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子厚古近体诗与表述类型之关联、创作动因及其嬗变

尚永亮

细读柳子厚诗，在诗体的选择上，在不同诗体的前后变化上，有若干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方面，子厚在其谪居时间最长的永州使用最多也最为后人看重的是五言古诗，另一方面，“由永至柳，五言少而七言多，古体少而近体多。这是柳宗元诗歌创作中呈露的新趋向”[1]。对于子厚诗的这些特点，相关学者已有发现和考察，但尚欠细密和深入。本文不揣浅陋，借助定量分析等方法予以考索和阐释，聊作引玉之砖耳。

一、创作时期与所用诗体的定量分析

子厚的诗歌创作可分两大时期，即入仕前后的在京期（790—804年）和革新失败后的贬谪期（805—819年）；而贬谪期又可细分为四个大小不等的时段，即永州时段（805—814年）、诏返时段（815年）、再迁时段（815年）、柳州时段（815—819年）[2]。对子厚两大时期存留诗作及涉及体裁细加统计和重新检核，共得诗163首[3]，古近各体诗约9类[4]。将这163首诗作、9类诗体按创作时段、地点予以统计，得子厚诗歌创作简表如下。

表1  子厚各时期各诗体创作简表[5]

对表1数据稍加梳理，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子厚在长安时所作诗仅寥寥4首，作地不明者2首，而在贬谪期所作即达157首，占全部诗作量的96%，可见南贬之后，是子厚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其二，在贬谪期四时段所存诗作中，永州时段98首，诏返时段14首，再迁时段8首，柳州时段37首。按百分比统计，此四时段存留诗分别占贬谪期存留诗的62%、8.9%、5%、23.5%。可见，永州是子厚创作的顶峰时段，柳州次之，诏返、再迁又次之。

其三，就子厚诗歌所涉及诗体数量多寡而论，依次为五言古诗（61首）、七言绝句（31首）、雅诗歌曲（16首）、七言古诗（15首）、七言律诗（12首）、五言律诗（10首）、五言绝句（9首）、五言排律（8首）、六言绝句（1首）。其中五古和七绝是子厚最喜用的诗体。

其四，各诗体在不同时段的数量颇不相同，呈动态变化之趋势。如永州期所作五古最多，达55首，但到了诏返、再迁和柳州时期，便急剧减少，分别仅为2、1、2首；七古、五排亦如之，分别从永州时的10首、6首减为后三期的2首、1首；与这种递减相比，七律、五律、七绝诸诗体却呈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其中七律、七绝势头最猛，分别从永州时的2首、5首激增至后三期的10首、26首；五律则由前期的3首增至后期的7首。

对以上诸点稍作归纳，似可得出以下规律性的认识：宛如一座分水岭，贬谪一方面导致了子厚的政治厄运，另一方面也为他带来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在长达14年的贬谪生涯中，子厚的创作高峰出现在永州时段，其最擅长的诗体是五言古诗；而随着贬谪时间的延续，到了北返、南迁和柳州期，子厚对诗体的喜好则发生了从古体到近体、由长篇到短篇的显著变化，其中尤以七言律、绝的增加最为突出。

二、两大表述类型与古近体的关联及其变化

在子厚现存163首诗中，如果将考察范围缩小到贬谪时期（即不包含长安时期和作地未明的6首诗作），并除去《平淮夷雅二篇》、《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贞符》15首（《视民诗》已含于前计作地未明诗中）旨在颂德歌功而较少个体性情的雅诗歌曲，则共得古近体诗142首。这142首诗作，根据其主要功用和表述方式，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前者多用于应酬交际，后者多用于自咏慰情；前者可称为酬赠诗，后者可称为独白诗[6]。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两种类型的诗作所用诗体颇不相同，并在谪居前后期表现出数量上的显著变化。为明晰便利计，仍依前表基本格式，将这142首作品按创作时期、体裁列表展示，看其与独白、酬赠两种类型的对应关系。

表2  子厚诗两大类型与贬谪各期各诗体对应表

对表2所示资料可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从类别来看，子厚贬谪期内所作独白诗82首[7]，酬赠诗60首，分别占贬谪期两类诗总数（142首）的57.7%、42.2%，前者比率远超后者。而在82首独白诗中，古体诗62首（五古52首，七古10首），近体诗20首（五律2首，七律3首，五绝7首，七绝8首）；古体数量是近体的3倍。至于60首酬赠诗，所含诗体又很不相同，其中古体10首（五古8首，七古2首），近体50首（五排7首，五律8首，七律9首，五绝2首，七绝23首，六绝1首），近体为古体的5倍，情形与独白诗正好相反，由此形成明显的反差。

