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兴寺到愚溪“草堂”

——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

吕国康

唐永贞元年（805年）年底，柳宗元乘船逆湘江而上，顶着凛冽的北风，来到离长安3000余里的永州。随行者有67岁的老母卢氏、从弟宗直、表弟卢遵、女儿和娘等。永州属中州，柳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官阶虽同正员，六品上，但属编外“闲员”，不得过问政事，故无官署可住，只得寄住在龙兴寺。龙兴寺位于永州治所零陵县城南千秋岭下、潇水东岸，遗址在今太平门路北侧、永州市零陵区国税局城区分局内。据光绪《零陵县志》记载：千秋岭三国时有蒋琬故宅，吴军司马也曾在这儿居住过，后改作寺庙。康熙《永州府志》记载：太平寺“即唐龙兴寺。宋元丰十四年，更名太平；嘉靖间，寺废而渭王据为别邸；隆庆间，郡守黄翰、史朝富……重建为寺”。千秋岭地势较高，在城内仅次于东山。龙兴寺面积较宽，有净土院、曲讲堂、禅堂、东丘、芙蓉亭、苦竹桥，东北角还有出现息壤的殿堂。柳自述：“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永州龙兴寺东丘记》）可见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柳宗元全家住在龙兴寺的西厢房。这西厢房坐南朝北，而且仅有一个北窗，光线阴暗，潮湿闷热。于是，他作了一番修缮：“凿西牖以为户，户之外为轩”（《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在西边的墙上开了一道门，门外修了一道有栏杆的长廊，房屋就变得明亮通风多了。柳宗元站在长廊上凭栏而望，能够俯览日夜奔流的潇水，眺望河西连绵起伏的山峦丛林；坐在室内的席上、几旁，就可以欣赏到外面大自然的美景。东丘是寺院遗弃的荒地，柳宗元把它要了过来，进行整治。他保持了它原有坳洼岛岸的形状，在四周种上密密的丛竹，在高低不平之外以曲折回环的小桥相连。又种上桂、桧、松、杉、楩、柚将近300株，用花草、美石纵横点缀，这样便成了与堂屋北边连接的小园林。他常常俯首弯腰走进这个绿树浓密的幽深的园林，陶醉在这个世外桃源之中。

柳宗元初到永州时说：“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在佛寺中居住符合他的愿望。龙兴寺的僧人重巽即巽上人，是“楚之南”首屈一指的高僧，颇受当时由儒学佛的士大夫尊崇。柳宗元与其朝夕相处，关系密切，在佛学方面深受影响。重巽亲自上山采摘新茶赠给柳，柳曾作诗感谢。柳宗元还为修缮寺院捐资出力。净土院是净土宗的信众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龙兴寺东侧的净土堂，经历20余载已损坏。重巽主持重修此堂，刺史冯叙捐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柳还在净土院墙上亲笔书写《天台十疑论》，以宣传佛学。在龙兴寺寓所四年，柳宗元写了《巽公院五咏》、《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酬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霹雳琴赞引》等10余篇与龙兴寺相关的诗文。可见，他对此地是充满感情的。还将贬永途中在南岳乱草丛中挖掘的10余株小桂树栽种在龙兴寺，并移植来潇水西岸的木芙蓉，说明他做过安家的打算。有不少学者以“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为证，说柳宗元“寄寓龙兴寺的居住条件极差”，“寺外一片丛林乱石，人迹罕至，十分荒凉”。这是不实的猜测。“凫鹳”两句出自柳的《闵生赋》，作为文学性描写，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有野鸭和水鹳在庭中嬉戏，芦苇也会生长在堂前，这说明自然生态好。龙兴寺就是不算风水宝地，也是宜居之处。

