而故意错乱其词，以年易日了。在《咏三良》中，柳宗元用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良影射被顺宗和宪宗贬逐致死的王伾、王叔文、韦执谊三人，在哀悼之时，更不忘查找其深层次的原因。诗中说：“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阙父，吾欲讨彼狂。”这些话，明显是针对宪宗贬二王制中“恭闻上皇之旨，以远不仁之害”而发。其讨伐的矛头虽然是指向宪宗，说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执行了顺宗的错误命令。而对顺宗却有所忌讳，曲意回护，推托为疾病导致神志不清醒。但在这种曲笔之下，仍然明确无误地指出其旨命为“乱”、为“邪”，从而使之堕落成为杀害忠良的昏君暗主，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顺宗为王伾、王叔文、韦执谊三人贬逐致死的主谋元凶。在《咏史》、《惩咎赋》、《愈膏肓疾赋》等诗文中，柳宗元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中忠臣“不私乎内”、“君在不事太子”的话作为根据，为王叔文集团不事太子、压抑储君的行为进行辩解，表现了他继续坚持原来的认识和立场，顽固对抗的思想和态度。如《咏史》借乐毅喻王叔文集团，说他们“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又如《惩咎赋》写道：“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信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乎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妬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又如在《愈膏肓疾赋》中，借忠臣之口，述王叔文集团之心，说：“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非药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乱？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余能理亡国之刓弊，愈膏肓之患难。”又用医者对忠臣的一段话，表明自己继续坚持原来的认识和立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赋中说：“吾谓治国在天，子谓治国在贤；吾谓命不可续，子谓命将可延。讵知国不足理，疾不足愈。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此外，柳宗元还写作了《六逆论》一文，用批判《左传》六逆说作为幌子，批判宪宗即位之初“图任旧人”（《全唐文》卷56《授郑馀庆平章事制》）的观点和政策，反映了他们（王叔文余党）对贬逐王伾、王叔文等新贵人的强烈不满，顽固地进行对抗。

很明显，对于王叔文集团失败的原因，柳宗元这个时期的认识及其态度，完全是站在自己的小集团的立场来辩护的，简单地说就是利令智昏，怙恶不悛。其中既不乏泄愤偏激之言，还包含着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思想。比如认为王叔文被贬被杀是顺宗的昏乱所造成，并把顺宗比做始爱终弃的淫妇，视之为荒淫之君，更是不伦不类，极其错误的。从永贞朝当时国家大局的立场来看，顺宗是一位识时务的英明之主。他自知身患重病，难以长久，所以排除王叔文的阻挠立皇太子，接着命皇太子监国并贬逐王伾、王叔文，然后内禅，自为太上皇，命太子即皇帝位。这一系列的重大举措，当时都是非常明智的。它们不仅使国家避免了一场由于重用王叔文集团而即将导致的政治军事动乱，而且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和政策的连续性，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护了生产力。所以他生前被尊称为应乾圣寿太上皇，死后又被谥为顺宗，应天顺人，深谋远虑，岂河间淫妇所可比哉？又如用秦穆公三良死后霸基不振的事实，隐喻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死后唐朝的国势也将衰敝不振；并将“国不足理”与“疾不足痊”相并提，影射和预言王叔文集团失败后，唐朝的国运也将跟顺宗的疾病一样不可救药。但后来的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王叔文集团失败和顺宗死后，由于宪宗继承了永贞改革和顺宗的事业，并将其进行到底，唐朝的国势不但没有衰弱，反而日益强盛，由此开创了一个元和中兴的新局面。柳宗元的这些错误认识，反映了他当时情绪的低落和思想的迷茫，他的思想和人生也因此跌落到了谷底。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柳宗元逐渐认识了自己跟王叔文集团的错误和罪行，从而调整了心态，转变了思想，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才又成就了他思想和人生的辉煌。

