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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为师 垂范千秋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24:00  admin  点击:293

 子厚为师  垂范千秋

 

 

骆正军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25006

 

摘要: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16人,经考证基本上是中唐以后考取的进士。他们的成名,与柳宗元的教育、指导及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拒师“名”,而重师“实”;因材施教,苦口而婆心;口讲指画”,心诚以行;借古鉴今,烛照后来等方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足以千秋垂范。

关键词: 柳宗元  教育思想与实践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唐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他生活在“中唐”时期,当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声威,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和拼命挣扎,使得社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

中唐时期的湖南永州,虽然位于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兴”局面的影响下,教育成果特别丰硕。据史志对当时科举取士的统计,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16人,经考证基本上是中唐以后考取的进士。他们的成名,与柳宗元的教育、指导及影响,是分不开的。韩愈曾经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确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总结,是我国教育领域亟待开发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顾问陈雁谷老先生在他的《柳宗元教育思想刍议》一文中,曾经指出:“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政治思想融合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而他最推崇的还是‘孔子之道’。他的教育观点,基本上也与孔子的一脉相承。柳宗元在教育实践中,避师名,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孔子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对他也不无影响。”[2]

那么,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光大呢?笔者以为,他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拒师“名”,而重师“实”;因材施教,苦口而婆心;“口讲指画”,心诚以行;借古鉴今,烛照后来等方面的言行,足以千秋垂范。

一、师承尧舜   孔氏之光

柳宗元从小深受以尧、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在长安时就“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华,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3],成为一个被众人瞩目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俊彦。“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来到偏远的永州,尽管“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4],仍然不改初衷,曾经在《惩咎赋》中提出: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意思是说,每天都要抓住时机,将尧舜请来当自己的老师。

在柳宗元的诗文当中,涉及到尧舜的语句大约有上百处,如:尧舜之道,至大以简;仲尼之文,至幽以默。(《祭吕衡州温文》)跨腾商周,尧舜是师(《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陆文通先生墓表》);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为尧、舜人矣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伊尹五就桀赞》);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封建论》)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师友箴》并序,文中提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意思是说,不拜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凭什么来取得进步和成功呀!不结交朋友会怎样呢?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呀!……假如对方是有道之人,即使他是佣人和乞丐也可以为伍;假若自己的道路与其相反,即使对方是公侯也要离开。内可以借鉴、参考古代的贤哲,外可以考察周围的各种事物;老师也好朋友也好,都应该敬重千万不要慢怠疏忽!此文足以说明,柳宗元是何等看重师友之谊、师友之道。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5]。意思是——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实行德政、德治,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像北斗星,受到众星的拱卫。孔子尊崇尧、舜、周公等人物,倡导以德治国,对柳宗元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阐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羡慕和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达到;努力实行尧、舜、孔子的治国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悬殊。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意思是说,要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教育启发后来者。从上面的引文,可见以尧、舜、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柳宗元“师道观”的形成,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拒师“名”  重师“实”

1997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柳宗元全集》共收录文章537篇,诗歌142首。其中有7篇是写给“下第(即落榜)秀才”的,如《送严公贶下第诗序》、《送元秀才下第》、《送韦七下第》、《送辛生下第》等;有3篇是写给“登第者(即考中进士)”的,如《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等;有12篇是写给“登门拜访、讨教秀才”的,如《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复杜温夫书》等;涉及“师道”话题的4篇,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答贡士萧篡欲相师书》等;合计26篇,占文章总数的4.84%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韦中立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写作文章。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加以详细的解答。

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开宗明义:“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其含意是,有辱来信,您说,想要以我为师。我的道德修养还不深厚,学业非常浅陋,衡量自己的各个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我平常喜欢发表议论,写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以为是。想不到您从京都来到永州蛮夷之地,我竟有幸被认为有可取之处。我自己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即使有所可取,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做普通人的老师尚且不敢,更何况做您的老师呢?

