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龙城石刻”之流变

陈 俊

柳宗元曾在永州（今湖南零陵）、柳州亲手书写过不少碑刻，如《永州法华寺新作两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永州三亭记》、《柳州东亭记》、《柳州复大云寺记》、《柳州文宣王庙碑》等，但非常遗憾，这些碑刻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留存。现存与柳宗元有直接关系的仅有相传为柳宗元手书的“龙城石刻”残碑。对它的真伪和碑文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成为柳学研究的焦点。近年来，随着“懿王像赞”的发现，“龙城石刻”作为柳宗元手迹研究的重要参考实物被学者再度关注。之前已经有很多关于“龙城石刻”真伪讨论文章，这里笔者避开真伪问题，从现存的几件“龙城石刻”实物出发，追根溯源，试探究其各时期面貌，并论其流变，就教于学界。

一、柳州现存“龙城石刻”实物概况

（一）民国廿二年（1933年）周耀文重刻“龙城石刻”（图一）

石刻为青石质地，呈狭长不规则圆角四边形，右上角和下部边缘依拓片制成残缺状。横（最长）46cm ，纵（最宽）17cm ，厚7cm，重9866g。碑正文竖排，共八行二十五字行书：“石刻\城柳神\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中第一行、第二行有文字缺失；第三行“所”、第六行“九”残。从第六行一字“元”起，至第五行“民”与“制”之间，有一斜向裂痕。接正文后跋行书四行三十二字：“民初此碑安教育局\内十七年秋西南半壁\火灾被焚廿二年冬\邑人周耀文重刻”，后接一行钤楷书朱文方印两枚：“焕章”（图二）。

（二）1977年柳州市博物馆翻刻“龙城石刻”（图三）

青石材质，横（最长）47cm，纵（最宽）17cm，厚8.3cm，重13024g。石刻形制及正文内容字迹与民国廿二年“龙城石刻”相差无几，接正文末，有跋文三行十二字行书：“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井中”（图四）。石刻上部侧面一端下洼磨出矩形平面，上刻两行十五字行书：“一九七七年重刻\柳州市博物馆”（图五）。刻工由于缺乏详细档案记录，无法确认。

（三）2007年柳州市博物馆复制“龙城石刻”（图六）

该石刻为2007年柳州博物馆据1977年翻刻“龙城石刻”复制，不落翻刻时间及制作者名款。横（最长）45.5cm，纵（最宽）17.3cm，厚5cm，重7697g。该石刻选辉绿岩（属大理石一类）为原材料，由柳州市谭凤能先生以电脑雕刻机雕刻。

（四）柳州市博物馆“龙城石刻”旧藏拓片21幅（图七）

拓片共21幅，白色皮纸为地，分别以黑墨及朱砂拓印，其中墨拓20幅，朱拓1幅。拓片纵25cm，横46cm，形状内容字迹等方面与1977年柳州市博物馆翻刻“龙城石刻”一致。拓片上方留白处钤印3方，均为朱文篆字，汉文与八思巴文在方形印面上对半分列布局，内容分别为“柳城县印”（图八）、“柳州府印”（图九）、“柳州府经历司兼管司岳司印”（图十）。

二、清末民国时期“龙城石刻”版本溯源

（一）民国初期柳州柳侯祠所藏“龙城石刻”复原

民国廿二年“龙城石刻”（下文简称碑一）是目前国内所见流传有序、年代最早的“龙城石刻”实物，我们从它的跋文中可以获得几点关于此前“龙城石刻”的信息：第一，民国初年有一方“龙城石刻”安于教育局（新中国成立前的柳江县教育局，其址即柳侯祠）内；第二，原安于教育局的那方龙城石刻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柳州城西南大火时被焚，可能被焚毁，也可能表面严重损坏，但是碑还在；第三，当地人周耀文重刻了这块“龙城石刻”，至于他在重刻时参照什么实物，笔者推测应当是安于教育局内被焚“龙城石刻”的拓片。

