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中的“山石”意象

周玉华

元结（719－772年）与柳宗元（773－819年）都是唐代山水游记的大家，他们共同山水游记的文体创作趋于成熟。元结是唐代山水游记散文开创者，他在永州山水中寄寓自己的满腹才华却不得朝廷重用；柳宗元则是唐代山水游记散文的集大成者，他借鉴元结山水游记的创作艺术，也喜欢选取山水意象寄寓自己的贬谪之悲，心灵的寂寞。真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元结与柳宗元游记中描绘了永州奇异而幽静的山、水景物，并融入了他们各自隐微而独特的内心情感，从而将永州山水之美展现出来，成为后世读者追寻神往之地。因此，研读元结、柳宗元游记山水散文中的众多山、水意象，不仅可以对永州之自然风光有更多认识，并且还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当时忘情山水、寄寓身世之情。

山石吸收山水之灵气，丰富了山水的内蕴，山水因为石的存在而更具生动风韵。因此，历代文人墨客大都喜欢石，形成了金石之学，正所谓“山之骨在于石，石之美在于奇”，石的特异形状与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成为长期以来人们探寻的重要领域。如长江三峡两岸崖壁之石可以峭壁千尺，如同刀削斧斫，可谓鬼斧神工。徐霞客在其《游记》中称曰：“江流击两旁石，半剖微削崖。”云南路南的石林，乃亿万年的地壳运动所造而成，如同仙境；浙江普陀山上的盘陀石，两石相垒成趣，堪称“天下第一奇石”。另外，山石不像水那样清澈流淌；不如大山那般巍峨雄峻，它们千百年都是寂寞地经受风雨的侵袭，接受水流的冲击，默默隐忍，坚毅顽强。这种隐忍坚强的秉性也为有志之士神往，也成为了坚毅刚强性格的象征体。所以，各种“山石”意象在作家山水游记中占较多篇幅也就不难理解了。

永州境内潇水与湘江两河融合贯穿，故称潇湘。潇湘山水融奇、绝、险、秀与美丽传说于一体，赢得了古今文人墨客的诸多美誉。如永州石的记载称其产于湖南省永州市。《云林石谱》中称永州石：“永州州署依山厅事之东隅，顷岁，太守黄叔豹，因其地稍露山谷，除治积壤十余尺，得真山一座。凡八九峰，岩洞相通，翠润可喜，有唐人刻字遍于诸峰之侧，甚奇古。有一石横尺余，联缀石上，全若水禽。因引泉出水，潴满岩窦，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目为鸂鶒石。又郡山之后，下广二顷余，率皆怪石，罗布田野间，或为民居蔽隐。元结砌石亭于郡山之颠。”[1]

元结和柳宗元都在永州为官数年，对永州山水的奇异之处描绘较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散文，其笔下之“山石”意象的描写自然也颇多，其“山石”意象的选取、描绘以及情感融注都很有特点，耐人寻味。虽然他们所写都为永州山水，但由于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心境，因而其文中的“山石”意象的选取以及蕴涵的情感都可谓大相径庭。

元结对自己的政治才能颇为自信，永州（道州）为官前后近六年，他在担任道州刺史期间，不仅维护了地方治安，稳定了社会秩序，并且还大力推行政治措施，使州县残破，民生凋敝的景象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复苏，取得了卓越的政绩，受到了广泛赞誉。自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四年（769年）这段时间，除有一年左右罢官家居之外，其他时间他都在担任地方官。当他初次任道州刺史时，正值道州被西原夷攻陷之后。从其广德二年（764年）所进《谢上表》文中“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之语，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道州一片残破凄凉的情景，他一到道州就推行其政治主张，招抚、赈济流亡百姓，帮助他们修复屋舍，并且还积极上表为百姓请愿，要求朝廷放免百姓久欠的租税和杂率，带领、督促他们开垦田畴，畲种山林，以增加百姓的经济收入。他对自己以及属下地方官吏，提出了“清廉以身率下”的要求，向那些以王命迫索赋税钱粮的朝廷使臣请求希望他们“变通以救时须”。在他几年爱民惜物为政措施下，经受战乱重创的道州逐渐恢复过来，一万多转徙流亡的百姓又回到故乡安居乐业，元结也因此得到了道州人民的衷心拥护。他在调任容州时，在短短的六十天中就平息了当地夷族的矛盾，恢复了八州的秩序。杜甫曾高度评价元结说：“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凸起，天下少安可得。”^[2]

然而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奸臣把持朝政，元结个性耿介，他自然难得重用 ^[3]。现实黑暗，民风凋敝，这些不良现象让元结为之忧心忡忡，他先后撰写了大量的杂文针砭，对从统治者的上层到州县官吏的谄媚贪鄙、奢侈腐化等丑陋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正义的斥责。他迫切希望社会民风复古到盛世淳朴。因此，他就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那些奇异峻峭、坚韧厚实的“怪石”、“异石”意象上。

