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系年补考

吴在庆

柳宗元文章之编年，宋人文安礼《柳先生年谱》^{（1）（P1415—1426）}、今人施子愉《柳宗元年谱》^（2）、罗联添《柳子厚年谱》^（3）等年谱以及《柳宗元集》^（1）中之集注均有所涉及，其大部分编年均信而有征，颇为可信。但也有有些文章的编年，诸家之说有所不同，或者误系，或者论证不足。今就其中《道州文宣王庙碑》等三篇文章重加考订，或有不妥，谨就教于海内方家。

《道州文宣王庙碑》

《柳宗元集》卷五《道州文宣王庙碑》。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将此文与《斥鼻亭神碑》（庆按，文即《道州毁鼻亭神记》）并系于元和九年（814年）^{（1）（P1423）}，未言何所据。《柳宗元年谱》则改系于元和十年，云：“《碑》云：‘谨案某年月日，儒师薛公伯高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据《道州毁鼻亭神记》，薛伯高刺道州在元和九年，则碑当作于十年。”^（2）《柳子厚年谱》亦编此文于元和十年，其考较详，云：“碑云：‘某年月日河东薛公伯高由刑部郎中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案子厚有毁鼻亭神记云：‘元和九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则碑所谓‘某年’为元和九年。‘明年二月’应为元和十年二月。据是，下文所谓‘九年八月丁未’实为‘十年八月丁未’之误。集注亦云：‘九年当作十年，以长历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无丁未，且新庙之作起于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后。’旧谱未加审察，系之于九年，非是。”^{（3）（P331－333）}

今按，上述年谱系此文于元和九年或元和十年均可再斟酌。首先，其编年牵涉到柳文版本文字相异的问题，而此异文又关系到本文中“某年月日”与“明年二月丁亥”究竟应为何年的问题。上举文献均谓上文中的“某年”、“明年”乃分别指元和九年和十年，所据即是柳宗元的《道州毁鼻亭神记》，中云“元和九年河东薛公伯高由刑部郎中刺道州”。然此文在中华书局1979年版的《柳宗元集》中却作“元和元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其《校勘记》云：“‘元年’原作‘九年’，诸本同，唯《英华》注：‘九’，‘蜀本作“元”。’何焯校本‘九’改作‘元’。按：本书卷五《道州文宣王庙碑》，云‘薛伯高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韩醇据本篇作注，亦谓薛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在元和九年，‘明年’，‘即元和十年’。考元和十年二月无丁亥，而元和二年则有丁亥（二月二十九日）。‘九年’当系‘元年’之误。今据改。”^{（1）（P745）}据此，则“某年”、“明年”非分别谓元和九年和十年，而是元和元年和二年，依此之说，则《道州毁鼻亭神记》乃作于元和元年（806年），而《道州文宣王庙碑》则应作于元和二年（807年）新庙成之后。

那么，此处异文何者为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实应由薛伯高何时任道州刺史来解决。考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七〇江南西道、道州条：“薛景晦（薛伯高），元和九年—元和十三年（814－818年）”。其所引证之文有上举柳文，其中《道州毁鼻亭神记》文作“元和九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更能成为坚证的是引《全唐文》卷六〇七刘禹锡《传信方述》：“余为连州四年，江华守河东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验方》十通为赠……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刘禹锡述。”^{（4）（P2471－2472）}按，中华书局1990年版《刘禹锡集》与本文所录文字同。此处“江华守”即指道州刺史，盖道州在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江华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道州。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正在连州刺史任，而薛伯高也正任道州刺史，则其元和九年始任道州，可信；元和元年始任道州，则不可信。由此可证《道州毁鼻亭神记》所记薛伯高由刑部郎中刺道州的时间应为元和九年。因此，《道州文宣王庙碑》的“某年”、“明年”应分别指元和九年和元和十年。值得说明的是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中的《道州文宣王庙碑》在“明年二月丁亥”后有《校勘记》云：“按：元和十年二月无丁亥。十年二月初五日丁未为上丁日，‘丁亥’应作‘丁未’。本篇正文注文中的‘丁亥’均应作‘丁未’。”^{（1）（P124）}也就是认为薛伯高首祭文宣王庙在元和十年二月，这就与同书《道州毁鼻亭神记》之《校勘记》所以为的“明年”指元和二年互异。据上考，显然《道州毁鼻亭神记》的《校勘记》所言实误。