有文章认为1977年柳州博物馆翻刻“龙城石刻”（下文简称碑二）是据碑一复制。如果从形状及正文内容字迹等方面对照，碑二似乎的确是由碑一而来^［1］。但是，碑二正文之后的三行十二字行书跋文为何在碑一之上遍寻不见踪迹呢？表明自己流传有序正统身份的跋语如此重要，周耀文先生在民国廿二年重刻“龙城石刻”时会遗漏或故意舍弃吗？古人出于崇古、效法先贤、教化世人、保护原碑等目的翻刻前人石刻，那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大事。翻刻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依前人石刻拓片原样翻刻。柳州柳侯祠内并存有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关庚所刻立之“荔子碑”与乾隆年间柳州地方人士依原碑翻刻的“荔子碑”即为典型的一例。两方石刻尺寸大小内容字迹一模一样，原碑记有安丙授关庚以坡仙大书内容的跋文，久经传拓已幻灭不清，但乾隆年间翻刻的版本跋文却一字不漏清晰可辨。第二，据旧拓片翻刻，时人另加碑额。桂林市龙隐岩“元祐党籍”，碑额即为后人书刻。第三，存有先贤文字却无真迹，时人书刻先贤之文于石，并加刻碑额、序、跋等。柳州柳侯祠后门“柳州路文宣王庙碑记”即属此例。

所以笔者认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柳州火灾前安于柳江县教育局内的“龙城石刻”原貌当为去除碑一跋文后的状态（图十一）^［2］。但是原碑下落不明，有文章提及流失到了国外^［3］。

（二）1977年柳州市博物馆翻刻“龙城石刻”溯源

碑一的面貌弄清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疑问，有“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井中” 三行十二字行书跋文的碑二究竟是以何物为蓝本所翻刻的呢？2009年笔者在进行国家文物局文物信息数据库项目工作时，留意到柳州市博物馆旧藏拓片中有一套21幅“龙城石刻”拓片（即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拓片），纸张微黄发脆，墨色老旧，部分拓片还有残损脆裂现象。经与碑二对比，二者基本吻合（图十二）^［4］，可以推测，碑二就是以这批旧藏拓片翻刻的。这批拓片于1966年“文革”之前由柳州市博物馆的老同志们收购入藏，由于缺乏档案记录，具体经手人和入藏时间已无法考证^［5］。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没落，中国社会动荡，大批外国古玩商、收藏家涌入中国，在这一趋势的带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次古董仿古作伪的高峰。这批旧藏拓片所用纸墨、印泥都很粗糙，多洇墨现象，可见制作拓片时单纯追求时间进度，拓印水平不高，所钤印章雕工草率，用的印泥出现了严重的油浸。笔者推测，柳州博物馆旧藏“龙城石刻”拓片的模板就是在这一时期制作出来的。为进一步确认这批旧藏拓片的年代，笔者在2010年5月请教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胡擎元先生。胡擎元先生评价这批旧藏拓片用材粗糙，印章雕工草率，布局为清代风格。此外胡先生回忆他在柳州市工艺美术厂工作期间曾据柳州博物馆提供的“龙城石刻”拓片翻刻过一方，但字迹已经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作了略微的修改，并非依样翻刻，可惜作品已不知去向。

至此，笔者认为这批旧藏拓片的制作年代当在清末或民国时期。换而言之，民国时期所存的“龙城石刻” 就有3种版本：1．民国初年安于柳江县教育局内没有跋文的“龙城石刻”，这是可确认年代最早的版本；2．民国廿二年（1933年）周耀文重刻“龙城石刻”，这是国内可确认现存年代最早的“龙城石刻”实物；3．后加刻“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井中”跋文版本。

三、历代“龙城石刻”面貌推测

（一）唐代“龙城石刻”的面貌

“龙城石刻”碑文最早见于唐太和年间钟辂所撰《续前定录·柳柳州》：“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四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余于斯欤？”^［6］

据字面之意，唐代“龙城石刻”并非柳宗元所书，而是柳宗元从一役者手中得到的。这一说法，在成书于南宋的《彦周诗话》中得到了印证：“柳子厚守柳州日，筑城，得白石，微辨刻书曰：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士氓，制九丑。此子厚自记也。退之作罗池庙碑云：福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盖用此事。” ^［7］这个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柳江县志》也得到了认同，在“罗池石刻”一条中，即摘录了《彦周诗话》的原文^［8］。

根据《续前定录》并结合《柳江县志》中线索，可以推知唐代“龙城石刻”面貌：1．石刻在柳宗元主持修筑城墙工程时，被一役夫发现；2．石刻形状不详，泛白色，广西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笔者大胆推测其质地为石灰岩；3．石刻内容如上，字迹模糊，较难分辨，字体不详，按当时流行书体，极有可能是唐楷；4．石刻没有定名；5．石刻去向不明。

（二）宋元时期“龙城石刻”面貌

宋元时期提及“龙城石刻”的古籍，目前见传为南宋王铚托柳宗元之名所作《龙城录·罗池石刻》：“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四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予于斯欤？^［9］”另见南宋许顗所著《彦周诗话》，仅下划线两句中数字差异，所记石刻正文与《续前定录》一致，并进一步增加了柳宗元得石刻的内容。