如其《五如石铭并序》写道：“涍泉之阳，得怪石焉。左右前后及登石颠均有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窦，窦中涌泉。……石有双目，一目命为洞井，井与泉通。一目命为洞樽。樽可据酒，石尾有穴。有如礲者。又如泷者。”此石的确很奇特，正如铭文所言“五如之石，何以为名。……左如旋龙，低首回顾；右如惊鸿，张翅未去；前如饮虎，饮而蹲焉；后如怒龟，出洞登山，若坐于颠。石则如船，乘彼灵搓，在汉之间。” ^[4]

如此怪异之石，在其他的游记铭文中还有很多，如《浯溪铭文并序》所言之“异石”，文曰：“巉巉双石，临渊断崖。夹溪绝壁，水实殊怪，石又尤异。”《峿台铭并序》之石则是：“周行三四百步，从未申至丑寅，涯壁斗绝，左属回鲜，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当洄潭，其势硱磳，半出水底，苍然泛泛，若在波上。石颠胜异至处，悉为亭堂，小峰歁窦，宜闲松竹。”《庑庼铭并序》所记“异石”为“高六十余丈，周回四十余步。西面在江中，东望峿台。北面临大渊，南枕浯溪”。《阳华岩铭并序》“下有大岩，岩当阳端。……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窊樽铭并序》中其石：“山颠有窊石，可以为樽。……片石何状？如兽之踆，其背颐窊，可以为樽。”《朝阳岩铭并序》所写之石：“爱其郭中有水石之异。……于戏朝阳，怪异难状。苍苍半山，如在水上。朝阳水石，可谓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绝崖，深洞寒泉。”

在元结的笔下，这些怪岩异石形态各异，大多处在幽深僻静之处，令人神往。他为何对这些岩石如此喜爱？一是他道家隐居思想的延续；二是“异石”寄托了他未得重用的奇才。天宝年间，由于朝政腐败，元结科举不第感到难以实现“济世”之志，而隐居家乡商余山，过着“上顺时命，乘道御和，下守虚澹，修己推分”（《述居》）的隐士生活。他在道州为官政绩虽佳，但朝廷未予以重用，心里难免又生出隐居之念。因此，他在山水游记铭文中也多次流露了这一想法，希望在奇异幽美的山水之间怡情愉志，抒忧解闷。如《阳华岩铭并序》中就自称：“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峿台铭并序》中说：“古人有畜愤闷与病于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颠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今取兹石，将为峿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登台长望，无远不尽。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一纵心目。”《庑庼铭并序》说道：“目所厌者远山清川；耳所厌者水声松吹。霜朝厌者寒日，方暑厌者清风。于戏！厌，不厌也。厌犹爱也。命曰庑庼，旌独有也。”从“峿”、“浯”、“庑”谐音“吾”的用法，我们不难窥测元结忘情山水、寄志于“山石”的心态。

而柳宗元由于参加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失败，被贬谪至永州为司马，且一待就是近十年。柳宗元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在寺庙里寄宿。尽管一再遭贬，那些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除了物质生活上的简陋不堪，还在精神上加以监控。安排给柳宗元的是“司马”闲职，还派官吏随从监视他的言行。这样，长期谪居僻远之地，并且还受到官吏的监督，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其内心抑郁之情自然比元结更重，可是又不便或者说不敢直接表露，否则只能招致更大的打击，也就更难返回京城得到朝廷的重用，从他给京城官员的多封书信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情结^[3]。因此，柳宗元便在永州凄凊幽寂的山水中忘情自我，一则在山水的幽美中消解郁闷之气，让抑郁的心灵在空旷的山野获得自由，暂时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另外，他也从那些奇美的山水景物中得到寄托，将自己的遭遇和志向投射在奇山异水中。这其中，陡峭怪异的“山石”意象无疑是最好的情感载体。

柳宗元以山水游记中的怪异“山石”意象为象征载体，一方面寄寓了自己才华遭弃的不幸，另一方面也隐微地表达了自己坚持政治理想、不甘屈服的坚毅和峭拔气节。如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5]这段文字就明显地表明了自己的心境为“僇人”、“恒惴栗”，因此他只有在“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中，慢慢消融贬谪的痛苦与压抑，平定“惴惴不安”，获得短暂的心灵栖息，保持不甘屈服的高远志向。文中西山的“特立”、高远正是作者这种心志的反映：“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述山石之状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文中选择“突怒偃蹇，负土而出”的山石，正是柳宗元隐忍负重、不甘屈服的内心象征。尤其“突怒”二字，采用比拟手法传神地表现了这一心态。又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所记之“石”则是：“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整块石头铺平水底，无疑也隐含了柳宗元遭贬谪、身处底层的隐忍。

类似这样的奇山异石，在柳宗元山水游记中很多，如《小石城山记》中的石山之景为“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石涧记》中的石则是“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石渠记》中描写的山石情形为“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

