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州石刻柳宗元《永州八记》寻根考

──兼论宋代蜀本《柳集》系统

户崎哲彦

前   言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古文作家，亦山水遊记文学之鼻祖，尤以《永州八记》昭著。清代方志记载子厚曾手书《八记》上石，谓“佚”或“待访”，而《集古录目》、《金石录》、《舆地碑记》等宋代金石专书以及明代方志皆未著录，永州曾有《八记》石刻与否，惜今无从查考。然而远在简州（即今四川简阳市）西郊刻有《永州八记》全文。清末出土，作时、书人均无刻或被毀，清代金石学者谓子厚手书，或谓宋人摹刻。

本人在2002年永州柳学会上作一报告[1]，近又获得新材料，本文拟以此再考：何时何人发现于何地等具体出土情况以及石刻年代、与诸集本关系等问题，兼论宋代蜀本《柳集》系统，以证简州石刻之贵，如：石刻用白文无注之校本，底本为近于《音辨》系统，而成于建阳坊刻辑注本《音辨》之前，疑出于李石校刻本，即绍兴三十年（1160年）成都府学刻本，属于三十卷本系统。简州石本不仅对《柳集》研究上提供资料，又宋人从集本特选永州游记，总称“八记”，仿唐书法家欧阳询书，可知视为瑰宝，对柳宗元研究上极其贵重。

一、简州出土《永州八记》石刻

    《钴鉧潭西小丘记》云：“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子厚曾手书刻石。历代金石家、方志《金石》卷等有所著录，而永州未尝出土石刻。

（一）《永州八记》石刻何在

《（道光）永州府志》卷18有《金石略》（51b）云：

唐《钴鉧潭西小邱记》：佚，文见（卷2）《名胜志》。柳宗元撰。《零陵县志》。

王元弼《（康熙）零陵县志》中不见载，恐出于武占熊《（嘉庆）零陵县新志》，今佚书。之后，《（光绪）零陵县志》卷14《金石》（79b）“钴鉧潭”条：“钴鉧潭西小邱亭记：佚。柳宗元撰。”《（光绪）湖南通志》卷264《艺文·金石》（页5422）：“唐钴鉧潭西小邱亭记：《零陵县志》‘柳宗元撰。’”“亭”，衍字。“邱”，清人为孔丘避讳。相沿旧志，仅录此一《记》。盖依据《小丘记》“书于石”之语。

而子厚书刻不止此一文。《石渠记》亦云：“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一般而言，书于石上后刻字，则子厚曾书刻《小丘记》、《石渠记》两文，余《记》如何，清人亦有所著录。如《金石汇目分编》[2]卷15《永州府·零陵县》（48b）“待访”条云：

唐《始得西山宴游记》：《河东文集》：“元和四年。”

唐《钴鉧潭记》：《河东文集》：“元和四年。”

唐《钴鉧潭西小邱记》：《河东文集》：“元和四年。”

以为曾见刻石，不知所据。《石渠记》有“书之其阳”等语而此《记》不见录，《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无此语而见录。《钴鉧潭记》等是否曾书刻，明人亦有录。明代永州方志未及石刻[3]，而明万历间《墨华通考》[4]卷13《广西桂林府》云：

柳宗元《钴鉧潭记》。

据我所知，此著录属最早。《墨华通考》仅录《钴鉧潭记》一文，以为刻在“桂林府”，所据未详，必误。次行又录“訾家洲亭记”，亦著名，曾有碑刻，在桂林象鼻山下訾洲，宋代被毁[5]。《钴鉧潭记》在桂林府之说，恐据旧记载而推断，如《大明一统志》卷83《桂林府》（8b）云：

钴鉧潭：在全州西七里。唐·柳宗元有记。

明时全州确有“钴鉧潭”者，如徐霞客《粤西日记》云：“全州亦有钴鉧潭，亦子厚所命。”盖始于南宋吴曾。《（嘉靖）广西通志》卷12《山川志·全州》（48b）“钴鉧潭：在州西”下引吴曾记云[6]：

予布衣时，从内翰汪公彦章（藻）游，汪谓予曰：“柳子厚所记零陵山川，问诸长老，咸不知所在，每为之叹息。”予乾道辛卯（七年，1171年）六月来守清湘，偶长乐乡四十七都民有授牒互诉，砾林湾（乃）钴鉧岭地。予欣然曰：“此子厚之所记也。”且云：“其地距州治七里，方子厚时，湘源犹未建州，故属零陵，与子厚记（《记》中语）合。”（予）以居官不得出，常恨不获亲至其所。考子厚之《记》，散行宴坐乎水石之间，览小丘、冉溪、袁家庄之胜，以慰其平生。而汪（1079—1154年）又去世已久，不及告以所未知者，故著于此，以为好奇（游）君子他日指纵焉。

吴曾（？—？）著有《得闲文集》、《环溪文集》等，近200卷之多，今仅存《能改斋漫录》（绍熙元年，1190年）十八卷[7]，此吴《记》文不见于其中[8]。宋“清湘”县，属全州，“守清湘”谓知全州，唐名湘源县，属永州，子厚有《湘源二妃庙碑》（卷5），五代晋时改为清湘县，属全州，明代改属桂林府。吴曾，抚州崇仁人，应试不第，绍兴十一年 （1141）特与补右迪功郎[9]。据吴《记》，乾道七年（1171年）出守全州，发现“钴鉧潭”，盖即《墨华通考》、《大明一统志》等明人所谓“在全州西七里”者，应在“钴鉧岭”。而此事可疑。汪藻（1079—1154年）于绍兴元年（1131年）拜翰林学士，出知湖州，迁抚州，后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八年（1138年）知徽州，十二年（1142年）知泉州，迁宣州，十三年（1143年）坐尝为蔡京客而夺职，贬到永州[10]，则汪藻知抚州时，吴曾尚为“布衣”，盖“从汪藻游”，而汪藻未到永州，二人事迹不合。汪藻谪居永州，撰《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绍兴十四年）[11]，云：

求先生遗迹，如愚溪、钴鉧潭、南涧、朝阳岩之类皆在，独龙兴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芜，不可复识。

汪藻已知钴鉧潭之所在，当在永州，又不合吴曾之言。

今按：称“钴鉧潭”者，据吾所知，至少亦有四五处[12]，皆在湖南及其周边。灌阳县亦有“愚溪”、“柳子岩”，在县北十里仙源洞，见《（民国）灌阳县志》卷2《舆地下》（33a、34a）。灌阳县，唐属永州，明属桂林府。郴州有“古鉧泉”，见《舆地纪胜》卷57、《大明一统志》卷66等，徐霞客《楚西日记》作“钴鉧泉”；蕲州有“钴鉧潭水”，见《三才图会·地理二》，《舆地纪胜》卷47《蕲州》、《明统志》卷61《黄州府》、《（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4《黄州府》均作“钴鉧水”；宜都佷山溪有滩濑呼“钴镆”，见北宋姚宽《西溪丛话》卷下所引《宜都山川记》；峡州夷陵县有泉石呼“钴鉧”，见《太平寰宇记》卷147。甚至于宋人以为钴鉧潭在柳州，如李弥逊（1089—1153年）有“子厚居柳筑愚溪，东坡居惠筑鹤观，若将终身焉”之句[13]，《柳文指要》下卷14有《愚溪不在柳州》（页2029）已辨误，补而言之，李弥逊《次韵刘宽夫》[14]诗云：“谁念愚溪愚，未种柳州柳。”因子厚死在柳州，故云尔。