那么，《道州文宣王庙碑》就作于元和十年吗？我认为应是元和十一年（816年）之作，之所以误系于元和十年，乃未领悟全文，误读而致误。兹引有关原文于下：

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夜漏未尽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然其堂庭庳陋，椽栋毁坠，曾不及浮图外说，克壮厥居。水潦仍至，岁加荡沃。公蹙然不宁，若罔获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是日树表列位，由礼考宜，然后节用以制货材，乘时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庙舍峻整，阶序廓大。……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怀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公摄衣登席，亲释经旨，……公又曰：夫子称门弟子颜回为庶几，……乃立夫子像，配以颜氏。笾豆既嘉，笙镛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退考疑意，……于是《春秋》师晋陵蒋坚……学生某等来告，愿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1）（P120－122年）

按，上引文中的“九年八月”，集注引韩醇曰“当作十年八月”。（1）（P122）《柳子厚年谱》所说同。诸家谓此文作于元和十年即有据于此。然将“九年八月”改为“十年八月”亦误。据前引文知：薛伯高首祭于文宣王旧庙在“明年二月”，也就是元和十年二月。当他不足于旧庙之“堂庭庳陋，椽栋毁坠”，而“登墉以望，爰得美地”，后“节用以制货材，乘时以僦功役”，如此方有“逾年而克有成。庙舍峻整，阶序廓大”之功。至此，“逾年”已是指元和十一年了。既然已是元和十一年，那么此后的“公摄衣登席，亲释经旨”、“乃立夫子像，配以颜氏”等事乃在元和十一年新庙既成之后，因此“笾豆既嘉，笙镛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实际上均在元和十一年之后，而非文中所误成的元和“九年八月”。此“九年”亦非“十年”，据上考，应为“十一年”。因此，《道州文宣王庙碑》应作于元和十一年八月薛伯高祭于新庙之后。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以下简称《大鉴禅师碑》）。此碑《柳先生年谱》、《柳宗元年谱》、《柳子厚年谱》均系于元和十年，亦均未言所据，可能乃根据碑文文首所言：“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符到都府。”^{（1）（P149）}此外，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韶州《碑记》又记：“《六祖赐谥碑》，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撰，元和十年立。”^{（5）（P2907）}据此，似乎此碑确实乃如《舆地纪胜》所记乃柳宗元作于元和十年（815年）。

但这一系年与《大鉴禅师碑》文中所载却有不合之处。《大鉴禅师碑》上引文后云：“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取其言以为心术。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大鉴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广部而以名闻者以十数，莫能揭其号。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谥，丰佐吾道，其可无辞。……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来谒辞。其辞曰……”^{（1）（P150－151）}集注在“大鉴去世百有六年”下注引孙曰“先天二年卒，是岁癸丑，至元和十三年戊戌，为一百六年。”^{（1）（P150）}据此，则谥大鉴禅师号乃在其卒后“百有六年”，如集注引孙所言可信，则谥号不在元和十年，而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如是，则《大鉴禅师碑》最早亦应作于元和十三年。然谥号大鉴禅师的时间又有不同的记载，刘禹锡有《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下简称《第二碑》），云：“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实广州牧马总以疏闻，由是可其奏。……马公敬其事，且谨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君为前碑。后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自曹溪来，且曰：愿立第二碑，学者志也。”^{（6）（卷四，P51）}据刘禹锡此文，则谥号大鉴禅师又在元和十一年，而刘禹锡撰《第二碑》在此年“后三年”，即元和十四年。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即据此系《第二碑》于元和十四年，并谓在此年十一月柳宗元去世前。^（7）至此，谥号大鉴禅师之时间即有元和十年和元和十一年之不同。奇怪的是，柳宗元和刘禹锡乃同时人，而且各自所撰碑文之时间均距谥号大鉴禅师事甚近，何乃所言不同如此。两人所言何者为可信？今实难于遽断。唯两人所言谥号大鉴禅师距其卒之时间同。《第二碑》云：“按大鉴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没，百有六年而谥。”《校勘记》在“百有六年而谥”句有校勘云：“此上，董本、《英华》、《唐文萃》、章校、《全唐文》有‘既殁’二字。”^{（6）（P52页）}刘、柳两人均谓大鉴卒后“百有六年而谥”。那么，似乎可据其卒年后“百有六年”定其赐谥号之时间。