游记中出现如此多的“山石”意象，一是柳宗元从前辈元结那里获得同感，以奇山异水寄托自己的心志，他们对于自己的才能都是比较自信的，即使身处荒凉僻远之地。因此，他们经常在游记中用异美的山水比喻自己的才能，同时他们也借奇山异水的“不得赏爱”，寄寓自己的不幸遭际。不同的是，由于柳宗元是贬谪永州，可以说身心皆处于不得自由的人生低谷，情绪也是极为低落的，自然他笔下的山石大多都是僻远怪异的，其所处的环境都呈现处阴冷、寂寞之态，自然也是无人赏爱的。

如“小石潭”的环境凄清之状为“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钴鉧潭西小丘”之石形状各异，有的“若牛马之饮于溪”，有的又“若熊罴之登于山”，但是其遭遇却是“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连农夫、渔父都“过而陋之”。《袁家渴记》中“袁家渴”乃“永中幽丽奇处”，“山皆美石”，然而却是“永之人未尝游焉”。《石渠记》中之境“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但是也“未始有传焉者”。《小石城山记》中“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但是由于地处僻远，其遭遇依旧是“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

从游记中山石意象的选取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元结、柳宗元当时不同心境对创作的影响，也由此可多体会“融情于景”的哲理。

（周玉华，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

注释：

[1]杜绾：《云林石谱卷上》《永康石》条。

[2]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

[3]天宝六载（747年）元结曾在科举中，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恐草野之士对策，污浊圣听”，元结遭受沉重精神打击，此后隐居多年。

[4]元结:《元次山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其他所列元结山水铭文皆见此书。

[5]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他所列柳宗元山水游记皆见此书。

论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散文创作

殷祝胜

柳宗元人生的最后4年多时间是在柳州刺史任上度过的。他为治理柳州做了很多为人称道的事情，如新修孔庙，改变陋俗，整治街道，广植树木，解救奴婢，等等；此外还留下了100多篇诗文，其中散文约70篇[1]。这些散文涉及相当广泛的内容，艺术成就很高，对广西散文史尤其具有多方面贡献。

一

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留下了不少直接为国事和政事而作的散文，表现了他一贯的对国事和政事的关心与思考，比其永州时期的作品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

这类文章中以歌颂朝廷对藩镇斗争胜利的最多，有10多篇。其中3篇是歌颂平淮西吴元济的，其他是祝贺破淄青李师道的。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持续三年多的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唐时期朝廷对藩镇军事斗争的一次最重大胜利。柳宗元在柳州得知这一消息非常兴奋，模仿《大雅》而创作了《平淮夷雅》两篇。为了说明自己的创作用心，他写了三篇散文。《献平淮夷雅表》是上给皇帝的，文中将唐宪宗与周宣王相模拟，指出周宣王君臣之所以让后代“望之若神人然”，不仅由于其中兴之功“于后罕及”，更在于有《大雅》诸诗的歌咏；而宪宗皇帝即位后“平夏州，夷剑南，取江东，定河北”，种种功烈不在周宣王之下，却无人作《大雅》歌颂，令人遗憾。所以作者撰《平淮夷雅》二篇，为的就是使后代也能如敬仰周宣王那样敬仰宪宗皇帝，作者把这看作是以文章来“报国恩”的行为。《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和《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是分别上于平淮西的两大功臣裴度和李愬的，因为《平淮夷雅》二篇，《皇武》写宪宗“命丞相度董师，集大功也”；《方城》写宪宗“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丑以平淮右”。上裴度的《启》称赞裴度“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赵之事”，出将入相，以一身而兼周宣、汉宣两位中兴天子的佐臣之能，与宪宗皇帝“圣贤克合”，平定强藩，“以致太平”；上李愬的《启》称赞李愬如周宣王时的召虎“克承其先”那样，也能继承其父西平王李晟的事业辅佐当今天子“以平淮夷”，成就中兴之功。由于二人有如此“洪烈”“大勋”，作者作为“论著往往不为世屈”的文士，“秉笔”、“赞述”就是义不容辞的了。