（二）《永州八记》石刻出土于简州

《钴鉧潭记》石刻当不在桂林府全州即唐湘源县，然而《永州八记》曾刻在简州（即今四川简阳市）。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土，简州知州宫思晋发现，撰《柳子厚〈西山宴游记〉碑跋》[15]，详于出土经纬，全文如下：

文凡八段。子厚在永州时作，《广舆记》载之甚详。《钴鉧潭记》尤脍炙人口，而墨刻未有闻者。道光戊戌（1838年）重修简州文庙，采石于西山之西崖、绛水发源处，得石洞一渠，渠若数间屋，土蚀沙湮，合而为一，不知其中有碑也。三面攻取，石尽字见，匠氏来告，余往观之。出西郭，沿河行，攀藤履石，风景绝佳，曲折五六里，见有若黝、若墨、若书画，纵可三尺，横约丈二，一幅墨刻，横披半列于苍崖翠嶂间，亦不知谁氏之碑也。集工匠，拂拭磨洗，约略辨认，有所谓“元和七年”者矣，有所谓“袁家渴”者矣，有所谓“钴鉧潭”、“小石城山”者矣。呜呼，是非子厚之文也哉。夫何为而在此。或曰：“唐人《因话录》谓：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章草。长庆以来，柳公权又以工书闻，子厚之善书在公权前，而学书家不及焉者。字以文掩，往往有之。”或者曰：“《新唐书》谓：子厚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往从之游，必为名士。蜀江，粤西门户，与湖湘比邻，其文字播传甚易，理或然欤。”或又曰：“西崖山水绝似永州，好事者为之，亦未可定。”吾则以为古人之文、之书，不必作于其地，书于其地，而后乃刻于其地也。子厚之文为一代所宗仰，其书又为后生师效，有得片纸只字，罔不珍藏世袭，况此煌煌巨章，多至二千余字，而不藏之名山，镌之石室，岂理也耶。其不书刻者姓名，何也。碑在洞中，洞凡三面，中为柳文，其左右必有题跋，不幸而没于匠石之手。然则此碑之存危矣，此碑之出奇矣。碑近河侧，水涨则淹，移之不能，覆之以屋亦不能，惟有笔之于书，[16]泐之于石，使好古之士从而求之，则是碑之传，亦与子厚之文同，不朽欤。

不知尚存与否[17]。宫思晋，字庶侯，安徽怀远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道光十四年知简州。[18]简州西崖以景胜驰名，其地实“风景绝佳”，而未知是否“西崖山水绝似永州”，至于“蜀江，粵西门户，与湖湘比邻，其文字播传甚易”之說，大离正鹄。宫思晋未提子厚曾“书于石”、“书之其阳”之语，专论子厚书法，谓“有得片纸只字，罔不珍藏什袭”，似以为后人摹刻。

子厚《八记》作于唐代，詠頌永州山水，又曾“书于石”，而何朝何时何人刻在千里远地四川幽谷一小石洞里，是否为后人摹刻，清代金石家亦有所考。

    （三）清代金石家著录简州石刻《永州八记》

清代金石家著录简州石刻《永州八记》，据我所知，亦有如次：

《金石苑》[19]（不分卷）：

唐·柳子厚《八记》：石高七（二）尺五寸，广一丈四尺三寸，一百十八行，行十八字，字径八分，正书。

《（咸丰）简州志》[20]卷3《舆地志·亭》（12b）：

冷泉亭：绛溪北岸，已废。遗碑，欧体字，略可辨。旁有石刻唐柳宗元文数则，端楷，完好可读。

《金石汇目分编补遗》[21]卷16《简州》（2b）：

唐·柳子厚《八记》，正书，无年月。

《八琼室金石补正》[22]卷68《唐》（26a）：

柳子厚《三记》：在简州。

《始得西山宴游记》：高二尺一寸六分，广二尺一寸三分，十九行，行十八字，字径七八分，正书。

《袁家渴记》：高二尺七分，广一尺七寸，记文十五行，行十八字，字径七八分，正书。

《石渠记》：高二尺一寸五分，广一尺四寸五分，十四行，行十八字，字径七八分，正书。

《（光绪）简州续志》[23]卷上《地舆志·碑目》（5b）：

柳子厚文石刻：在绛溪石洞。

《艺风堂金石文字目》[24]卷6《唐》（37a）：

柳子厚《八记》：正书，在四川简州。

《语石》[25]卷4《诗文》（1a）：

若夫柳州《鈷鉧潭》（等）八记，其地在零陵，而蜀刻之，……若此类，不可谓非重其文矣。

又卷6《辑录碑文一则》（8b）：

唐《韩集》之《五箴》、《伯夷颂》，《柳集》之《永州八记》、《罗池庙碑》……诸家皆有碑版传世，以校集本，亦莫不有异同。

《续补寰宇访碑录》[26]卷13（12b）：

《始得西山宴遊记》：柳宗元撰，正书，无年月。石刻共八记。四川简州。

可知出土后立即流传。其中，《金石苑》、《八琼室金石补正》备有录文。《金石苑》录《八记》，《补正》仅录《三记》。《补正》在《石渠记》末有按语云：

四川简州有柳子厚《八记》，无刻石人名、年月，此其三也。

简州原有《八记》俱在，不知《补正》何以仅收《三记》。宫思晋目睹“文凡八段”，盖指《八记》，举出《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之名，又所云“有所谓‘袁家渴’者矣，有所谓‘钴鉧潭’、‘小石城山’者矣”，谓《袁家渴记》、《小石城山记》。《语石》所云“钴鉧潭八记”五字，当指《钴鉧潭记》等八记，即《永州八记》。

《补正》缺字居多，释读偶有出入，拓印不佳或经时有所剥落，不如《金石苑》。石刻出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金石苑》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相距不及十年，《补正》成书于同治四年（1865年），恐距二十年前后。又《补正》所录《三记》似非《八记》前一半而片断三张。若《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相连为一幅，则编次与今集本不同，而《金石苑》所录符合集本。

    据《金石苑》，石刻《八记》共“一百十八行”，如《西山宴游记》含题共19行＋《钴鉧潭记》11行＋《小丘记》20行＋《小石潭记》12行＋《袁家渴记》16行＋《石渠记》14行＋《石涧记》12行＋《小石城山记》14行，共118行。据《补正》，《西山宴游记》“十九行”，符合《金石苑》，而《补正》所录首有标题1行，改行有“柳子厚□□”五字1行，下有正文18行，共20行，多1行，不合《金石苑》。又《补正》录文后有云：“首行末书字，尚存下半。盖文惠撰此记，并尝自书之。”宋朝追谥“文惠”[27]。其“书字”指“柳子厚□□”之处，下半缺字，《补正》“尚存下半”之“下”疑“上”之讹字。《补正》以“柳子厚□□”录在第二行头，若在首行标题下，则全篇共19行。《补正》有误。《补正》以为“撰此记，并尝自书之”，则“柳子厚”下“□□”缺字似“撰书”二字，谓柳子厚撰并书。而《金石苑》总题作“唐柳子厚八记”，不称“柳宗元”，二字应作“八记”，则当不在标题“始得西山宴游记”之后。可知原刻有“柳子厚八记”五字，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之前。

