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梅“骈散融合”理论与其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

莫山洪

自中唐以来，人们对柳宗元文章的评价标准不一，存在不同看法，但自宋以来，人们在接受柳宗元文章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扬韩抑柳”，这种情况，直到清代才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带来这一改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孙梅。作为清乾嘉时期重要的文论家，孙梅在文章骈散问题上提出了相互融合的理论主张，其《四六丛话》一书，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其中，对于柳宗元文章的评价，孙梅有其独到之处。

一

文章骈散的对立与互融，在经历了唐宋的发展后，在清代进入到一个激烈的论争时期。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骈体为中心，以宋学家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以古文为正宗，反对骈体。前一派可以阮元为代表，后一派则可以姚鼐为代表。阮元主张，天下文章创自骈体，骈体为文章的正宗。姚鼐则以为，“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古文是文章正宗。双方在乾嘉前一阶段展开了猛烈地论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梅编撰《四六丛话》，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以骈散的融合作为基本出发点，融合了当时两大对立方的优点，将骈散融合作为文章发展的基本方向。

孙梅认为，文章骈散二体本就渊源一致，为文的关键在情与文的统一：

观乎人文，稽于义类，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于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1]

他从文章内容加以界定，认为文章应以文情统一为最高境界，古文与四六本就来源一致，因此他又称：“行文之法，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2]这是从方法上进行分析。他的观点，可以称得上是“意在笔先”，意为文章的基本要素。他又称：“一画开先，有奇必有偶；三统递嬗，尚质亦尚文。剪彩为花，色香自别。惟白受采，真宰有存。”[3]奇偶相生，“有奇必有偶”，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应该“尚奇亦尚文”。

沿着这样的思路，孙梅认为，好的文章，无论骈散，都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关键在于文章真情的发挥。在引《旧唐书·令狐楚传》中一段关于令狐楚在危急关头写遗表的记述后，孙梅加了如下按语：

令狐文公于白刃之下立草遗表，读示三军，无不感泣遂安一军，与宣公草兴元赦书，山东将士读之流涕，同一手笔。必如此，始为有用之文，四六所由与古文并垂天壤也。若以堆垛为之，固属轮辕虚饰纯以清空取胜，亦无非臭腐陈言。一言以断之，曰：惟情深而文明，沛然从肺腑流出，到至极处，自能动人。[4]

所谓“有用之文”，即强调文章的实际作用。从文章的作用看，令狐楚写的遗表，“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5]，由此，孙梅也得出“四六所由与古文并垂天壤也”的论断，认为文章的关键仍在“情”，所谓“情深而文明”。他在《四六丛话》中也多次谈到“意”或“情”的重要性：

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胜其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6]

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则骚之真也。[7]

书之为说，直达胸臆，不拘绳墨。^[8]

辞尚体要，文本性情。^[9]

有文无情和有情无文都是不理想的现象，文章的根本是性情，要直抒胸臆。即使是那些应用类文章，孙梅也强调“情”在其中的重要性。他在谈到“制敕诏册”时就认为，“表启之类，宜尚才华；制册之文，先觇器识。为此者必深明乎帝王运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宁朴而无华，宁简而无浮。……授官命职，备著激扬；闵雨忧农，如传喟息。使闻者有一见决圣之思，诵之动扶杖往观之慕”[10]，文章应该做到能让读者读之震容，想见作者之心声，这才能感动读者，为之效劳。

从对“情”与“意”的重视出发，强调文章的骈散融合，这可以说是孙梅《四六丛话》的基本观点。也正是这样的观点，使孙梅对曾遭遇贬谪并死在贬所且文章创作具有骈散融合特点的柳宗元大感兴趣，将其称为唐代文章的“集大成”者之一。

二

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孙梅对历代优秀文章家进行了描述，其中，对柳宗元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特别的。柳宗元与韩愈均被视为古文大家，孙梅《四六丛话》将二人引入其中加以评价，这本来就有点违背骈散两大阵营的基本观念。但是，孙梅在《四六丛话》中，将柳宗元视为融合骈散的优秀文章家。