柳宗元所作贺破淄青诸表状，有为其上司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代作的，有自己以柳州刺史身份上贺的，涉及诛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朝廷诛李师道后大赦和分淄青为三道等三件事。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时，就一直暗中阻挠，一般认为宰相武元衡之死即是他指派刺客所为。淮西被平定之后，河北强藩如成德王承宗等也上表表示归顺朝廷，唯李师道仍不服朝命，于是朝廷集中宣武、魏博、义成、武宁等镇兵力进行讨伐。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李师道的部下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李师道以降，淄青遂告平定。柳宗元所作诸表状严厉谴责李师道“缔交于雷霆之下，效逆于化育之辰，逞豺声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恶稔祸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斯诬”（《代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的悖逆行为，充分肯定平定淄青的重大意义。“五兵永戢，七德无亏，含生比尧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雾息，已望翠华之来；沂水风生，更起舞年之咏。千岁之统，实在于斯”（《柳州贺破东平表》）。热烈歌颂朝廷“威暂行而德洽，诛才及而恩加。操兵者悉获归休，秉耒者更闻优复。与之种食，丰以货财，疾苦尽除，鳏孤咸育。战死之骨，增以赏延；怜刃伤之肌，存其廪给”（《贺平淄青后肆赦状》）的仁德举措，对于朝廷“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认为是“异青、衮之封，爰从古制；解曹、卫之地，实契雅谋”（《代裴中丞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表》），是“使琅邪、即墨，田生无虑其异谋；聊、摄、姑、尤，晏子但闻其善祝”（《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也即使齐鲁之地长治久安的良策。这类地方官对朝廷歌功颂德的文书，当然不免有阿谀奉承之习，但正如孙昌武先生指出的：“其中寄托着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希望恢复中央集权的统一安定局面之后，人民能够过上和平的生活。”[2]

柳宗元在柳州代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撰写了八篇讨伐邕州少数民族首领黄少卿的文章，记载了裴行立发动讨伐黄少卿之战的缘由与征战初始阶段的一些具体情形。《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反映邕管“押衙谭叔向等与黄家贼五千余人谋为翻动”而被“诛斩”的情况，从此状结尾“臣谬居方镇，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诸句语气看，此时讨伐黄少卿之战尚未开始，此事可看作是讨伐之战的一根导火索。《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是向宰相裴度陈述“乞讨”所谓“黄贼”的理由：在朝廷平定淄青之后，“中华宁谧，异类服从，唯此南方，尚余寇孽。伏以黄少卿等凭培塿以自固，合莝脆以为强。劫胁使臣，侵暴列郡。虽狐鼠之陋，无足示威，而蜂虿之微，犹能害物。必资剪伐，方致和平”。《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写裴行立在得到朝廷准许之后“出师就道”，表示要“尽瘁事国，期毕命于戈矛；不宿于家，思奋身于原野”。《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是向其他诸管转达朝廷“诛讨邕管草贼黄少卿”诏令的文书，据此牒，岭南节度使孔戣、容管经略使阳旻、安南都护李象古都被要求一道出兵，“共集堂堂之阵”，“用成善善之功”。《祭纛文》和《祃牙文》是为裴行立出征之时举行的祭旗仪式而作，纛是饰以牦牛尾的军前大旗，牙是饰以象牙的主帅旗，二文皆声讨所谓“黄孽”的“昏顽”，祈祷神灵保佑“天兵”“克敌”，使“海隅黎献，永底于理”（《祭纛文》），“俾人怀于安，以靖离之隅”（《祃牙文》）。只是这场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据《新唐书》卷163《孔巢父传》附《孔戣传》记载：“自贞元中，黄洞诸蛮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虏掠，幸有功，乃请合兵讨之。……大发江、湖兵，会二管入讨。士被瘴毒死者不胜计，安南乘之，杀都护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阳旻皆无功，忧死。”但这已经是柳宗元身后的事了。

柳宗元这一时期的政事文还有《谢除柳州刺史表》、《柳州举监察御史柳汉自代状》、《礼部贺册尊号表》[3]、《上户部状》、《与邕州李域中丞论陆卓启》、《为崔中丞请朝觐表》及《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觐状》等，其中如《上户部状》认为，朝廷应该废除左降官员外置的政策，“凡在贬黜，授以正员，责其成功，俾无虚授。……实冀货不滥分，官无旷职”；《与邕州李域中丞论陆卓启》请求邕州李中丞为一位与自己“未尝相识”的名叫陆卓的已故邕州招讨判官“录其事迹，奏一赠官”，因为陆卓曾平定“狂贼李元庆劫去留后”之乱，对他进行表彰，“足以劝奖三军”，使“秉志之士”为国效力，有利于更好地统治邕州，都表现了作者对国事的关心。而《谢除柳州刺史表》在感谢朝廷的任用之前，历述自己昔日遭遇：“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讻，圣恩宏贷，谪在善地。累更大赦，获奉诏追，违离十年，一见宫阙。亲受朝命，牧人远方。”表面上虽句句都在颂扬“圣恩宏贷”，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对于自身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不平与凄凉之感是不难体味出来的；为崔中丞即桂管观察使崔咏所作二文，则反映了一位长期任职广西的高级官员希望回朝的恳迫之情，对于了解当时活动于广西地区的中原士人的心态也是一手材料。

柳宗元在柳州的政事活动也在其文章中有所反映。《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记作者“始至”柳州的元和十年（815年）八月，遇到“州之（孔）庙屋坏，几毁神位”，于是下令“完旧益新”的事。文中说当时柳州的读书人，“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可见汉化程度已经很高。作者修治孔庙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在柳州地区进一步强化“孝父忠君”的“礼义”教育，使“人去其陋，而本于儒”。

