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柳古文的双重主题的思考

——以《圬者王承福传》与《种树郭橐驼传》为主

赵殷尚

一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韩愈、柳宗元古文的叙事策略，了解韩、柳如何主张恢复儒家之道。由于篇幅限制，其范围暂以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与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为限。

韩、柳二人在文中运用双重主题的形式，以达到写作目的――恢复儒家之道，这或许可视为一种新型的叙事策略，也可当做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功因素。

二

先看一下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舍于（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后）成者也。其它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于）人哉？”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这篇文章是寓言体的人物传记。有些人却把它视为唐传奇，[1]甚至认为它并不是人物传记，而只是个寓言罢了。这些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由于本论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圬者王承福传》的双重主题，所以把这些问题暂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圬者王承福传》的第一个主题是什么？答案是：作者（韩愈）藉泥水匠之口来劝戒富贵之家的没落。有些人也许会说，还有另一个主题，就是作者批判了杨朱之道。至于这个问题，笔者不同意。杨朱的主要学说是“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中说，王承福是个“学杨朱之道者”。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可以看出，王承福是个“有余，则已与道路之废疾饿者”。把这样的人以“独善其身”的辞意来比喻王承福，是非常不恰当的。简单来说，有些人虽然主张《圬者王承福传》中包含着另一个主题，认为作者批判了杨朱学说，但是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得文章的结构发生了矛盾，以减少说服力，所以另一个主题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笔者所说的答案是否能成立。笔者在答案中说：韩愈藉泥水匠之口来劝戒富贵之家的没落。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圬者王承福传》共有五段：第一段是叙事的部分；第二、三、四、五段属于说理的部分。在这叙事、说理两个部分当中，写得最详细的部分就是说理的部分。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中心在于说理的部分。那么我们再从所谓说理的部分中找一找重点所在。上文已经谈过，第五段说理的部分因为结构上有不少问题，所以不能把它视为这篇文章的重点。换言之，第一段中的“有余，则已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与第五段中的“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其学杨朱之道者邪”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因此可以说第五段的内容已经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把它当做这篇文章的主题。

那么，现在剩下来的问题是，只有第二、三、四部分而已。这三个段落有可能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现在还没有进入本论，所以也许我们不知道，这篇文章的重点在哪里。不过在此笔者可以确定，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第二、三、四段。诚如我们接受上述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三个段落都以对话的方式为主，谈到了这篇文章的重点；也会发现其对话都以圬者王承福一个人的说话为主干。作者虽然在旁，但是在重点的部分中无法发现作者的对话。有些人也许这样问：“噫，刑戮也”、“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与“死而归之官也”以上三个句子是由谁说的，这种问题一定会有的。三个句子是他人的讲话，这没有错，可是把这三个句子传达给作者（韩愈）的人确实是王承福这个人，意思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所讲的对话都是由王承福之口来传达的。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劝戒富贵之家的没落”这一句。第一段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上文已经讲过这篇文章的说理部分较为详尽，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说理文”或者是“论说文”。论说文一定会有绪论，绪论要包含文章的撰写目的。基于上文的共识，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内容。王承福在天宝年间动乱时，当兵作战，为唐朝立了不少功劳，有机会做官，然而他放弃这个机会，回到家乡，做泥水匠做了三十年。王承福是个“有功有能”的人，但是当时社会并没有给他合理的待遇，而“视时屋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至于王承福的房租和伙食费是不是很贵，我们无法知道，只能知道“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假如以士农工商的概念来揣测他的身分，他的地位一定会很微贱的。这样微贱的泥水匠住得起房租和伙食费很贵的地方吗？当然不可能。王承福又告诉我们说：他也“乐富贵而悲贫贱”。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过着微贱的生活，但是希望将来能够享受富贵的生活。我们就此可以推衍一件事情，以他的能力来看，王承福的薪水相对偏低，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有能力，但是还过着贫贱的生活。

那么所谓“富贵之家”，指的是哪个阶层，或包含着哪个阶层？作者把当时社会分成三个阶层，说明了君臣民之间的关系：君主是“理我所以生者”；百官（也可以说“臣”）是“承君之话者”；民（或说百姓，或说“我”）是被君主管理的。在这三个阶层当中，韩愈到底劝戒了哪个阶层？

先看一下君主。作者无意中把君主之道与圣人之道合而为一，换言之，作者不把君主作为被劝戒之对象，反而赞美君主，甚至把他的地位提高到圣人之处。（这一点是《圬者王承福传》的第二个主题，以下会讨论到。）假如我们接受这一点（君主不能成为被劝诫之对象），被劝诫的对象便是剩下的百官或百姓。

