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作

刘  鹏

在《柳宗元集》卷二七中，有一篇《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以下简称《茅亭记》）。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于柳宗元山水游记和“美学”思想研究的展开，《茅亭记》中“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句富于哲理的美学判断，使这篇小文身价日增，成为见证柳宗元美学思想及其对古典美学理论重要贡献的依据之一[1]。但是，根据笔者对于相关文献和论著的考察和研究，尤其是对于唐代独孤及《毘陵集》的校注工作[2]，可以肯定，《茅亭记》一文，并非柳宗元所作，而应归属于中唐古文运动的前驱独孤及。

一、古今学者对归属权问题的考辨

早在宋代，《茅亭记》一文的著作权便已两属。宋人韩醇音、释的45卷本《柳河东集》，宋人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43卷本《柳河东集注》均将此文列于卷二七（二书总卷数不同）。李壁《王荆公诗注》卷八注《送程公辟之豫章》，也提到“子厚《马退山茅亭记》”云云。元麻沙本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作“《茅亭记》 柳宗元”。而南宋王应麟，却独称《茅亭记》为独孤及作，《困学纪闻》卷一七云：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马退山茅亭记》见于独孤及集。

此后大约因独孤及集罕见，而柳集流传日广，世人不复言及此事，而此文竟渐归于柳。如明太祖《谕幼儒敕》云：“盖于《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子之文无益也。”后来，茅坤将此文收入《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书一出，风行海内，而《茅亭记》一文属柳便似无可置疑了。

到清初王士禛，才在《香祖笔记》卷五重新提到《茅亭记》归属权问题：“唐独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补阙安定梁肃所编。……《马退山茅亭记》、《风后八阵图记》是其杰作。”

若从研究的角度而言，何焯是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从学术考证角度论证《茅亭记》一文归属权的学者。《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六云：

《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英华》作独孤常州文者，近之。“岁在辛卯”，辛卯为元和六年，柳子既振拔当时文体矣，何当有是？前此辛卯为天宝十载，至之有《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一篇，诗中有“王旅方伐叛，虎臣皆被坚。鲁人着儒服，甘就南山田”之语。于时方讨南诏，则此文亦出于至之，有可征也。

赵怀玉校刊《毘陵集》，于卷一七《茅亭记》后有按语，大体取何义门之说，又云：

        此文见柳子厚《河东集》二十七卷，《文苑英华》八百二十四卷则作独孤至之之文。前辈谓文之造句，颇与李太白、顾逋翁近，又多直用前人语，决非柳作。

事实证明，古人对于古诗文那种独有的敏锐感觉，有时候更胜于后人的“考证”。

作为清初文坛的领袖，王士禛关于《毘陵集》的评论受到了四库馆臣的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集部别集类三《毘陵集》提要针对王说辩之云：“至《马退山茅草亭记》乃柳宗元作。后人误入及集。士禛一例称之，尤疏于考证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五《毘陵集》条云：“《毘陵集》二十卷，唐独孤及撰，……然其中《马退山茅亭记》实柳宗元作，不应误入及集。岂后人又有窜乱欤？”《四库全书考证》卷六六《御定分类字锦》条也说：“‘山类星拱’注，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刊本柳宗元讹作独孤及，据《河东集》改。”这是我所知历史上首次针对不同意见明辨《茅亭记》属于柳文的言论。不过仔细分析纪昀等人的说法，发现其并未提出有力的反证，而只是略嫌武断地猜测此文“误入及集”。

此外，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三又进行辨析，认为该文决非柳作，但亦不肯定是独孤及作，或是“俗笔耳”[3]。

章士钊先生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柳文指要》，专门探讨了《茅亭记》的伪作问题。章老列举王应麟、何焯、赵怀玉、姚范、陈景云诸人的论点，并参以独孤及生平，认为《茅亭记》“文无新意，收束尤率，殆无须为子厚争此一文”，“是文既不佳，其出子厚之手与否，不足深辨。文引《兰亭》作结，既庸滥，且草率。顾刘辰翁曰：‘全用妆抹，成一篇好文字，到末更觉神也。’真帖括家语，可笑之至”，并讥笑视此文为《柳集》第一文字者唐顺之“袭取苏子瞻评柳诗语，可见荆川本身，于柳文并无不同发见，事殊滑稽，可发一笑”云云。

