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人对柳宗元的接受

——以愚溪为主的解读

张蜀蕙

（东华大学中国语文系助理教授，中国台湾）

对柳宗元在宋人的传释与接受的情形，历来学者探讨极多，笔者分几条线索检阅存在于选本、选文、选诗与地志中的记载，得出宋人于柳子厚的接受，永州、愚溪是重要的关注点，虽然现实中的愚溪，早已随人逝而湮没，然而选文选诗的愚溪效应，是不容忽视的。湘南另一著名浯溪题壁，在时代意义上，随着元祐（1086—1094年）以下文人南行而被注视，《大唐中兴颂碑》变成一个具有家国中兴想望的场景，永州愚溪往往随文人访碑，而被探访。柳宗元诗文在宋人选本，也有一定的评价，本文亦自宋初《文苑英华》、《唐文粹》到南宋之后《瀛奎律髓》的选录，可见柳宗元作品被接受、被诠释的情形，本文由以上三方面的观察，提出一些心得。

一、宋人诗文论柳宗元愚溪

柳宗元是苏轼“南迁二友”，苏轼虽不曾如其他文人亲访柳子所历，但深知后人对前辈的追慕之意，如《屈原塔》诗，小注：“在忠州，原不当有碑塔于此，意者后人追思，故为作之。”此诗甚为有趣：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渇。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声名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1]

这是苏轼《南行集》的诗，是相当早的作品，想后人追屈原之志，千载以下眷眷之情，然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屈原就死、与世决绝之心诚烈，似乎楚人的热情太过。早岁的苏轼，看待此事，聪明也灵透，他认为，屈原之世“世俗安得知”，而世俗眷眷之心，非深知屈原，屈原未必领情。或许由此观点来看，苏轼虽喜爱柳宗元诗，无缘一见永州、柳州，可知其阅读柳宗元，也有独特的视野。更何况愚溪旧地，早已非柳子当时情景，“观公前后诸诗序，溪居之胜可矣，公殁未几，而故址废矣”[2]。依刘禹锡《伤愚溪》前引：“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子没三年，有僧游零陵告余曰：愚溪无复曩时矣。”山谷南行浯溪读《中兴碑》，而后至永州，有《游愚溪》诗，诗前序云：“三月辛丑同徐靖国到愚溪，过罗氏修竹园入朝阳洞，蒋彦回陶介石僧崇庆及余子相步及余，于朝阳岩徘徊水滨。久之，有白云出洞中，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见介石，请作五字记之。”其诗：

意行到愚溪，竹舆鸣担肩。冉溪昔居人，埋没不知年。偶托文字工，遂以愚溪传。柳侯不可见，古木荫溅溅。罗氏家潇东，潇西读书园。笋茁不避道，檀栾摇春烟。下入朝阳岩，次山有铭镌。藓石破篆文，不辨瞿李袁。嵌窦响笙磬，洞中出寒泉。同游三五客，拂石弄潺湲。俄顷生白云，似欲驾我仙。吾将从此逝，挽牵遂回船。

乾道（1165—1173年）时，范成大南行，《骖鸾录》记所见略详：

二十日，行群山间，有青石如雕锼者，丛卧道傍，盖入灵陵界焉。晚，宿永州，泊光华馆。郡治在山坡上，山谷多奇石。登新堂及万石堂，皆柳子厚之旧。新堂之后，羣石满地，或卧或立，沼水浸，碧荷乱生石间。万石堂在高陂，乃无一石，恐非其故处。然前望众山，回合如海，登览甚富。子城脚有苍石崖，围一小亭。又有潇湘楼，下临潇水，不葺。

二十二日，渡潇水，即至愚溪。亦一涧泉，泻出江中。官路循溪而上，碧流淙潺，石濑浅涩，不可航，春涨时或可，所谓“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者，必是泛一叶舟耳。溪上愚亭，以祠子厚。路傍有钴鉧潭。钴鉧，熨斗也，潭状似之。其地如大小石渠、石涧之类，询之，皆芜没篁竹中，无能的知其处者。