    石刻大小：据《金石苑》，《八记》高七尺五寸，广一丈四尺三寸；据《补正》，高二尺一寸六分。字径八分，行十八字，则不合《金石苑》“高七尺”。“七”疑“二”之訛字。若是，则合宫思晋所云“纵可三尺，横约丈二”。高近1米，宽约4米，可谓壮观。

　　（四）简州绛溪与永州愚溪

《八记》镌在“西山之西崖，绛水发源处”之“石洞”中。简州西崖何地，宮思晋有《西崖祈雨》诗云：

步行六七里，祷雨谒名泉。怪石凿太古，高峰碍远天。

磨崖坐老佛，题壁多前贤。一滴清凉水，携回溥大千。

即“绛水（今绛溪河）发源处”也。“出西郭，沿河行，攀藤履石，风景绝佳，曲折五六里”之地，距离亦合，大约在简城镇二葫村[28]。“碑在洞中，洞凡三面，中为柳文”，而岩洞不深，“镌之石室”，“得石洞一渠，渠若数间屋”，“横披半列于苍崖翠嶂间”。《八记》碑刻不在洞内深暗之处如宗教道场，面临外境。若是则此刻应与洞外景色有关，或刻《八记》以文学说明此面前景色。此地与永州有共同之处。

    1．山水之美：宫思晋曰“风景绝佳”，故简州人以为“西崖山水绝似永州，好事者为之”。美不美属于主观，而另有共同之处较客观。

    2．简州城外南北有中大江（即今沱江），西有小溪即绛溪，东流而入大江。如此地理空间结构极似永州。“西崖山水绝似永州”一句，不仅谓其山水之美，或又谓其山水布置。

    3．城外有“西山之西崖”，绛溪有“渠若数间屋”，亦似永州，让人想见永州西山、愚溪、鈷鉧潭或石渠、石涧等《八记》之地。

    4．简州城外又有“朝阳洞”，较远有“石城山”。《蜀中广记》卷8《名胜记》（《蜀名胜记・大明一统名胜志》）《简州》（12a）云：“北岩在治北二里……近岩有洞曰朝阳，深三丈余，高丈有八尺，广一丈，內有石床，额篆石室二字，盖昔人炼丹之所。”《〔乾隆〕简州志》卷1《地舆志·洞》（10a）云：“朝阳洞：治北四里江岸上。有怡云阁，今废。”《太平寰宇记》卷76《简州・平泉县》云：“石城山：在平泉县西北五十里，山形如城。”此等地名不因《八记》得名，而盖自古已有。

   5．宮思晋“出西郭，沿河行，攀藤履石，风景绝佳，曲折五六里”，此文不学《始得西山宴游记》而作。因地理环境有所相近，故记述亦有所相同。

    总之，此又一钴鉧潭之地。有人喜爱《八记》中山水，此读者视为简州绛溪山水似乎永州愚溪畔，故以山水文学名作《永州八记》刻在此地。

二、简州《永州八记》书刻人及其年代

简州石刻《永州八记》，何时何人所书刻。宫思晋发现时，“其不书刻者姓名”，“碑在洞中，洞凡三面，中为柳文，其左右必有题跋，不幸而没于匠石之手”。与同仁议论，以为摹刻，清代金石家亦加以考证。《金石苑》录文后有按语，论及书刻者云：

右《八记》刻在简州，未详刻者何人，亦无年月。按《零陵县志》，以鈷鉧潭“山水形势与柳文不合，意鈷钴鉧潭当别有所在。”《唐书》柳宗元本传，亦未尝官蜀。《简州志》亦无鈷鉧潭。殆好事者为之耶。

所引《零陵县志》中一文出于明末人钱邦芑《游愚溪记》[29]，云：“上果勒‘钴鉧潭’三大字者，……况山水形勢与柳文俱不合，意钴鉧潭当别有所在。”钴鉧潭何在，如前文已考，当不在简州。

《补正》在《始得西山宴游记》录文之后有按语，考及年代，较详，云：

首行末书字（指“柳子厚□□”），尚存下（上）半。盖文惠撰此记，并尝自书之。此刻“恒”作“𢘆”｛恒字缺末一笔｝，穆宗名“恒”，元和年尚不避改。《袁家渴记》有兩       两“世”字，《石渠记》有“民”字，均不缺笔，殆宋人所摩刻也。

《补正》以“恒”为唐穆宗之讳。子厚贬到永州，作《八记》，元和九年（814年）召还长安，十四年（819年）卒于柳州，而穆宗在位于元和十五年（820年）至长庆四年（824年）之间，故曰“元和年尚不避改”。然而《记》中有“世”、“民”二字，俱未缺笔，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于贞观年间（627—649年），即子厚之前，绝非唐人所作，故结论曰“宋人所摹刻”。宫思晋亦以为后人摹刻。

    简州石本若为“宋人所摹刻”，则尤其珍贵。子厚手书或其摹刻，至今不传。虽有《龙城石刻》、《懿王像賛》等而怀疑者居多，未得学界公认。况《永州八记》为子厚作品之最，“宋人所摹刻”可属国宝级，而惜绝非“摹刻”，理由如下：

（一）以明代记载而考

明·曹学佺（1574—1647年）《蜀中广记》卷8《名胜记·成都府·简州》（6b）[30]云：

《九州要记》：“阳安县南七十步有赤水如绛，源出隆州。”[31]今治西二里绛溪是也。溪上龙门洞，有石如龙。壁上“龙门”二字，州人许奕书。傍刻柳子厚《钴鉧潭》诸记，乃宋临欧阳询书。

据此可知：1．柳子厚《钴鉧潭》等八记似刻在龙门洞附近；2．宋人书刻；3．臨摹唐书法家欧阳询书风。《蜀中广记》卷一○八中有《名胜记》35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别编为《蜀中名胜记》单行，又崇祯三年（1630年）编入《大明一统名胜志》[32]，故不罕见，均有此条，而知州宫思晋及清代金石家皆未提。惟《语石》“夫柳州《钴鉧潭》八记”之语近“柳子厚《钴鉧潭》诸记”，而仅言“蜀刻之”，不及“宋臨欧阳询书”。似皆未知此记载。

“阳安县”，简州治所在地。“赤水”又名“绛溪”，即今绛溪河。州治曾在绛溪口西北岸，即今北门大桥之北[33]，至于明正德八年迁治于绛溪口东南对岸，即今城关。“龙门”见《舆地纪胜》卷145《简州·景物上》，云：“龙门：在阳安县南三里中江西岸，危崖石对立，俗号龙门。”绛溪流入中江（即今沱江）。“许奕”，简州人，庆元五年（1199年）状元。