在《四六丛话》中，孙梅对柳宗元有一个基本的界定，即把柳宗元确定为唐代最优秀的文章家之一。他对柳宗元有一个总体的评价，称：

惟子厚晚而肆力古文，与昌黎角立起衰，垂法万世。推其少时，实以词章知名，词科起家。其熔铸烹炼，色色当行。盖其笔力已具，非复雕虫篆刻家数。然则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11]

在这段话中，孙梅对柳宗元做了非常高的评价，称柳宗元是“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的人物，柳宗元虽然少时“以词章知名，词科起家”，但是他后来却能“肆力古文，与昌黎角立起衰，垂法万世”，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柳宗元可以说是千古一人。孙梅认为，在柳宗元身上体现了骈体与古文“源流之无二致”，是最高文章典范。欧阳修、苏轼、四杰、李商隐乃至张说，都在柳宗元之下。柳宗元成长中有一个问题，即他少时曾经学习时文，并有很优秀的创作。对于这点，孙梅以柳宗元和李商隐的对比来作说明：

柳子厚少习词科，工为笺奏。及窜永州，肆力古文，为深博无涯涘，一变而成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喜声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变而为今体，卒以四六名家。此二家者，从入各有自，而始终成就相反如此，所谓学焉得其所近者，何以称焉。盖子厚得昌黎遥为应和，而玉溪唯令狐为之亲炙。其遇合遭际自是不同，要之，天资学力固大有迳庭矣。[12]

两人的经历颇有些类似的地方，都曾经学习过古文和骈体，所不同的是，柳宗元少时学骈体，后来钻研古文，李商隐则正好倒过来，少时以古文闻名，后又跟令狐楚学习骈体。柳宗元与李商隐都可以算是文章大家。但在孙梅的心目中，柳宗元显然要高于李商隐。他认为柳宗元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得昌黎遥为应和”，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则是“天资学力”。柳宗元文章有其特定的内涵，虽然遭遇贬谪，但其文亦含儒家道统。孙梅称：“文以载道，亿（杨亿）于道未之见，虽妃青俪白，谈天雕龙，一艺之长耳。若柳子厚、苏文忠对偶之文，无不根极于道，虽处困厄，其精神自超然物外，岂可同年语哉？”[13]说杨亿不如柳宗元，其实也正说明了柳宗元文章在“道”方面的成就。四六的发展，孙梅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自有四六以来，辞致纵横，风调高骞，至徐庾极矣，笔力古劲，气韵沉雄，至燕公极矣，驱使卷轴，词华绚烂，至四杰极矣，及宋欧苏诸公，笔势一变，创为新逸。”[14]在四六的发展中，很多作家并不能达到高的水平，“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李义山虽在四六形式上甚工，但不能达到柳宗元之境界，因为柳宗元是“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达到了骈散融合的最高典范。

因此，在孙梅的《四六丛话》中，他自己虽然称最赞赏的唐代作家有三人，但最为他所欣赏的，无疑是柳宗元：

吾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极其精，于文公仰其高。[15]

他所称道的唐代集大成的三家即张说、柳宗元、令狐楚。从四六的创作看，孙梅以为三家分别具有“厚”、“精”、“高”的特点。在唐代的四六作家中，三人确实具有很高的水平。如张说在文章史上就有所谓“燕许大手笔”的提法。不过，令狐楚却并未见得能列入大家行列。因此，孙梅在《四六丛话》中并未多谈令狐楚，而张说和柳宗元则多次提到。他认为两人的水平都很高：

燕公笔力沈雄，直追东汉，非独魏、晋而下无堪相匹，即合唐、宋诸家自柳州而外，未有能劘其壨者。[16]

右丞之文，高华典贵，一如其诗。仰承燕公，后接柳州，为一大家。[17]

