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文苑传》笺补五则

——以柳宗元诗文为主要依据

李  菁

对于研究柳宗元的思想、贬永柳二州前后的生活境况以及谪地的山水景致，柳诗柳文无疑是最好的素材。相较而言，史料文献意义上的柳诗柳文并不突出，当然，也非付之阙如。《旧唐书·文苑传》之《贺知章传》、《李邕传》、《王仲舒传》、《唐次传》、《陈子昂传》中的若干记载，仍可以柳宗元诗文为史实依据，加以笺证或补录。本文即对此五传中的五条传文，结合柳诗文记载，辅之以其他典型佐证，笺补如下。

1．《贺知章传》：“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

    陆象先，两《唐书》均有传，见《旧唐书》卷八十八、《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苏州吴县人，累授中书侍郎。景云二年（711年）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务以宽仁为政；又历河中尹、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太子詹事、工部尚书等；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卒。《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载：“（景云）二年，十月甲辰，中书侍郎陆象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书卷六十二《宰相表中》载：“开元元年七月庚辰，象先罢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旧唐书》卷七《睿宗纪》、卷八《玄宗纪上》载同。据《唐仆尚丞郎表》卷四“通表下，兵刑工尚侍”，象先于景云元年（710年）秋迁兵部侍郎，二年十月以前迁中书侍郎。《旧传》云知章授国子博士、迁太常博士，皆象先在中书引荐，则其时当在景云二年十月前至开元元年七月间。

然知章于四门博士之前尚有他职，《旧传》失载。考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云：“助教之职佐博士，以掌鼓箧夏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之流，固不得临于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贺秘书由是为博士，归散骑由是为左拾遗。”（《河东先生集》卷二十六）据此知知章授国子四门博士之前，尝为四门助教，《旧传》云“初授国子四门博士”，不确。

检《（嘉泰）会稽志》卷十六“碑刻”所记，可证柳文不误，云：“贺知章二告：一延和元年八月加阶告，四门助教，拟宣义郎；一开元四年八月，起居郎。旧在天长观，今徙至府学。”据此，则知章非但确有四门助教一历，且任职时间大致可知：知章在四门助教任、加从七品宣义郎阶在睿宗延和元年（712年）八月，是月改元先天。以此又可推知其由陆象先荐为国子博士、又迁太常博士当在先天元年八月后至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七月间。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云：“（沙门菩提流志）遂译……等经及《大宝积》。……始乎神龙二年丙午创筵，迄于睿宗先天二年癸丑毕席，于中二十六会三十九卷。……文太子詹事东海郡公徐坚、邠王傅固安伯卢粲……太常博士贺知章等润色。”此记先天二年润色经文时，知章已任太常博士，时间亦可合。

《旧传》未载知章任四门助教事，当据柳文补。

2．《李邕传》

    《旧传》载李邕之历职有：左拾遗、南和令、富州司户、左台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崖州舍城丞、户部郎中、括州司马、陈州刺史、钦州遵化县尉、括州刺史、淄州刺史、滑州刺史、汲郡太守、北海太守，代宗时赠秘书监。尚有存疑处。柳宗元在柳州所作《上户部状》云：“宗元在永州日，见百姓庄宅，公验有司户李邕判给处，足明皆是正官。”（《河东先生集》卷三十九）未知此“李邕”是否与《旧传》之李北海为同一人？若状文所谓“司户李邕判给”乃柳宗元在永州或稍前事，则二人名同而实异；若所云为故事，则似李邕尝于永州为官、任永州司户而史略之。其任职年月亦不明，或自富州司户量移，或自崖州舍城丞量移；此历未见于李邕自撰之《谢赐慰喻表》，不知确否，姑存疑。

3．《王仲舒传》：“少孤贫，事母以孝闻。”

《册府元龟》卷八百八十二总录部“交友第二”亦云：“王仲舒，太原人。少贫，养母。”然未见仲舒孝母事迹，幸而柳宗元诗《弘农公以硕徳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未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提供了史实依据。诗中有句云：“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渊龙过许劭，冰鲤吊王祥。”其下自注曰：“许侍郎尹河南，许司业分司东都，王舍人居忧在洛，皆弘农公平生亲友。”（《河东先生集》卷四十二）检《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云：“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故知柳诗“冰鲤吊王祥”乃用晋人王祥典，藉以谓仲舒之事母孝也。宗元此句可证《旧传》所云不误。

4．《唐次传》：“唐次，并州晋阳人也，国初功臣礼部尚书俭之后。……八年，参贬官，次坐出为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次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辨谤略》，上之。……改夔州刺史。宪宗即位，与李吉甫同自峡内召还，授次礼部郎中。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卒。”