根据宋元时期文献资料，可推知宋代“龙城石刻”面貌与唐代相去不远，但已有了“罗池石刻”的称谓。

（三）明代“龙城石刻”面貌

明代关于“龙城石刻”的记录，最为详细的，首推《徐霞客游记》。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至七月游历柳州，期间探寻柳州古迹名胜，包括唐二贤祠（即柳侯祠、刘贤良祠）、罗池等，徐霞客有观摩古代石刻搜集石刻拓片的喜好，他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二》中写道：“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形宛然。余嘱再索几纸，其人欣然曰：‘此易耳。’即为公发硎出一石拓，乃新摹而才镌之者。问：‘旧碑何在？’曰：‘已碎裂。今番不似前之剥而不全矣。’余甚惋惜，谢其新拓，只携旧者一纸并韩辞二大纸去。”^［10］

从《徐霞客游记中》，可推知明代“龙城石刻”面貌：1．碑刻名称为“罗池题石”；2．此时石刻极有可能已在正文之末落有“柳宗元”名款，徐霞客结合旧时文献或在拓者推介下，方识为宋元时期《龙城录》所记之“罗池石刻”，正文内容当与宋元时期无异；3．如石刻正文之末落有“柳宗元”名款，正文内容有可能也发生了变化；4．石刻“笔劲而刻古”。根据徐霞客搜集拓片的喜好，以搜集楷书作品为主，并识带金、隶笔意的石刻作品为古，这在他的游记中均可得到印证。世传柳宗元擅长章草，今嵌于柳州柳侯祠西碑廊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宋思仁摩“唐柳侯剑铭”书体与今所见“龙城石刻”实物相比，更接近章草意味。笔者推测，明代柳州“龙城石刻”的字体应当接近于章草；5．当时石刻“后已剥落，先形宛然”，说明当时存世石刻实物已有残损，原本的形状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极可能是方形；6．明代晚期“龙城石刻”作为旅游商品、厌胜之物大量复制传拓，且不止一个版本。

（四）清代“龙城石刻”面貌

清代柳州地方志书《马平县志》、《柳州府志》中均有关于“龙城石刻”的记载。《马平县志》载：“柳侯手书龙城柳一碑，横尺余，高六寸，亦在祠内。”与《柳州府志》所记一致。《柳州府志》当中关于“龙城石刻”的记录更为详尽：“明天启三年，龚重始得于柳公井中，其后复失。清雍正六年，有王姓者，于柳侯柑子园旧址掘得。乾隆二十八年，其后嗣献之于右江道王锦，时值重修柳侯祠，锦即以之砌于祠壁。”这便是关于碑二跋文之最早记载。此外，《柳州府志》中还录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江霞所撰《龙城柳剑铭记》。当中提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桂林东郊外郭氏浚井时得古剑一枚，长若二尺，脊间篆铭一行，即“龙城柳”全文。故“龙城石刻”又名为“剑铭碑”。

清嘉庆十年（1805年）王昶辑《金石萃编》中，收录了另一版本的“龙城石刻”：“柳宗元龙城石刻。石残缺，仅存横广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行行四字行书，在广西马平县。缺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元丑。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公井中。”书中还提及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中原题此为“龙城柳碣”，以及柳宗元去世前嘱托部“后三年为庙祀我”的逸事。并斥《龙城录》为伪书，认为当中所录碑文不准确。^［11］

以碑一为基础，结合柳州地方志书所载相比对，我们会发现，从“天启三年（1623年）龚重始得于柳公井中”，到“雍正六年（1728年）王姓者在柳侯柑子园中掘得”，再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王氏后嗣献之于右江道王锦^［12］，乃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被焚，“龙城石刻”已经开始流传有序了。此期的“龙城石刻”出现了两个版本：（1）与今存实物最为接近的版本，时人称之为“唐柳宗元剑铭”。尺寸，按地方志书中所载石刻“横尺余，高六寸”，通过换算，石刻高度当在18cm左右。形状不规则。正文内容，照乾隆年间宋思仁所摩剑铭，与现存实物完全一致。此外还当落有“元和十二年\柳宗元”款。（2）按《金石萃编》推测，当时还应当有尺寸略大一些的版本。“横广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通过换算，石刻横约67cm，纵约28cm，形状不规则，正文“元丑”有别于现存实物，正文末落有“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名款并“ 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公井中”跋语。名称有“龙城柳碣”和“龙城石刻”两种。

