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接受柳宗元在方法论上的成熟及其文学意义

杨再喜

柳宗元（773—819年）经历了晚唐和五代的寂寞之后，在两宋时，迎来了接受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这种接受高潮的出现，与在接受方法论上的成熟密不可分。                                   

一、在散文领域，由“韩柳并提”之论拓展到“文章四大家”之说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柳宗元和韩愈同属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其文学地位是并驾齐驱的。实质上，在唐、五代时，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同韩愈相比，是存在一定差距的^{[1] ﹙P28—30﹚}。在柳宗元传播接受史上，晚唐的杜牧（803—852年）第一次将柳宗元与韩愈的散文相互比较，开创了“韩、柳”并提之法。他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诗中勉励自己的侄儿后辈时指出了学习效法的对象，他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樊川文集》提要）由此而首开了把柳宗元的古文同韩文相提并论的先河，这种比较之法的开创，有着重要的接受学意义，正如姚斯所言：“美学意义蕴含于这一事实中，读者首次接受一部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与他以前所读作品相对比而进行的审美价值体验。” ^{[2]﹙P334﹚} 杜牧在接受柳文的过程中，将柳文同韩文相比较，认为两者的文学地位具有接近苍天的高度，这对于处于相对寂寞的柳文而言，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提升。杜牧所开创的“韩、柳”并提之法， ，成为宋人接受柳文的一条主线。北宋初期的柳开（947—1000年）“少喜读书卷，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河东集》提要） 。王禹偁（954—1001年）明确地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小畜集》卷十）穆修（979—1032年）更是不遗余力地刊刻韩、柳文集，把两者作为学习的典范，乃至于他深情地感慨：“呜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厌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旧本柳文后序》，《柳河东集注》附录） 柳宗元文集另一个重要编撰者沈晦（1084—1149年）也说：“学古文，必自韩、柳始。”（《四明新本柳文后序》，《柳河东集注》附录）南宋的王十朋（1112—1171年）更在“韩、柳”并提的基础上，结合在北宋时享有盛誉的欧阳修和苏轼，提出了“文章四大家”的概念，他指出“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弛，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读苏文》，《梅溪集》前集卷十九》）。陆九渊（1139—1192年）更是倡言“读汉、史、韩、柳、欧、苏、尹师鲁、李淇水文，不误后生”（《象山集》卷三），他已经把柳宗元与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等散文大家完全并列，使柳宗元处于散文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同时也具备了明代茅坤所主张的“唐宋八大家”的基本雏形。这些古文家或者在南宋后期由于理学思想发生变化而比较注重文学功能的理学家，大都沿袭了晚唐杜牡的“韩、柳并提”的方法，使之成为柳文接受的主流，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再加之与宋代散文大家的结合，“文章四大家”的说法已经得到当世的公认，进而为“唐宋八大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对柳文的接受方法上，其轨迹源于晚唐的杜牧，经过宋人的拓展和深化，随之也基本确立了他的文学地位。

但在两宋时期，对于柳文和韩文的历史定位，由于柳宗元和韩愈对待儒、佛、道的不同态度，杜牡的“韩、柳并提”之论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导致其文学不同的接受命运。韩愈以排佛而出名，以为儒、佛不相容，认为儒、佛之间的关系是“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原道》，〈宋〉王伯大《别本韩文考异》卷十一），而柳宗元坚持“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亵”（《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和“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的态度，为此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柳、韩两人不同的哲学思想，也导致了宋代接受者持续不已的讨论，成为影响柳宗元文学接受的重要因素。一些“道学之儒”或者道学气息较浓的古文家，出于“复兴儒学”的需要，往往从“道统”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由此认为“柳”不如“韩”，否定习惯上的“韩、柳并提”之论。其中分别以石介（979—1045年）和欧阳修（1007—1072年）为代表。理学家石介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上赵先生书》，《徂徕集》卷十二）在这里，已经把柳宗元由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降格为韩愈的追随者和附和者。至于欧阳修，作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肩负着“道统”和“文统”的双重任务，因此在评判韩、柳的文学地位时，只会选择坚持“道统”和对柳宗元的评价更为尖刻，他指出：“自唐以来，言文章者唯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直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耳。”（《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一）在这里，把柳宗元看成了“韩门之罪人”，对于“韩柳并提”之法进行了根本上的否定，成为“从儒道的大本大原上攻击柳宗元，欧阳修是出言最苛的一个人” ^{[3] ﹙P420﹚}。欧氏的这段言词，对于一些随声附和而不加区分的读者而言，这种不切实际的导向，对柳宗元的文学接受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此后漫长的接受历程中，长期存在着“扬韩抑柳”的现象。