书信的篇幅较长,共6个自然段落,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面5段的内容,针对韦中立拜师的要求,明确答复说自己“不敢为人师”。接着举了两个例子,陈述不敢、也不愿为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的情况是最有力的说明。由于魏晋以来,社会风气的衰落,人们都以言师为耻辱。韩愈写了《师说》一文,收招后学,敢为人师,想与流俗抗衡,结果遭到众人的耻笑和谩骂,被视为狂人。由此可见,敢为人师,要冒极大的风险。柳宗元用“蜀犬吠日”和“越犬吠雪”的两个典故,来说明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在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柳宗元作为被贬之人,不愿为一个“师者”的名号而自取其辱,但并非否定“师道”。实际上,柳宗元当年在长安做官时,就有数十个后学之士,经常到他家去求学请教。虽然他不愿担为师之名,但却可行为师之实,并愿意将自己半生为文的经验之谈,毫无保留地告诉给对方。

第二部分为后面的第6自然段,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柳宗元的写作观点和写作主张。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介绍了他的治学与写作经验,着重阐明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强调写文章不能片面追求词藻、声韵等形式上的华丽动听,而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端正写作态度,绝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还要加强写作技巧的锻炼,广泛参考前代作家的成功经验。

在答复严厚舆秀才、君陈秀才和贡士萧篡的书信中,他也再三强调自己,为什么“拒师名”而 “取师实”的道理。

柳宗元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曾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至于言道、讲古、穷文辞,凡是有前来询问(请教)我的人,我的确未曾视若无睹、闭口不言呀!……假如去掉老师的名份,而取老师与弟子的事实,用您的长处来弥补我的不足,也可以交流沟通、互为老师呀!

三、因材施教  苦口而婆心

元和四年,柳宗元的岳父杨凭,自京兆伊蒙冤被贬临贺(今广西贺州市贺街镇)尉,他的妻弟杨诲之随同前往。亲友们途经永州,与柳宗元相聚甚欢。次年,诲之临行告辞,柳宗元送他出门,看见有车辆经过,便指着车辆对他进行告诫:“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功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涂。吾子其务法焉者乎?”(《说车赠杨诲之》)

柳宗元以车辆为比喻,谆谆劝勉杨诲之,说“材质不优良,就会很快腐坏;工匠的能力不强,功夫不到则容易衰败。如果中间不做成方形,就不能用来装载(更多的东西);外面不造成圆形,则运行要受到阻碍。方是所谓的车箱,圆即所谓的车轮。没有车箱不能装载,没有车轮不能在道路上运行”。希望杨诲之务必要取法于车辆,像车箱那样气量恢弘,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才能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界。

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因为诲之是自己的亲戚,虽然幼年时资质不特别突出,但通过后天的自身努力会越变越好;柳宗元对其寄予厚望,图其“任重而行于世”,又担心他在处世方面还不能周而通达,“圆其外者未至”,因此,特地把这篇文章写下来,托人捎去给他,以资参考。

元和五年(810年)的十一月,柳宗元听说次年正月十六日,宪宗皇帝将要去长安东郊,举行籍田大典。按照以往的惯例,大的庆典必定会有大赦,虽然自己“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而且像被贬长沙的贾谊一样,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活动,但他期望岳父杨凭的冤情,能够得到洗雪。因此,喜不自禁地写了《与杨诲之书》,托福来捎去。信中说:“丈人之冤闻于朝,今是举也,必复大任,丑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贺甚贺!”其意是说,岳父的冤情早就传闻于朝庭,这次举行大的庆典,他老人家必定会被重新委以重任,那些诬蔑丑化正人君子的小人,再不敢肆无忌惮地张嘴胡言乱语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呀!

书信中,对杨诲之少年时气质平平,到后来“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而如今“文益奇,艺益工”的成长变化,十分欣喜和赞赏,希望他恪守君子之道,“方其中,圆其外”,认真领悟自己所撰写的《说车》那封书信的深刻含意。

杨诲之到贺州之后,曾经写过三篇文章,都流露出“不欲出于世”的念头。元和六年(811年)的四月十八日,写了一封回信,托张操带来永州。信中,对姐夫的《说车》之言不以为然,他觉得应该“柔外刚中”,认为自己“不能为车之说”,“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

甘罗(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人,从小聪明过人,是著名的少年政治家。

终军(约前133~前112)字子云。西汉济南人。少年时代刻苦好学,以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文笔优美闻名于郡中。汉武帝时,南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割据政权尚未归附,他又自请出使南越,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请缨一词即典出于此)。至南越后,他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但南越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发兵攻杀南越王及汉使者,终军亦被杀。死时年仅20余岁,时人称之为终童