从时期来看，永州时段为独白诗的全盛期，各体此类诗作67首，是酬赠诗（18首）的三倍有余；而至诏返、再迁时段，独白诗急剧减少（8首），酬赠诗开始增多（14首）；到了柳州时段，独白诗仅7首，酬赠诗则达28首，在数量上是前者的4倍。由此可知，永州、柳州时段分别形成独白、酬赠诗作的两大高峰。

从诗体来看，古体诗几乎为独白诗所专擅，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五言古诗。以永州时段为例，五古而属独白者即达49首，占此期两类诗总合（85首）的57.6%，占全部五古（60首）的81.6%。七古整体数量虽不及五古，但在12首的总数中，永州时段即高达10首，其中属于独白者则有9首之多。可见在子厚那里，五、七言古诗是最便于独白的诗体，而永州，则是这种诗体与独白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与古体诗多用于独白相比，近体诗在很大程度上与酬赠诗结缘。在几种主要近体中，五排、五律、七律、七绝诸体诗的总数分别为7、10、12、31首，而属于酬赠诗者即分别为7、8、10、23首，所占比率分别为100%、80%、83%、74%，其中以五排、七律所占比例最高。再以柳州时段为例，28首酬赠诗中，仅有3首为古体，其余25首皆为近体，而七绝、七律即各占15首、6首，可见近体诗与酬赠诗之紧密关联，及其在子厚贬谪后期的一枝独秀。

    综上所析可知：在子厚贬谪生涯中，主要创作于永州、以五七古为载体的独白诗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诏返、再迁和柳州期，独白诗急剧减少，酬赠诗大量增加，而酬赠诗的载体几乎为清一色的近体诗，就中尤以七绝、七律、五律、五排为多。

    三、诗体与类型偏好的主客体原因

一般而言，写心明志、兴寄咏怀多用古体，寄赠交往、展示才艺多用近体；述往思来、表现复杂深曲的情感纠葛多用古体，触景生情、呈露当下之感怀和单纯之体验多用近体。这种情形，到了中唐时期，已大致形成诗人创作的一个习惯，子厚自不能例外，由此亦可初步解释子厚创作中独白多古体、酬赠多近体之缘由。但与常人相比，子厚对诗体的选择又存在一种特殊的偏好，且不说古、近体两类诗在其谪居前后期存在着数量上的巨大反差，即以前期的永州时段论，大量使用古体以独白，偶尔使用近体以酬赠，也已达至一个近于极端的境地。子厚诗歌创作中此一现象，既构成其异于常人的独特性，也逼迫研究者潜下心来，认真探索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对子厚创作倾向与其生存处境、心理态势、诗体偏好等的关联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子厚在永州时何以独钟情于独白诗？这些独白诗之载体何以多为五七言古体？从主客体方面考察，大致存在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政治打击造成了子厚极度的精神痛苦，形成其抒悲泄怨的强烈冲动，而罪人的身份和高压的气氛，既限制了他的人际交往，又形成其公开言说的巨大障碍。就政治形势言，永贞革新失败，子厚等八司马被贬，朝廷一年之中四度降旨[8]，并特别申明：“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9]。就生存处境言，子厚到达永州后深感压抑、屈辱：“俟罪非真吏，翻惭奉简书”（《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答问》）。凡此种种，使他虽具有强烈的情感发泄的冲动，却不敢以之示人，故诗歌创作大量采用独白方式自明心曲。

第二，贬地的荒远僻塞和文化人的稀少，导致交流条件的欠缺：“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即令偶有与朝中亲友书信，亦反复叮咛：“相戒勿示人”（《与李翰林建书》）。身处被抛弃、被拘囚般的环境，沉溺于忧郁苦闷、不与世接的冷漠状态，不能不使子厚因旷日持久的外在压抑和自我压抑，遭受到与外在世界强迫性疏远的“时间的损伤”：“远弃甘幽独”（《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后寻愚溪》）、“岁月杀忧栗，慵疏寡将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由此渐渐形成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而又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一种自甘寂寞、疏于交游的内向化性格变异，一种在创作中自说自话而不愿示人的封闭倾向[10]。

第三，古体诗是独白方式的最佳载体。与近体诗相比，古体诗无严格的格律限制，无须过度的雕琢刻画，诗体可长可短，自由灵活，最便于抒发深沉、复杂的思想感情，这对被贬永州、经历巨大人生落差、内心激愤波翻浪卷而亟欲抒发、不愿在形式技巧上花费心力的子厚来说，无疑是最佳的一种诗体。换言之，过于短小的近体诗难以承载子厚极复杂丰富的感情郁积，而其对形式格律的多般讲求也必然会构成痛苦情绪直接抒发的某种障碍。于是，子厚选择较少形式限制的古体，自说自话，抒怀写心，藉以减轻精神的苦闷，遂使得古体与独白在这一层面针芥无违地吻合到了一起。

