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奇味”说及其形成原因

陈允锋

一、“奇味”说的提出及其所包含的理论意义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是研究柳宗元文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之一。关于这篇题记所体现出来的文论观点，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曾有如下分析：“全文主旨，即在于‘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虽假借圣人以立论，其实是反映了柳宗元关于古文功能的看法，即古文也可具有娱悦作用，这种作用也有益于世，与‘明道’并不冲突。……既然诙谐戏谑之作能让人们得到愉快和休息，能满足好奇者的审美需要，那么，自有其存在的理由。”[1]这一看法，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对于古文审美功能的认识，深化了柳宗元古文理论内涵的研究。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还提出了“奇味”概念。这同样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奇味”之说，《荀子·正名》篇已见：“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2]很显然，荀子还是在饮食层面上运用“奇味”一词的。到了柳宗元，则借用这一概念，形容文章异于常规之美。为便于分析，兹引录《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全文如下：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仿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得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柤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一本有‘奇’字）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戏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呫呫然动其喙。彼亦劳甚矣乎！[3]

按照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见异惟知音”的说法，柳宗元诚可谓韩愈之知音，他不仅看到了《毛颖传》的“怪”处，而且从多种角度论证了这种奇异美的合理性。

首先，柳宗元指出，时人嘲笑韩愈《毛颖传》的主要原因，在于“俳”。柳宗元则说：“俳又非圣人所弃者。”人活一世，既然“有所拘”，则必然“有所纵”，以戏为文而仍有益于世，关键即在于“息焉游焉而有所纵”。可见，柳宗元赞赏以“俳”为特征的怪异之文，从本质上讲，还是植根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颇得人生“一张一弛”之道。如果引申开来，以现代美学的观点看，我们说，柳宗元之论“俳”，实质上已触及审美心态问题，因为审美之心态，类似人在游戏之中，贵在自由无拘束，所谓“息焉游焉”，就包含有这样一层意思。

其次，柳宗元又引入饮食之“味”，以为怪异之文，恰如“大羹玄酒”之外的“奇味”，“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惟其如此，方可谓“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文章写作也是如此，韩愈作《毛颖传》，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这里的“奇味”，既是一种借用、比喻，也无妨视之为文论术语，基本意思，则指与时俗异趣的审美风貌。所以，柳宗元说：“世之仿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这是对满足于模拟剽窃、沿六朝骈文余波之文坛现状的批评，此类作者之所好，不外乎“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辞，而读韩愈《毛颖传》，却须“捕龙蛇，搏虎豹”的功夫，“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那些“贪常嗜琐者”，自然要“大笑以为怪”了。可见，柳宗元之肯定韩愈文章的“奇味”美，另一重要原因，是看中其创新精神以及筋骨之力感。按，《文心雕龙·知音》篇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4]柳宗元既肯定大羹玄酒之至味，也不废“奇异小虫水草柤梨橘柚”之怪味，进而赞叹曰：“信韩子之怪于文也。”衡文之通达，趣味之圆该，自非沉溺于“仿真窜窃，取青媲白”者所能比。

第三，柳宗元论《毛颖传》之“奇味”，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从为文之用心的角度，揭示了韩愈创作的真正意图，即：“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此间所论，涉及创作观念问题，所谓“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者是。从字面意义看，此“郁积”之情，乃就毛颖而言，实际上也饱含著作者韩愈内心的郁闷之思；不仅包含着韩愈的郁闷之思，而且同样体现了柳宗元的愤激之慨。韩愈之撰《毛颖传》而柳宗元为之《后题》，说明二者均有感于毛颖之命运，都是对“发愤以抒情”观念的实践。所以，柳宗元说：“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一言以蔽之，韩、柳两家，皆属“有激而为是”[5]。这样看来，“奇味”之为美，根源还在于作者激诡不平之心态。韩愈的创作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的评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尚“奇”审美观念在柳宗元其他作品中的体现

