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晚出《古文尚书》

殷永全

一、前言

晚出《古文尚书》在晋朝梅赜献于朝廷后，此书的神圣性在短时间内就被认定了。在唐代孔颖达编辑《五经正义》后更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近1000年的时间，成了学子必读之经书宝典。然而清代阎若璩（1636—1704年）《尚书古文疏证》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25篇为伪，几乎已可说是铁案如山。从此以后，学者多不费心研究晚出之篇，而将心力大量投注在可确认为真之《尚书》。如屈万里（1907—1979年）先生的《尚书释义》是研究《尚书》必读之书，其书只解释了《今文尚书》29篇，对于另外25篇则说：“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虽无史料价值，然传诵既千有余年，已成为学人所应具有之常识：故以为附录之殿。”[1]此25篇仅被附于书末，可见得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25篇已不受人重视。

然而将时间提前到唐代，在柳宗元、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中，这本由梅赜所献，包含真、假《尚书》文字的晚出《古文尚书》就占有了一定的分量。古文是和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的一种文体。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这是藉由《书》经对于骈文改革的先声。到了唐代，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及发笔为文，古文在文坛发生了影响。之后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古文运动。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2] 的颓靡文风。他认为对社会生活作褒贬或讽谕是文章应有的功能[3]；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于写作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作家修养的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论述。由于唐代古文运动的高峰为韩愈和柳宗元两位大家，然而对于柳宗元吸收六经的笔法，尤其是对于《书》经的讨论非常稀少，所以下面只讨论柳宗元，并且着重在柳宗元对于《尚书》及晚出《古文尚书》在其作品中的引用情形，并且经由柳宗元对《尚书》及晚出《古文尚书》的引用情形，一窥柳宗元对《尚书》及晚出《古文尚书》之看法。

二、柳宗元对晚出《古文尚书》的态度

辨伪对于学术研究极为重要，一本书的作者如果弄错了，那么此书中所代表的文字及思想，其在时代的意义上就会让读者有错误的认识。因此柳宗元作有许多辨伪的文章，其考辨包含《论语》、《列子》、《文子》、《鬼谷子》、《鹖冠子》、《亢仓子》、《晏子春秋》等7部书籍的作者、时代、文体及其中的真伪和得失，使读者能得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其辨伪方法也颇为科学，并不单单只是从语言文字的易读难读，以及文气和行文风格上辨伪，更加上考之目录，如《七略》、《汉书‧艺文志》等等。并且参以书中人名、称谓、记事的时代是否相符等，透过各种手段，考证其中真伪问题。然而对于晚出《古文尚书》，宗元却并未脱出时代的氛围，发现其中有着真伪相杂的问题。晚出《古文尚书》的辨伪过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甚为详尽：

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4]

由四库管臣所言，在宋代吴棫以前，唐代学者并未意识到晚出《古文尚书》之伪。而试观宗元所遗留之文章，可看出宗元也并未认识到晚出《古文尚书》中真伪相杂的情形。例如其在《贞符》中说：

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浚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

这其中引用了伪作之《舜典》二十八字中的“浚哲文明”，《大禹谟》中的“文命祗承于帝”，《仲虺之诰》中的“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武成》中的“有道曾孙”。宗元引用5句话中，有4句出自于晚出《古文尚书》。而综观《柳宗元集》中引用《尚书》的部分，真伪相间，可知在宗元心中，晚出《古文尚书》就是自古所流传的圣人之言。

三、柳宗元的文学中对《尚书》的引用情形及评论

柳宗元推崇儒学、孔圣之道，宗元曾说“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5]。宗元推崇六经，再旁及百家之学[6]。而宗元对于六经中的《书》也有许多评语，他认为《书》经可以是行文的准则，如“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7]；“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8]；并且高度肯定《书》经的史书地位，如：“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驳乱，《尚书》、《春秋》之旨不立。……颇本右史《尚书》之制。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语观之，则右史记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包也。”[9]他还将《书》经视为立身处事的原则，如：“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10]宗元除了将书经当作史书外，也将它当作文学的典范，因此在作品中有许多引用《书》经的地方。下面将宗元对于书经的引用情形条列出来，希望经由这样的过程，探讨宗元对于《书》经的认识。