范成大所见愚溪、钴鉧潭、石堂等自然景致依稀尚在，而愚溪上的营筑与旧景，只能想见仿佛，靠柳文、柳诗所记，想见柳宗元所见场景。苏轼曾有一诗《故周茂叔先生濂溪》称：“世俗眩名实，至人疑有无。怒移水中蠏，爱及屋上鸟。坐令此溪水，名与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苏轼对周敦颐十分佩服，苏轼自注：“（濂）溪在庐山下。”周家于此，故以此名之。苏轼此诗提到了柳州柳、愚溪愚，皆因人而彰。苏轼对于柳宗元笔下山水，无法亲见，惟几处对于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时有会心。如其《书柳子厚诗》：“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峯头望故乡。’”[3]此诗是《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又其《书柳子厚牛赋后一首》：“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数十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及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闻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书柳子厚《牛赋》，以遗琼州僧道，赟使以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庶几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记。”[4]

苏轼似乎透过书写柳宗元诗文以记南方名物风土，北人对于南方风物的观察与记录，其实不多。柳宗元《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风俗故事》云：“圣代提封尽海壖，狼荒犹得纪山川。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垌敢留连？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王会篇。”柳宗元虽指柳州而言，但无论是永州、柳州，多非迁谪不至，柳宗元此篇是否有启示苏轼作用，苏轼贬儋州自称：“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5]柳宗元的作品是否因描述北人所未尝经历的风土，而为人注意？

苏轼对柳宗元的意见，多在柳诗美学的提领，如“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在南方对经历柳宗元当年处境，其《答程全父推官》书云：“便舟来，辱书问讯既厚矣，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某与儿子亦粗遣，穷困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感怍不可言，惟万万以时自爱。”在这样的情景下读柳集，当更有所得。苏轼推服柳诗，多书柳诗以自道心境：

《书柳子厚南涧诗》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索，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惑，末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迟回只自知。谁欤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余，大率类此。绍圣三年（1096年）三月六日。

《书柳子厚诗》

柳柳州《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病中见寄》：“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元符己卯（1099年）十一月十九日，忽得龙川信，寄此纸试书此篇(《东坡题跋》卷3)

《书柳子厚诗》

元符己卯（1099年）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1100年）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

《饮酒》、《觉衰》二诗俱有陶诗之自然，宋诗话称“置之渊明集中，不复可辨”[6]。可见苏轼也随着个人心境，与之对话。对于柳宗元身历永贞之变，唯《序欧阳子朋党论》称：“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不若王安石《读柳宗元传》激切：“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7]此类看法常见于当代，如晁补之《续楚辞序》针对王安石意见而发：“柳宗元、刘禹锡皆善属文，而朋邪得废，韩愈薄之。……王公世大儒，其学自韩愈已下不论，虽要不成人之恶，自奇宗元辈而怒，知其爱人忧国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禄，阳自好而阴从利，徼一时之愿，无祸而老者皆是也。于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视八司马不反怍乎？禹锡不暇议，宗元之材盖韩愈比。愈薄而惜之，称其议论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而谓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始在台省时已能持身，如其斥时，亦自不斥。”[8]

将对柳宗元的意见与其愚溪合论，当见于晁补之《清美堂记》：

        昔柳子厚名愚溪而居，而溪之神见梦曰：“余甚清且美，为子所喜，子幸择而居余，而辱余以无实之名，以为愚耶！”子厚与之辨，其言信激而有理。须城王景亮以为不然，曰：“夫物之名，物之实也。且子厚固不愚，夫安能使溪愚也。士而矜其能不自爱，以近权利而取悔，未始病其智也，而曰：‘我固愚。’余羞之。在州里则贤不肖，小大皆趋焉，行四方，则人慕交之，居朝廷，则附者众，若此皆自以为吾智能得之，而余以为有命，故余进则不敢以智徼其所难，而退亦不敢以余力之所无，如何而受余之愚责？汶之阳，卢泉之上，其南大泽，其土腴其生物伙而可悦筑圃，而居之为堂，以临卢泉，而挹北山，取其所谓甚清且美者，合而名余堂，卢泉之上多杨柳茂木可休，而坐钓鱼以忘老，杖而望北山云气之浮游，可接也，其前冈阜陂隰，摧嗺而湠漫，青齐之往来者，岐路迤靡，牛羊麦禾，膏野极望，鸣鹳鹤而下凫雁也。余又种花其旁为锦堤，凿堂之东西为池，植柏其塘以达于门为径、为台、为庵、为亭，以出眺而入息，以与宾客坐而谈笑为乐，丛竹、杂果、奇石、异草凡物之清且美，而可悦者甚众也，独泉乎哉！且物之清惟其自然，宜不以人之所处要地，僻壤改其度也，然世之人出入乎官府而往来乎廛市者，朱墨伧攘之与居，米盐喧啾之与曹，虽有物境可以澄耳目，而旷心意者，不暇一接，则物虽不以要地僻壤所处者改其度，而自人观之异矣。而余终岁优游焉，于此则所谓清美而可悦者，非余独得之哉，而所为名余堂者，亦岂非以其实耶？柳子厚以谪居远方，一旦得官舍而去，孰与余常有此也，于是求文颍川晁补之以记之。