从元和三年（808年）到元和八年（813年），是诉说冤屈和部分认罪的阶段，其代表作有《寄许京兆孟容书》、《与裴埙书》、《与肖翰林俛书》、《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等。柳宗元在这些书信中，对于自己跟王叔文集团的失败，也主要从客观方面来查找原因，认为关键是由于宦官藩镇等反动派的和中伤诽谤；此外也表示了自己部分认罪的态度。如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兴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𡰈，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𧥮诃万端，旁午构善，尽力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今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书中所说的“贵近”，指宦官，如俱文珍、薛盈珍、刘光奇、尚解玉之辈；“强暴失职者”，指藩镇，如西川节度使韦皋、河东节度使严绶、荆南节度使裴均等人。柳宗元当时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内外联合，互相勾结，在顺宗面前进行了恶毒的挑拨离间和中伤诽谤及威胁利诱，才导致了顺宗对王叔文集团的厌恶抛弃及其失败。看来，柳宗元的这种认识，与他第一阶段的思想相比，较全面和深入了一些。在《与裴埙书》中，柳宗元说：“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诪张排拫，仆可出而辩之哉！性有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盖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而在《与萧翰林俛书》中，柳宗元又写道：“仆不幸，向者进当臲𡰈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门哉。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这里所说的仇人，指王叔文集团的反对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宦官藩镇等人。在以上两书中，柳宗元诉说世态的炎凉，尤其是士人中嫉贤妒能、趋炎附势的恶劣习气，更使得对王叔文集团的诽谤雪上加霜，愈演愈烈。在《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中，柳宗元说：“某愚陋狂简，不知周防，失于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岭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飞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在《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中，他又说：“宗元素乏智能，复阙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吊影，追咎既往，自以终身沉废，无迹自明，不意相国垂愍，特记名姓。”与第一阶段继续坚持“不顾虑以周图”的态度不同，上述二《启》中的“愚陋狂简，不知周防”、“素乏智能，复阙周慎”等语，表明柳宗元这时对自己跟王叔文集团在永贞改革中的错误和罪行已经开始后悔，有了部分认罪的心态。

从元和九年（814年）到十四年（819年）十一月逝世，是彻底觉悟和坚决悔改的阶段，反映这种情况的代表作有《起废答》、《答问》、《三赠刘员外》、《贺皇太子笺》等。在这些诗文中，柳宗元对自己跟王叔文集团的失败，不再像过去一样从客观方面查找原因，而是从主观方面来查找原因，主动检讨自己的思想错误和政治罪行，彻底觉悟，坚决悔改，不仅知其不可而已之，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在《起废答》中，柳宗元首先讲了一个躄浮图和病颡之驹废而复起的故事，然后联想到自己一废不复的现实，他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为自己主要是道德方面的疾病，即政治上迷失了方向，站错了队，得罪了当今皇帝，而不是身体方面的疾病，所以不会像躄浮图和病颡之驹一样有废而复起的希望，只能安心顺理地做一个缧囚，终身沉废了。他说：“彼之病，病乎足与颡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吾以德病服焉，岂躄足涎颡之可望哉？”而在《答问》一文中，柳宗元对自己跟王叔文集团的思想错误和政治罪行的检讨就更加明确具体了。他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相信了《晏子春秋》的话并照此行动，而不是根据当时顺宗病情严重，内外皆欲早立太子，是以树国本的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一味地不事太子，压抑储君，所以导致顺宗的不满尤其是宪宗的怨恨；并且以为一切事都很简单容易，而没有料到它们的复杂艰难；只知直道而行，不理会他人的喜怒，也不管事理的曲直，即使遇上落网陷阱，也勇往直前，而不考虑其颠踣危险。一句话，就是愚蠢狂悖，见利忘害，得意忘形。他说：“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思，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以此为鉴，惩前毖后，知其不可而已之的决心。所以，又说：“一涉险阨惩而不再者，烈士之志矣；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将窃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在《三赠刘员外》一诗中，柳宗元指出自己跟王叔文余党再次被逐出朝廷的原因，同样是由于他们在永贞改革中相信了《晏子春秋》的话并照此行动，阻挠立皇太子，压抑储君，从而招致宪宗皇帝长期的愤怒和怀恨，耽误了自己辅时及物的平生志向和美好前程；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事情，自己才逐渐发觉这是完全错误的。该诗写道：“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河别，何年待汝归？”既然《晏子春秋》忠臣“不私乎内”、“忠臣不事太子”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耽误了自己的志向和前程；那么正确的理念便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为臣就必须既公乎外，又私乎内，既事皇帝，又事太子。柳宗元正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和态度，鼓足勇气，重新投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了。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割据淄青的藩镇李师道被平定，全国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元和中兴的政治局面最终形成。六月七日，宪宗下制，答应接受宰臣所上的“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尊号。柳宗元马上抓住时机，向宪宗上表祝贺，颂扬功德，表达忠诚。其表略曰：“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统承千载，光被六幽；蟊贼尽除，福应皆集；有首有趾，咸识太平。是以启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历凝命，实曰圣文；和众定功，时惟神武；运行有法天之用，变化乃应道之方。鬼神协谋，夷夏同志；大礼既建，鸿恩遂行。欢呼远匝于九围，渗漉普周于八裔，庆超遂古，美冠将来。臣获守蛮荒，远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于千年；尘壤均微，山呼愿同于万岁。”（《柳宗元集》卷37《礼部贺册尊号表》。然考诸文意，非册尊号，乃膺受尊号。这二者的性质和时间完全不同，不容混淆。所以韩注亦误，宜题云《柳州贺膺尊号表》）与此同时，柳宗元又特地祝贺太子，上皇太子笺，称述太子李恒对宪宗皇帝的辅翼之德，赞襄之功，以此结交太子，为自己的后路即政治前途作打算。其笺略曰：“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光受徽号，率土臣子，欢抃无涯。伏惟皇太子殿下丽正居中，辅成昌运，消伏沴孽，赞扬辉光。鸿名允升，大庆周洽，表文武之经纬，著天道之运行。瑞景照临，示重轮之发耀；恩波下济，见少海之增澜。宗元忝守遐方，获闻盛礼，踊跃之至，倍万恒情，谨附笺贺。”（《柳宗元集·外集》卷下《贺皇太子笺》）真是唱得好不如说得好，《笺》中将宪宗的元和中兴，说成是太子辅翼而成，将削平藩镇割据特别是平定李师道的叛乱，也说成是储君的赞襄所致。尤其是其中的“瑞景照临，示重轮之发耀；恩波下济，见少海之增澜”，既颂扬了皇帝，又称赞了太子，对嗣君的吹捧迎合，巴结讨好，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如果柳宗元长寿，随着太子嗣位，他的政治前途很有可能由于预先与之结交而出现转机。可惜柳宗元并没有等到这一天，他上笺祝贺皇太子之后四个月便去世了。然而，柳宗元的上述言行，充分说明他对自己跟王叔文集团在永贞改革中的思想错误和政治罪行已经有了彻底的悔悟，与他前面第一阶段的认识和态度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了。