柳宗元在龙兴寺期间，除了读书、写作、学禅之外，“闷即出游”，离龙兴寺不远的法华寺是经常光顾之地。法华寺在东山之顶，为全城最高处，“山形下绝”，十分陡峭。元和二年（807年）柳在法华寺构西亭，并写了与法华寺相关的诗文6篇。故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华寺为柳宗元在永州的第二处住所。1981年7月，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在永州召开前夕，陈雁谷先生在法华寺前竖一水泥牌，介绍说“法华寺明洪武年间改名高山寺，柳宗元贬谪永州期间（805—815）曾在此地住过，写有《构法华寺西亭记》等文章”。龙震球先生也认为“法华寺在零陵城区东山，为柳宗元第二次居处”（《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孙昌武教授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说，“柳宗元初到永州，居住在龙兴寺”，“元和四年，他又在法华寺构西亭以居”。在《柳宗元评传》中却说，柳“后来移居到法华寺，又曾于西庑下构亭”。何书置先生却认为：“说柳宗元在法华寺西亭住过，还有不少人，这是不对的。”（《柳宗元研究》）柳本人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说得很清楚：“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在《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中，也点明修建西亭的作用：“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西亭是供观赏用的公共设施，四面通风，不能居住。且西亭方圆一丈二尺，无法安顿家人。可见，西亭不是他的居所。但是，我们认真地研读柳的作品发现，他有在法华寺留宿的情况。如《法华寺西亭夜饮》诗，柳与元克己等友人相聚西亭，饮酒为乐，直到夜雾弥漫，月上梢头，大家一醉方休。法华寺山高路险，按理不便夜归，柳及友人归宿何处？我认为，极有可能在法华寺借宿。唐代佛教盛行，寺院发达，常设有供香客住宿的客房。在长诗《法华寺石门精舍三十韵》中，记述了游览东山时的美景，抒发了攀援的感受。其中第三部分写天晚留宿时的所见所感：“淹留值颓暮，眷恋睇遐壤”，我留连不舍，不觉日斜黄昏，深切怀念家乡，双眼贪看远方；“微言信可传，申旦稽吾颡”，精妙的言辞真可传法后代，我拜服聆教，不觉已到天亮。龙兴寺西厢屡遭火灾时，柳也有可能在法华寺暂住。但不管如何，法华寺算不上他的第二处住所。

元和四年（809年）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在东山法华寺西亭发现了西山之异，经过游览后体验到西山之美，写下永州八记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西山相对东山而言，在河西愚溪北岸。“当即柳子祠后园峰高顶，今之护珠庵者是”（《徐霞客游记》）。现名珍珠岭，与东山高度差不多，海拔187.2米。“西山之怪特”不仅仅是指山的形状，更主要的是作者在西山之巅所见的景物及独特的感受。在西山绝顶，纵目远眺，俯瞰四周，一览无余。“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看了四周，才知道这座山特立不群，与一般的小土丘大不一样。说西山也是自我表白：贤人君子绝不与小人佞臣为伍，是对当时政敌们的蔑视，以显示自己的高洁。过去的游览，“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是一种消遣行为。这次登山，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特别是所见景物与内心世界十分吻合，故心旷神怡，如醉如狂。这是永州十年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柳的游览迈出了崭新的一步，柳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也是迁居的导火索，点燃了从寓居到自建的希望之光。

柳得西山后八日，又发现了风景“尤佳者”钴鉧潭，接着写了《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些景物都在西山附近、冉溪下游，在柳眼中是一片新天地，是构筑精神家园的乐土。于是，柳从永州龙兴寺迁往河西冉溪侧畔，他在这清莹秀澈的地方“结茆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经过一番整饰，将冉溪改名为愚溪。后在愚溪之旁，购买一个小山丘，命名为愚丘。在愚丘东北六十步，买下一汪泉水，命名为愚泉。六个泉眼合流后形成的水沟，叫做愚沟。并构建了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美好的树木和怪异的石头交错安排，形成罕见的园林胜景。他曾写过《愚溪诗序》及《八愚诗》（包括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八篇），将诗刻在愚溪边的石头上，可惜诗已失传。