补之曰：“嗟乎！昔之君子，进则急于功名，不暇择当否，退而怼不逢则诬溪谷草木，以自解说，岂不过甚矣乎！若景亮进不干时，退而处其常，斯可矣。”近时豫章黄庭坚鲁直有美名，其羇旅于魏尝歌曰：“卢泉之濒可忘死。”补之爱焉，然补之亦未尝至卢泉也，独尝以事出郓之东郭，见其川源，土俗之富意，固乐之，而补之先君又葬于济济与郓泽南北也，庶几它日，过景亮临斯泉一醉解吾缨而濯之，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9]

此篇假柳宗元《愚溪对》，溪神发言：“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当然柳子假愚溪溪神对话与《愚溪诗序》说明个人清与美的本质。愚溪者之作也是柳宗元创作的核心。然而晁补之却以此申意，说明“君子，进则急于功名，不暇择当否，退而怼不逢则诬溪谷草木，以自解说，岂不过甚矣乎”之意。

（二）宋人地志中的柳宗元、愚溪

验之唐宋地理志，与柳宗元相关记载见下表：

可见直到南宋，柳宗元才正式进入地理书的记载，之前于《元和郡县图》、《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新定九域志》均无。《舆地纪胜》卷五十六《荆湖南路•永州》，则道出乃文人笔下的山水、风物与人文行迹。正如书中以四六文称美永州地景特色：“地连楚越，水合潇湘。元次山之遗迹，柳子厚之芳声。”“山水奇秀，殆非中州所有”下引《零陵志》云：“山水之胜，一经柳司马品题遂号佳郡。”柳宗元将永州山水之美写出。元结对永州的影响则在于人文景观。将南渡前后文人留观浯溪的诗保留下来，中兴颂碑成了地景重要的象征，如此《四六》引胡安国《知永州制》云：“零陵虽小，有社有民，往读中兴之颂，无亡平日之音。”《方舆胜览》于文后《四六》道：“山灵因柳子之诗，今犹晶釆；石崖有元郎之颂，谁不品题。”道出浯溪风景因子厚而彰、中兴碑召唤文人前来。引元结文为之说明：“浪者亦漫，为官遂呼漫郎。及家樊上，漫遂显。广德元年，拜道州刺史，喜浯溪，因家焉。”载“山谷老人，亦泛扁舟而怀古”追寻元结行迹。《名贤》类记载途经此地的名人，苏轼“自昌化徙永州”，苏辙“自春、循徙永州”，黄庭坚“谪宜州，道过永州，留连数月”。文后以四六道出：“读子厚之文，当念斯民之重敛。勒次山之颂，更观今日之中兴。愿属钧陶，益见容我等之数百辈。待看勋业，当为刻中兴之第二碑。”宋人方志地理书，对元结的行迹记载详尽，关于命名与柳先生祠堂，则比较简略。虽然湘南山水之美是由晚于元结40年的柳宗元发掘出来，《零陵志》：“山水之胜，一经柳司马品题遂号佳郡。”柳宗元的永州书写，道尽自然风景的感受与体会。作为地志的描述，柳宗元于愚溪写永州风物，不忘放入地景的地理方位、讯息，宇文所安认为有着给读者指路的意图，即便八记中的地名，位置往往是当地人才能确知。柳宗元《永州八记》是以北方中原地带的读者作为文本阅读的对象。[10]柳宗元的指路，是在荒陬中建构永州的图经，诚如汪藻（1079—1154）所言：“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11]然而宋人方志关注的永州人文地景，是在浯溪摩崖，更确切的说，文人对中兴颂的兴趣，显然胜过浯溪自然风景。元结浯溪诸铭，远不及中兴颂所获得的回响，中兴颂除了上石增刻的文字“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与浯溪相关，此外无一字及于浯溪。读者不在意此碑与浯溪地景有多少联系。对读者而言，浯溪石壁中兴碑有其象征意义，是一个开放的公共论坛，并非愚溪召唤读者与诗人情感的私密地景。而是如华清宫、骊山，引起读者评骘开元天宝玄宗、肃宗二朝事。诚如洪迈《浯溪留题》所言：“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至两宋崖石周围，不独唐人的碑刻保持下来，宋室南渡前后，到浯溪者渐多，《中兴碑》下想中兴蔚为风潮。中兴碑诠释取择转向的关键，与元祐文人贬谪有关。柳宗元是苏轼贬惠州、海外时的南迁二友。柳宗元永州之作，使零陵荒烟之景为天下所知。宋人地理书的记载，永州以元结与柳宗元为主，有着柳宗元贬臣形象与元结乱世避隐的漫浪之心，虽然柳宗元文名高于元结，然而宋人向往元结的气息，更胜于子厚的骚人情志。