《旧传》云唐次为并州晋阳人，《唐书·唐俭传》亦云“唐俭字茂约，并州晋阳人”，然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云：“唐次，北海人。”（《河东先生集》卷十二）又记唐次为北海人。何为是？考权德舆《开州刺史新宅记》云：“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编承诏为郡。”（《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四）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云：“若艺文之士，遭公发扬，盛名比肩于朝廷，则有故中书舍人吴郡朱巨川、中书舍人渤海高参……礼部员外郎北海唐次、苏州刺史高阳齐抗，其章章者也。”（《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二）皆称“北海唐次”，盖北海为唐次郡望，唐人习以郡望称之，并州晋阳则为其世居地。

上引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云唐次“有文章，学行义甚髙”，或即指《辨谤略》三篇。

柳文又云：“以尚书郎出为刺史屏弃。永贞中召以为中书舍人，道病，去长安七十里，死传舍。”则唐次官终中书舍人，《旧传》所记与柳文相符。《新唐书》卷八十九《唐俭传》附《唐次传》亦云：“宪宗立，召还，授礼部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又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下》“唐氏”：“诫子次，字文编，中书舍人。”《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载：“（永贞元年）八月，丙寅，以饶州刺史李吉甫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为吏部郎中，并知制诰。”“吏部”当为“礼部”之讹。

宪宗即位于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则唐次召还、授礼部郎中知制诰当在是年同月稍后，寻又正拜中书舍人。柳文云“永贞中召以为中书舍人”，后又有道病等事，小误，永贞仅一年，为时甚暂，不当谓“中”。唐次奉召还京虽未几即卒，然诸事笼统记于“永贞中”，或恐有察事未审之嫌。

《旧传》于唐次正拜中书舍人后，即简记曰：“卒。”不详其卒因、卒时。柳文则有详载，云唐次“道病，去长安七十里，死传舍”。是知唐次病卒于自夔州返京途中，推其卒时，当在永贞元年底。《旧传》此条应据柳文补录。另有权德舆《祭唐舍人文》为佐证，云：“维元和元年岁次景戌正月景寅朔十九日甲申，户部侍郎权德舆谨以清酌时羞之奠，敬祭于故礼部郎中知制诰唐君之灵。……大君继明，元凯持衡。方开宣室，以待贾生；裁成训命，所谓文炳。诏君居之，士友相庆。迟迟征轩，来自荆门；凡我同人，载劳梦魂。屈指继日，俟君西垣；不及百里，俄归九原。呜呼文编，此痛难言；寿堂野土，一别终古。平昔风姿，杳无处所；樽酒簋贰，涕零如雨。冥漠之间，神其听否？尚飨。”（《全唐文》卷五百九）权德舆祭文作于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则唐次病卒当在上年末或本年初。权氏所谓“不及百里，俄归九原”者，可与柳文互参。

5．《陈子昂传》：“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后师韫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候师韫，手刃杀之。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

按，《陈伯玉集》卷七、《全唐文》卷二百十三收有子昂此议，题作《复雠议状》，其略云：“……窃见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先时父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元庆鬻身庸保，为父报雠，手刃师韫，束身归罪，虽古烈者，亦何以多？诚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义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国章，杀人者死，则国家画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庆宜伏辜。又按《礼经》：“父雠不同天。亦国家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不宜诛。然臣闻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乱；仁之所利，盖以崇徳。今元庆报父之仇，意非乱也；行子之道，义能仁也，仁而无利，与乱同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元庆之可显宥于此矣。然则邪由正生，理必乱作，昔礼防至密，其弊不胜，先王所以明刑，本寔由此。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徳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寘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谨议。”

    柳宗元有《驳复雠议》，驳子昂之议，文见《河东先生集》卷四、《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二，其大略曰：“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雠，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雠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雠乎？雠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雠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以甚哉。……《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此推刃之道，复雠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雠，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雠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此议上部论理，曰旌与诛不可并用，是两平之论；下部言事，曰元庆宜旌不宜诛，则是侧重之语，明人唐顺之评此议曰：“理精而文工，《左》、《国》之亚也。此等文字极谨严，无一字懒散。”（《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评柳文》）就事而言，则有金人王若虚之论非比一般，曰：“元和中，梁悦报父雠杀秦杲，报有司曰：……韩退之曰：……凡复父雠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敕杖悦一百，流循州。明皇时张瑝、张秀亦以父雠杀杨汪，议者多言宜加矜宥，张九龄欲活之，而裴耀卿、李林甫以为乱国法，帝然之，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杀人而赦，此途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狥孝之人？展转相雠，何有限极！皋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使河南府杖杀之。考此三事，惟明皇所处为不可易。子昂等议似高，要非正法。盖《礼记》、周官及公羊氏复雠之说，皆乱世事，不足信也。”（《滹南遗老集》卷二十六）

（李菁，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