“宋臨”谓南宋或北宋未详。《舆地纪胜》（嘉定十四年，1221年）卷145《简州·碑记》无载柳子厚《八记》石刻[34]。而许奕见于《简州·风俗形胜》“简州四出状元”条所引《图经》及《简州·景物下》“状元楼”条。而《简州·碑记》亦无载许奕书“龙门”二字。

又，如上所举，据《（咸丰）简州志》，“冷泉亭”在“绛溪北岸，已废。遗碑，欧体字，略可辨。旁有石刻唐柳宗元文数则，端楷，完好可读。”所在地相近，“遗碑，欧体字”亦应谓“宋臨欧阳询书”，而谓“冷泉亭”碑，别有“石刻唐柳宗元文”，不合《蜀中广记》。

（二）以出土地而考

此刻于简州西崖，《（咸丰）简州志》卷3《地舆志·崖》（8a）[35]云:

西崖：州城西五里、绛溪西岸。多名人题咏。宋赵全叔书“云华禅洞”、明知州孙镐书“西崖霁月”，又“龙门锦浪”……“石髓堆云”诸题刻。

大佛崖：即西崖。嘉庆八年（1803年），州吏目胡燮廷于石壁凿“布袋弥勒佛像”，高数丈，因名。

藏真崖：亦即西崖。其下有泉，状元许奕书“藏真泉”三字刻石，因名。壁刻《藏真崖铭并记》，末记云“宋康肃书”。又有“赵仇父……”。又“浚仪赵希浚公……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年）下元前一日题”。又“薛公肃约……赵全叔……淳熙刻石”。按：石刻多字剥蚀，仅取其可识者录之。）

又《地舆志·泉》（18b）[36]云：

藏真泉：即西崖“涼水井”。其泉四時不竭，澄澈见底，每遇岁旱，于此雩祷，辄应。

可知此地石刻颇多，殆始于宋代。“赵全叔”，简州人，淳熙间（1174—1189年）题名[37]；“许奕”，亦简州人，庆元五年（1199年）状元[38]。“浚仪赵希浚公”，名伯豪，嘉定知州[39]。不知何时开发，而书刻以南宋人居多。由此推考，《永州八记》亦疑刻于宋代。西崖有“龙门锦浪”题刻，可知近于“龙门”。

唐薛涛（?—832年），沦为乐妓于成都，今传《西岩》诗，或作《西崖》。《（民国）简阳县志》卷3《舆地篇·名胜·崖》“西崖”条（12a）有“附唐薛涛字洪度《西崖诗》”，注云：“旧志误作《江月楼》，今依《唐音统签》较正。‘凭阑却忆骑鲸客（以李白为典故）……。’《咸丰志》‘按《乾隆志》题作《江月楼》，与《蜀中名胜记》同’。”《（乾隆）简州志》卷7《艺文志・诗》（22a）收薛涛《江月楼》，而第一句作“凭阑却忆乘云上”，又“诗少，难以分类，惟按年代序之”（20a），不编入《唐》而入《宋》。按“凭阑”等语，题作《江月楼》较妥。《江月楼》诗有“阳安小儿拍手笑”之句，简州阳安曾有“江月楼”，不知何时建，自古有名[40]。《舆地纪胜》卷145《简州·诗》以此诗收而题作《题江月楼》，以为“唐文若”（1106—1165年）所作，亦收唐文若《寄题江月楼》。薛涛有《酬郭简州寄柑子》诗，则恐曾随来简州。《全唐诗》卷803《薛涛》依《唐音统签》而作《西岩》。今人多以薛涛“西岩”为万州太白岩[41]。《舆地纪胜》卷145《简州·景物下》云：

西岩院：在阳安涌泉镇五里，岩壁间有石刻大悲像。会昌之厄，像毁不全。有游大峨者道逢异人语之曰：“尔乡里自有大悲示现，盍归求之。”既至岩下，果有光相，与大峨无异，至今光相屡现。

此“西岩”似在西崖，唐时已开发，刻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崖佛像。涌泉镇当在宋代城外，西岩距其镇五里，则与宫思晋所云自清州城“出西郭……五六里”、“步行六七里”之地似不同。又“西崖”有“云华禅洞”、“大佛崖”、“藏真崖”、“藏真泉”，范围颇广，“西岩”乃一岩洞。《名胜记》卷8《简州》（10a）稍不同：

《蜀志补罅》云[42]：西岩：在州之涌泉镇，有石刻大悲像，光相屡现。《志》云[43]：距治西五里。岩洞深三丈五尺，阔如之，洞门刻“西岩”二字。宋嘉定甲子，王武卿结庵于此题名。○近岩有石柱山，孤高独立，上有石像百余，石室数间，有仙人杨氏养丹，炉鼎尚存。登其巅，可望逍遥山。

“西岩”深宽各三丈五尺，一岩洞，“距治西五里”则近于宫思晋所发现地，而与“阳安涌泉镇五里”不同，不知孰是，故《（民国）简阳县志》卷3“西崖”条（12a）云：

按《蜀中名胜记》引《蜀志补罅》云:“西岩在简州涌泉镇，有石刻大悲像，光相屡现。”又按《舆地纪胜》云：“西岩院：在阳安涌泉镇五里。”与《名胜记》差异。今观《九域志》（卷7），阳安有涌泉镇，然未言远近，《名胜记》所载“西岩”果否即今西岩，不能确定，姑附于此，俟考。

《蜀志补罅》为明杨慎所撰，此文盖出自《舆地纪胜》。子厚《八记》刻在西崖“云华禅洞”或“龙门洞”抑或“西岩”未详。“西岩”，嘉定间（1208—1224年）王武卿结庵题名，则与淳熙间（1174—1189年）、庆元五年（1199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等“西崖”题名时代接近。而“西崖”比“西岩”一洞为广，盖两地。“西岩”早在会昌间已刻有摩崖佛像，薛涛等咏诗，则唐时已见开发，而“岩洞深三丈五尺，阔如之，洞门刻西岩二字”则与宫思晋所云“得石洞一渠，渠若数间屋”、“镌之石室”规模、结构不相符。晚唐后，直至南宋中期，“西崖”无有石刻。由此推考，《八记》刻在“西崖”，不在“西岩”，西崖多有题名、题咏、题字等而始于南宋。

    （三）以石本中避讳而考

《补正》指出文中有“恒”字，缺末一笔，为唐穆宗名讳而避，故以为“文惠撰此记，并尝自书之”，“宋人所摹刻”。此缺笔与唐穆宗无关。北宋真宗亦名“恒”，故为避讳[44]，又故不避唐帝讳“世”、“民”。

此外尚有宋朝避讳：“树”字6处，与北宋英宗名讳“曙”同音，宋朝必避同音字嫌名，简州《八记》石刻皆不避，则当刻在英宗即位（1063年）之前。又有“泓”字一处（见《石渠记》）缺末一笔，宋太祖追尊父弘殷为宣祖；“玄”字1处（见《小石潭记》）缺末一笔，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追尊赵玄朗为始祖。“泓”、“玄”二字，亦清朝国讳。康熙帝讳玄烨，乾隆帝讳弘历，故《金石苑》避讳。“恒”、“树”二字之用显示：简州《八记》刻于真宗朝（998—1022年）至仁宗朝（1023—1063年）之间。