三、由选本看宋人对柳宗元的接受

《文苑英华》选柳诗仅一首，章表奏议几乎尽收，永州山水书写与今柳集验之，除其《永州修净土院记》、《永州铁炉步志》未收，此外柳州部份亦尽收入，《愚溪对》至《唐文粹》已收。

检查方回《瀛奎律髓》收入的柳宗元诗，分别收入卷四“风土类”、卷十四“晨朝类”、卷十七“晴雨类”、卷二十七“着题类”以及卷四十三“迁谪类”，《瀛奎律髓》编目不无受到《文苑英华》的影响，然此是收唐宋诗为主，也正呼应对柳宗元的接受，以风土与迁谪为大宗，对于柳宗元诗的接受，是环绕面对贬谪的态度而言，如于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别赠》诗：“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直以疏慵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方回云：“柳子厚永贞元年乙酉，自礼部员外郎谪永州司马，年二十三矣，是时未有诗。元和十年乙未，诏追赴都。三月出为柳州刺史。二人者党王叔文得罪。又才高，众颇忌之。宪宗深不悦此二人。‘疏慵招物议’，既不自反，尾句又何其哀也？其不远到可觇，梦得乃特老寿，后世亦鄙其人云。”沿袭宋人对刘、柳为永贞党人的批评，对于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边。”方回道：“此乃到柳州后作，其弟归汉、郢间，作此为别。‘投荒十二年’，其句哀矣，然自取之也。为太守尚怨如此，非大富贵不满愿，亦躁矣哉！”这样的评价又见于柳宗元描述道途恐惧的《岭南江行》诗：“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茅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方回道：“急于富贵人，遭不得磨折，便少受用，学道人定不尔尔。尾句亦不值如此气索。”[15]

柳宗元的南贬诗，有动人之处，方回评柳宗元《柳州峒氓》称：“柳柳州诗精绝工致，古体尤高。世言韦、柳，韦诗淡而缓，柳诗峭而劲。此五律诗比老杜则尤工矣。杜诗哀而壮烈，柳诗哀而酸楚，亦同而异也。又《南省牒令具注国图风俗》有云：‘《华夷图》上应初识，《风土记》中殊未传。’非孔子不陋九夷之义也。年四十七卒于柳州，殆哀伤之过欤？然其诗实可法。”[16]柳宗元诗所述说的南土与寂寞，宋人诗话曾载东坡称柳宗元《南涧中诗》：“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17]苏轼叹柳宗元的深忧难以释怀。蔡宽夫诗话《论子厚乐天渊明诗》也称：“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18]柳宗元以有咎责的罪人之身，自鸣不幸的哀音，反而比不上东坡“非其罪而安之若命”，方回认为“迁客流人之作，唐诗中多有之”。元和文人面对出处穷通的心态，是不及元祐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