除了提倡孔子之教之外，柳宗元还针对柳州特定的民风民情，利用佛教来为治理民众服务。《柳州复大云寺记》记其在柳州重建大云寺之事说：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而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屠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云寺在水南。水北环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云寺焚而不复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隐远而取其它。其傍有小僧舍，辟之，广大逵，达横术，北属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门，以字揭之。立东西序，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

柳宗元不像韩愈那样绝对地反佛，在《送僧浩初序》中，他针对韩愈对他“嗜浮屠言”、“与浮屠游”的不满，辩解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此文以佛教“事神而语大”，有助于治理“信祥”、“偭仁”的柳州百姓，与他历来对佛教的认识是一致的。据文中所述，大云寺的重建也在元和十年（815年）作者“始至”柳州之时，与修孔庙的行动一起诠释了柳宗元在治理地方上的“统合儒释”（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的思想观念。

《祭井文》与《井铭》记载了作者为解决柳州百姓吃水难而下令挖井的事情。《祭井文》是井成以后祭祀水土之神的文章，祈祷神“克长厥灵，不爱其宝”。《井铭》是井成以后的刻石之词，其序记述了挖井之事的始末：

始州之人各以罂甈负江水，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则涂滑而颠。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上坚垍，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图谈康、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其深八寻有二尺。

特别抓住“旱”与“雨多”两种情况突显柳州民众取水的困难，文字不多但何以要挖井的理由则已经展示充分。“元和十一年（816年）三月”是作者到任后的半年，可见作者在了解了柳州民众这一实际困难后马上就着手进行解决。挖井的开销是“用罚布六千三百”，可见作者做这件事没有增加民众的任何负担，而为民带来的便利则是实实在在的。

柳宗元到柳州上任之初还曾到雷塘祷雨，有《雷塘祷雨文》，其中表示自己要“廉洁自持，忠信是仗”，又说“苟有获戾，神其可罔”，即让神明共鉴自己的任职表现之意。

柳宗元的《柳州上本府状》也是有关他治理柳民的一篇文章。据此状原注：“莫诚救兄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他物欧伤二十日辜内死者，各依杀人论。”此状就是为如何处理莫诚的事写给上司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的，状中说：“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案文固当恭守，抚事亦可哀矜。断手方迫于深衷，周身不遑于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幸全微命，以慰远黎。”身为地方长官，能如此体察小民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反映了柳宗元对于柳州少数民族普通民众所具有的那份真诚的仁爱之心，联系其在柳州解救奴婢的举措，可以看到他对民众所具有的仁爱之心是一贯的。

二

柳宗元在柳州写了不少碑志与祭文，所写的多是中唐时期中下层人士特别是有过岭南生活经历的人士，这在唐代散文史上是不多见的。

先看其碑志文。《故襄阳丞赵君墓志》所写的是一位孝子的奇事：

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赵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为敛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来章始壮，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征书而名其人，皆死无能知者。来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穷，则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贵。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贵臣，家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实因。七日发之，乃觏其神。”明日求诸野，有叟荷杖而东者，问之，曰：“是故赵丞儿耶？吾为曹信，是迩吾墓。噫，今则夷矣。直社之北二百举武，吾为子蕝焉。”辛亥启土，有木焉，发之，绯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为出涕，诚来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与龟偶，不然，其协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龙兴县期城之原。

事情颇有传奇色彩，然据文中“时宗元刺柳，用相其事”等语，则此为作者亲见之事。赵矜客死柳州，十七年后才得归葬祖茔，令人感慨不已。其子来章数千里外求父葬，若有神助，使得素不信鬼神祸福的作者也怀疑孝心可以感动神灵了。

《筝郭师墓志》写的也是一位性情奇特的人：

        郭师名无名，无字。父爽，云中大将。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资独得，推七律三十五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掔，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如。自去乳，不近荤肉，以是慕浮屠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缁入代清凉山，又南来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无抚弄。吴王宙刺复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号知声音，舞蹈以为神奇。会宙贬贺州，遂以来。性爱酒，不能已，因纵发为黄老术。薛道州伯高抵宙以书，必致之，至与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处，辄自为击节。教阍管谨视出入。饵仄柏，不食谷。三年，变服遁逃九疑丛祠中，披取之益善，亲遇，终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嵝山，求道篆，会欧阳师死，不果受。张诫副岭南，又强与偕。诫死，至是抵予。时已得骨髓病，日犹鼓音四五行。居数日，益笃。既病，自为歌。死三日，葬州北冈西。

郭无名的音乐天分真可说是神奇，其行事风格更是迥异常人，因不喜荤肉而出家为僧，又因嗜酒蓄发为道，一生酷爱弹筝，却不愿在人前表现，最后流浪柳州而死，令人感叹。作者曾寄此文于刘禹锡，刘禹锡回信言读后的感受：“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倘佯伊郁，久而不能平”。（刘禹锡《与柳子厚书》）可见其感人之深。