然而只据避讳一制断定年代，不足证实，又需谨慎。如“境”字一处（《小石潭记》），石本未缺。宋太祖追尊祖父赵敬为翼祖，“境”与“敬”同音。不避则应在真宗朝之前。至于“玄”字，宋本《百家注》不尽避，如《石渠记》中“玄”字缺笔，而《贞符》一文中有“玄”字处，尽不避。宋本《世彩堂》尽避。宋代《柳集》之名称及其年代，下文简述。一说百家注本成于乾道二年（1166年）刊《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即《韩愈集》）稍后、庆元六年（1200年）刊《五百家注柳集》之前[45]，而“南宋讳‘构’字以下均不缺笔。疑此书可能原刻于南渡以前”[46]，谓溯源于北宋。实则不仅不避南宋初高宗（1127—1164年）名讳“构”，至于钦宗、哲宗、英宗等北宋诸帝名讳亦尽不避，如表《宋本〈贞符〉中避讳字》。

此矛盾当如何解释。原因在于其底本。现存百家注本，非北宋原版之后印本，四十五卷本祖本可溯及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穆修校刻本。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沈晦以穆修本为底本校正，并编《外集》一卷。百家注本虽用沈晦本[47]，而仅有正集四十五卷及穆修《序》，并无有沈晦《序》及其《外集》。可知百家注本以穆修本为底本。虽刻于南宋中期而避讳至仁宗为止，不避英宗以后，此显示其所用祖本之古。官刻本则避讳严谨。百家注本，疑为坊刻本。

宋刻本避讳不尽严谨，不足以作力证铁例。石本亦有此疑。石本虽不避北宋英宗名讳而不必谓英宗以前所刻，恐忠实于其底本而已。然而石刻别有石刻之难。此《八记》中可究者只有“树”一字而已。“境”字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后不必避讳[48]。若避“树”字缺笔，乃缺“寸”中之“、”，不仅极小，又字径七八寸，此石颇为漫漶，又只出一处，《补正》未录此《记》。因而是否避讳，难以判断，不得以考定具体年代。

（四）以所刻注文而考

拙著旧稿复原简州石本，指出：石本正文间外有小字夹注，漫漶不清，应释读如“一本更有卧而梦”、“一作抵”、“一作冉”、“一云披拂潭中下视游鱼类若乘空”、“一作袭”，共5条，可知皆校语。宫思晋未提，并《金石苑》、《补正》释文多有误或缺。石本显有校注，则既非子厚所书，又非摹刻审矣。曹学佺载“宋临欧阳询书”之言殆可置信。曹学佺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任四川右参政，四十一年（1613年）罢职归里，《蜀中广记》此间所纂。而刻于北宋或南宋尚未详。

三、简州石本与今传世宋本《柳集》

此石本有校注，乃极大特点，可知宋人用某一本刻石。所用底本有何特点，以此可深究刻石年代。今传世宋本有六七种，何本最相近，下文就此专论。

（一）今传世宋本有如下[49]：

1．《诂训》：韩醇自序作于淳熙四年（1177年）。今只有清抄本（即四库全书本），惜不尽传宋本原貌。疑属官刻本。

2．《音辩》：宋刻宋元递修，最早者即南宋版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栁先生集》，今藏入台湾“故宫博物院”。一说建阳坊刻本，避讳至光宗“惇”止，未避宁宗名“扩”，故当成于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50]。今本卷20《吏商》注有“钱重作《柳文后跋》曰”之语。钱重《跋》尚存，作于绍熙二年，则当成于绍熙三年（1192年）至五年（1194年）之间。

3．《百家注》：多征引韩醇注，卷首附《音辩诂训评论诸人名氏》云：“临邛韩氏，名醇，字仲韶。全解。”“全解”谓《诂训》，成于淳熙四年（1177年），则《百家注》当在淳熙四年（1177年）后、《五百家注》庆元六年（1200年）前。《经进详注韩文》（《韩愈集》）卷首有乾道二年（1166年）《进书表》，而《百家注》刻工与庆元五年（1199年）成都府学刻本《太平御览》、南宋中期眉山地区刻本《经进详注韩文》有所相同[51]，故“版刻时间、地点大致相同”[52]。南宋蜀刻又有《昌黎先生文集》（正集40卷、外集10卷），白文无注本，“宋讳缺笔至‘敦’字”[53]，则刻于光宗（惇）朝・绍熙年间，至于《经进详注韩文》，备正集40卷、外集10卷、遗文3卷、韩文公志3卷，又辑注本，应在其后。若是，则《百家注》应刻于绍熙年间（1190—1194年）末至庆元六年（1200年）之间。

《经进详注韩文》卷首有《进书表》，《太平御览》刻于成都府学，则《百家注》亦似官刻本，而“四川刊工也流动于官府、书坊之间”[54]。又《经进详注韩文》、《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即《百家注》）收入《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南宋眉山地区有“书坊不立名号的习惯。……《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由于刻本都无刻者名号，难以确定。但是从这些南宋刻本的行款、字体、刀法、墨色等方面考察，其出自一家或数家书坊连手的结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55]。今按：蜀刻本《韩》、《柳》二集行款（大字本，半叶10行，行18字）、字体等相同，又避讳不严，至北宋仁宗止，有意显示祖本之古，又搜集百家批注，《韩集》首冠《进书表》，相距30余年，有意夸示其由来之正，疑亦坊刻本。

4．《五百家注》：魏仲举编刻于庆元六年（1200年）。今有两种，一则清抄本，即四库全书本，不全，一则日本覆刻本，刻于日本嘉庆元年（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五百家注》增补《百家注》而成。《韩集》正集《目录》后有牌记“庆元六禩孟春建安魏仲举刻梓于家塾”，实则家塾刻本多属坊刻本[56]。

5．《郑定》：郑定重校辑注本，约刻于嘉定十年（1217年）前后。时郑定知嘉兴府，疑属官刻本。

6．《世彩堂》：廖莹中（？—1275年）辑注，刻于咸淳年间（1265—1274年），卷末有木记“世彩廖氏刻梓家塾”。廖莹中，福建邵武人。坊刻本。

此外，《文苑英华》收《八记》[57]，《唐文粹》只收《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

简州石本正文与宋本

诸本间字画互有出入，为数颇多，而半属异体字，或属递传抄刻上之失误。宋本若遇异文，往往加注，由此可窥见版本系统。今综括旧稿考出显著异文共34例，作《表02》（○=与《简石》相同者）如下。