1995年，黄权才先生发表《试论独孤及的美学思想，兼考证其〈马退山茅亭记〉的著作权》一文[4]，文中主要观点为：1．“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思想，归属权应该属于独孤及，而且是独孤及一以贯之的美学思想。2．古今拥柳者并无可信材料自圆其说。3．文中之马退山不在邕州（南宁），而可能在福建建州，并以曾任建州刺史的独孤晞为其仲兄。

2003年，徐翠先女士发表《〈马退山茅亭记〉的作者是独孤及》一文[5]，论证《茅亭记》的归属权。其主要观点有：1．仲兄问题。除否定柳宽为“仲兄”外，另称独孤及有仲兄巨，惜事迹不详。2．辛卯岁柳不当在邕。3．去邕州问题。徐文据独孤及诗文，论证辛卯岁（天宝十载）独孤及尚未出仕，又根据其此年前后事迹论证其当年确实在邕州。4．徐文还质疑题目的差异（《马退山茅亭记》、《邕州马退山茅亭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认为是后人为附会柳文而改题目所致。

经过黄、徐两文结合独孤及事迹和诗文对《茅亭记》一文的考辨，虽然相关疑点依然存在，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但该文不属于柳宗元这一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仔细研究十余年来对《茅亭记》的研究，我们发现古今学者的着眼点已经大不相同：古人就事论事，一切针对本文的归属权问题，今人则多直接越过归属问题，向着更深入的美学、思想领域进军。即使是黄、徐两位先生，考证的目的也是指向“美学”的。这固然是我们比古人研究更加深入、高明之处，但窃以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茅亭记》作者疑云尚未完全拨去之时，过早深入讨论其作品的美学思想，既不符合“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有“沙上起塔”之忧。若此文属柳，独孤及的美学思想自然无从谈起；反之若属及，则以之为据研究柳子的山水、美学思想，岂非张冠李戴、缘木求鱼乎？

二、《茅亭记》非柳宗元作的七大证据

纵观千年来前人对于《茅亭记》一文的争论，症结就在于破多而立少。由于对柳子事迹诗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前贤已从多个角度提出疑问。但由于对独孤及事迹、诗文的生疏，古今学者多未能从《毘陵集》入手，令人信服地证明独孤及作本文的可能。故而使《茅亭记》归属权始终“疑而未决”。有鉴于此，笔者将从以下七个方面，结合柳、及二人的生平和作品，澄清《茅亭记》一文的疑案。