第四，与子厚谪居期内追慕陶、谢，自觉地追求古淡诗风有关[11]。后人论子厚诗，多将其与陶渊明、韦应物并论[12]，或将其视作谢灵运的传人[13]，说明柳诗与陶、谢诗确有相当之关联。虽然子厚在诗中并未明确提及诸先贤，但其多作五言古诗并力求清淡雅洁的诗风走向，却表明子厚已将效法目标锁定陶、谢。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自觉追慕陶、谢的五言古诗，于元和四、五年（809、810年）后渐趋增多。此前，诗中情感以悲愤哀怨为主，格调多激切劲峭；此后，则呈现出明显的苦闷消解倾向，格调趋于纡徐淡泊。这种情形，与子厚对往事的反思、对先贤的效法、因谪居渐久而形成的环境适应以及内在心理的自觉调适，均有一定关联，而在表现形态上，仍是此前独白诗的延续。

我们接着要解决的，是关于酬赠诗的问题。酬赠诗与独白诗是相反相成的一对矛盾。了解了独白诗在永州时段独盛的上述原因，也就不难对此期酬赠诗之稀少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但具体说来，在创作动机和诗歌艺术层面，子厚的酬赠诗还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子厚在永州的近体酬赠诗多为被动应酬之作，也就是说，别人以近体诗寄赠，诗人自应以近体诗酬答，只有这样，才能于礼尚往来之际，既尊重对方，又不落下风。如用以酬赠的6首五言排律，属被动应酬者就有4首，即《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同样用于酬赠的七言律诗2首，1首为被动应酬之作，即《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第二，子厚用近体以酬赠，多表示郑重或尊敬之意。近体诗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其篇制皆为八句，显示出一种规则；声韵上要求合乎平仄韵律，中二联讲求对仗，呈现一种仪式和法度；至于其他方面，若起承转合、多用典故、选词精严等，均表现出一种典雅气象。将近体与古体相比，有若厅堂与内室，其待人与处己之功用是颇有分别的。大概正是这种分别，导致一向不重诗文、将之视为“博奕之雄”的子厚[14]，在与有一定身份者交往时，往往要选择较古体诗更为讲究、更显体面的五七言律诗，并在上面下一番工夫。如送方外之交的名僧时，便以《送元暠师》的五律示人，表现待客时的郑重；而用以酬赠永州刺史崔能的《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则出之以七律，以示尊敬。联系到同时期所作古体酬赠诗，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等，所赠与的对象吴武陵、李深源、元克己等人皆为谪居零陵的放臣迁客，子厚与之命运相同，心理情感上颇为接近，故径用古体酬赠，既可更好的宣泄情感，又省去了虚与委蛇的麻烦。二者相较，其间的差别是不难察知的。

第三，子厚用以酬赠的近体诸作虽不无缺憾（后言及），但总体看多凝练精严，用韵奇险，显系深心大力的精思结撰，不无示人以才学的目的。其五、七言律诗之词旨清峻、用典繁复贴切，言者已伙，此不赘论；即以前引五言排律为例，其《酬韶州裴曹长……二十韵》有序云：“韶州幸以诗见及，往复奇丽，邈不可慕，用韵尤为高绝。余因拾其余韵酬焉。凡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言外之意，盖谓对方用韵已然高绝，而己之酬作因“仅拾其余韵”，则功力无疑更胜一筹。前人评此诗曰：“尤见奇险之功”（曾吉甫《笔墨闲录》）、“拾余韵格，前所未有，此亦只是斗险”（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卷四二）、“观小序专以用韵见奇，然裴之所用者平，而公之所用者险，非大手笔不能如此雅驯”（汪森《韩柳诗选》），都指明了这一点。再如其《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从诗题即可知，刘之原唱已长达五十二韵，而柳之酬和更添至八十韵，且用向称险韵的麻韵，则“篇长韵险，逞其学问”（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奇语错出，足见其才锋，虽然，此等诗徒在斗奇”（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二）的倾向已很明显了。这种倾向，一方面固然是诗歌艺术的争难斗险所致，另一方面，也在深层展示了子厚创作追求完美、追求极致的倾向。而这样一种追求，只能在与人交往的酬赠之作中、在讲求形式韵律的近体诗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现。由此可知，子厚关注的主要对象虽不是艺文，但在“舍恐惧则闲无事”的谪居日子里，他还是在艺文技巧上花费了不少精力的。如果探查一下子厚的创作心理，是否可用“不作则已，作便惊人”来概括？