大鉴禅师之卒年诸家所记亦有不同，南唐静、筠禅师编《祖堂集》卷二《祖惠能和尚》记其卒云：“先天元年七月一日，别诸门人：‘吾当进途，归新州矣。’……便往新州国恩寺。饭食讫，敷坐被衣，俄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奄而迁化。八月三日矣。春秋七十六。当先天二年。……癸丑岁迁化。”^{（8）（P91－92）}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记慧能“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讫，跏趺而化，异香袭人，白虹属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大师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灭，……”^{（9）（P71－72）}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云：“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于国恩寺建浮图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气微目瞑，全身永谢。……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迁座于曹溪之原也。”^{（10）（P175）}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一《六祖慧能大鉴禅师》云：“祖说法利生，经四十载，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仍令倍工。……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落叶归根，来时无口。’……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跏趺而化，异香袭人……即其年八月三日也。……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11）（P56—57）}上述四传尽管在细节上小有出入，但记六祖之卒均在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寿七十六。而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四虽记“禅宗六祖大鉴慧能 ： 唐先天二年八月卒，年七十六（638—713年）”，但列其根据又云：“《佛祖通载》作先天元年卒，《五灯全书》作开元元年卒，先天二年十二月始改元开元，今据《宋僧传》八。”^{（12）（P105）}据此，则《佛祖通载》与著书不同，记六祖之卒于先天元年（712年）。因此六祖慧能之卒有两种说法，即先天元年和先天二年，何者可信亦难于遽断，但一般所采用的先天二年之说较为可信，故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即记其生卒年为638－713年。^{（13）（P1129）}公元713年即先天二年。周祖撰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所载同。^{（14）（P815）}因此如采用先天二年（713年）卒之说，则其卒“百有六年而谥”，则赐谥号当在元和十三年（818年），采用先天元年卒之说，赐谥号则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因此这两种赐号年代均与柳、刘的元和十年、元和十一年说不合，这一结果又不可能用以验明柳、刘之说何者为是，从而进一步考明《大鉴禅师碑》之作年。

更让人怀疑的是刘、柳所说的“百有六年而谥”是否有问题？因为如根据“百有六年而谥”的说法，再采用大鉴卒于先天元年之说，使赐谥号的时间置于最早的元和十二年，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发现这又出现了与史实相忤的情况。《大鉴禅师碑》记因扶风公之请朝廷谥大鉴禅师号：“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盖钟鼓，增山盈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余人，莫不欣踊奋厉，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1）（P149－150）}据此描述，接赐号文符乃在扶风公都府，且告于祠之佛事亦是扶风公命其部吏等人主其事。因此赐谥号等事，均是扶风公在岭南都府时事。按此扶风公乃马总。据《旧唐书·宪宗纪》下：元和八年十二月“丙戌，以桂管观察使马总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15）（P449）}，而元和十二年七月又记“岭南节度使崔咏卒”。^{（15）（P460）}故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七即记马总镇岭南在元和八年至十一年^{（16）（P103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四在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记“马总——是年由岭南节度入迁”。^{（17）（P281）}据此，马总元和十二年、十三年均不在岭南任，如果赐谥号事在这两年，他又何能有《大鉴禅师碑》所记在岭南接符命及作佛事之举呢？以此反观“百有六年而谥”之说，也是颇有疑问的。至此，通过“百有六年而谥”之说以解决赐谥号时间及《大鉴禅师碑》之系年也陷入困境。