柳为什么要搬家呢？因为寄寓龙兴寺的居住条件有限，特别是木质结构的住所在五年之中四次失火，情况危急，损失严重。他在写给岳父杨凭的信中说：“五年之内，我家已经连遭四次大火。我光着双脚，从大火中逃出，坏墙破窗，才仅仅免于烧死。书籍在大火中遭受极大损失，都散乱毁坏，不知去向了。因此一遇上火警，就整天心绪恍惚，连话都说不出。”（《与杨京兆凭书》译文）改变生活环境是面临的紧迫问题。柳母卢老夫人因病于元和元年（806年）“五月二十八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即龙兴寺）”，终年68岁。他因贬放的原因，不能亲自护送母亲的灵柩归塟祖茔，但守孝三年的礼节不能不尽。直到元和四年（809年）的五月十八日，柳为母亲的守孝才告结束。长期困扰的再婚成家、繁衍子孙的问题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无论如何，总不能以“零陵佛寺”为家。柳搬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贬永初期，柳内心惶恐不已，时刻担心自己的命运。于是，进行心理调适，转移视线。在龙兴寺学习佛理，参与佛事，以慰藉受伤的心灵。此外，在游山玩水中冲淡乡愁、忧怨，在读书写作中消磨时间、发泄积郁，在与永州百姓交往中求得理解同情：“慕隐既有系，图功遂无成。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耬，回首烟云横。”（《首春逢耕者》）贬永中期，即元和三、四年（808年、809年），柳的心态趋于平稳。随着时间的推移，处死的担忧已不复存在。元和三年（808年），朝廷对八司马的态度似乎有所松动，程异被重新启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杨子留后。“有诏以韩晔及禹锡等为远州刺史”，柳曾被诏补为袁州刺史，由于武元衡及主官们的反对，诏令没有实行。但这毕竟给柳又带来了一线希望：“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接二连三地向故旧大臣发出一封封求援信，但基本上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由于在立太子问题上得罪了李纯，李纯当上皇帝后对柳积怨太深，加上政敌的诽谤，故柳重返长安的愿望已成泡影。“甘为永州民”的长期打算自然在考虑之中。他的《冉溪》诗抒发了坚持信念、寄希望于未来的伟大抱负。这是柳迁居冉溪的宣告，是告别过去开始新生的宣言。

关于迁居愚溪的情况，永州学者结合柳文，经过实地考察，基本上得出了两种结论。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仍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陈雁谷、龙震球、何书置先生沿愚溪寻访“八愚”遗址，模拟认定柳子故居在吕家冲。陈老的依据之一是：柳说“方筑愚溪东南为室”。愚溪东南，在地理方位上，在今愚溪吕家冲地段。二是与《愚溪诗序》所说“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步行里数相符。三是根据刘禹锡《伤愚溪》诗中“木奴千树属邻家”、“柳门竹巷依依在”的诗句判断，愚堂后应非常开阔，适合种大片柑橘、竹林。这一带属西山西麓，至今竹林郁郁葱葱，绵延数里。这一发现可算得上开创性的工作，不妨称之为“吕家冲”说。但对西山及钴鉧潭的认定，存在分歧。陈认为娘子岭是西山，何认定珍珠岭是西山，龙却说柳宴游时的西山是娘子岭，与崔策登的西山是珍珠岭。对刻有“钴鉧潭”三字的钴鉧潭遗址，自古至今存在争议。龙说“但为钴鉧潭旧址，则毋庸置疑”，并作了分析。陈也持相同观点，并认为柳文描述与现状相符。康熙《永州府志》载：“钴鉧潭在城西，柳子厚有记，见艺文。蒋本厚山水记云：‘今之所记在柳侯祠前者非是。’柳记云：‘钴鉧潭在西山西。又云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今潭在柳祠前数步，岂柳记所云？云耶大抵愚溪之妙愈深入愈幽奇。桥后一带居民溷扰，宁有佳趣耶？”故有学者另辟蹊径，寻找钴鉧潭。何书置考定“钴鉧潭遗址，即今距愚溪口约四里的顺水湾”。