《志从父弟宗直殡》是写其亲如手足的堂弟柳宗直的。文章没有任何虚词套语，句句着实：

        从父弟宗直，生刚健好气，自字曰正夫。闻人善，立以为己师；闻人恶，若己仇；见佞色谄笑者，不忍与坐语。善操觚犊，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作文辞，淡泊尚古，谨声律，切事类。撰汉书文章为四十卷，歌谣言议，纤悉备具，连累贯统，好文者以为工。读书不废蚤夜，以专故，得上气病。胪胀奔逆，每作，害寝食，难俯仰。时少间，又执业以兴，呻痛咏言，杂莫能知。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艺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为柳州刺史。七月，南来从余。道加疟寒，数日良已。又从谒雨雷塘神所，还戏灵泉上，洋洋也，归卧至旦，呼之无闻，就视，形神离矣。呜呼！天实折余之形，残余之生，使是子也能无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殡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归，与之俱，志其殡。

把一位正直、好学、善书法的少年英才写得非常生动，用“归卧至旦，呼之无闻，就视，形神离矣”四句写其辞世，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震惊、痛心与惋惜等情感。

此外如《故秘书郎姜君墓志》所写的姜崿是唐玄宗的外孙，生于富贵，而仕宦不达，晚年流落桂州。文章写这位帝戚的性情：“好游嗜音，以生贵富，畜妓，能传宫中声，贤豪大夫多与连欢。后加老风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载酒来，则出妓搏髀笑戏，观者尚识承平王孙故态。”虽豪放达观，然“元和十四年月日终桂州，……葬州东南一里”，死后只能葬于迢迢边荒，不免令人唏嘘。《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朝散大夫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写唐太宗的玄孙李位，他最后是死于他迷信的道教丹药的，文中较详细地叙述了他晚年出任邕州经略使时的事迹：“会乌浒夷刺杀郡吏，殴缚农民，诏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为经略招讨使。既至，则弢弓橐甲，去斥候，禁部内无敢以贼名，使得自浣濯。诸酋长咸顿首送款，放虏获输税奉贡，愿比内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复耕稼，无有威刑。”也是治理广西少数民族的善政。《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贬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写的孟公是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人，在被贬为柳州司马后，“闻国难，辄不寝食，谋度愤咤，以故病不可治”，而卒于柳州。《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写的裴瑾是柳宗元的姐夫，他“性开荡”，“喜博奕，知声音”，“昼接人事，夜读书考礼，收捃策牍，未尝释手”，是一位深于礼学的学者。《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写的是作者的外甥女，她“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弦桐、讽诗骚以为娱”，又“恭柔专勤”，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士族女子。

柳宗元的这些墓志，所写的人或为作者的亲戚，或为岭南的官员，或为寄寓岭南的北方人士，墓志内容或据自己的了解，或据墓主的行状，语言解骈为散，不用典故，据事直书，为我们了解中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是广西及岭南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许多具体直观的材料，值得重视。

柳宗元在柳州所作碑志文除墓志外，还有《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州复大云寺记》和《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前两篇是有关柳宗元在柳州政事的文章，上节已论，后一篇乃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庙碑，深得宋代文豪苏轼赞赏，其《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称此文“妙绝古今”[4]。按元和十三年（818年），岭南节度使马总上疏朝廷为卒于百余年前的慧能请谥，朝廷诏赐“大鉴禅师”之号，碑文即因此而作。文章以为六祖慧能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可以“阴翊王度，俾人逍遥”，而“师以仁传，公（马总）以仁理”，因此“昭列大鉴”，也“莫如公宜”，主要着眼于禅宗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功效，在赞颂六祖慧能的同时，也对马总能利用佛教治理民众进行了表彰。

柳宗元在柳州写的祭文有为政事而作的祭神文，前已论及，另有五篇哀祭文。《祭杨凭詹事文》与《祭万年裴令文》写法相同，大抵先称述其德行，接着叙其生平，然后述交情，抒哀痛。杨凭是作者的岳父，裴令是作者姐夫，二人都曾经遭贬，但在作者看来，主要都不是自身的过错，其写杨凭由京兆尹贬临贺尉说：“京兆之难，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强，仁及童孺。左迁而出，拥道牵慕。道峻多谤，德优见憎。烦言既诋，倚法斯绳。”写裴令的遭贬是：“脱略细微，傲忽烦言。坦然自居，无顾仇怨。卒成官谤，莫究祸源。”这里当然不能排除作者有为亲者讳、逝者讳的成分，但中唐官场斗争复杂，是非曲直不易厘清，作者作为深知逝者的同代之人，其所作分辩或者也能得部分真相。在抒写哀思时，二文都强调了逝者与自己情谊的深厚，祭杨凭时说：“恩礼斯重，眷抚惟新。绸缪其志，实敬实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祭裴令时说：“世称姻党，鲜克终吉。唯我与君，久而逾密。”又联系自己目前困顿的遭遇：“家缺主妇，身迁万里。谤言未明，黜伏逾纪。”（《祭杨凭詹事文》）“块守穷荒，山夔与居。有眉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当此囚拘。拊膺长恸，长恸何如。”（《祭万年裴令文》）己身的困厄，正需要知亲的帮助和安慰，而知亲骤然辞世，怎不令人长恸不已。