令人柳暗花明的是，恰于此时我记起了陶敏先生寄赠的其与陶红雨所校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一书，想必有关于刘禹锡《第二碑》的注释。果然在刘文“元和十一年”句后注引《大鉴禅师碑》“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文后云：“按马总于元和八年十二月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故诏下当在元和十年，柳宗元碑则撰并立于元和十一年。《环宇访碑录》卷四：‘《大鉴禅师碑》，柳宗元撰，正书，元和十一年正月。明嘉靖乙巳重刻，广东曲江。’记载中常将二事混淆。如惠昕本《坛经·教示十僧传法门》即云：‘至元和十一年，诏追谥曰大鉴禅师。’以立碑年为赐谥年。《舆地碑记目》卷三韶州碑记：‘《六祖赐谥碑》，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撰，元和十年立。’则以赐谥年为立碑年。”^{（18）（P1044）}这一注释解释了两个问题：一，刘禹锡所说的“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的时间元和十一年，乃混淆赐谥号年和立碑年的结果，将立碑年作为赐谥号年；二，赐谥号在元和十年，而非十一年，柳宗元《大鉴禅师碑》之撰文与立碑均在元和十一年正月。这一解释是大抵可信的，唯撰碑文年似乎稍过于肯定。因立碑既在元和十一年正月，考虑到广州、韶州与柳宗元所在的柳州相距颇远，能否在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内撰好碑文，来使带回韶州后，再书石铭刻，择日立碑，实乃不敢必。且赐谥号抵都府既在元和十年十月中旬，至年底尚有两个半月时间，这样，柳宗元在是年底撰好碑文，元和十一年正月立碑也是可能的。因此碑文之撰，最稳妥而确切的说法应是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二年正月间。如此，再反观“百有六年而谥”的说法，其有误乃彰彰显明。从先天二年卒至赐谥号的元和十年，乃百有三年；如取先天元年卒之说，则也只有百有四年。至于为何致误，则尚需另行探究。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集》卷九《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下简称《墓表》）。《柳先生年谱》系此文于元和元年（806年），《罗谱》则记于永贞元年（805年），均未言何据。《施谱》则未确系于某年，而统述于柳宗元在永州时期中。按《墓表》题下韩醇注曰：“陆先生名质，本名淳，……公集有《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云：宗元出邵州，不克卒业于陆先生之门。书末又谓：作陆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此表作于邵州明矣。”^{（1）（P208）}据《旧唐书·柳宗元传》：“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15）（卷160，P4214）}《新唐书·柳宗元传》：“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19）（卷168，P5132）}又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九月己卯贬“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20）（P7622）}，十一月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朗州司马”。^{（20）（P7623）}据此，柳宗元虽贬邵州，但永贞元年十一月又与韩泰、韩晔等人再贬为司马，其时柳宗元在道改贬永州，故其根本未至邵州，《墓表》不可能如韩醇所言作于邵州。《罗谱》系《墓表》于永贞元年，或即有据韩醇之说而误。

今又捡《柳宗元集》卷三十一《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此书叙柳宗元师从陆质事云：“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未及讲讨，会先生病，时闻要论，尝以易教诲见宠。不幸先生疾弥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谬，不克卒业。……宗元始至是州，作《陆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1）（P819－820）}此处柳宗元谓“宗元始至是州，作《陆先生墓表》”，韩醇即以为“是州”为邵州，故有“此表作于邵州明矣”之说。但“是州”并非邵州，而是永州，此文文后《校勘记》云：“书末又云：‘宗元始至是州，作《陆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是州，谓永州也。宣英者，饶州司马韩晔，与子厚同贬者，时方在饶，与元为僚，故云尔。”^{（1）（P821）}《校勘记》所言确实。《墓表》云：“永贞年，侍东宫，言其所学，为《古君臣图》以献，而道达乎上。是岁，嗣天子践祚而理，尊优师儒，先生以疾闻临问加礼。某月日终于京师。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门人世儒，是以增恸。将葬，以先生为能文圣人之书通于后世，遂相与谥曰文通先生。后若干祀，有学其书者过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1）（P209－210）}可见，《墓表》乃作于陆质将葬时。据《旧唐书·陆质传》^{（15）（卷189下，P4978）}与《墓表》集注引孙曰：“九月辛巳，质卒。”^{（1）（P210）}陆质乃卒于永贞元年九月，其卒从京师移至某郡某里安葬，也要数月时间。柳宗元既是抵永州后作《墓表》，而其抵永州在永贞元年末，陆质门人闻知柳宗元抵永州，来永州请其撰《墓表》，又当历时若干。据此，则宗元撰此《墓表》，最早盖在元和元年初。

（吴在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2]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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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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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

[8]静、筠禅师编：《祖堂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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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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