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裴度交游考论

万德敬 

裴度（765—839年），字中立，河东闻喜人（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人）。两《唐书》有传。《旧唐书·裴度传》云：“时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为士君子爱重也如此” 。^[1]4433裴度比柳宗元（773—819年）年长9岁，他“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迁监察御史，密疏论权幸，语切忤旨，出为河南府功曹。迁起居舍人” 。 ^[1]4413而柳宗元“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2]236“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善王叔文、韦执谊，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进用”（《新唐书·柳宗元传》）。^[3]5132在贞元九年（793年）后的10余年中，二人在中央政府或京畿之地为官任职，所以，裴度与柳宗元应该是有过见面之缘的。

一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癸酉，裴度带兵平定淮蔡。柳宗元模拟《诗经》中《江汉》篇作《献平淮夷雅表》，既歌颂帝王，也高度评价了裴度。考《诗经·大雅·荡之什·江汉》篇，诗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朱熹注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 。^[4]634吴元济在淮西，故亦曰淮夷。当时，韩愈亦祖述《江汉》篇作《平淮西碑》。但是，柳宗元自认为“柳雅”胜于“韩碑”：

（韩诗）“左飱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5]52

这说明柳宗元对自己所作《平淮西雅》的文学艺术是相当自信的。后来北宋大儒穆修评价说：“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萃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6]569（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元和十年（815年），有诏回京。本以为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可是变生肘腋，三月，出为柳州刺史。唐朝在平定吴元济的时候，柳宗元的身体状况糟得很，“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柳宗元《寄韦珩》）。但他还是对“太平之功，中兴之德”进行了热烈颂赞，作《平淮夷二篇并序》，极力渲染了朝廷的威武。在文中，柳宗元把唐宪宗比作周宣王，把裴度比作宣王之辅佐。一为中兴之主，一为命代之臣。唐宪宗在有唐一代也确为有为之君。“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新唐书·本纪第七》）。^[3]219他自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乙巳即位以来，力主削藩。先后平定杨惠琳、刘辟、李锜、王承宗等割据势力的谋反。当然，最艰苦卓绝的是消灭吴元济叛逆，事在元和九年（814年）：

于时，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钱徽、萧俛尤确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不然，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会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却，它相揣帝厌兵，欲赦贼，钩上指。帝曰：“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兵常利，则古何惮用兵耶？虽累圣亦不应留贼付朕。今但论帅臣勇怯、兵强弱、处置何如耳，渠一败便沮成计乎？”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间。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饷亿烦匮，宜休师。”唯度请身督战，帝独目度留，曰：“果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新唐书·裴度传》）^[3]5211

未几，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吴元济以献。裴度遣马总先入蔡，持节徐进，抚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乐。故此，柳宗元在诗题里说：“命丞相度董师，集大功也。”擒吴元济之后，裴度消弭隐患，德化蔡州，表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卓越品质和战略眼光。班师回朝后，加官晋爵，位极人臣。正如柳宗元在诗里所说：“皇曰来归，汝复相予。爵之成国，胙以夏虚。”

柳宗元同时作有《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启云：“伏惟相公，天授皇家。圣贤克合，谋协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赵之事。东取淮右，北服恒阳，略不代出。”裴度平定吴元济，在当时耸动士林。而“自吴元济诛，强籓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本纪第七》）。 ^[3]218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柳宗元向朝廷献上《平淮夷二篇并序》，其中《皇武》一篇是献给裴度的。柳宗元以四言诗的形式，详细地记叙了裴度受命、行军、出战、取胜、抚民、凯旋和受封的过程，赞颂了他为维护皇权和国家统一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既是柳宗元维护皇权和国家统一的政治表现，也充分表明柳宗元在向裴度积极靠拢。

《柳宗元集》中又有《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贺平淄青后肆赦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和《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裴中丞即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的上峰裴行立，他与裴度同族，稷山人。行立曾祖裴守真及祖父辈六人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录^[7]。裴行立与裴度同属裴氏家族的人物，柳宗元在贺状中提到了裴行立与裴度的同族关系：“某忝居末属，特受深恩。”据此可知裴度在政治上对裴行立是有所眷顾的。柳宗元也以裴行立的口吻对裴度进行了歌颂：“阁下挺拔英气，迈越常流。独契圣谟，以昌鸿业”。^[6]419将裴度比作周宣王的申伯、尹吉甫、方叔、召虎和东汉光武帝的吴汉、邓禹、寇恂、耿弇。对裴度平定李师道和王承宗的功烈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而裴度不仅具有一流的政治才干，而且也富有杰出的文学才华。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有表、疏、状、议、序、记、书、赞、述、赋、诗等11种文体。真可谓“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与裴度这样的人物交游，一代文宗柳宗元在文笔上一定使出了浑身解数。