《读韩愈所著〈毛颕传〉后题》所提出的“奇味”说，在柳宗元的文艺思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作者崇尚奇异的审美观念。对于韩愈的文章，柳宗元不止一次以“奇”评之，示其推崇之意。如《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谓：“韩会，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弟愈，文益奇。”[6]《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亦云：“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雎，肆意有所作。”[7]此所谓猖狂恣肆，正道出了韩愈文章的恢奇之风，确可与司马迁疏荡之奇气相提并论[8]，而不同于扬雄之“短局滞涩”。柳宗元之于韩愈，在推重其奇异之美方面，是一以贯之的，亦可见韩、柳灵犀之相通。

据《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可知，柳宗元之能看到韩愈所作《毛颖传》，因缘乃在杨诲之。《与杨诲之书》亦曰：“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9]那么，杨诲之为何要“持韩生《毛颖传》来”？根本原因在于：他也是当时好“奇”文者。故柳宗元称赞杨诲之说：“自今者再见足下，文益奇，艺益工。”[10]柳、杨之间，趣味也是如此相投。当时，各地远来拜师于柳宗元者，在为文之追求上，大都具有这种好奇求新之趣尚，如《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11]《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向得秀才书及文章，类前时所辱远甚，多贺多贺。秀才志为文章，又在族父处，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虽间不奉对，苟文益日新，则若亟见矣。”[12]《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秀才貌甚坚，辞甚强，仆自始觌，固奇秀才。及见两文，愈益奇。”[13]所谓“不凡近”，所谓“日日新又日新”，在根本精神上，都与“愈益奇”息息相通。

在中唐后期的诗坛上，文学史家一般分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论之，柳宗元、刘禹锡既志同道合，政治命运、宦海沉浮又极其相近，往往被置放一处，并称“刘柳”。但是，从诗歌创作的审美趣尚看，刘禹锡之浅易流丽，更接近于元白一派；柳宗元则简古高奇，诗境之峥嵘，则更近似韩孟之作风[14]。从柳宗元的审美观念上看，不惟评文有尚“奇”之倾向，其论诗，也是如此。如《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惜其离旷，卜兹良夜，咏叹其美，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粲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15]又，《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序曰：“韶州幸以诗见及，往复奇丽，邈不可慕，用韵尤为高绝。余因拾其余韵酬焉。凡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亦以“奇丽”、“高绝”赞许裴氏诗篇，其中体现出来的审美倾向，自不待言。不仅如此，柳宗元之酬作，同样险绝怪特：

金马尝齐入，铜鱼亦共颁。疑山看积翠，浈水想澄湾。标牓同惊俗，清明两照奸。乘轺参孔仅，按节服侯狦。贾傅辞宁切，虞童发未䰉。秉心方的的，腾口任㘖㘖。圣理高悬象，爰书降罚锾。德风流海外，和气满人寰。御魅恩犹贷，思贤泪自潸。在亡均寂寞，零落间茕鳏。夙志随忧尽，残肌触瘴䰉。月光摇浅濑，风韵碎枯菅。海俗衣犹卉，山夷髻不鬟。泥沙潜虺蜮，榛莽斗犲獌。循省诚知惧，安排祇自痫。食贫甘莽卤，被葛谢斓斒。远物裁青罽，时珍馔白鹇。长捐楚客佩，未赐大夫环。异政徒云仰，高踪不可攀。空劳慰憔悴，妍唱剧妖娴。^[16]

按，南宋陆之渊《柳文音义序》曰：“余读韩、柳文，常思古人奇字，龃龉吾目，且柅吾喙也。开卷必与篇韵俱检阅，反切终日，不能通一纸。……惟柳州内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贯穿经史，轇轕传记，诸子百家，虞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韩文不啻倍蓗，非博学多识前言者，未易训释也。”[17]张敦颐《韩柳音释序》亦云：“柳文简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难晓。”[18]不仅柳文如此，其诗亦然，以上所引《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诗，遣词造句，颇多生新险怪处，是一典型个案，如：按节服侯狦、虞童发未䰉、腾口任㘖㘖、零落间茕鳏、泥沙潜虺蜮、榛莽斗犲獌、被葛谢斓斒，等等。故旧注引《笔墨闲录》云：“《酬韶州使君二十韵》，尤见奇险之功。”[19]当代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柳宗元诗歌创作所具有的这种尚奇险的倾向，如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指出：《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所用韵“均极奇险。还有一首更长的《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用韵亦颇有奇僻者”[20]。或谓：“柳诗中使用的形象尖利的词语，更是所在多有，如‘砉然劲翮剪荆棘’（《笼鹰词》），‘左右六翮利如刀’（《跻乌词》），‘林邑东回山似戟’（《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奇疮钉骨壮如箭……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珩》）等等，无不尖利峻刻。”[21]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家“韩柳”并称，固然是针对散文创作而言，却也适用于他们的诗风。