《祭弟宗直文》与《祭崔氏外甥女文》都把伤逝之痛置于家族不幸的大背景下来抒写。祭宗直时说：“吾门凋丧，岁月已久。但见祸谪，未闻昌延。……延陵已上，四房子胜，各为单孑，慥慥早夭，汝又继终，两房祭祀，今已无主。吾又未有男子，尔曹则虽有如无。一门嗣续，不绝如线。仁义正直，天竟不知，理极道乖，无所告诉。”崔氏外甥女家族也极其不幸，她父亲流窜驩州而卒，两个兄弟奉父丧北归渡海时遇风暴溺死，另一才华杰出的弟弟也英年早逝。如此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让作为逝者兄长和舅舅的作者情何以堪？其中柳宗直的“不禄命尽”，又是“由吾被谤年深，使汝负才自弃”，更使作者剧痛之外，又多一份深深愧疚。为了告慰宗直的亡灵，作者在祭文中郑重写下自己的承诺：“汝墨法绝代，识者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没。吾皆收录，以授知音。文类之功，更亦广布，使传于世人，以慰汝灵。知在永州，私有孕妇，吾专优恤，以俟其期。男为小宗，女亦当爱。延子长大，必使有归。抚育教视，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琐絮道来，情意恳切，感人至深。

柳宗元还有《祭独孤氏丈母文》，哀祭的对象是独孤申叔的母亲。申叔是作者年轻时的知心挚友，贞元末去世时只有二十七岁，无子。作者当时表示“奉养宜继，将致其勤”，没想到“竟罹祸谪，逾纪漂沦。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只能“冀荣末路，私愿获陈”，然“遽此承讣，天胡不仁”？祭文真切表达了欲代友人行孝道却终于有心无力的遗憾心情，不禁使人联想起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表彰的柳宗元对朋友肝胆相照、生死不负的高尚风节。

三

柳宗元在柳州任上还创作了一些其他内容的散文，也各具特色。

山水记有3篇，虽无永州时期的同类作品著名，但在广西山水散文中则是开风气之先的佳作。《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写的是桂林訾家洲风光。文章是奉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之命而创作的，柳宗元有《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说他曾经在桂州“累奉游宴，窃观物象”，可见对于此地景象他是了然于心的；在接受了撰写亭记的任务后，又“涉旬模拟”，创作态度非常认真；他本来就善写山水，谪居永州期间就创作了多篇优秀的山水记，这些都为这篇《訾家洲亭记》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文章开头很有气势：“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骛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把天下胜景与訾家洲对比，得出訾家洲景甲于天下的观点。接着交代訾家洲的地理位置和裴行立发现及开发此山的情况，其中“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的叙述很准确地抓住了桂山的自然特色。然后铺叙訾家洲亭所见风光：

南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间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漓山，含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云飞苍梧，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于回溪，出风榭于篁中。昼极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颢气回合，邃然万变，若与安期、羡门接于物外。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

写实之外，还注重表现外景带给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以佐证此地风光甲天下的观点，这在柳宗元山水记中是不多见的，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36说：“柳州诸记是真美，故皆如画出。此是妆点虚景，苦乏生气。”就注意到这种不同的写法，然以为缺乏生气，则恐是其学问家的偏见了。文章以议论结尾，在赞美裴行立识鉴过人的同时，也寓有很深的人生知己难遇的感慨，立意超拔。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卷22评此文说：“地之胜固奇峭，文亦称之。”是有眼光的。

《柳州东亭记》和《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描写柳州山水的。前篇写作者在柳州城外创建的东亭之景。此处原是一片杂木丛生，“人莫能居”的荒地，经过一番人工经营，变成了“当邑居之剧，而忘乎人间”的休闲场所。“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阴室以违温风焉，阳室以违凄风焉，若无寒暑也。”真是令人向往了。后篇写柳州州城附近的可供游赏的山水佳处，写法又有变化，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卷23指出其“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澹宕风雅”，《御选唐宋文醇》卷17引储欣之评以为：“颇似《史记·天官书》，然彼犹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零星星，有条有理，后人杖屦而游，不复问涂樵牧，斯益奇矣。”其中写仙奕山最为翔实：

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东西九十尺，南北少半。东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则廓然甚大。无窍，正黑，烛之，高仅见其宇，皆流石怪状。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临大野，飞鸟皆视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柽，多槠，多筼筜之竹，多橐吾。其鸟多株秭归。