笔者先要探究百姓。百姓不能成为被劝诫的对象，其原因有三：圬者（我）的职业颇为微贱，不可能成为富贵之家，此原因之一。王承福说“取其直，虽劳无悔，吾心安焉”，所以他最后选择了那种容易做而且不惭愧的事。假如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王承福所说的“无悔”这一句隐含着某种意义，即“用心者”的工作“难强”而有愧，因此以“无愧”的工作为业的王承福不能成为被劝诫的对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王承福是个“自得者”，一般而言，无论是被肯定的“自得者”，还是被否定的“自得者”，他们总不会劝诫自己本身。总而言之，圬者王承福是个“非富贵之家”、“无愧者”和“自得者”，所以不能成为被劝诫的对象。

我们从上文中可以揣测出来被劝诫的对象是哪个阶层，也就是百官（臣）。作者将百官说成“用心者”，说“用心者”必须要有“智”。因此，我们可以把“用心者”称为知识分子（士大夫），也可以把“百官”称为士大夫。简单来说，被劝诫的对象不是所有的百官，而是“做官的有钱的士大夫”。

三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圬者王承福传》的第二个主题。在前一段中，已经提过《圬者王承福传》的第二个主题：作者无意中把君子之道与圣人之道合二为一，把君主的地位推高到圣人之处。以下是其原因。

韩愈以物为例分析了自然界的“气力移动”与生产过程。首先，用“粟”来说明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与“气力”移动。“粟”是把一种谷物的“粟”形象化的文字，也是未完成之前的“禾”。“禾”加上农民的气力（稼）而完成为“粟”。完成“粟”之前不仅需要农民的气力，而且也需要“天”的气力（保佑）。这“天”或许可以说成上帝。要之，名为“粟”的产品，是由上天保佑再经由农民的气力而完成的。其次，韩愈用“布帛”来解释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与“气力”移动。名为“布帛”的产品，是由上天保佑（气力）再经过织女的气力（织布）而完成的。最后，一切的生活产品，是由上天保佑（气力）再经由“人力”来完成的。若综合以上三点，不难获知自然界的秩序：上帝是管照（保佑）自然界的圣人；人民是以上天的保佑为气力而生产“产品”的中间管理者；“产品”是由上天的气力（保佑）再经由人民的劳动（气力）而完成的“养生之具”。

在前一段中，已经提到过韩愈把当时社会分成三个阶层：君主、百官、百姓。在此，再提三个阶层的本性，以便文章顺利进行。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中说：“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君主是管照我们的；百官是承君主之教化而宣扬之于百姓的；百姓（我）是被君主管照的。如以上文为图如下：

气力移动与生产过程

　　　　　　　　　　　　　　　　　　完成

自然世界→上天的保佑→农民的耕种→禾；粟

人间世界→上天的保佑→织女的耕种→丝；帛

韩愈巧妙地把人间世界对比于自然世界；把自然之道对比于“生人之理”。就其“本性”而言，“养生之具”的本性可以比拟于“百姓”；人民的本性就可以比拟于“百官”；上帝的本性也可以比拟于“君主”。由此看来，圣人的本性相当于“上帝”[2]；“君主”的本性就相当于圣人。总而言之，韩愈将君主的地位提升到圣人之处。

四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是一种寓言体的人物传记。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缲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殆。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柳宗元不仅借郭橐驼之口来批评执政者的扰民政策，而且把种树的道理对比于做官治民的道理。《种树郭橐驼传》充分发挥了传记文与寓言文的特征。传统的传记文通常有叙事部分和说理部分：叙事部分以人物生平的记述为主；说理部分以借物事来说明人或自然道理为主。寓言以假想的故事来说明某种哲理，从而达到教育或讽刺目的。《种树郭橐驼传》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是从“郭橐驼”到“莫能如也”的部分；第二段是从“有问之”到“吾又何能为哉？”的部分；第三段是从“问者曰”到“其亦有类乎？”的部分；最后一段就是从“问者噫曰”到“传其事以为官戒也”的部分。最后一段写的是《种树郭橐驼传》的撰写动机，仅仅二十个字而已，因此，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第一段以叙事为主；第二段以寓言为主；第三段以说理为主。若我们仔细一看，《种树郭橐驼传》的结构颇为顺畅，换言之，各个段落之间的影响关系甚为密切。在第一段中，除个人生平之外，我们还会发现有关《种树郭橐驼传》主题的两条线索：第一，柳宗元站在农民的立场来写了这篇《种树郭橐驼传》。文章的开头极为重要，尤其是第一句，读者阅读文章的时候，透过文章的第一句来感受该文的情绪。《种树郭橐驼传》的第一句是“郭橐驼，不知始何名”。这第一句使得读者感觉到，作者将会撰写关于郭橐驼的事，而且也能够联想到名为陶渊明的隐逸田园诗人。陶渊明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性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是与农夫樵子相从，与之共舞共乐，以及深深了解民众疾苦的文人，因此他才能写出永传不朽的诗与文了。柳宗元为了使《种树郭橐驼传》更有说服力，表达出他自己就像陶渊明一样，深深地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第二，显示出作者将会使用对比方法。从第一段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典型人物与相对人物：典型人物是“郭橐驼”；相对人物是“他植者”。郭橐驼的种树技术是“或移徙，无不活；且说茂，骚实以番”。而“他植者”呢，虽然效仿郭橐驼的种树方法，但是无法达到郭橐驼的水平。从此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人物对种树的功用，也可以发现作者充分利用了相对人物本身的效果，假如没有相对人物，读者无法知道郭橐驼的种树技术多高，也无法把握这篇文章将会论述什么。