与此相关，柳宗元论音乐、书法之美，亦有尚“奇”之意，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诗云：“若人抱奇音，朱弦縆枯桐。清商激西颢，泛滟凌长空。自得本无作，天成谅非功。希声閟大朴，聋俗何由聪？[22]”此所谓“奇音”，指不同凡俗、自然天成之希声，故曰“聋俗何由聪”。对于以“枯桐”为材质而制作出来的琴器及其奇异之美，柳宗元在《霹雳琴赞引》又曾言之：“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以着其事，又益以序，以为他传。辞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龙伏之灵，震焚之奇。既良而异，爰合其美。”[23]至于《志从父弟宗直殡》所言，则涉及书法之奇：“善操觚牍，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24]这种“奇峭”之美，用来形容柳宗元本人之诗境，也是非常确当的。

三、柳宗元“奇味”说的形成原因

柳宗元的尚“奇”审美观念，跟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是有一定矛盾的，因为他原本跟韩愈一样，都继承了儒家创始者孔子不言“怪”、不言“神”的传统。《送僧浩初序》有云：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25]

由此序文可知，韩愈对于柳宗元之“不斥浮图”以至“嗜浮图言”、“与浮图游”，致意再三，颇为不满。韩愈嗜儒而攘佛，柳宗元则乐于调和儒、释，以为空门“不与孔子异道”，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佛教并不像庄、墨、申、韩那样“怪僻险贼”。由此可见，柳宗元也是不满“怪僻险贼”之说的，韩愈或许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严于华、夷之辨，态度反不如柳氏之圆通。

《送僧浩初序》中提到的《送元生序》，是指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序中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闳旷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踬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衺，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气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26]这里所突出强调的，也是融会贯通的思想方法，目的则在“有以佐世”，而柳宗元所称许的元山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不仅“学恢博而贯统”，而且善于“黜其奇衺”。这一点，在柳宗元非《国语》的言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云：

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27]

又《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

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28]。

柳宗元所崇尚的“大道”，要在“辅时及物”。这是就政治理想而言，落实到文章，则属于表现内容的范畴。从这样的政治理想出发，他自然反对文采如雕画而内里寓诬怪的作品。他的《辩鬼谷子》，立意同此，故曰：“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29]他在《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中也说：“辛生尝南依蛮楚，为文无谬悠迂诬之谈，锻炼剪裁，动可观采。”[3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对怪奇阔诞的倾向，不仅体现为理性的思想观念，有时又转化为愤激的情绪，如《逐毕方文·序》曰：“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烛，皆列坐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盖类物为之者，讹言相惊，云有怪鸟，莫实其状。山海经云：章义之山，有鸟如鹤，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毕方，见则其邑有讹火。若今火者，其可谓讹欤？而人有以鸟传者，其毕方欤？遂邑中状而图之，禳而磔之，为之文而逐之。”[31]《斩曲几文》亦曰：“末代淫巧，不师古式。断兹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诡状，曲程诈力。……追咎厥始，惟物之残。禀气失中，遭生不完。……癃蹇艰难，不可以遂。遂亏其端，离奇诘屈。……器之不祥，莫是为敌。乌可昵近，以招祸癖。且人道甚恶，惟曲为先，在心为贼，在口为愆，在肩为偻，在膝为挛，……今我斩此，以希古贤，谄谀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达，法焉是专。”[32]前后两文，所言对象不一，但对诡怪之物，心态却有相通之处，故一则曰“禳而磔之”，二则曰“今我斩此”。