（一）“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问题

关于柳宗元的仲兄问题，前人已论述颇详，可以归结为：1．子厚为独子，无仲兄（如姚范所云“古人少以伯仲叔季称群从兄弟”）。2．旧注之“仲兄”柳宽乃柳宗元之从叔。反观独孤及，《毘陵集》卷十有其父独孤通理灵表——《唐故朝散大夫颍川郡长史赠秘书监河南独孤公灵表》，据此可知，独孤及兄弟为七人，仲兄为独孤巨。但是，文中提到“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前贤多将此句解释为“仲兄担任邕州刺史”。然独孤巨位止左骁卫兵曹参军（正八品下）。又据《清一统志》卷二四五江西建昌府“古迹”超遥台条云：“在南丰县治西，唐邑宰独孤巨尝月夜抱琴登临，亦名琴台。”[6]因此，“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也可以理解为独孤巨奉团练观察使或刺史之命试摄县令或县宰之职。南丰县在明清属建昌府，值得注意的是，明正德年间《建昌府志》记载了一首署名为“独孤汜”（按：独孤及长兄）的《超遥台古》诗，内容竟与独孤及《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7]完全一致！诗中“挈榼上高磴，超遥望平川”句亦可使我们联想到，独孤及、独孤汜、建昌府（南丰县）、超遥台甚至马退山之间，一定有某种复杂的联系。何焯、赵怀玉根据《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的“王旅方伐叛，虎臣皆披坚”及天宝十载辛卯岁（751年）讨南诏一事为证，实有牵强之处。此诗云：“年长心易感，况为忧患缠。壮图迫世故，行止两茫然。王旅方伐叛，虎臣皆披坚。鲁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人生几何时？大半百忧煎。”实非天宝盛世之下一位尚未入仕、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独孤及生于开元十三年即725年）所应有的心态。从诗的内容和诗人流露出的情绪来看，当作于安史之乱之后，而从“壮图迫世故，行止两茫然。……鲁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亦可知诗人当时未任官职。那么，独孤及是否曾经到过南丰呢？如前注，《明一统志》及雍正《江西通志》均提到独孤及月夜登超遥台弹琴之事。据前人及笔者考证[8]，独孤及上元二年（761年）辛丑、宝应二年（763年）癸卯、广德二年（764年）甲辰均曾在江西活动，上元二年及为李峘掌书记，不应有“鲁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之叹。《毘陵集》卷一有《癸卯岁赴南丰道中闻京师失守寄权士繇韩幼深》诗云：“种田不遇岁，策名不遭时。胡尘晦落日，西望泣路岐。……长叹指故山，三奏归来词。……但令迍难康，不负沧州期。”按：本年吐蕃入京师与退出均在十月，由诗中“种田”、“归来词”、“沧州期”可知此诗当与《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前后所作。后诗“伐叛”、“披坚”即当指京师失守、郭子仪等力图恢复之事。另外，《茅亭记》云：“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辄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此处的“昆弟”是谁呢？独孤及三兄早卒，安史乱起之后，及与各位兄弟奉母赴越，六弟万卒于楚州，五弟丕卒于会稽。文中“昆弟”当指七弟独孤正[9]。综合上述考证，我们有理由认为，独孤及（有可能包括独孤汜、独孤正）于广德元年（癸卯岁，763年）赴南丰往依试官的仲兄独孤巨，并作《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亦作《超遥台古》）一诗并《马退山茅亭记》一文[10]。当然，问题只是初步得到了解决。首先，即使上述推断全部成立，《茅亭记》一文却明确指出“冬十二月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岁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似乎就与上文的分析产生了矛盾，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辛卯岁问题。

（二）辛卯岁问题。

《茅亭记》提到“岁在辛卯”，似乎此文作于辛卯年冬十二月。按：子厚经历之辛卯岁为元和六年（811年），据《柳宗元大辞典》所列柳宗元年谱：“三十九岁，在永州司马任……八月，族叔柳宽卒于广州，为之作《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十月，西川节度使武元衡来书抚问，作《谢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望其弃瑕录用。”可知子厚辛卯年始终在永州司马任，未敢擅离。以独孤及论，辛卯岁为天宝十载（751年），时独孤及尚未出仕。及曾作有《古函谷关铭》（《毘陵集》卷七），铭云：“岁在大火（按：卯年），余适下阳。”独孤及一生经历三个卯年，第一个在天宝十载（辛卯岁）；第二个在广德元年（癸卯岁），时独孤及在江东一带活动；第三个在大历十年（乙卯岁），时独孤及守常州刺史。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下阳为今山西平陆县，可知此时独孤及自河南赴山西游历，此文中的“岁在大火”当指“辛卯岁”[11]。如此，若《茅亭记》作于辛卯岁，则与柳、独孤二人经历均不合，可知此文必不作于辛卯岁。如前分析，当是此处干支文字有误，以癸卯岁近是[12]。反观柳宗元，一生中并未经历癸卯岁[13]。