对照表显示：《八记》正文之中，《简石》与《音辩》相同者达70%以上，视《百家注》等四种多一半，余本聚在40％至50%之间，与《音辩》之差极为明显。

《简石》与宋刻本六种之间互有何关系，如《表03》：

从《表》得知：

1．《音辩》与《简石》最相近，比较之下可谓一系统。

2．集本中《百家注》与《郑定》、《世彩》极近，可谓一系统。

3．《诂训》作为集本，与《百家注》系统有距离，亦远离《音辩》，可谓另一系统。

4．《英华》远离五种集本，属另一系统，而与五本相比之下，稍近《简石》，却远离《音辩》。

5．《音辩》在宋刻本中颇为特殊，与《百家注》等系统、《诂训》系统以及《英华》均有距离。唯《简石》近于此《音辩》。

简州石本注文与宋本

据《简石》复原文得知：《简石》有夹注，小字双行，《八记》中共五则，皆校雠之语，无音释、评论等。诸集本亦有校注，文字互有出入，今作对照表：

◎＝石本有校注，余本正文及校注俱相同者；○＝石本无校注，余本正文同而无校注者；

▲＝正文同而校注不同者；／＝正文不同，又无校注者；×＝正文、校注俱不同者

《简石》校注共有五则，极少，《诂训》七则，为数相近，而内容多不同，却与《音辩》全同。《郑定》、《世彩》校注最多，内容亦多相同。由此可分为《音辩》、《诂训》、《百家注》三系统，相应正文上之特征。

其中，《简石》最近于《音辩》系统。严格而言，《简石》作“一作”，《音辩》多作“一本作”，属小节。《音辩》校注有19则之多，《简石》校注仅有五则，正文不同者有三则，而均见于《音辩》校注之中。不知《音辩》用何本参校，应不止一两本，《简石》所用盖即《音辩》参考校本之一，或底本相同。

由此得知：

1．《简石》与《音辩》正文相同者居多，《简石》底本近于《音辩》，又《简石》校注与《音辩》相同，或往往见于《辩》注之中。可见《简石》大致含入《音辩》之中。

2．两者校注多同，为数而言，《简石》比《音辩》以及余集本极少。此恐涉及成立年代。

3．《简石》小字夹注皆校雠之语，无音释等。《音辩》以及余集本，不局限于校语，尚有字音、字义等解释、人地年等考证以及评论，而独《简石》只有校语。

总之，简州石刻《永州八记》所用底本为白文无注之校本，属于《音辩》系统，或为《音辩》主要参考校本；其成立应在辑注本《音辩》之前，又恐在今传世宋刻《柳集》诸本之前，乃宋代集本中早期一本，在《柳集》成立史研究上极为贵重。

四、简州石本与宋代蜀本《柳集》

简州在四川，宋时属成都府路，西北与成都府毗邻，以地而考，《简石》所用底本当属于蜀地刻本。宋代集本中《诂训》、《百家注》均蜀本，《音辩》乃建阳书坊本，即闽地刻本。《简石》文字何以近于《音辩》闽本而远离《诂训》等蜀本。

（一）宋代蜀地刻本《柳集》

《柳集》蜀本颇多，今传世本有二，即《诂训》、《百家注》。《诂训》宋代原本不传，仅有清臣抄本，原附有珍州权知州王咨《新刊诂训唐河东先生文集序》[58]。韩醇《序》末题署 “淳熙丁酉（1177年）秋八月中瀚临邛韩醇记”，刻地未详，一说因“其家在临邛，当即蜀中所刊”[59]，韩醇又校刊《韩愈集》，“朱熹《考异》引作蜀本”[60]。韩醇，临邛人，其生平未详，珍州知州为之《序》[61]，则不似家刻本、坊刻本，疑为官刻本，如郡斋刻本、州学刻本或州公使库刻本。“珍州”属蘷州路，位于遵义军之北，“临邛”属成都府路[62]。其后刊出《百家注》，即“南宋中期成都眉山地区刻本”[63]。而《简石》与《诂训》正文多不合，又《简石》属白文无注本，有校注亦比《诂训》少，当在《诂训》之前。其前，蜀地所刊《柳集》至少亦有二本，如李石《河东先生集题后》云：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于乡人（资州）萧宪甫，云“京师（汴京）阎氏本”；其一得之于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于临安富氏子，云“连州本”；其一得之于范才叔之家传旧本。阎氏本最善，为好事者窃去。晏氏本，盖衷甫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经校正，篇次大不类；富氏连州本，朴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刘宾客《序》云：“有退之之《志》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盖以退之重子厚序之意云尔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窜字句以害义理者尚多，此类“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为用也。然亦未敢以为全书，尚冀复得如“阎氏本”者而取正焉。

一则李石本，一则范氏本。李石本在范氏本之后。今俱不传。何时刊刻，李石《跋王金州送赡学钱书》[64]云：

石罪放为成都教授，始因试诸生日，援上庠例求观书，至无可得，则以学力所及自市书，即得数千卷，而所阙甚多。会金州帅节使王公送五百贯赡学，则以二百贯补书数之缺，而经史子集大藏稍富于巾箧矣。先是学有韩退之文板本，独缺柳子厚集板，因以三百贯刻板并《韩文》并行，丰其本息，以给膳养不足之用。

李石曾为成都府学教授，刊刻《韩文》及《柳文》。赡钱者“王金州”谓王彦，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四月为金等州安抚使，乾道元年（1165年）离任[65]。李石何时任成都教授，石有称《自叙》之作可据[66]，云：

第进士乙科，成都户掾，被召官太学，循博士。……除成都学官，西边二三大将相与义助。倅彭州，知黎州。……再被召官都官权，……知合州，又罢，知眉州。岁余仍被旨召还，以母老恳辞，就除西漕。又论罢，家居七年。

李石（1108—1181年），四川资州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后任太学博士，罢为成都府学教授，据李石《成都府学教授谢启》、《左右生图记》、《王九成夷仲墓志铭》、《冯主簿墓志铭》，时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67]。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孝宗即位，明年（1163年）改元隆兴，通判彭州[68]，乾道四年（1168年）以前知黎州[69]，后召为都官员外郎，复出知合州，又知眉州，淳熙二年（1175年）以前除成都路转运判官[70]。李石校正刊刻《柳集》于成都府学，与《韩愈文集》并行，应到任后不久，约绍兴三十年（1160年），刊毕至迟亦在隆兴元年（1163年），正合王彦任金等州安抚使之期间。

《诂训》亦成书于蜀地，时在淳熙四年（1177年），李石刻本之后。《百家注》则在《诂训》之后。四川眉州刊刻《韩集》（即《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继而刊《柳集》，即《百家注》。李石曾知眉州，时在乾道四年（1168年）后、淳熙二年（1175年）前，故《百家注》得以参用李石本。《百家注》卷首附《音辩诂训评论诸人名氏》云：“资中李氏，名石，字知几。撰《柳文后序》，余议论见《方舟文集》。”《百家注》注中见有称“李石”者一条，“李”者三条[71]，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卷34）中云：“李石曰：退之为蜀之日，子厚为越之雪。夫师至二子，可无憾也，然尚以怪取败（吠），是知师道固难矣。”此原为李石在府学时《策问》之一[72]。

《诂训》、《百家注》之前，蜀地刊刻李石本与范氏本，有何特点，与《简石》有何关系。

（二）李石本与范氏本

1．李石本与《诂训》等蜀本不同

据李石《河东先生集题后》，有刘宾客《序》，作“有退之之《志》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李石本似附有韩愈《墓志》等于卷一末。今《诂训》，清抄本，无载刘《序》，疑失漏或删去，《百家注》、《音辩》等均载，作“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而卷一末均不附韩愈《墓志》及《祭文》。