当一种理性的思想转化为情绪化的心境时，观念之间的内在矛盾也就无可避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柳宗元曾作《观八骏图说》，以为古来所传《八骏图》“其状甚怪”，“其书尤不经”，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故曰“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33]。但是，柳宗元又作有《龙马图赞》[34]，序中称：“始吾闻明皇帝在位，灵昌郡得异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卢遵，以其图来示余。其状龙鳞虺尾，拳髦环目肉鬛，马之灵怪有是耶？……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睹其形，不可以不赞。”又赞之曰：“灵和粹异，孕至神兮。……世厖道悖，还吾真兮。……匪马之慕，吾谁亲兮。赞之斯图，宜世珍兮。”前后文观念之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故旧注指出：“公尝欲焚八骏之图，而独于此赞龙马之图，岂可信不诬者耶？[35]”

同样，当柳宗元从富有主观化倾向的文学层面看待问题的时候，对于“诡怪”、“阔诞”之物，也显得较为通达，并未一味抹杀之。他在《复吴子松说》中指出：“子之疑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果气之寓欤？为物者裁而为之欤？余固以为寓也。子不见夫云之始作乎？勃怒冲涌，击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嵑  为宫室。谁其搏而斫之者？风出洞窟，流离百物，经清触浊，呼召窍穴，与夫草木之俪偶纷罗，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无裁而为之者。又何独疑兹肤之奇诡，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参差不齐者哉？是固无情不足穷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于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于此者。征之犹无以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肤之问为物者有无之疑，子胡横讯过诘扰扰焉如此哉。”[36]柳宗元的尚“怪”倾向，于此表现得再充分不过。他从“气”寓万物、自然赋形的哲学高度，论证了木文之奇诡，并非“为物者裁而为之”，而是自然之气外发之结果；世间之人，“贤不肖寿夭贵贱参差不齐”，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那些“为天子求士者”，掌握褒贬、黜陟大权，号称“知人”，然“其所升，常多蒙瞀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可见，柳宗元以万物为“气之寓”，一方面痛斥当权者用非其人，颠倒黑白，不顾实情；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奇诡”之“文”的肯定态度，所以，他反问吴氏“何独疑兹肤之奇诡”？此间所蕴涵的愤世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宥蝮蛇文·序》也是从“气”寓万物的角度，说明怪形存在的合理性：“造物者赋之形，阴与阳命之气，形甚怪僻，气甚祸贼，虽欲不为是不可得也。是独可悲怜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杀也。”[37]所谓“独可悲怜”，表面上体现的是柳宗元对蝮蛇的一种同情，实质上则反映了他对“怪”物的自觉认识及其尚“怪”之独特心态。

由以上二例不难看出，柳宗元不斥“怪”，确实含有浓厚的主观情绪，是他不满社会现状、愤激黑暗政治之心理的自然折射。他所标举的“怪”，有时就是社会现实的对立面，映衬出世俗的庸常乃至丑陋。《送诗人廖有方序》即寓此意：“交州多南金，珠玑瑇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徳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瓌丽，而罕钟乎人，今廖生刚健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徳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瓌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是，则吾不谓之恒人也，实亦世之所罕也。”[38]在柳宗元看来，诗人廖有方有奇怪殊异之才德，然未必为世人所瞩目。这里所寄托的，自然是作者悲怜怪才、怨愤俗世的深切情怀。他说，世间果有推重廖生者，“则吾不谓之恒人也，实亦世之所罕也”，可见知音之难逢，更可见世道之沦落。柳宗元则外于是，不仅欣赏纷葩瓌丽之草木，而且称许怪异之人才。柳宗元又作有《李赤传》，其间之寓意，亦当如是观。传文曰：