以上三个方面，既可以说是子厚酬赠诗的特点，也可以视为其创作酬赠诗的原因。总体而言，这些诗作不以量取胜，而以质赢人；不只承载情感，更展示才学和技巧，从而形成与同期以古体为主的独白诗既相关联又颇不相同的风貌。

四、两大表述类型与古近体诗发展嬗变的制导因素

从前列表1、表2所示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子厚两大类型诗先后嬗变之大致情形：用以独白的古体诗前盛后衰，在永州独行其道，至柳州则近乎绝迹；用以酬赠的近体诗反其道而行之，前衰后盛，在永州如散兵游勇，偶一为之；至柳州则诸体兼擅，遍地开花。其所以会形成如此明显的变化和落差，仔细想来，大概与以下几种因素相关：

首先，缘于生存处境和心理态势的变化。子厚谪居永州十年，其诗在风格上虽有如前所述由悲愤激切向淡泊纡徐的变化，但总体而言，其身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的地位未变；“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囚山赋》）的处境未变；“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答问》）的苦闷未变，因而，其多用古体诗以独白的创作行为也就难以真正改变。然而，元和十年（815年）初召返京城的朝廷诏令，顷刻间改变了子厚的处境和心境，使他这位“四千里外北归人”真切感受到了“驿路开花处处新”（《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精神由内向的封闭一转而为外向的发越；而友人的送别及与刘梦得的并辔北进，更增加了他酬赠诗创作的机会和热情。试看其北返月余时间所作诗，用于独白的古体仅2首，而用于酬赠的近体猛增至10首，二者相差已是5倍。由此不难看出，处境、心境之改变对于诗体、类别之改变的巨大促进。

与诏返之喜悦心情比，再度南迁和刺史柳州无疑导致子厚心情又一次陷入苦闷。然而，与初贬永州相比，迁柳之行又有不同：一是地虽远而官已进，由此前的司马升为刺史，不幸中多少有所慰藉；二是较之十年前携母经蓝武驿道仓惶南行，此次经两都驿道[15]，三月离京六月底至柳，路途之平坦、时间之宽松，使得他心态相对平和；三是与刘梦得同行，至衡阳分别，两位“二十年来万事同”的老友一赠二赠至于三赠，这是导致南迁途中酬赠诗数量攀升的主因；四是此次迁柳，一方面几乎断绝了子厚再次回朝的希望，使其心态较之永州时段，少了对希望的追求，多了对失望的咀嚼；少了一种初遭贬谪的愤激和纠结，多了一份久经磨难后的苍凉和淡然；另一方面，作为柳州一地的最高长官，他不必再看别人脸色，而可以放开手脚做些惠民的事业，由此导致他总体苍凉的心态中也包含些许自得和宽慰。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子厚的心境已一变永州时的复杂纠结，而向着较淡然和单纯的方向发展，他虽然还需要借独白诗以渲泄悲怨，自我宽慰，但这种独白诗的载体已可由短小简洁的近体律绝来完成，而不必一味借助于多表现复杂情感的古体了。

其次，缘于交往面的扩大。子厚刺史柳州，全面负责军政各方事务，较之永州时所任“官外乎常员”的司马来，无疑忙碌了许多，充实了许多。至于迎来送往、吊死问伤、宴客陪宾、唱和应答，无论自愿或不自愿，总是要做的。据表2所列数据可知，子厚谪居永州十年，所作酬赠诗仅18首，年均不足2 首；而刺柳四年，所作酬赠诗共28首，年均7首，相比之下，后者较前者年均多出三倍有余。进一步看，柳州的28首诗中，主动寄赠者21首，被动酬答者7首，较之永州所作近体多被动酬答的情况，子厚更显示出一种对外交往的主动性。由此而言，柳州时期的子厚，已具备了创作酬赠诗所需要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只需借近体律绝放手创作便是。由此，自然导致柳州时段近体诗、酬赠诗的同步飙升。