二

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始终幻想能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他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对唐宪宗表示自己还有“方刚之力”；在《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中，他对裴度言明：“宗元虽败辱斥逐，守在蛮裔，犹欲振发枯槁，决疏潢污，罄效蚩鄙，少佐毫发。”^[6]375所有这些都是在向当朝表达渴望宽赦，摆脱困境，获得自由的愿望。令人悲慨的是，柳宗元的表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应。唐宪宗是决意不让柳宗元这些“永贞党人”翻身的^[8]。轰动一时的“二王八司马”，王叔文赐死，王伾、韦执谊、凌准早死。在后来的日子里，有几个“永贞党人”得到了量移，“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新唐书·吴武陵传》） ^[3]5792。其中程异和刘禹锡两人人生轨迹的变化最具戏剧性。先看程异：

元和初，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异自悔前非，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旧唐书·程异传》）。^[1]3738

但是，裴度对程异非常反感。《旧唐书·裴度传》：

帝又以异、镈平蔡时供馈不乏，二人并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论曰：“程异、皇甫镈，钱谷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腾口掉舌，以为不可，于陛下无益。”^[1]4420

据《新唐书·程异传》：“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犹领盐铁。”^[3]5143《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程异拜相在元和十三年（818年）九月甲辰^[3]1713。程异后来也报复了裴度。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唐时代党争的一些端倪。在“二王八司马”之中，程异最幸运了。在别人被赐死、贬官甚至不再量移的情况下，他却官至宰相，这的确令人深思、嫉妒，甚至猜忌，他是不是叛徒？其实，程异没有忘记同党，《旧唐书·刘禹锡传》云：“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1]4210在朝廷上打算启用刘禹锡等人的这股政治力量之中当然包括程异，后来事有不谐，是因为“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1]4210

再看刘禹锡。对于同样锐意改革、同样受武元衡敌视的“永贞党人”刘禹锡被贬谪的命运，裴度是怜惜的：

（禹锡）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狖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帝曰：“为人子者宜慎事，不贻亲忧。若禹锡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对，帝改容曰：“朕所言责人子事，终不欲伤其亲。”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刺史。（《新唐书·刘禹锡传》）^[3]5129

这是裴度积极主动地保护了刘禹锡。众所周知，在刘禹锡被贬播州的时候，柳宗元也表现了高尚的友谊：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锡亲在堂，吾不忍其穷，无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为母子永决。”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为禹锡请，因改连州。（《新唐书·柳宗元传》） ^[3]5141

这个大臣显然就是裴度了。裴度为什么对刘禹锡加以援手？卞孝萱先生的分析切中肯綮：

从李行修《唐故归州刺史卢公墓志铭并序》可知，卢璠是裴佶、裴武的“重表兄”，一直跟随裴佶、裴武做官，范阳卢氏与河东裴氏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据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门生之在朝廷者”有“中书舍人裴度”，“在藩牧者”有“泽州刺史、御史中丞卢顼”，“其在幕府者”有“殿中御史卢璠”。由此可见，裴度与卢璠、卢顼有同门（同座主）之谊。唐代文人很重视这种关系。……“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屡遭打击迫害，幸有裴度垂青，对他多次提拔。裴度与刘禹锡非亲非故，这种感情从何而来？元和十年（815年）裴度因刘禹锡贬谪太远，曾以照顾卢氏为由，奏请唐宪宗“稍移近处”。因此，裴度与刘禹锡的关系，除了裴度爱刘禹锡之才外，还应从刘禹锡的母系卢氏与河东裴氏的关系，包括卢璠、卢顼与裴度的同门关系中去寻求线索 ^[9] 。

从私人感情方面来看，裴度与刘禹锡确实相应相求。《新唐书·刘禹锡传》：“宰相裴度兼集贤殿大学士，雅知禹锡，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为苏州刺史。”^[3]5131而《新唐书·裴度传》云：“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3]5218这些材料显示，在以后的政坛上裴度与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同进退，共荣枯。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云：“（子厚）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这话很耐人寻味。明代茅坤责怪韩愈对柳宗元不加以援手（见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三），章士钊先生与何书置先生已辩其伪。 ^[10]245 其实，“有气力得位者”指的应该是裴度。但是，裴度为什么没有对柳宗元伸出援助之手呢？

三

裴度是一个很有品格和操守的缙绅羽仪，他决非苟合取安之人，“执性不回，忠于事上，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旧唐书·裴度传》）^[1]4421。在裴度走上政治高端的途中，有两位伯乐，这两位都官至宰相。一个是武元衡，另一位是裴垍。