将山上洞穴的大小、钟乳的形状、因石枰而得山名以及竹木花鸟的种类，交代得准确细致，用语雅洁，层次井然，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写景佳作。

柳宗元在柳州还作有3篇送序，都是使用对比手法来突出所送之人的与众不同，因而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所送之人的独特人生选择，也可以看到当时一般人的人生观念和生存状况。《送李渭赴京师序》所送的李渭是李唐宗室，他“读书为诗有干局”，却长期“弃美仕、就丑地，无所束缚，自取瘴疠”，在永州和桂州“屑屑为吏”，而当时一般人则是“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送贾山人南游序》写当时不论在永州、柳州，还是在京城，均已难以遇到坚持“学以为己”的读书人了，而贾山人“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昔之为文章者，毕贯统，言未尝诐，行未尝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门，其见人侃侃而肃。召之仕，怏然不喜；导之还中国，视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为道而已尔’”，似乎是一个“学以为己”的人。《送方及师序》写当时有一类“游民”，“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以故为文章浮屠，率皆纵诞乱杂”；而方及师则“处其伍，介然不逾节；交于物，冲然不苟狎。遇达士述作，手辄缮录，复习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于践青折萌，泛席灌手，虽小教戒，未尝肆其心，是故异夫假托为者也”。作者对于所送的这几位，赞赏贾山人和方及师的独特表现，而不以李渭的独特表现为然，认为是“自苦”的做法，因此当李渭决定离桂“入都干丞相”，作者极表赞同，只以“行哉行哉”四字相赠，这实际上也表现了柳宗元本人对于出为柳州刺史的失落与无奈心情。

柳宗元在永州写了不少书信向权贵求援，在柳州也有这类文章。除前面提到的《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和《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之外，《与卫淮南石琴荐启》结尾说：“沉沦虽久，提拂未忘，傥垂不彻之恩，敢效弥坚之用。”语带双关，也明显有期待卫淮南提携自己的意味；而《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是直接向宰相李夷简求援的书信。信以一个寓言开头：

宗元闻有行三涂之艰，而坠千仞之下者，仰望于道，号以求出。过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顾。就令哀而顾之者，不过攀木俯首，深颦太息，良久而去耳，卒无可奈何。然其人犹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乌获者，持长绠千寻，徐而过焉。其力足为也，其器足施也，号之而不顾，顾而曰不能力，则其人知必死于大壑矣。何也？是时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后知命之穷、势之极，其卒呼愤自毙，不复望于上矣。

然后指出李夷简就是这位有“其力足为也，其器足施”的人，是自己脱离困厄的最后一线希望，期待他施以援手，以使自己免于“呼愤自毙，没有余恨”的命运。据《新唐书》卷144《李夷简传》，李夷简入相在元和十三年，此信当上于此后。柳宗元自元和十年出任柳州刺史，至此已经三年左右时间了，从此信看，柳宗元当时的心情仍是相当凄苦的。

柳宗元一生留下来的散文作品有四百多篇，其柳州刺史任上所作约七十篇，占六分之一左右。柳宗元散文创作的黄金期是在永州十年，其散文中最富文学意味的小品文、寓言文和山水记都集中产生于这一时期。其柳州刺史任上所留下的散文中，没有纯粹的小品文和寓言文，山水记数量也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其柳州刺史任上的散文成就是较为逊色的。但从广西散文史的发展状况看，这些作品则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它们的内容远比此前的广西散文丰富。它们不仅更加具体地反映了广西特殊的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情势，而且真实地展现了一位忍辱负屈的窜身蛮荒的地方官员的复杂内心世界。其次，它们为广西散文史增加了重要的新体裁。碑志文、哀祭文等中国散文史上有悠久传统的文体是由柳宗元首先带进广西散文史的，而山水记虽在柳宗元之前有郑叔齐一文，但在广西散文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则始于柳宗元诸作。再次，这些作品虽不及柳宗元永州时期散文富有激情和技巧，却别有一种老成之美，将广西散文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学者陈长方曾将柳宗元与韩愈比较，论其一生不同阶段的散文创作成就说：

柳子厚之才，韩退之有所不逮。但韩公下笔便以三代为法，其文章如人，少年暮年毛发不同，而风仪皆此人也。子厚在中朝时，尚有六朝规矩，读之令人鄙厌。自永州以后，始以三代为师。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余力，便觉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死于元和十二年。退之长庆间著述，觉子厚瞠若其后耳。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曰：其大体如纪渻子养斗鸡，在中朝时方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5]

这里将柳宗元的柳州创作成就视为其一生文章的巅峰，也是同时代的文章巅峰，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但指出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散文达到了一种彻底超越“虚骄”之“气”的平淡之境则是有眼光的。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散文，议论切于事理，抒情出乎衷心，叙述、描写，务剪浮词，确实达到了一种文章老境，在广西散文史上开辟了新的艺术境界。

（殷祝胜，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