四、柳州“龙城石刻”之流变

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四年，最后死于任上，由于他在柳任职期间广施德政，深得百姓爱戴。“柳州柳刺史”，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人们开始逐渐将他推上神坛，将他命运的“偶然”转化为“必然”，与柳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他继续发挥教化世人的作用。“龙城石刻”也随柳宗元在世人精神中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产生流变。

柳宗元去世后不久，钟辂《续前定录》中就收录了关于柳宗元得“龙城石刻”的逸事。唐晚期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宋代，在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为代表的文人倡导下，极力推崇韩、柳掀起了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哲宗赐罗池庙额称“灵文庙”。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敕封柳宗元为“文惠侯”。敕文中赞扬柳宗元“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为不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高宗加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侯”。敕文中颂扬柳宗元“生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没以神灵，福佑一方之庇，是有功德于人者”；“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这一时期，托柳宗元之名的《龙城录》面世，当中也有关于“龙城石刻”的记载，与《续前定录》基本一致。元代，柳州州治曾发生迁转^［13］，柳宗元像立于柳城孔庙门前，当地政府官员开始将对柳宗元的祭祀活动与州学教育活动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唐代至宋、元时期，“龙城石刻”是否真实存在，值得商榷。或许出于文人杜撰；亦或许有，如文献所记，面貌上文已做出推测。

明确“龙城石刻”有实物存世，是在明代晚期。明中期开始，刘贤良祠迁至柳侯祠左，两位先贤与的祭祀活动开始一并进行。明晚期，柳刘二贤并祀，柳侯祠与刘贤良祠合称唐二贤祠。根据《徐霞客游记》所载明崇祯十年（1637年）徐霞客来柳游历的文字可知，当时柳州已将“龙城石刻”拓片作为商品出售，圩市上有专以制作拓片为业的店铺，还出现了风格不同的翻刻碑。此时的“龙城石刻”极可能在正文之后出现了“柳宗元”名款。

清代，柳侯祠逐步被纳入州学之内进行管理维护。乾隆年间，文化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社会上掀起一股金石学热潮，当地政府建设书院，修县志府志，维护文物古迹。柳州柳侯祠荔子碑的翻刻，即在这一时期。与此同时，在书院文化氛围的烘托下，柳州士民将柳宗元的“造神运动”推向了顶峰。这一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各种柳宗元生前知天命，死后化身为神并继续庇佑柳州百姓的故事。围绕着传为柳侯亲笔的“龙城石刻”，面貌也越发清晰，围绕着它所发生的故事，情节也愈发丰满。清代地方志书中，“龙城石刻”从天启三年（1623年）龚重得于柳公井中开始，变得流传有序。

据上文所汇资料，笔者推测至清代晚期柳州至少有三至四种版本的“龙城石刻”留存于世。该时期各种版本“龙城石刻”的形状大致相近，尺寸大小不一；书体大概有行书和章草两种；正文内容有“九丑”、“元丑”之别；基本都在正文后落“柳宗元”名款；或有“天启三年龚重得此于柳公井中”跋文，或没有。此一时期，“龙城石刻”随着柳侯神通的不断增长，逐渐变成了柳州士民所追捧的一种精神象征物，进而演化为镇宅厌胜之物。

五、结语

在柳州人的心目中，柳侯是为柳州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父母官，是完美的化身，是柳州的守护神。柳宗元有思想，有抱负，有才华，然而命运使然，他最终在柳州画上了人生的句点。这样的结果，让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人们对他的深厚情感，对他的思念景仰，需要寻求寄托，“龙城石刻”就是在这样的需求下产生的。“龙城石刻”正文内容，极有可能是唐代柳州“民谣”，在柳宗元去世后，人们开始将他逐步“神化”，将“龙城石刻”与之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柳侯”与“柳州”命运的偶然转化成为了必然。明代柳侯手书“罗池题石”现世，说明不同的人对“龙城石刻”面貌有着不同的理解，反映到实物上，就是不同版本“龙城石刻”的出现。关于柳侯手书“龙城石刻”的来历，经清代文人的不断完善，更增加了它的可信度。

“龙城石刻”从唐代至宋元时期萌芽，明代晚期开始商品化，至清代乾隆年间添加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并拓展其功能，至清晚期作为商品、镇宅厌胜物、精神象征物定型并广为流传至今。期间它的真实面目，经过千余年的流变，已无法确认。它或真是柳宗元亲手所书，又或后人托名之作，那并不重要。“龙城石刻”作为柳宗元的一种精神象征，将倍受世人珍爱，并一直流传下去。

（陈俊，广西柳州市博物馆文物保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