其三，缘于诗人近体诗艺的日趋成熟及其喜好的转向。据前列表1所示，子厚谪居永州十年，共有古体诗65首，近体诗20首；诏返、再迁及居柳四年，共有古体诗7首，近体诗50首。两相比照，固然可以得出子厚贬谪前期多古体、多长篇，后期多近体、多短篇的结论；然而，从深层次看，这样一种情形不也印证了子厚在诗体喜好上的变化么？也就是说，因为诗人前期偏好古体，故五七古诗篇位列前茅；后期偏好近体，故五、七言律绝大行其道。尽管这种个人喜好的变化并非子厚诗体前后嬗变的唯一原因，但毫无疑问地可以认为，个人喜好的改变是导致不同诗体数量消涨起伏的关键所在。因为不可想象，一位作者不喜好的诗体会频繁出现在他的笔下。

人的爱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而导致其爱好发生变化的主因，既在于客体示人以可爱的质素和色相，更在于主体对客体的熟稔和驾驭。就近体诗而言，短小、灵活、便于创作，是其相较于古体所具有的优势；而就五言律绝和七言律绝论，后者因句、篇字数的增多和音节的延长，更具包容量大、抒情畅达、富于咏叹意味等特点。这样一种特点，似乎并未完全引起永州时期柳子厚的关注，这从他此一时段所作五、七言律、绝分别仅为3、2、4、5首的数量可以看出；而在艺术表现上，若干诗篇距高标准尚一间有隔，如七绝《闻籍田有感》之稍嫌生涩，五律《旦携谢山人至愚池》之“不纯于律”（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四），七律《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二三联每句第五字之板滞少变，等等即是。然而，此期的创作实践毕竟为子厚熟悉近体打下了基础，而他同期也还另有一些成功的近体作品，如七律《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五律《梅雨》等，或“使事甚切而且化”（蒋之翘《柳集辑注》卷四三）、“于哀挽体中最为得体”（黄周星《唐诗快》卷十一），或“高古蕴秀”（周珽《唐诗选脉会通》引）、“颇有气格，可驾中唐”（蒋之翘《柳集辑注》卷四三）。这些评说，表明子厚一定程度上已能成功驾驭此种诗体，并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创作上的成功，必然反过来刺激他的创作热情，并在时机成熟时，促使他对同类诗体的不断实践和勇猛精进。

北返和南迁给子厚带来了大量创作近体诗的机会：心情和处境的改变，使他具备了用近体写酬赠诗的主观愿望；途旅鞍马劳顿，时间匆迫，使得近体诗成了他表情达意最方便的工具；与精熟近体的好友刘梦得同往返，给他提供了借近体以相酬和的绝佳条件。于是，在北返、南迁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子厚仅作了3首古体，却一气写下19首近体，显示了他对古、近体态度的极大转变，以及他对近体的日趋熟稔和喜好。而在所作近体中，七绝最多，达9首；其余依次为五绝4首、五律3首、七律2首。这种情况，又说明七绝已成为子厚最擅长的表情载体。

完全疏远古体而拥抱近体，是在柳州时段。在居柳的四年中，子厚仅作了4首五、七古，其他31首全为近体，由此可见子厚对近体诗的偏好已达极致。而在这31首近体诗中，五排、五律、五绝分别为1、4、1首，七律、七绝则分别为8、17首，两相比较，说明前者地位已大大下降，后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也就是说，在子厚谪居柳州的后期生涯中，经过反复的创作实践和探索，七绝和七律已成了他的最爱，他的艺术才能也在这两种诗体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以子厚诗歌之名篇论，据笔者对古今46种最具影响力之选本所收柳诗统计，其中被选录10次以上的柳诗共12首，除6首五古和一首五绝外，余皆为七绝和七律，而且这些七言律、绝全部作于柳州。若按其入选次数排名，则依次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七律）28次、《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七绝）22次、《别舍弟宗一》（七律）19次、《柳州二月榕叶尽落偶题》（七绝）19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七绝）14次[16]。这些名篇，是经过古今选家大浪淘沙般地淘洗筛选而形成的，自有其相当的可信度。再以专选五、七言律诗的《瀛奎律髓》为例，方回在该书卷四选录子厚《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柳州寄丈人周韶州》、《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诸诗，高度评价道：“柳柳州诗精绝工致，……此五律诗，比老杜则尤工矣。杜诗哀而壮烈，柳诗哀而酸楚，亦同而异也。”谓柳诗工于老杜，曾引起很多人的争论，我们在这可以不去管它，但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著名诗评家眼中，子厚柳州时期的律诗至少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并在中国律诗史上，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

以上所论，似都与子厚谪居后期所发生的诗体爱好转向，与他随着这种转向倾全力于近体诗的创作紧密相关。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曾在被贬前十年全力创作古体诗，并被后人视为可与陶、韦并论的诗人，能在他人生的最后四年中，将近体诗特别是七言律、绝提升到如此精纯的高度。

（尚永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