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民本思想源流考

唐嗣德

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中指出：柳宗元“取唯民主义为政本，一切轻君而重民。”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民本是柳宗元政治思想的精髓。纵观他的哲学观点、经济观点、法律观点、教育观点和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民本思想随处可寻。民本固然不是柳宗元的原创成果，它滥觞于尧舜，发展于先秦时期，但他在继承历史遗产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不仅使民本思想趋于完善，而且具有新的理论高度。柳宗元的这一重大贡献，既为统治者执政治国提供了宝贵方略，又为老百姓造反起义提供了锐利武器。

一、利安元元

柳宗元出生于普通的仕宦家庭，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他从小就接受儒家伦理和子、史经典的熏陶，“仁爱”思想逐渐在头脑中萌芽。他自幼经历家境衰落和丧乱流离之苦，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关心民瘼的感情日益浓厚。他提出“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他又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进一步表明心志：“勤勤勉勉，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生人，即民众。元元，即庶民。《战国策·秦策》：“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又《史记·孝文帝纪》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之说。“民”这一概念在古代具有模糊性，有时指被剥削阶级，有时指剥削阶级的下层或在野者。柳宗元所说的“生人”、“元元”，是指以农业劳动为主的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削者。他以“利安元元”为理念，这就给传统的民本思想赋予了无限的生命力。

    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是论证民或民心、民意在王国政治中的地位，提出了历史上崭新的民本理论”；而另一方面“是在施政方面具体探讨如何使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刘光裕《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他的杰出成就和卓越贡献，不仅在于他丰富了民本理论，更为可贵的还在于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执拗的勇气，躬身践行，为民呼号，在那黑暗的围困中始终不改初衷，“虽九死其犹未悔”（《吊屈原文》）。

    贞元十九年（803年）闰十月，柳宗元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是他“超取显美”的成功一步。如果他在仕途中随波逐流、阿世媚俗、孜孜矻矻营求个人的幸遇，定会平步青云，加官晋爵。但他直面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愈演愈烈；战乱频仍，国无宁日，人民困苦不堪；“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时局时，就毅然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并成为改革集团中的中坚人物。“永贞革新”的锋芒所向，直指专权的宦官和割据一方的藩镇军阀，因此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缔“宫市”，禁止“五坊小儿”为非作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分裂割据势力，整顿财政，禁止地方军阀豪绅把持盐铁买卖；调整税率，蠲免民间各种债务，免除一切额外的进奉钱；废除种种苛扰，两次释放被禁闭在后宫的宫女及女乐900多人回家。这些改革措施，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强烈愿望，利国安民，尤其对广大人民大有好处。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谪为永州司马，由朝廷重臣而成为“系囚”。但他并没有颓废在苦海中，而是在新的路径上继续探索前行，迂回曲折地去实施“利安元元”的理念。他投迹于边远荒僻之地，心灵受挫，悲愤难禁，但他还经常把老百姓的冷暖记在心头，曾对朋友说：“仕虽未达，不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书》）柳宗元在羁居永州的十年中，系统地钻研了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文学诸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写下了《封建论》、《非国语》、《六逆论》、《天对》等光辉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在文学和诗歌创作中，寄寓着十分鲜明的思想倾向。《捕蛇者说》通过蒋氏之口转述永州人民在重赋压榨下的痛苦生活，归结出“苛政猛于虎”、“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论点，振聋发聩，充分揭露了朝廷之弊政，赋敛之酷苛，悍吏之殃民。《骂尸虫文》是有感于宦官擅权、奸佞当道的时弊而发，对专以造谣、陷害贤良为能事的小人进行无情鞭挞；还从民本出发，提出了“厚人之生”、“下民其苏”的政治理想。《田家三首》反映农民世世代代终岁劳顿不堪，还要受“公门”毒打的悲惨生活，对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柳宗元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苦于羁留永州十年的坐而论道，一到柳州刺史任上，便在职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以实现自己“利安元元”的夙愿。柳宗元在柳州的施政措施，是“永贞革新”的承续和具体化，虽然范围小，时间短，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中盛赞柳宗元在柳州任上的不朽政绩：“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先后，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回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妇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地方官，能够做到“吏为民役”，大胆施行新政，让民自利自强，这是民本思想之体现，完全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二、历史渊源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几乎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事业，他获得的新成果，总会有旧传统的印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并没有绝对的新和绝对一成不变的旧。事实上，旧是新的昨天，旧是新的母亲；新是旧的分裂、旧的胎儿、旧的未来。柳宗元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善于全方位汲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做到“借古开今”、“古为今用”，所以在民本思想方面颇有建树。