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馆之。其友与俱游者有姻焉，间累日乃从之馆。赤方与妇人言，其友戏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将娶乎是。友大骇曰：足下妻固无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岂狂易病惑耶？……赤怒曰：汝无道，吾将从吾妻，汝何为者？……柳先生曰：李赤之传不诬矣。是其病心而为是耶？抑固有厕鬼耶？赤之名闻江湖间，其始为士，无以异于人也。一惑于怪，而所为若是，乃反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其属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39]

李赤，狂士也，怪人也。狂而至于怪，中唐多有之，如顾况，如怀素，如张志和，如唐衢，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中唐之尚怪风气。尤当注意者，乃著名文士如柳宗元、韩愈、白居易，亦乐于记录、歌咏此类狂怪人物。歌咏之目的，则不外乎讥讽世道、针砭现实，柳宗元以为李赤“反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其属意明白”；又说当时之世，“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40]，很好地说明了作者为李赤立传的真实意图。

通过对以上这些作品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柳宗元之尚“怪”，不是单纯的审美取向问题，还饱含著作者的用世之心志。他笔下的怪物、怪人、怪味，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显示了愤世嫉俗的忧患情怀。

柳宗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继承发展了山水游记的传统，写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山水小品文。透过这些名篇佳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尚“怪”心态及其对审美观念之影响。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指出：“先生始居龙兴寺西序之下，间坐法华西亭，见西山，爱之。命仆夫过潇水，翦薙榛芜，搜奇选胜，自放于山水之间。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因结茅树蔬，为沼沚台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诗于溪石之上。其谓之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谓之南涧、朝阳岩、袁家渴、芜江、百家濑者，溯潇水而上也。皆在愚溪数里间，为先生杖履徜徉之地。惟黄溪为最远，去郡城七十余里，游者未尝到。则岂先生好奇，如谢康乐伐木开径，穷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数耶？……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瓌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41]这里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于山水之美，有“搜奇选胜”之好，所作篇章，亦以“瓌奇绝特”取胜，这正是柳宗元尚奇审美趣尚的直接流露；二是将柳宗元与谢灵运进行对比，以为柳氏之“好奇”如谢康乐，确实耐人寻味。谢灵运由晋世入刘宋，政治境遇自弗如昔，常抑郁感怆，放情山水，成为古代山水诗之开山鼻祖。此间之关系，白居易曾言及：“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42]谢灵运之山水诗，确有创新之奇、生险之奇，其内在原因，则是壮志之郁抑。柳宗元也如此，《答问》曰：“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而仆乃缄钳默塞，耗眊窒惑，抉异探怪，起幽作匿，……乃歌曰：尧舜之修兮，禹益之忧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跹跹蓬藋，乐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43]这里所提到的“缧囚”之感、“逃山林入江海”之思、“抉异探怪”之举以及作诗文“以舒吾愁”，就足以说明柳宗元为何“好奇如谢康乐”。又《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云：“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道同有爱弟，披拂恣心赏。……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喧烦困蠛蠓，局蹐疲魍魉。寸进谅何营，寻直非所枉。探奇极遥瞩，穷妙阅清响。”[44]所谓“拘情”，殆指身为“僇人”之“惴栗”[45]心态；“幽郁”二字，内涵稍广，自是一种“壮志郁不用”的不平之气，而“探奇极遥瞩”，则为解放心灵、宣泄郁闷的重要途径[46]。欧阳修《题万石亭诗》谓：“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超凌骤拔擢，过类辄伤摧。苦其危虑心，尝使名声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极沿洄。故其于文章，出语多崔嵬。”[47]也很好地道出了柳宗元“崔嵬”之语跟“危虑”之心态以及山水之奇险的内在联系。就这些情况看，柳宗元之与谢灵运，确有诸多惊人的相似处[48]。他的山水散文，也就跟大谢的诗歌一样，目之所及，无处不有奇特绝丽之景色，如：

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永州新堂记》）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游黄溪记》）

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壮者，殆不可数。（《钴鉧潭西小丘记》）

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鲦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石渠记》）