对柳子故居存在“柳子街”说。1986年9月，永州民间学者张绪伯经过多年的寻考，对“八愚”遗址有了新的发现，认为“八愚”地的真正遗址在柳子街120号至126号的愚溪北畔，当地百姓称此地为“十五亭”。后写成《永州“八愚”寻考及其他》在《四川师大学报》发表。他的依据仍是柳文，认为此段是愚溪风景“尤绝者”，其中“嘉木异石错置”之奇景至今历历在目。至于它离溪口没有二三里距离，他解释说：唐代的长度1里相当于今天的0.212公里。因此，二三里经换算约等于0.4至0.6公里。他认为柳文是活地图，对“八愚”方位、距离、形状均做了描绘，按图索骥，不仅寻访到愚堂遗址，还对“钴鉧潭”、“小石潭”遗址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刻“钴鉧潭”三大字处实为小石潭真址，“柳子庙就是修在钴鉧潭畔”。刘继源先生利用学历史、地理的专长，多次对“钴鉧潭”及“八愚”进行野外实地考察，有新的发现。他从与愚溪相关的景点入手，首先确定西山为“珍珠岭”，其结论与徐霞客当年的考察相吻合。他认为“钴鉧潭”应定位于今电站坝址上的柳子街口，愚溪由南向北遇山石向东急转弯处。它是愚溪中一湾泓水。指出“其始冉水自南奔流，抵山石，曲折东流”，“山石”即西山西北道口山麓之岩石，古刻有“钴鉧潭”三字。2003年，他在《柳宗元在永州部分遗址位置的探讨》中，认为柳在愚溪有两处住所：一是“八愚”中的“愚堂”，二是“方筑溪之东南”的“草堂”。刘老的依据是《愚溪诗序》：“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溢，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也认为“其尤绝者”即钴鉧潭附近一带。并将“六愚”定位于今柳子街口钴鉧潭北坡上新建的居民住宅区一带。至于“二三里”是个约数，按地图比例尺计，从溪口至钴鉧潭距离接近二里。“家焉”是说柳已于元和四年（809年）冬移居于钴鉧潭上购置的民宅，即“愚堂”。他对钴鉧潭定位于柳子街120号处的愚溪中，以及“吕家冲”说均予以否定。所谓草堂，并非柳自己命名，而是据刘禹锡“草堂无主燕飞回”而定名。柳宗元元和五年（810年）后迁居愚溪东南的草堂，即定位于今永州七中校园内。新中国成立前唐耀先任零陵县县长时曾在此建过“愚庄”。刘老的理由是：《与杨诲之书》写于元和五年（810年）春，此时柳暂住在元和四年（809年）初冬置买的位于钴鉧潭的民宅即愚堂。“方筑愚溪东南为室”，方有正在进行之意，愚溪下游是一段由西南转向东流的小溪，不能作为定东南方位的基准点。以愚堂作为定方位的基准点，则愚溪之东南可定位于七中校园一带。当时这里水陆交通方便，有大片荒地可种植。对方位和面积问题做了合理解释，刘的考证具有创造性，问题是，柳定居愚堂一年后为什么又要搬迁？

综合以上意见，笔者赞同“柳子街”说。从地理位置而言，在唐代，永州城河西一带是比较荒僻的，吕家冲离城更远，柳为什么要在那里卜居？就交通来讲，从黄叶渡到柳子街，为旧时南来北往的驿道必经之处，可去东安、全州、灌阳等地。元和五年（810年），杨诲之路经永州去临贺（属贺州）看望遭贬的父亲杨凭，柳为内弟送行。在《说车赠杨诲之》开头说“杨诲之将行，柳子起而送之门，有车过焉”，一出门就看见车，可证住所交通十分方便。至于“八愚”所在，无论是文献还是实地考察尚缺乏有力的旁证，若柳子故居在此，为什么柳子庙不建在此处？确定愚堂的关键是钴鉧潭的定位，钴鉧潭确定了，“八愚”问题就迎刃而解。龙震球、陈雁谷、刘继源三位对钴鉧潭遗址的意见基本一致。需要提出的是，对于“钴鉧”的解释，一般注家认为指熨斗，也有说“钴，锛也。钴锛乃鼎具。”新修《零陵县志》说：古代称熨斗为钴鉧，钴鉧潭底是天然岩石，凹陷深湛，形如古代熨斗，故名。户崎哲彦教授在《“钴鉧”不是熨斗而是釜锅之属——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一文中，从语言学、地名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角度对“钴鉧”一词进行交叉探讨，论述“钴鉧”并非“熨斗”之意，而是釜锅之属。这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钴鉧潭就是像釜锅形状的潭，圆形。2010年8、9月，零陵区在治理愚溪下游1.5公里河段时，对钴鉧潭遗址做了考古发掘，通过清淤、清障，两岸美石显露，河床大大拓宽。从刻“钴鉧潭”三字之石至西小丘，面积约六七亩，而不是半亩。唐代一亩合现在的0.783亩，故接近10亩。柳在《钴鉧潭记》中交代了买潭上田地定居的原因；从《袁家渴记》开头“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的话而得知，“风景极佳处”就是钴鉧潭，与《愚溪诗序》所说一致。柳买下“钴鉧潭”、“潭西小丘”和“丘东北六十步之远的愚泉”这三处紧密相连的土地，便是考证愚堂的最可靠的依据。愚堂指住所是没有疑义的。梁鉴江先生认为愚堂指“愚池东面方形土坛，柳宗元筑室愚溪时所建”（《柳宗元大辞典》）。古汉语中堂的含义，一般指正房、正室。有时也指台阶以上房室以外的部分，但也与住所相关联。如皇疏：“窗户之外曰堂，窗户之内曰室”。柳文中的堂一般指房屋，如《潭州东池戴氏堂记》、《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等。“柳子名愚溪而居”，“得其尤绝者家焉”与“愚堂”所指一致，均系钴鉧潭安家。至于堂是购买、维修还是新建，未直接表明。居者卖掉了潭边的田地，“既芟山而更居”，点明搬家，肯定卖掉了房屋。柳购买的可能性大。否则，不购房，不维修，谈何“崇其台，延其槛”？杨荧郁先生指出：“这里的两个‘其’字，应当指代那屋，即对那已经买下的屋子做些加大加宽的改造。……把这两个‘其’字注作钴鉧潭这是说不通的”（《故居·愚堂·草堂》）。赵卫平先生认为：“柳子在愚溪买的钴鉧潭上田”不仅包括其上“居者田屋”，还包括钴鉧潭边上的“西小丘”。（《夜读“八记”之偶得》）可知，愚堂并非新建。根据《愚溪诗序》中“于是作《八愚》诗记于溪石之上”，“八愚”必定是“滨愚溪”而筑，其显著特点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这园林胜景肯定在柳的住所范围，在钴鉧潭附近。故说：“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陈雁谷将“八愚”遗址定在吕家冲吕家垣鱼塘，显然不合情理。至于距离问题，据清宗稷辰《永州府志》载：“西山在永州城西门外，渡潇水二里许。”而“钴鉧潭在西山西”。永州知府许虬《钴鉧潭记》说：“府城西南行三里许一水开镜，幽折而仄，有巨石，色如黛，凿钴鉧潭三字斗大。”这与“入二三里”相吻合。还有民间传说柳宗元的故居在柳子街，更是一条重要依据。