从柳宗元所提出的“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念来看，他的民本思想的本源，远至尧舜，近至孔子。探究先代圣贤关于民本的实践活动及有关论述，就能深层次地窥见柳宗元一生传承发展民本思想的轨迹。

中华民族的民本思想其源甚远，氏族社会早期的尧舜之世，就已孕育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尧，陶唐氏，名放勋，其号曰尧，史称尧，在帝位上行德政，恤民情，民兴《康衢》、《击壤》之歌。因子丹朱不肖，传位于虞舜。虞舜姓姚，名重华，其号曰舜，初居畎亩之中，后被唐尧拔擢摄政后，乃除四凶，咨四岳，举明德行孝道，勤民事，并以治水有功的禹为自己的继承人，遂天下大治。

尧舜的民本思想，散见于后人的经典著作中。孔子把能做到“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只推及尧舜为止（《宪问》、《雍也》）。孟子称颂“大舜有德”（《公孙丑》上），并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告子》下）。《礼记·大学》云：“尧舜帅天下为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尧舜是当时德行的代表，而舜的功绩尤高。舜在摄政前，助人为乐，德化克谐，在老百姓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以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舜被举为帝后，他以民本为主旨去施政治邦：齐七政，定五年巡狩之制；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行厚德，举贤任能，运佞惩恶；整纲纪，分职治水，开山和耕作；重教化，行大孝中和之道；等等。舜帝“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实在难能可贵，堪为社会公仆的楷模。舜帝又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史祖，舜帝文化即道德文化，其精髓体现在德、善、和三个方面，构成了德文化、善文化、和文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

     随着夏桀、商纣的亡国，民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孔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仁”和“为政以德”的崭新命题，既是对尧舜以来的德和德治思想的合理继承，又是在理论上的升华和发展，把民本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孔子的“仁”和“为政以德”，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民。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因此，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从而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和谐社会。

     第二，富民。富民方可固邦，因此孔子把富民放在为政的首位，他指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若“去食”，则“民无信不立”（《颜渊》），只有民富（足食）才能强国（足兵）。他还强调要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上）要富民就要发展生产，当南宫适提出“禹、稷耕稼，而有天下”的问题时，孔子就赞扬他“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孔子坚决反对聚敛穷民，当得知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时，就要其他弟子“鸣鼓而攻之”（《先进》）。

    第三，教民。孔子主张在富民的基础上强化教育：“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说苑·建本》）他提出“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而教之，做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孔子十分重视孝悌教育，指出“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人伦教育乃治国之本（《大戴礼记·四代》）。他还十分重视礼乐教育，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陈钟鼓，天子辟雍，诸侯泮宫，所以行德化”（《说苑·修文》）。

    第四，选贤。孔子认为“为政在人”（《中庸》），要行仁政，就要选拔那些“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的人，这些人才能履行民本主义。孔子充分肯定贤才的重大作用，当齐景公问及“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的原因时，孔子曰，“其国小而志大，虽处僻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而王天下（《说苑·尊贤》）。孔子还认为选贤不在于人多，而在于精干。他指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舜有大臣禹、稷、契、皋陶、伯益辅佐，而天下大治。

     第五，无为而治。孔子主张天道无为，“无为”就是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为政顺应了客观规律，就会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顺乎民心治国，使民众不受干扰，能安居乐业。孔子又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尧曰》）宽简则人所归附，得到群众的拥护；讲诚信则民听而不惑，从而皆为己任用驱使；办事果断敏速则事无不成，故有功政教；凡事都做到公平，则老百姓心悦诚服。德政若此，必将大治。

     孟子是继孔子后儒家最有权威的大师，他的主导思想是“仁义”，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史称“孔孟之道”。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因此对民要“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深知爱民、保民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仁者无敌”、“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论点，在具体措施上要“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梁惠王》上、下）。孟子深刻认识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他坚决反对诸侯残民以逞而发动不义战争。孟子的这些言行，闪耀着强烈的进步的民本思想光辉。

三、流响不绝

自尧舜至孔孟，至汉唐，民本思想经数千年积淀，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柳宗元在此基础上重兴尧舜、孔子之道，吸取其中的精华，融汇自己的真知灼见，遂使民本这条爱河更加宽阔丰满，它沾溉着此后1000多年的文明史。由于秉权治国者对民本思想持重视或无视的不同政见，演绎出一幕幕悲喜剧来。