三、宪宗继承了顺宗的永贞改革事业，并将其进行到底，由此开创了一个唐朝历史上堪与贞观、开元盛世并称的元和中兴局面

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永贞改革是以王叔文为首的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事业，将二王八司马的被杀被贬作为标志，以失败而告终。并且认为，永贞改革的失败，是以宪宗为首的地主阶级守旧派向革新派反扑的结果，它的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被全部推翻。但历史的客观真实情况却正好相反，它向我们展示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宪宗继承了顺宗的永贞改革事业，并将其进行到底，由此开创了一个唐朝历史上堪与贞观、开元盛世并称的元和中兴局面。

这一观念不仅是当时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而且也是与上面两个观念密切联系，是这两个观念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所以，如果不解放思想，破除对过去学术界传统观念的迷信，继续坚持认为永贞改革是王叔文集团的事业，二王八司马的失败标志着永贞改革的失败，当然也就谈不上宪宗的继承和后来的发展了。

既然永贞改革是顺宗的事业，那么，随着顺宗内禅和宪宗嗣位，他的这种事业，也传给了宪宗，为宪宗所继承，这在当时是朝野一致的舆论共识。比如宪宗就曾经再三申明，自己的使命，就是继承顺宗的志愿，完成永贞改革的事业。他在上太上皇尊好的册文中，就表示“惧忝传归之业，莫申继述之志”（《韩昌黎集·外集》卷10《顺宗实录》卷5）。顺宗逝世后，他又在《试制科举人制》中指出，此次制举选拔人才，就是为了“详求正言，思继先志”（《全唐文》卷56宪宗《试制科举人制》）。又如左拾遗元稹为顺宗作挽歌词，也称他“寿缘追孝促，业在继明兴”（《元稹集》卷8《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挽歌词》）。再如元和十年（815年），史官韩愈在写给宪宗的《进〈顺宗实录〉表状》中，仍然不无得意地宣称：“顺宗皇帝嗣守大位，行其所闻；顺天从人，传授圣嗣。陛下钦承先志，绍致太平。”（《韩昌黎集》卷38《进<顺宗实录>表状》）此外，历史的事实和逻辑的推论也都说明，顺宗皇帝由于身患重病，享国日浅，不可能完成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重大使命。作为一种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它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永贞改革其实只是一个开端，播下了种子，提出了问题；直到元和时代才充分展开，开花结果，解决了问题。正因为宪宗继承了顺宗的永贞改革事业，并将其进行到底，才完成了顺宗皇帝已经开始而未竟的事业，由此开创了一个唐朝历史上堪与贞观、开元盛世并称的元和中兴局面。

（张铁夫，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