（一）引用晚出《古文尚书》标题

透过引用《尚书》中的篇目标题，以包含着整篇内容的题目来表达出宗元想要说的话语。例如：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公则修《虞书》之考绩，举汉代之课第。”。这里是引用了《虞书》中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来说明宗元的先辈为官之事。

《礼部为文武百寮请听政表三首》：“臣等尝览载籍，粗知丧纪，若成周《顾命》，历代犹遵。”这是引用“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的典故来比喻宗元写作当时，德宗崩而顺宗即位，文武百官请新皇帝上朝听政。

《进农书状》：“臣伏以平秩东作，《虞书》立制；俶载南亩，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时以授人。”这是宗元对于农业的建言进呈于皇帝的，而用了《虞书》这样的一个典故。翻查《虞书》中《尧典》中有“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等语，知此《虞书》应该是指《尧典》，农民耕种，要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

《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一德方继于《商书》。”这篇是为了庆贺讨伐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功而作的，而文中所引《商书》当为晚出《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以汤伐夏桀、以有德讨无德为寓意引用晚出《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

（二）引用晚出《古文尚书》典故

透过引用《尚书》中的典故，借着典故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以及内涵，是很常见的文章写作手法。例如：

《贞符》：“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这是出自《咸乂》[11]以及《高宗肜日》，第一个桑谷的典故按照《书序》的说法是：“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做咸乂四篇。”在柳宗元集中下有批注云：“韩曰：商太戊时，有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这本是引用史记殷高宗本纪的内容来说解柳宗元想要运用的典故故事，然而更下有孙云：“桑谷，见《书·咸有一德》。”这里却是不正确的。考之《咸有一德》，通篇未有桑谷一事，当是张冠李戴将《咸乂》误为《咸有一德》。第二个雉雊的典故是出自《书序》：“高宗时，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后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复兴。此篇《贞符》初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于元和三年（808年）告成。这是一篇说明祥符灾疫不足以为政事兴革凭借的文字。而文中列举古圣先王的事迹作为说服的例子，说明为政在人不在符，从这可以看出柳宗元曾说过的《书》可以作为政事的借鉴[12]。

《箕子碑》：“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这一篇章是赞扬殷之贤者箕子，所以用了许多《诗》及《书》的典故。文中“辱于囚奴”出自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下》：“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这里的“囚奴正士”指的就是箕子。而“乃出大法”中的“大法”，以下文观之当为《书》的《洪范》，其文有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终南山祠堂碑》：“其物产之厚，器用之出，则璆、琳、琅、玕，《夏书》载焉（引《书·禹贡》）。”

《湘源二妃庙碑》：“内若嚚瞽……渊懿承圣，舜妻尧女。德形妫汭（引《书·尧典》）。”

《愚溪对》：“雍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引《书·禹贡》）。”

《天对》中所提及的鲧、禹、洪水、治水及九州岛之事为引用《书·禹贡》。再如：《舜禹之事》通篇皆引用《书·尧典》及晚出《古文尚书·舜典》之文。《舜禹之事》是一篇翻案性质的文章，为曹丕称帝并对臣下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说出柳宗元对这件事的看法，这篇文章先说出禅让政治的微妙之处，并不在于上位者的大圣大贤，而在于领袖有没有取得百姓的认同。之后引《书·尧典》及晚出《古文尚书·舜典》之文，举出舜因为得到民心，最后的禅让也才能被大家所接受。而再传至禹与启，因为启得到了人心，故能继承王位。最后提到曹丕时代汉朝已经无法取得民心，所以曹丕能乘时而称帝，绝对不是偶然的。这篇文章引用《书·尧典》及晚出《古文尚书·舜典》文中之事为骨干，并对政治之事发为议论，正是符合了柳宗元曾说过的《书》可以作为政事的借鉴[13]。