在这些言论中，张说和柳宗元都被提到。显然，孙梅认为，能与燕公抗衡的，只有柳宗元，因柳宗元是骈散结合，又高于燕公。

柳宗元之高于张说，其原因孙梅没有直接说，但他认为柳宗元身上体现了骈散“源流之无二致”，这自然就符合孙梅所强调的骈散合一观念。而且，柳宗元擅长众体，在多种文章形式上都很有成就，如在论“骚”时，称“四杰富其才，右丞高其韵，柳州咀其华，义山体其润”[18]，在论“赋”时称“若柳河东《披沙拣金》、《记里鼓车》等作，质有其文，巧而兼力，诚鸿博之新裁，场屋之定式矣”[19]，论“启”时称“柳子厚精纯而俶傥，李义山密致以清圆”[20]，论“颂”时称“子厚《贞符》，同其旁魄；曼卿《皇雅》，逊彼精纯”[21]，论“记”时称“柳子《永州八记》，追蹑化工，独开生面，大放厥词，昌黎所叹。其实撷《骚》、《辨》之英华，陶班、张之丽制，自《选》学中来也。然则融古文之迹，掞今体之词”[22]，论“论”时称“此皆艺苑之琼瑶，词林之所脍炙，与夫匡刘经术，韩柳文豪，西晋老庄，北宋策判，固将骧首而振据骖，不甘垂翅而同退鷁也”[23]，论“杂文”时称“自后拟作甚多，傅咸为辑《七林》，然唯柳子厚《晋问》一篇，精刻独造，追轶枚叟”[24]，可以说，在讨论多种文体的时候，孙梅都把柳宗元看做是楷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柳宗元的文章地位。尤其是对“记”的论述，他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称为“追蹑化工，独开生面，大放厥词”，评价非常高，而且又称《永州八记》是“笔力高绝万古，云霄一羽毛，非诸家所敢望尔”[25]（卷三十一《作家四》郦道元下注），能达到“非诸家所敢望”的境界，其原因也正在于他的文章能“融古文之迹，掞今体之词”，也就是达到了骈散的融合。

从骈散融合的角度出发，孙梅将柳宗元置于历代文章家中的佼佼者，称柳宗元身上体现了骈散的融合，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柳宗元文章的地位。

三

孙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乾嘉以来不拘骈散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柳宗元文章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韩愈、刘禹锡等人对其文章加以推崇，韩愈在给刘禹锡的信中称：“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26]柳宗元文章地位似乎不存在问题。但到宋代，人们对柳宗元的文章颇不以为然，以为柳宗元在韩愈之下，如宋祁称：“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27]甚至有人认为柳文尚在刘禹锡文章之下[28]，这就在宋代形成了“扬韩抑柳”的现象。确立唐宋八大家传统的茅坤，在谈到韩柳差别时，也认为柳不如韩：“韩文无一字陈言，而柳文多有模拟值迹。是岂才不及韩哉？其见道不如故也。”[29]茅坤尽管也意识到，以“道”的高低来评价文章的高下并不准确，但他也没有改变这样的评价。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最重要的文章流派即为桐城派，桐城派对于柳宗元文章的接受，延续了宋理学派的观点，以柳宗元“大节有亏”[30]为由，视柳宗元文章成就低于韩愈。乾嘉汉学的兴起，使这种局面得到了改变。汉学家多称道柳宗元，如焦循“又善属文，最爱柳柳州文，习之不倦，谓唐宋以来一人而已”[31]。与孙梅有关的人士，也多称道柳宗元，如其学生程杲也将柳宗元文章成就与韩愈相提并论，称“即如柳欧苏王，文与韩埒”[32]。

值得注意的是，孙梅在提升柳宗元文章地位的同时，在强调文章骈散融合的时候，从文章“情”、“意”的重要性出发，对韩愈的文章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如其称“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绪繁乱，真挚之情，不事文采矣”[33]，从孙梅在《四六丛话》中对“情”与“意”非常重视的角度看，他对韩愈的这篇文章还是给予了必要的肯定。不过，在整部《四六丛话》中，韩愈出现极少，而且在列举历代作家时，孙梅并没有将韩愈列入，可以看出，韩柳在孙梅心中的高下。

客观地说，孙梅提升柳宗元文章的地位，将柳宗元视为文章发展演变中能体现骈散融合的大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柳宗元文章的地位，也为正确看待柳宗元文章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莫山洪，广西柳州学院中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