典型人物与相对人物的对比在第二段中更为明显。郭橐驼（典型人物）的种树方法只是“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种树的时候“若子”，种好之后“若弃”而已。他根本没有“能使本寿且孳也”、“能硕且茂之也”和“能骚而蕃之也”。而其他种树者并非如此：树根弄得弯曲着，根上的旧土也换了新的；培土的时候，不是土太多，就是土太少。如果有人不是这样粗心乱种，那么他可能会变得太殷勤，也会担心得太过分：早晨去看，晩上去摸；走了又回头去看，甚至还爪破树皮，查验它的死活；摇摇树根，看看泥土的松紧，因而“木之性日以离矣。”由此可知，第二段的对比效应与第一段迥然不同，简单来说，虽然把典型人物与相对人物同写在此，但是把相对人物对比于典型人物，以显示出相对人物的特征及其结果。若看《种树郭橐驼传》的结构，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篇文章的人物对比；首先是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对比：第二是他植者与长人者的对比，在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能对比于长人者的道理。文中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这种他植者的种树方法又以对比的方法转化为“长人者”的扰民政策。

在此，我们可以知道种树的第一个主题。郭橐驼把种树的方法和经验来应用于政治上，意识到了“木之天”与“民之性”的相同处，也可了解到“他植者”的种树方法和“长人者”的扰民政策实际上是同样的道理。“长人者”的扰民政策时常导致“吾小人辍飨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的情况，甚至使得百姓不能够增加生产，保全本性。

五

最后要讨论的是《种树郭橐驼传》的第二个主题。在上文，已经讨论了《圬者王承福传》的双重主题，这篇文章的第二个主题与《种树郭橐驼传》有相似之处，以下将探讨《种树郭橐驼传》的第二个主题。

一个一个的人若在一起，将会变成社会（或集团）；一个一个的集团也会变成国家（或民族）；各民族合成为“人生界”。我们可以透过儿童之间的关系来窥见成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小的集团来了解大的集团。《种树郭橐驼传》中的郭橐驼是种树界的高手，也是颇受欢迎的种树人。对“木”而言，郭橐驼可以说是正面人物。而“他植者”呢？不但不受欢迎，反而迫害“木”的生长，使之离天性，因此，对“木”而言，“他植者”就是负面人物。若把“木”视为艺术作品，郭橐驼可以是个“创作者”；“他植者”也许可以成为“非创作者”。又若从宗教观念来看，郭橐驼是“木”的创造主（或上帝），也是对“木”的正面人物；“他植者”是“木”的迫害者（或魔鬼），也是对“木”的负面人物。

柳宗元把当时社会分成三个阶层：君主（君）、百官（臣）、百姓（民）。他在《封建论》中云：“是故有理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达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

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和大帅都属于百官（臣）；天子可视为君主（君）；人就是百姓（民）。由此看来对君主与百官的评价是由百姓决定的，换句话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德在人者”是对“人”的正面人物；“非德在人者”是对人的负面人物。而我们在此无法知道哪个阶层相当于“德在人者”、哪个阶层相当于“非德在人者”。（此问题下文再讲）

我们再回到看一下《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在第一、二段中做了郭橐驼与他植者的对比之后，又做了他植者与百官的对比。他植者的对「木」的负面因素与百官的对“小人”（指百姓）的负面因素相当类似，例如：

经过以上的讨论能做一个小结论：他植者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象征着所谓的百官；「木」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象征着百姓。那么，有人会问「郭橐驼」在文章中象征什么？所谓百官与百姓是唐代社会阶层的一部分。（上文已经说明，柳宗元把当时社会分成三个阶层：君、臣、民）。百官与百姓已出现在《种树郭橐驼传》中，然而君主尚未出现在此。柳宗元把种树界分成三个单位（或阶层）：郭橐驼、他植者和树木。此种分法正好与君臣民的分法相当类似。若这两种分法混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柳宗元是把郭橐驼比喻成君主的。此外，从文章的结构来讲，树木是比喻百姓的；他植者就是比喻百官的。那么郭橐驼呢？应该要把郭橐驼比喻成君主才对。

诚如接受上述的论点，可以知道君主的本性就是郭橐驼的本性、正面人物的本性。

（赵殷尚，韩国培材大学教养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