《涂山铭》：“灾被下土，自壶口而导百川（引《书·禹贡》）……大功建焉。虞帝耄期，承顺天历（引晚出《古文尚书·大禹谟》）……乃赐玄圭，以承帝命（引《书·禹贡》）……政莫先乎齐大统，乃朝玉帛，以混经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后，垂子孙之丕业，立商、周之前，树帝王之洪范者也（引《书·洪范》）……厥后启征有扈（引《书·甘誓》），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引晚出《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而帝业不守……皇祖之训不由（引晚出《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送易师杨君序》：“以为胄子师（引晚出《古文尚书·舜典》）。”

《与杨京兆凭书》：“虽舜犹难于知之（引《书·皋陶谟》）。”

《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雍之块璞，皆可以备砥砺，徐之粪壤，皆可以封太社；荆之茅，皆可以缩酒；九江之元龟，皆可以卜；泗滨之石，皆可以击考。（引《书·禹贡》）”

《与杨诲之第二书》：“今将申告子以古圣人之道：《书》之言尧，曰‘允恭克让’（引《书·尧典》）；言舜，曰‘温恭允塞’（引晚出《古文尚书·舜典》）；禹闻善言则拜；汤乃改过不吝；高宗曰，‘启乃心，沃朕心’（引晚出《古文尚书·说命上》）；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引《书·无逸》），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诛纣，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宁’（引《书·无逸》）……惟狂克念作圣（引《书·多方》）……尧、舜之让，禹、汤、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宁（这里是指尚书之各篇章）。”这篇文章引用许多《书》及晚出《古文尚书》的例子及事迹，反覆申论为人及为文之道，提到文章需讲求圣人之道，而非一味地追求词章的藻饰，这就和柳宗元说的：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个“质”我认为除了是文章的质朴，也是心性的质朴，必须是诚于中而发于外的。

《礼部为百官上尊号表》：“臣谨按昔皋陶之颂舜（引《书·皋陶谟》），伊尹之颂汤（引《书·汤誓》），皆臣子至公，面扬君父，以敷于当代，以播于无穷，夫岂饰哉！”

《礼部贺立皇太子表》：“臣闻《尚书》载‘以贞’之文（引晚出《古文尚书·太甲下》）。”

《礼部贺太上皇后册毕贺表》：“伏以太上皇后着虞嫔之至德（引《书·尧典》）。”

《御史台贺嘉禾表》：“知朔南之被泽（引《书·禹贡》）……异亩耻书于周典（引《书序·归禾》）。”

《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一德方继于《商书》（引《尚书·咸有一德》）。”

《贺平淄青后肆赦状》：“某忝司戎旅，获奉升平，当伊尹无耻之辰（引《尚书·说命下》。”

《为安南杨侍御祭张都护文》：“南极天际，禹绩无施（引《书·禹贡》）……礼分五玉（引《尚书·舜典》）。”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再返西旅獒（引《书序·旅獒》）。”

《及大会议户部尚书班宏又请改所上尊号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后表》：“而万化以成，合于《书》之“奉若天道”之义[14]（引《尚书·说命中》）。”

（三）引用晚出《古文尚书》词语

柳宗元的文章中引用晚出《古文尚书》及《书》也有多条，或借一字、二字至多字；或略变换其句型。例如：

《献平淮夷雅表》：“克清大憝（引《书·康诰》）。”

《平淮夷雅二篇》：“以宥以厘（引《书·尧典》）……公曰徐之，无恃额额（引《尚书·益稷》）……于皇之训（引《书·洪范》）。”