（三）关于《茅亭记》中“马退山”的位置

本来古今学者无论拥柳拥及，几乎对此毫无异议，一致认为“马退山”就是邕州城（今广西南宁）外的马退山，古代诸多《府志》、《通志》、《一统志》还常引用《茅亭记》一文中描述周遭景物之语[14]。黄权才先生因独孤唏曾任建州刺史，而猜测马退山可能是在福建建州（见前文或黄文）。但独孤唏并非独孤及仲兄甚至从兄。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迥异前人的结论：《茅亭记》一文提出的“马退山”并非广西邕州的马退山，而在江西南丰境内。其实，经过岑、罗、蒋诸先生的考证，独孤及入仕之后的经历已历历可数，只有天宝十一载之前的履历尚不够清晰。如果独孤及到过广西，则必在天宝十一载前。而独孤及在天宝十一载春所作《壬辰岁过旧居》诗（《毘陵集》卷一）可谓对自己入仕之前漫游生涯的一次总结。诗云：“少年事远游，出入燕与秦。离居岁周天，犹作劳歌人。”可知独孤及曾履及今陕西、河北一带，而诗中亦并未提及邕州。另考察《毘陵集》二十卷，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独孤及曾到过在唐代属于偏远荒外之地的邕州。但是，考察相关的地方志，也无建昌（南丰）马退山的记载。在其他论据确实的情况下，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相关资料尚未被发现，二是此马退山在唐代以后更改名称，加之后人多将《茅亭记》归于柳氏在邕州所作，遂使南丰之旧名湮没。不过，根据种种证据判断，南丰之马退山当在超遥台附近。

（四）《茅亭记》一文与《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

诗的诸多相似。上述一诗一文的内容、风格及所反映出的作者情趣都十分相似。且不说《茅亭记》中提到的“尾盘荒陬，首注大溪”和“壤接荒服”在诗中分别有“挈榼上高磴，……沧江大如綖”以及“荒服何所有”对应，最神似之处还在于作者情趣之相投——《茅亭记》云：“每风止雨收，……于是手弹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八极万类，揽不盈掌。”而诗题便有“初晴”、“抱琴登马退山”，诗中更云：“微风度竹来，韵我号钟弦。……曲终余亦酣，起舞山水前。”《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本传载：“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听之专也。”可证其好琴之深，于年少时已肇其端也。又叔兄独孤憕亦“工于画，尤善音律”[15]，上引《清一统志》言及独孤巨亦常月夜抱琴登台独奏，足见雅好音律乃是独孤氏的家风，超遥台也因此被称为琴台。

另外，《茅亭记》一文中引人注目的“手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八极万类，揽不盈掌”六句，被古人视为“直用前人语”、“语杂气轻”，可见有较为明显的引用化用成分。“手挥”二句，源自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之“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西山爽气”源于《晋书》卷八○王徽之传；“揽不盈掌”取自陆机《拟明月何皎皎》：“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而独孤及喜用先秦汉魏乐府名句入诗文，前人已有论述[16]，且本文确如章士钊先生所言存在“收束尤率”的瑕疵。而子厚永州山水作品多冷峭孤寂，与文中明朗开阔、挥洒自如的开天风度也有不同（故清人言“文之造句，颇与李太白、顾逋翁近”）。

（五）《茅亭记》一文与独孤及一贯的审美思想一致

关于《茅亭记》和独孤及美学思想一致的问题，黄权才先生文中已作详尽论述，这里不赘述，笔者只列出材料供大家评判。《马退山茅亭记》：

乃构乃塈，作我攸宇。于是不崇朝而攻木之功告成。……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兰亭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独孤及《琅玡溪述》：

陇西李幼卿，字长夫。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占，乃至无讼以听。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述曰：“……天钟灵奇，公润饰之。……于戏！人实宏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涘。岘山寂寞，千祀谁纪。

独孤及《慧山寺新泉记》：

        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

这里不仅有“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审美观，还可以看出作者反对大兴土木而人工造景，赞赏人们因势利导，为自然美景点睛，使其得以彰显美景以外的人文气质的做法。在《卢郎中浔阳竹亭记》中，独孤及写道：