《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于南宋后期[73]，云：“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或云：沈元用所传穆伯长本。”可知南宋通行四十五卷本皆不附《志》、《祭文》，或以入《附录》中，此体例盖始于天圣元年（1023年）穆修编四十五卷本。约百年后，政和四年（1114年）沈晦以穆修本为连州刘禹锡所编旧本，并拾遗而作《外集》一卷，附而编刊《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见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序》。至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韩醇搜集沈晦本未收之作，编为《新编外集》，附以刊《诂训柳河东先生集》即《诂训》。

2．李石底本非沈晦本

沈晦《四明新本》刊于李石之前，而李石《集题后》未提一言，只用“临安富氏子连州本”、“富氏连州本”、范氏校刻本等三本参校，未用沈晦本。其中“连州本”谓连州刺史刘禹锡所编《柳集》三十卷本（加《非国语》二卷，《外集》一卷共三十三卷），而经沈晦审阅，“小字三十三卷本：元符间（1098—1100年）京师开行，颠倒章什，补易句读，讹正相半”，颇似“富氏连州本，朴野尤甚”者，沈晦谓“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刘连州旧物”，遂以穆修四十五卷本为刘连州本。由此可知，李石底本与沈晦本不同系统。

据李石，“京师（汴京）阎氏本”“最善”，不似沈晦所见“元符间京师开行”[74]，惜阎氏本“为好事者窃去”，李石未得查对。

3．李石本属三十卷本

李石本似附有韩愈《墓志》等于卷一末，亦非沈晦四十五卷本。原三十卷本附《志》、《祭文》于卷一末，如《郡斋读书志·附志》（淳祐十年，1250年）“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条云：“《读书志》云：‘《柳宗元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赵）希弁所藏卷帙，与‘刘禹锡四十五通’之说同。……若夫昌黎之作先生《墓志》、《祭文》，他本皆在《附录》中，唯此本在《正（贞）符》之后，盖禹锡自谓‘附于第一通之末’也。”《音辩》卷一末有《贞符》，前有《视民诗》，题下云：“一本在《贞符》后。”《诂训》、《百家注》等《贞符》后有《视民诗》。《诂训》题下注：“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而考，古次《贞符》后。”今传《永州》三十卷本残叶，《贞符》在《外集》。

4．范氏本属三十卷本

李石参校三本，其一范氏校刻本。范衷甫校正，范偃刊于四川，即所谓“今蜀本”是也。衷甫、偃兄弟，生平未详。乾道七年（1171年）范偃（字公武）知晋陵县，[75]与李石时代接近，疑即其人，不得考定。

《郡斋读书志》卷17仅录“《柳宗元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读书志》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搜集偏在蜀地，刊于四川荣州，而李石本刊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前后，则《读书志》所录三十卷本非李石本，乃范氏本，即李石所谓“今蜀本”。

另有称“蜀本”者。《英华》收录柳宗元诗文共二202篇（内诗1首），彭叔夏等参用诸本校对（嘉泰四年即1204年刊刻），其中有“蜀本”或“蜀集”者约50条，与《诂训》相同之处达77%之高，与《百家注》、《世彩堂》相同55%，与《音辩》相同21%[76]，可知《英华》所谓“蜀本”最近于《诂训》系统。《诂训》、《百家注》等均以穆修所编四五卷本为祖本，《诂训》、《百家注》二本均蜀地刻本而与《英华》“蜀本”互有如此异同，正与上文所考《诂训》、《百家注》、《音辩》三系统相应。《诂训》应另有参校，李石本、范氏本均在《诂训》之前，而是否为其参校本之一难以断定。或缘于底本之不同，如《诂训》以沈晦本为底本，《百家注》以穆修本为底本。今传《诂训》乃清抄本，若原《诂训》与《英华》所谓“蜀本”相同高达80%以上，则“蜀本”恐谓《诂训》。孰为《英华》所谓“蜀本”，不得臆断，有待深究。

《简石》属白文无注本，仅有校语，应经校正。范氏本、李石本均经校正。据李石《集题后》，李石以范氏校刻本等三本校正，并加校注，如“一作字”、“或作字”。今按李石题语，范本虽经“衷甫手校”，而似未有校注，校注恐始于李石本。[77]《简石》校注极少，李石参用三种异本，校注应多。而李石“未敢以为全书，尚冀复得如《阎氏本》者而取正焉”，则校正未得完善，校注应少。

总之，李石本为校本，恐即蜀地《柳集》校注本之首，又成都府学校刊，乃官刻本，当时应最有权威，又简州与成都毗邻，则《简石》极有可能以李石本为底本。

（三）《简石》与《音辩》

如上所考，《简石》最近于《音辩》。《百家注》征引李石注四条，《音辩》集末《附录》中收李石《集题后》而集中不载李注。《音辩》建本，李石本乃蜀本。《简石》何以近于《音辩》，原因恐在于《音辩》与《诂训》、《百家注》之间系统之不同。

《音辩》、《诂训》等皆四十五卷本，以沈晦本为底本，而《音辩》以《正集》为四十三卷，以《非国语》上、下二卷为《别集》二卷，又有偏近于三十卷本之处。《诂训》以韩醇批注为主，《百家注》多用韩醇（共1794条）、童宗说（783条）、张敦颐（227条），新加孙汝听（2831条），而《音辩》则卷一首标出“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批注多用童宗说（300条）、张敦颐（113条），新加潘纬（292条）。张敦颐《韩柳音释序》（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云：“给事沈晦尝用……四家本参考互证，‘凡漫乙是正二千余处’[78]，往往所至称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用此本篇次撰集。”可知张敦颐《音辩》以沈晦四十五卷本为底本。而潘纬用三十卷本，如陆之渊为潘纬撰《柳文音义序》[79]云：

余读韩、柳文，……偶得二书释音，如获指南，犹恨字画差小，不便老眼。至灊山（舒州）郡斋，属广文（州学教授，潘纬）是正，将大其刻，以传学者。一旦，广文携带《音训》数帙示余曰：“……惟子厚集诸家《音义》不称是（祝充《韩文音义》），自诡规模祝充，撰《柳氏释音》，数月书成。”……《柳州内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贯穿经史，……非博学多识前言者，未易训释也。广文中乙丑年（绍兴十五年，1145年）甲科，……广文讳纬，字仲宝，云间人，姓潘氏。乾道三年（1162年）十二月，吴郡陆之渊书。

陆氏所得“二书释音”者，谓张敦颐《韩柳音释》（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或严有翼《韩文切正》、《柳文切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虽曰“字画差小，不便老眼”[80]，实则以音释不切故也。陆之渊命舒州教授潘纬撰《柳文音义》，却不提四明四十五卷本，以“柳州内外集，凡三十三通”为底本之故也。潘纬《柳文音义序》（乾道三年，1167年）云：

纬典教羣舒，郡侯陆先生命之为二集（韩柳二集）训释，……又见建宁本，近少讹舛，乃依其卷次，先之以诸韵、《玉篇》定其音，次之以《尔雅》、《说文》训其义，而又参之以经传子史，究其用字之源流。……其间有校雠稽考。