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愚溪诗序》）

柳宗元行走在山水之间，披拂恣心赏，探奇极遥瞩，既释放了内心抑郁情感，也创造了一幅幅生机盎然、奇美绝俗的山水画卷。当然，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奇，不仅得益于永州山水之助，更与他内在的人格之美以及构思之独辟蹊径，有直接的关系。《始得西山宴游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篇从“惴栗”心态写起，接之以“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至其“望西山，始指异之”，又旁敲侧击，不作正面描写，以“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反衬“是山之特立”，最后以“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收束全篇，点明“游于是乎始”之题义。文中所谓“西山之怪特”，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象征，故有“不与培塿为类”之说。至其妙用铺垫、反衬之笔法，以“始”字贯穿全文，完成了从“惴栗”心态向“心凝形释”的转化，又具前呼后应、层层递进之趣，可谓戛戛独造、奇异生新。

柳宗元“怪味”说之得以形成，与其辩证的思维方式、通达的思想观念，亦有直接关系。比如，《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指出：“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49]其深恶痛绝者，在《国语》“舛逆”之道、“反伦”之实以及“溺其文必信其实”者，但对《国语》之文辞，并未全盘否定。因此，《非国语·吴语》“伍员”条曰：“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50]所谓“慎”，是说不可以“奇峻”之语，文饰谬悠荒诞之内容，但对“奇峻”语本身，还是予以充分肯定的。《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亦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榖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苟道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51]“勿怪”、“勿杂”云云，乃针对修“道”而言，至于文章之取径，则主张无妨出入经史百家，其中就包括了《国语》，以及内容上有“怪僻险贼”之倾向而文辞自成一格的《庄子》，此即《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言：“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52]此种态度，颇类班固之评《离骚》，刘勰之正纬书，又似李格非之论《战国策》，既非其内容之荒诞不经，复肯定其文辞之炜烨瑰奇[53]。此外，《辩列子》谓其书“何乖错至如是”，又以为“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54]；其所作《辩文子》一文，以为《文子》乃“驳书”也，欲“刊去谬恶乱杂者”，又以为“其辞时有可取”[55]者。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柳宗元“怪味”说之得以形成，与其辩证的思维方式、通达的文论观念，确有千丝万缕之关系。文学审美趣味之尚“怪”，跟他政治哲学思想之恶“怪”，是并行不悖的。

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指出：“爱奇之心，古今一也。”[56]可见此种审美倾向古来即有。“奇味”说作为中国文艺批评史的重要观念之一，也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自其理论渊源言之，则可追溯至先秦哲学[57]。柳宗元的“奇味”说，作为这一文艺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前代思想资源的沾丐。这从《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之典故运用，即可窥其一斑。比如，其中“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枣”之说，即分别取材于《韩非子》[58]、《孟子》[59]。在说明苦咸酸辛奇异之味时，柳宗元又以“柤梨橘柚”等物为例，则接受了《庄子》的影响[60]。如果从创作实践的角度看柳宗元的作品，其所受《庄子》之启发，则更为明显，如《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所秉持的植树之理，贵在“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天者全而其性得”[61]。这就是对庄子哲学的具体运用。不仅如此，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驼这个人物形象，原型亦本于《庄子·人间世》：“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62]又《大宗师》曰：“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63]庄子笔下的支离疏、子舆，都属于形不全而德全者，“其德全而神不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64]。《种树郭橐驼传》从思想观念到人物形象，之所以不同凡俗，有“怪”之美，根本原因还在于《庄子》之影响，柳宗元以此说明“养人之术”，本质内涵，亦在无为而治。再如《梓人传》，乃为梓人杨潜立传，赞之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65]又曰：“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也。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66]按，《庄子·达生》篇谓：“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一作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67]两相比较，柳宗元笔下的“良梓人”，其“道”正与庄子之梓庆同：无拘于“术”，贵在“专其心智”而不怀“货利”之心，此诚“知体要”者。如果说庄子所言之道，所塑造的形象，具有柳宗元所提到的“怪僻”之特点，那么，我们说，柳宗元之文学笔法，甚至思想观念，是多少接受了这种尚“怪”哲学的影响的。

（陈允锋，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