        前尚书右司郎中卢公，地甚贵，心甚远，欲卑其志而高其兴。故因子仞之邱，伐竹为亭。其高出于林表，可用远望。工不过凿户牖，费不过翦茅茨。以俭为饰，以静为师。

而《茅亭记》亦云：

        冬十二月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因高邱之阻以面势。无欂栌节棁之华，不断椽，不翦茨，不列墉。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昭俭也。

也反映出作为儒臣、古文家的独孤及一贯追求朴素自然的审美观念。此外，我们可以发现，独孤及在这三篇为县令、刺史等地方长官所作的序记中，都强调他们修亭凿泉的行为是在为政有成之暇，而并非贪图逸乐，在这一点上三文也惊人地相似。

（六）《毘陵集》与《柳宗元集》的版本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马退山茅亭记》一文必是独孤及所作无疑。至于柳集中的重出现象，合理的推断是此文“误入柳集”（而非相反），而且最晚在宋代，就被窜入了柳宗元的集子中。关于柳集多非子厚之文的事实，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已多有列举。且柳集版本较多，卷数不一，实自唐代已然。吴文治先生《谈谈〈柳宗元集〉的版本问题》一文[17]，详细说明了柳集二十种善本的差异。文中说：“《柳集》四十五卷，经二十种善本互相对校，已校出讹、脱、衍、倒一万一千多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反观《毘陵集》，独孤及死后由梁肃编订为二十卷，宋代以后到明代中期，一直罕见于世，直到明代中后期吴宽才从内阁抄出，成为明清多种抄本的源头，但其内容一直没有大的变化[18]。编于北宋初的《文苑英华》卷八四二选《马退山茅亭记》，云为独孤及作。至南宋孝宗时用通行“印本”对《英华》进行校勘，宁宗时又用“别本”校订后方才刊印传世。因此，《英华》中收入的独孤及文章，每每有“集作某某”的小注。由此可见宋初及后来两次校勘所用的唐本和其他版本《毘陵集》中便有《茅亭记》一文。此后从生于宁宗末年（1123年）的王应麟所见《毘陵集》，到明代以后所传吴宽内阁抄本《毘陵集》，均有《马退山茅亭记》一文。可以肯定，《马退山茅亭记》一文“自古以来”便归属于独孤及，文字虽因传抄略有差异，但文章主体却无不同。柳子厚其人为后世所敬，其文为后世所重，故官私刻本极多，却难免错、讹、窜、乱；独孤及名不显于后世，而诗文亦几近湮没，却无意中避免了后人有意无意的“伪作”，得以基本保持原貌。得失之际，世事之难料，天道之损益，可见一斑。

（七）《茅亭记》的题目问题

此文在《文苑英华》、明抄本《毘陵集》中均作《马退山茅亭记》，毫无疑义。在认作柳文的不同版本和选集中，却出现过数个名字，有作《茅亭记》（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宋谢维新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一九）者，有作《邕州茅亭记》（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者，有作《邕州马退山茅亭记》（此题目最常见）者，还有作《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者。前两个题目很可能是简称，但后两个名字则必是全称，为宋人所加（均见于宋人编之《柳河东集》等书）。“邕州”是为了说明马退山的位置，中丞指御史中丞，据《旧唐书·职官志》，唐代会昌二年（842年）前为正五品上，为御史台副长官。唐代中后期常以节度经略使或刺史兼御史中丞，此处当指“仲兄”柳宽。上文已辨明柳宽及仲兄之事，则“柳中丞”必为后人所加无疑。

综上所述，争议千年的《马退山茅亭记》归属权问题已基本明晰，即该文本属于大历时期的“文伯”独孤及，却被宋人窜入柳宗元文集中。在宋以后的数百年间，柳子厚誉为文宗，近年又因牵涉到“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一美学命题，加之研究者对原作者独孤及的陌生，是故在获取文献远较古人为便的今日，此问题反而愈加扑朔不明。《茅亭记》虽一小文，但一叶落而天下知秋，在千年归属争议及相关考证出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籍流传中的版本变迁，可以看到古今学者对学术疑案的不同态度，更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是多么不容易为我们所知。

（刘鹏，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