《音辩》中习见“潘本”（35条），即舒州学潘纬刻本是也。《音辩》收穆修《后序》及沈晦编《外集》，见有“潘本作”、“潘云”等注，可知潘本为四十五卷本，出于“建宁本”。由此推考，《音辩》比《诂训》等四十五卷本近于三十卷本，保存三十卷原貌较多。

乾道三年（1167年）以前已有“建宁本”，指何本。南宋“建宁”有二地。太平兴国四年（979提）改剑州为南剑州，治所在剑浦（即旧延平）县，五年置邵武军，治所在邵武县，辖有建宁县。另有“建宁”。宋初开宝八年（975年）改忠义军为建州，端拱元年（988年）改建州为建宁军，治所在建安县（今建瓯市），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改军为府。南宋“建宁”，有二地，一则县，一则军府。据张敦颐《序》（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韩文》屡经校正，往往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会为雠勘颇备，悉并考正音释，刻于正文之下。……今四明（沈晦）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释未有传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延平”谓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直斋书录解题》卷16录《韩柳音辨》二卷云：“南剑州教授新安张敦颐撰。”张敦颐虽曾在邵武，而任军州教授，非建宁县学，则“建宁本”非张敦颐本，疑谓建宁军刻本。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严有翼撰《柳文切正》，《序》云：“既稽之史传以校其讹缪，又考之字书以证其音释，编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虽悬金于市，曾无吕氏之精；然置笔于藩，姑效左思之笃。”末署“建安严有翼序”。众所周知，“建安”县在建宁军，南宋时以雕版业兴盛。而此处冠于名氏，谓其籍贯，如《韩集》五百家注本卷首《诸儒名氏》见“建安严氏，名有翼，字冲甫，著《韩文切证》”。又《直斋书录解题》卷10《蓺苑雌黄》二十卷云: “建安严有翼撰。……有翼尝分教泉、荆二郡。”或为泉州教授时作，则可谓闽本，亦不必为“建宁本”，或为乡里刊刻欤。然而《音辨》无征引严有翼注，《五百家注》引九条。潘纬所据“建宁本”恐非严氏本，别有一本。稍后，《音辩》以袁州教授童宗说《注释》、南剑州教授张敦颐《音辩》、舒州教授潘纬《音义》为主，刊刻于建宁书坊。潘纬所用“建宁本”，不能阐明，录以待考。

“建宁本”属四十五卷本系统（疑为正集四十三卷、《非国语》二卷），潘纬“依其卷次”，而同时亦用三十卷本，因此《音辩》有所保留其原貌，此与《诂训》、《百家注》不同。范氏以“晏氏本”为祖本，即北宋晏殊（991—1055年）所校，《百家注》附《音辩诂训评论诸人名氏》云：“临川晏氏，名殊，字同叔，谥元献。校正《柳文集》。”固与穆修校刻（天圣元年，1023年）四十五卷本不同。沈晦参用四本：穆修校刻大字四十五卷本、元符间（1098—1100年）京师刊刘禹锡编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81]、晏元献家本，而云：“晏元献家本，次序多诸家不同，无《非国语》。四本中，晏本最为精密。”穆修本系统，即《诂训》、《百家注》等四十五卷本，皆含《非国语》二卷，而《音辩》乃四十三卷，另以《非国语》为《别集》。晏元献（991—1055年），名殊，晏家本绝非穆修新编四十五卷本，疑亦属三十卷本系统。

如上所考，李石本属三十卷本，范偃本及其底本晏殊本亦属于三十卷本，皆一系统。《简石》底本疑即李石校刻本，属三十卷本系统，《音辩》以潘纬注本为主，潘纬主要参校本乃三十卷本。因此，《简石》虽以蜀本为底本而与《音辩》最相近。

结  语

道光十八年（1838年）简州出土《永州八记》石刻，知州宫思晋发现，撰跋文。清末金石大家陆增祥以为柳子厚撰并书，宋人摹刻。而文中有校注，绝非子厚手书，又非后人摹刻，应为宋人用某一校刊本所书刻。何为刻在简州？宋人以子厚为古文大家，尤其以山水游记昭著，简州有人欣赏《永州八记》，视为简州西山绛溪一带山水优美，并地理环境亦与《八记》之地有所相同，故刻在此，赞美以名作《八记》。

今传世宋刻集本中，简州石本正文、校注均最近于《音辩》，而石本属于白文无注本，无有音切、训诂、释义、史实考证之类，仅注异文，又有异文见《音辩》校注之中，应刊在《音辩》之前。石本出于蜀地，底本应属蜀本之一。宋代蜀地校刊《柳集》四本，正文、校注均多不合《诂训》、《百家注》，简州石本注不多，无有批注，以此特点而考，盖出于李石校刻本，即绍兴三十年（1160年）前后成都府学刻本。李石本以范衷甫、范偃兄弟校刻本为底本，均属于三十卷本系统，与《诂训》等四十五卷本截然不同。《音辩》刊于绍熙年间（1190—1194年），在李石刻本之后，约晚30年，《音辩》中不见李石注，《音辩》以潘纬《音义》为主，潘纬参用三十卷本。

总之，简州《永州八记》石刻底本在于今传《柳集》宋刻诸本之前，不属蜀刻四十五卷本而属三十卷本系统，又不属辑注本而属校本，又不属坊刻本而属官刻本，又刊于南宋而多留北宋本之貌，对《柳集》成立史研究上极为贵重。不仅为宋人所刻，又一说仿唐初书法大家欧阳询书，高近1米，长约4米。作为文物，可谓精品。但愿无毁尚存。综括所考作《宋刻〈柳集〉蜀本系统》表：

    南宋初，蜀地似未传沈晦四十五卷本。沈晦，钱塘人，号胥山，《新本》盖刊于“四明”。临安即钱塘，四明，即明州，二地极近。沈本成于政和四年（1114年），约半百年后有李石校刻。李石迁成都府学之前，曾为太学博士在临安，又有《携子孙到四明洞节叙有感》诗。李石不仅不用沈本，复不提一言。南渡后，沈本似尚未得广知，或未见置信，如张敦颐《韩柳音释》（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用沈晦四十五卷本，而陆之渊《柳文音义序》[82]（乾道三年，1167年）以三十卷本为正。可知，宋时学者用《柳集》大致分为两流别，一则重四十五卷本，一则重三十卷本。而在蜀地用四十五卷本者殆始于韩醇。韩本之出也在李本后约16年，以蜀地未尝有用四明四十五卷本者故也。稍后，眉州刊《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亦以四十五卷本为底本而增广批注。继而建安书肆刊行《五百家注》（庆元六年，1200年）本。《郡斋读书志》仅录三十卷本一本，云：“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祭〕文》，非当时本也。”《直斋书录解题》录三本，皆四十五卷本。四十五卷本所收为数既多，编次有序，故各地采用，批注亦增多，故书坊用刊。由三十卷本转四十五卷本，约在南宋中期，由校本转注释本，由官刻本转坊刻本，若出一轨，如此趋势之下，《柳集》三十三卷本遂见淘汰，进入一四十五卷本独尊时代。

（户崎哲彦，日本岛根大学法文学院言语文化学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