《贞符》：“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 引《书·尧典》），于舜曰‘浚哲文明’（ 引晚出《古文尚书·舜典》），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 引晚出《古文尚书·大禹谟》），于汤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引晚出《古文尚书·仲虺之诰》），于武王曰‘有道曾孙”’（引晚出《古文尚书·武成》）。”

《视民诗》：“惟民之极。帝怀民视（引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下》）……乃生明翼（引《书·皋陶谟》）。”

《佩韦赋》：“曰沈潜而刚克兮（引《书·洪范》）。”

《驳复雠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引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中》）。”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世服大僚，（引《书·多方》）……大弁斯毕（引《书·顾命》）。”

《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丕冒海隅（引《书·君奭》）……龟兆袭吉（引晚出《古文尚书·大禹谟》）。”

《唐故邕管招讨副使试大理司直兼贵州刺史邓君墓志铭》：“则亭拟阅实（引《书·吕刑》）以循官刑，尽哀敬之情（引《书·吕刑》）……贸迁化居（引晚出《古文尚书·益稷》）……年极中身（引《书·无逸》。”

《故岭南盐铁院李侍御墓志》：“关石是钧（引晚出《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沛国汉原庙铭》：“昔在帝尧，光有四海，元首万邦。……佐命垂统，股肱天下（引晚出《古文尚书·益稷》）。”

《涂山铭》：“当乎洪流方割（引《书·尧典》）。”

《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纳为腹心，然后威怀之道备。圣上于是抚以表臣，赞以艺人（引《书·立政》）……既去大憝（引《书·康诰》）遂安有众。”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朝廷建大本，贞万邦（引晚出《古文尚书·太甲下》）。”

《送薛存义序》：“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引晚出《古文尚书·舜典》）。”

《邠宁进奏院记》：“皇帝宅位十一载（引晚出《古文尚书·大禹谟》）。”

《与杨诲之第二书》：“武王引天下诛纣，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宁’（ 引《书·无逸》）……惟狂克念作圣（引《书·多方》）。”

《谢李中丞安抚崔简戚属启》：“咸适于中。威怀并行，仁义齐立。绳愆纠缪（引《尚书·冏命》）。”

《为京兆府请复尊号表三首》：“天惟降衷（引晚出《古文尚书·汤诰》）。”

《为王京兆贺嘉莲表》：“伏惟皇帝陛下道协重华（引晚出《古文尚书·舜典》）。”

《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表》：“以塞旷官之尤（引《书·皋陶谟》）。”

《樊左丞让官表》：“窃谓旁求俊彦（引晚出《古文尚书·太甲上》）。”

《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万姓喜永清之路（引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上》）。”

《代广南节度使谢出镇表》：“俾凶渠剿绝（引《书·甘誓》）。”

《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效黎献于天吏（引晚出《古文尚书·益稷》）……正当天讨之辰（引《书·皋陶谟》）。”

《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觐状》：“大叙彝伦（引《书·洪范》）。”

《为韦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日月逾迈（引《书·秦誓》）。”

《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茂功期舜禹（引晚出《古文尚书·大禹谟》）……训刑方命吕（引《书·吕刑》）……火炎侵琬琰（引晚出《古文尚书·胤征》）。”

《披沙拣金赋》：“六府以修（引《书·禹贡》）。”

《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曾未悛心（引晚出《古文尚书·泰誓上》）。”

《礼部贺立皇太子表》：“不唯立爱（引晚出《古文尚书·伊训》）。”

而如《舜庙祈晴文》多引用《尧典》及《舜典》之文及典故。柳宗元文中对于晚出《古文尚书》及《书》多有引用，除了上面所列，应还有更多。柳宗元推崇儒学、孔圣之道，宗元曾说：“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15]宗元推崇六经，再旁及百家之学。宗元除了将书经当做史书外，也将它当做文学的典范，观察柳文可以发现柳宗元对于真伪书经是参差的引用。可以说柳宗元或许碍于时代的气氛或者其它原因，宗元并不认为书经有真伪的分别，甚至还大量的引用了晚出《古文尚书》，例如宗元引用了晚出《古文尚书》中《舜典》割裂《尧典》并新撰之二十八字[16]，即是明证。而藉由这样引用的比例以及引用了《舜典》割裂《尧典》并新撰之二十八字来说，也可以知道柳宗元对于经书有倾向于古文经书的想法[17]。