柳宗元元和四年（809年）年底从龙兴寺搬入愚堂，随后改冉水为愚溪。一年后，再次迁居构筑的新居“草堂”。草堂建在何处？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柳在《与杨诲之书》中说：“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以愚堂作为定方位的基准点，则愚溪之东南可定位于永州七中校园一带。实际上，草堂就在愚堂的斜对岸，柳子庙的正对面，离城更近。康熙《永州府志》载：“愚溪草堂：县西一里，宣德初陈浩建，何惟贤有记。”

“久为簮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傍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溪居》）这是柳谪居草堂后生活的真实写照。柳为什么要再建草堂呢？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是纳妾生子的需要。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初三，柳年仅10岁的女儿和娘去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唐代法律禁止良民与贱民通婚，良民中士族（贵族）与庶族（平民）也难联姻。柳虽遭贬，但终究还是六品官“吏”，续娶受到制约，要考虑门当户对。由于永州地处蛮荒，难觅士人之女；即使遇到合适的女子，谁又愿意与负罪的钦犯结亲呢？于是只得找身份较低的女子为妾。柳在《马室女雷五葬志》中记载：“马室女雷五，……家贫，……以其姨母为妓于余也。”章士钊指出：“以此窥见子厚蓄妓于家，其所妓者，殆妾也欤！”（《柳文指要》）元和十年（815年）柳与刘禹锡讨论书法，互相酬赠，柳诗中有“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在地上学习写字的小孩应有四五岁，应该是殷贤，她大约元和六年（811年）生于永州，是柳与马雷五姨母的女儿。

二是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堂弟宗直，一直跟随柳在永州生活，后病逝于柳州，年仅33岁。柳文《小侄子墓砖记》所云柳雅（804—809年），柳宗元侄女，死于永州，疑为柳宗直之女。柳在元和十年（815年）七月二十四日写的《祭弟宗直文》中说：“知在永州，私有孕妇，吾专优恤，以俟其期。”说明宗直也在永州纳妾，自然也要解决住房。内弟卢遵元和四年（809年）出任桂林全义县县丞，有政声，旋即弃官返回永州，也需建房成家。这从柳诗《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中可以得到印证。崔中丞即永州刺史崔敏，曾任衙史中丞，乃朝廷大僚。卢少府即卢遵，县令称明府，县丞称少府。郊居指卢遵建在潇水西岸的寓所，“寓居湘岸四无邻”。很有可能，“愚堂”让给了宗直，柳自己另建新房。

三是经营田园、种植果树的需要。他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俨然又一个陶渊明。刘禹锡《伤愚溪三首》中有“木奴千树属邻家”，柳种植的柑橘有上千棵，可见住所背后是多么开阔。

（吕国康，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