柳宗元致力于改革，为实现“利安元元”的抱负，积极参与“永贞革新”。由于反对派的种种阻扰和破坏，这次革新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朝廷上宦官势力恶性膨胀，他们左右朝廷，挟制中外；地方上则是藩镇割据更为严重，而且因为内部矛盾斗争而兵连祸接；老百姓陷于冰窟火海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被逼得起来造反。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聚众数千在长垣发动起义，不久，黄巢率领上万人积极响应。黄巢的将领向民众宣传：黄、王起兵，是为拯救百姓，不像李家王朝专门欺压你们，大家都要起来造反。队伍很快发展到上百万人，十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黄巢提出“天补平均”的口号，反映了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强烈愿望。规模空前的黄巢起义，使唐王朝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与唐末的几代皇帝相比，清代康熙皇帝玄烨就高明得多了。康熙提倡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奉行孔子的仁政和德治思想，励精图治，富民强国，形成了“康乾盛世”。他说：“共四海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制治于未乱。”（《清圣祖圣训·圣治》）为此，他制订了许多爱民、利民、富民的措施：一是亲自督促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二是“更名田”，鼓励垦荒，致力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他说：“农事实为国家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此二者为先务。”自康熙八年（1669年）开始，下令把明朝藩王的土地全部“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清朝通典》卷一）。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的荒地开垦无遗，乱山深谷均无弃土，尽皆耕作，人口大增。三是重视节约，以惠及百姓。他说：“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节约，期以有余，沛恩百姓。”（《清圣祖圣训·圣德》）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将理藩院以往每年招待藩宾客用银80万两锐减至8万两。四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国家实力和改变民生际遇。他向耶稣会教士张诚、安多、徐日升等人学习数学，并注重将数学应用于社会实际，他先后六次视察黄河治理情况，每次都用数学、工程学知识测量工程的准确性，纠正了不少误差。他培养了允祉、梅珏成等几位清代中期的著名数学家，同他们一起编定的御制《数理精蕴》一书，成为集中西数学成果之大成的数学巨著。康熙还向传教士学习种牛痘以防天花病、服用金鸡纳霜（奎宁）以治疟疾，并大力推广，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奠基者，为解除人民疾病痛苦作出了贡献。因此，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康熙是首先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成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种脊梁人物在唐代当首推柳宗元，而在宋代则非王安石莫属了。王安石生活于北宋中衰时期，辽、夏的入侵，年年向异国纳银割地，导致经济上和军事上积贫积弱，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挥霍无度，使老百姓更加雪上加霜，农民、士卒起义连续不断。在这种时势下，王安石认为只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他们“安其耕”、“安其居”，自然就不会造反。如果老百姓“食不足以厌其腹，衣不足以周其体”，空谈安民治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王安石实行变法，如青苗、免役、均输、市易、方田、农田水利诸法，都涉及改善民生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具有进步作用。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对王安石的历史地位和业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近代，则有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这次变法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载湉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行政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改革科举制度，提倡科学文化，废除八股文；改革教育制度，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提倡上书议事；奖励新发明；等等。他们希望通过变法改变现状，挽救民族危亡，发展农工商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瓜分中国之际，变法维新完全符合“保国、保种、保教（孔教）”（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8年4月在北京组织的“保国会”的口号）的主旨，也反映了农、工、商各界广大民众的愿望。但是，改良派却无视民本思想，完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企图把变法维新当做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这就注定了变法的必然惨败。

康有为等人所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之日，正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实践阶段之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英明之处，在于他以民本思想为政纲，其主张“合乎人群之需要”，并十分看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强调指出：“三民主义皆本于民。”（《民报》发刊词）认为要实现“三民主义”，皆取决于民。他说：“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的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所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在临终前还郑重指出：“积四十年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遗嘱》）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他的不朽历史功绩。

四、创新民本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长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柳宗元一生致力于“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大业，就民本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宝库，其精神遗产至今闪耀着民主、进步的火花，是今天弥足珍贵的财富。

柳宗元距离现在千多年了，社会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但今天和古代相比，其政权的职能和结构大体一致，政府管理民众的基本体制大同小异，一些基本社会问题今天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因此，研究和传承柳宗元关于民本思想的见解和理论，对于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全面地总结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成果，站在时代的前沿，把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使民本思想也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一九四五年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的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来的。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阐述。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同志所论述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其宗旨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这就是根本的出发点。离开了“以人为本”，一切发展都会失去意义、迷失方向。只有抓住“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才能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正确处理发展中事关人民群众的一切根本利益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如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党和各级政府本着“以人为本”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正在尽最大努力切实加以解决。2009年10月5日至7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就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作了重要部署。他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2010年要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救助力度，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加快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要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提高教育质量，解决好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爱民、惠民、利民措施，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先进科学理念，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唐嗣德，湖南祁阳师范学校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