在引用典故的部分真伪的比例大致上差不多，而引用词语方面晚出《古文尚书》似乎较多。这样的现象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北朝时期。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而以苏绰所作和《书》中的《大诰》相比较，袭用的词语并不多，并且在苏绰的《大诰》中有许多词语是脱出于《太甲》、《咸有一德》等晚出《古文尚书》中的篇章并约略变换其词句。其中还有许多魏晋之间的文章语气，例如：“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爰自三五，以迄于兹，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袭，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之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另外，在比之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另一个先锋——韩愈在他的作品中引用书经的地方也较多，例如：

《守戒》[18] ：“书曰：以蕃王室（引晚出《古文尚书》之《微子之命》、《蔡仲之命》）。”

《进士策问十三首》：“《书》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龟筮考其从违，以审吉凶。（引《书·洪范》）……《书》之说尧曰亲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协和万邦；又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又曰洪水怀山襄陵，下人其咨（引《书·尧典》）……于舜则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宾四门；又曰齐七政；又曰类上帝，礼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又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载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浚川，恤五刑，典三礼，彰施五色，出纳五言。（引晚出《古文尚书·舜典》）”

《争臣论》：“《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引晚出《古文尚书·君陈》）。”

《上宰相书》：“《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引《书·洪范》）。”

还有许多地方皆有引用。而由韩愈引用书经的情况看来，也是真伪相参的。这样引用的方法不独独只有柳宗元或是韩愈，或许是一个时代的思潮之下所生出的产物，这可能是因为晚出《古文尚书》成书时代较唐代为近[19]，语言比之成书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真书经更为接近柳宗元当时的语言，而引用在文章中也多是用四言的面貌出现。而引用的地方多在碑、志、铭、表、书这样的文体，少引用在诗和散文中。这或许是因为碑、志、铭、表、书这样的文体需要恢弘的气势，高古的文气，因此书经是很符合需求的。

四、结语

柳宗元推行古文运动，倡言文以载道，并且推崇孔子、六经等儒学，所以在其作品中大量地引用了《书》经的文字，而本篇所讨论的《书》经也是宗元引用的对象之一。由上面的引用情况观之，柳宗元引用或是引用《书》经中的文字，真伪相杂。韩愈即使也大量地引用了晚出《古文尚书》，但也曾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为何提到的这“佶屈聱牙”的恰恰是真《书》经，或许在韩愈心中也觉得《书》经读起来有两种行文风格。不过柳宗元却是完全的对于《书》经的文字没有怀疑过，因此可以说柳宗元是完全信服于当时的《书》经传本之下的。宗元并不认为《书》经有真伪之别，对于《书序》也常常引用。也因为如此，柳宗元重视《书》经，认为它可以当做政事的参考；并认为其中的谟和训是记叙文的源头；而《书》经中的文字或许质朴，但却是真正情感的表达而不会被文字的装饰所蒙蔽圣人之道的展现。因此柳宗元在他的作品中有直接引用经典的篇章，例如《贞符》、《箕子碑》、《天对》、《与杨诲之第二书》等，而《封建论》中的各种论述，或许和《书》经的上古思想不同，但从其文字写法及思想变化，都可以看到《书》经的影子。

或许用晚出《古文尚书》考之于先秦极为不智，但对于其还没被打入冷宫前的影响令人值得注意。本文只就《书》经对于宗元文学的影响来讨论，然而信服《书》经的柳宗元，他的思想和其他的方面或许也多多少少受了这部伪书的影响，值得以后好好讨论。

（殷永全，台湾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