《新唐书·裴度传》：“武元衡（758—815年）帅西川，表掌节度府书记。召为起居舍人。”^[3]5209 《裴度传》又载，元和六年（811年），因为裴寰事，宰相武元衡进谏不果。裴度没有退缩，接着进谏，“帝色霁”。由此可见，裴度与武元衡在政治上是一脉，而武元衡和柳宗元是相抵牾的。武元衡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时，擢为御史中丞。当时，柳宗元在御史里行，为其僚属，曾应武元衡的嘱托作《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又有《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可能当时武元衡和柳宗元的上下级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在“永贞革新”的时候，柳宗元暴起领事，对武元衡睚眦必报。《新唐书·刘禹锡传》说：“若武元衡不为柳宗元所喜。”而武元衡对“二王八司马也是没有任何好感的，据韩愈《顺宗实录》：

武元衡为左庶子。初，叔文党数人，贞元末已为御史在台。至元衡为中丞，薄其人，待之卤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为之动。叔文怒，故有所授。”^[11]505

而《新唐书·武元衡传》也说：“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俄为山陵仪仗使，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3]4833

后来，柳宗元贬官永州十年，朝廷有人考虑量移时，武元衡便从中作梗，事见《新唐书·刘禹锡传》。后来武元衡因为力主削藩遇刺，裴度当时就在他身边，差一点丧生：

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刜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导骇伏，独驺王义持贼大呼，贼断义手。度坠沟，贼意已死，因亡去（《新唐书·裴度传》）。^[3]5210

知遇之恩再加上过命之交，武元衡与裴度两人的感情非常人所能想象，这样武元衡对“永贞党人”的态度一定会严重影响到裴度。武元衡对柳宗元等人的情感倾向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除了大阉、藩镇等腐朽势力视“永贞党人”为仇雠之外，武元衡、裴度这样正直而优秀的大臣们也是扼腕切齿。

另一个提携裴度的是裴垍。“裴垍，字弘中，绛州闻喜人（今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人）。擢进士第，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补美原尉。”（《旧唐书·裴垍传》）^[1]3989裴垍与裴度同族同邑，但是，他举荐裴度却绝非徇私。“垍在翰林，举李绛、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咸著名迹。”^[1]3992《新唐书·裴垍传》记载与此相似：“及相，又擢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李夷简御史中丞，皆踵蹑为辅相，号名臣。自它选任，罔不精明，人无异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举，称朝无幸人。”^[3]5149裴垍对“二王八司马”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两《唐书》都说，裴垍举荐了三十多人，朝野称善，“天下翕然称得人”。而“二王八司马”在当时的口碑非常不佳，被士君子称为“小人”。由此可知，裴垍绝不可能举荐这些人。“永贞党人”权力达到顶峰之时，门庭若市，《旧唐书·王伾传》：“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1]3736裴垍绝不会在这趋炎附势之列。裴垍的人格操守深深地影响着裴度，这就使裴度更不可能积极主动地援助柳宗元了。

裴度很赏识当时一个叫吴武陵的人物，此人是柳宗元的好友，也很有识鉴之才，他向朝廷推荐的人才都得到了重用。据《新唐书·吴武陵传》：

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曰：“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3]5792

有吴武陵这样的人为柳宗元奔走呼号竟不能用，时哉命也！从“度未及用”来看，裴度是有能力决定柳宗元的人生轨迹的。据史书，裴度一生辅佐四帝，敢于进谏，善于进谏。特别是唐宪宗对裴度几乎言听计从。假如裴度对柳宗元加以援手，情况可能就会大为改观了。可惜，他没有对柳宗元实施积极的保护措施。在程异等人在政治上达到巅峰之际，柳宗元也几乎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真是造化弄人。因为与台阁重臣裴度的私人关系不同，柳宗元与刘禹锡便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际。“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杜甫《北征》）一代宗师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之后极其痛苦的生命体验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伤。

综上，与裴度的交游，让柳宗元激发了文学创作的欲望，但这些创作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馈，无疑又增加了柳宗元内心的痛苦。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

[2] 刘禹锡著，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3] 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中华书局，2003年版。

[4] 朱熹注：《四书五经·诗经集传》，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5] 王谠：《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6]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出版，1991年版。 

[7] 万德敬、王鹏飞：《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二）——柳宗元与裴行立》，《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刊载。

[8] 万德敬：《惊风密雨何处来？——重读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名作欣赏》2009年第8期刊载。

[9] 卞孝萱，卞敏著：《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 何书置：《柳宗元研究》，岳麓书社，1994年版。

[11] 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出版，1991年版。

（万德敬，山西运城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