二、在诗学领域，形成了“陶、柳”和“韦、柳”同流之论

两宋时，在对柳、韩古文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读者将其接受的视野触及了柳诗。苏轼在《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之三中说：“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唯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东坡全集》卷八十四）在贬谪辗转的日子里，他把柳宗元的诗歌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朋友，他仔细玩味，心追手摹，开始了对柳宗元诗歌的大规模接受，成为柳诗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 ^[4]﹙P93﹚。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柳宗元的诗歌同陶渊明（365—427年）和韦应物（737—792年）的诗歌同流， 把柳诗的艺术渊源追溯到陶渊明，把艺术成就位列于唐代享有盛名的韦应物之上，并由此而演变成后世读者接受柳宗元诗歌的一种新的方法。他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又论柳子厚诗》，《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二），“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东坡全集》卷九十三）。苏轼把柳诗与陶诗和韦诗一起归于第一流“平淡”诗美的代表作家，其在柳诗接受学上的重要意义，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言：“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人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进行对照和比较。”^{[5] ﹙P3﹚}后人受此影响，对柳诗的阐释大都在此范围内展开，成为人们接受柳诗的主流。如南宋的严羽（生卒不详）以人论诗，在《沧浪诗话•诗体》一文中，列举了36种诗体，它们当中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在36种诗体中，关于柳诗的有“韦柳体”和“柳子厚体”， 前者就是指柳子厚与韦应物共同的诗歌艺术风格而呈现出一个流派。刘克庄（1187—1269年）也说“（渊明）其诗遂独步千古，唐诗人最多，唯韦、柳得其遗意”（《赵寺丞和陶诗序》，《后村集》卷二十三）。南宋张戒（约1135年前后在世）的《岁寒堂诗话》中把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的相似性推广到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他说：“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这种从艺术风格相似的角度，把柳宗元诗歌与陶、韦乃至王、孟相提并论的方法，当演进到元朝时，元好问（1190—1257年）再次把柳诗与谢灵运的诗歌同流，他指出：“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论诗三十首》之二十，《遗山集》卷十一）突出了谢、柳两诗共有的孤独寂寞之情怀。晁说之云：“柳子厚诗与陶渊明同流，前乎东坡未有发之者。”（晁说之《东坡题诗》，《景迂生泉》卷十八）相对于柳文而言，柳诗接受高潮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在苏轼所开创的“陶、柳”和“韦、柳”之法的启示下，使其在后来接受的态势并不逊于其古文。

三、把柳公作为“穷而后工”理论的典型印证者                    

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为了唐朝的中兴，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然在100多天后却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他“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从永贞元年（805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也就是从他的33岁到47岁，在偏远的永州和柳州度过了他的余生。其间，他秉承着“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人生理想，过着“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的生活，取得了称誉后世的文学成就，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由此而来，在中晚唐和五代时，在柳宗元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接受者较早注意到了他的人生经历与其文学成就之关系，形成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其中最早指出这一现象的是韩愈，他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其次，是刘昫的《旧唐书》，进一步阐述其艺术风格来源于其贬谪的生活，指出：“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旧唐书》卷一百六十）

在宋代，对柳宗元生平遭遇与文学成就之关系的论述，其中最有代表的要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他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唯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薛简肃公文集序》，《文忠集》卷四十四）这里， 欧阳修把柳宗元同刘禹锡一起作为自己“穷而后工”理论的典型印证者，使后世读者在接受其“穷而后工”理论的同时，也把柳宗元“发愤著书”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而喜欢和接受柳文。此外， 欧阳修还写有《永州万石亭寄知永州王顾》一诗，对柳宗元不幸的身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说：“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下上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我亦奇子厚，开编每徘徊。”（《文忠集》卷四）诗中指出，柳宗元虽然禀赋超群却过早地被贬谪于蛮荒之地，但这险恶的环境也玉成了他的文学成就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文风。此外，在宋代的《新唐书》里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宋〉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 严羽作为一个伟大的诗学家，坚守着唐以来的“知人论世”之法，首次从纯诗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柳诗与屈骚的关系，提出了“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诗评》）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屈骚是诗的渊源，强调“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沧浪诗话·诗辩》）他抛开《诗三百篇》而直言《楚辞》，将抒情性作为文学考量的第一要素，实质上是由屈原和柳宗元相似的人生经历，看到了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共有的悲怆之意蕴。

四、开创了著名的“删诗”之法

宋代文学大家在接受柳宗元作品的过程中，有时不会局限于简单的作品解读，而是站在新的高度，指出其中的不足，对其名篇进行删改，由此而开创了接受史上的“删诗”之法。首开此风气的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苏轼（1037—1101年），柳宗元有《渔翁》一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对此古诗短篇，苏轼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亮句，虽不必亦可也。”（蔡正孙编《诗林广记》卷五）这就是诗歌史上有名的苏轼删改柳诗之说。此言一出，便掀起了对此诗持续不已的争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著名诗学理论家严羽便赞同苏轼的删诗之说，认为“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之诗，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沧浪诗话•诗辩》） 。对此，同为南宋后期的刘辰翁（1231—1297年）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说“或谓苏评为当，未知言者。此诗雄厚浑，不类晚唐，正在后两句，非蛇安足者”（《唐诗品汇》卷三十六）。此后，对于柳宗元《渔翁》一诗的争论，可谓旷日持久，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一道独特的奇观。正如当今学者莫砺锋先生所言：“苏轼除了‘发明’柳诗之外，还对它进行了局部的‘修正’（指〈宋〉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所言：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东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而后者或许具有更重要的诗歌史意义。” ^{[6] ﹙P38﹚}艺高胆大的接受者自然不会满足于对柳诗的简单解读，必然要想方设法超越于眼前的文本，进行突破，而对其增补或删改就是其中方法之一。就苏轼对柳宗元《渔翁》一诗的删改而言，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争论中引起接受者对柳诗的接受，更在于后人在接受《渔翁》一诗时，也仿佛忘记了柳诗原来是六句短篇的古诗，而把之当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七言绝句。正如德国浪漫派宗教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在其《解释学》中所言：“理解一位作者要像理解自己一样好，甚至比他本人的理解还要好。”^{[7] ﹙P254﹚}对柳诗而言，苏轼或许就是这样一位比柳宗元“本人的理解还要好”的接受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魅力正是来自于这些伟大接受者这种天才般的艺术改造。

（杨再喜，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 杨再喜：《唐五代时柳宗元的寂寞境地和接受语境》，《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4期，第28—30页。

[2] 尧斯、霍拉勃：《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3]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页。

[4] 尚永亮：《柳宗元接受主流及其嬗变：从另一角度看苏轼的“第一读者” 的地位和作用》，《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第93页。

[5]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6] 莫砺锋：《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第38页。

[7]王岳川：《艺术本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