柳宗元反复阅读了妻弟的来信,为其治学态度和人生的取向深感忧虑,撰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与杨诲之第二书》,再三重申“方中圆外”之旨。他引述诲之的言论,逐一加以解释和驳斥,旁征博引,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教训为例,条分缕析,谆谆开导,希望杨诲之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免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

他在信中认为,甘罗卖弄自己的口舌,为了使秦国得到利益,不惜背弃与己结盟的燕国,反而去跟赵国联合,给燕国造成危害。天下之人因此而更加知道秦国既无礼又不讲信义,视函谷关如同虎豹之洞穴,这其实是甘罗等人所造成的结果。终军为人阴险狡诈,不能以王道来规劝汉主武帝的好战之心,视天下百姓的劳苦,如同观看蚂蚁在搬移洞穴,将战争当成好玩的游戏;千里征战,死于胡越的军人无数,不但不能谏止而且怂恿此事。终军自告奋勇去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臣归顺汉朝,随同而去的淫夫少季,私通越王的太后,想暗中夺取他人的国家,其才智不能判断形势的安危,结果同时死在那里。

在柳宗元的心目中,甘罗和终军,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不值得仿效。而杨诲之竟然羡慕他们,岂不是“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钓奇”吗?

针对杨诲之消极的人生取向,他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认为现在的皇上非常英明,正在大力提拔有道之士,努力争取实现“中兴”,那些形貌枯槁、隐匿于山林或被贬流放的高人雅士,都在摩拳擦掌,期望能辅佐尧、舜一样的君,生怕来不及出世,以成就一番事业。老岳父目前正在为国家施展他的才华,重任在肩,为天下的振兴而出力。您竟然不愿出世,怎么做得到呢?本来就应该积极争取出世,走上仕途,您未满二十就任性而为,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选择。

并且,他还毫不留情地批评杨诲之,说:“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稽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意思是说,你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志向未定,忽然要学阮咸与稽康的行为,守而不化,不肯将尧、舜之道,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样做极为不可!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嵇康(223262),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

“守而不化”的含义,就是面对外在变化莫测的世界,应该通达和顺应;而在自己的内心要有所秉持,保持真我本色。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几封书信,是亲戚之间的坦诚相见,更是对青年才俊的掏心窝子话,恳切之态,溢于言表。

四、口讲指画  心诚以行

柳宗元在《报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给虚心求教的君陈秀才,开列了一串“必读书目”,告诉这位秀才:“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毂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以上这些书,都可以作为参考与借鉴。“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余的书,等到文章写成之后,再花点时间,用作推敲和探讨。

柳宗元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

柳宗元着重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他认为,文章要以行动来作为依据,首先应该内心诚实。……秀才(你)有志于文学之道,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有怪诞的念头,不要被杂乱的事缠绕,也不要企图快速彰显自己的名声。文学之道假如能够成功,那也是诚实(专心致志)的结果,时间长了才能兴旺发展起来。源泉充沛的河流,再旱的年头也不容易干涸;粮仓中存满了稻谷的人,不会惧怕灾荒的年景;家中珍藏着玉石珠宝的人,不用担心会饿死。因此,那些长期坚持并成功的人,他们的方式方法或技巧,都明显可见。即使孔老夫子在,他来为秀才你设计,也未必能有其它的主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家的主观修养,是写作成败的决定要素。柳宗元认为,立言要顾于行,言行必须一致,不能口中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又是另外的一套。有志于文学之道的年青人,不仅要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而且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主观修养。人品决定文品。文章的格调是否高雅、清新,是否低劣、粗俗,跟作家有无正确的情调息息相关。

古话说:“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柳宗元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贞元八年(公元793年)的二月,21岁登进士第,当年五月父亲就因病去世,只好按照习俗在家守丧3年,24岁完婚,26岁才开始做官从政,33岁被贬到偏远的永州,过着长达十年的“系囚”生涯,但却能在当时的文坛上和韩愈比肩而立,共同高举文体革新的大旗。柳宗元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文学见解非常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所撰写的大量作品,足以成为一代的楷模。

在永州时期给柳宗元写信求教文章的,有一位叫崔黯的。他是代宗朝宰相崔宁的侄孙,“好辞工书”,喜欢书法,热心钻研应付科举的骈文。柳宗元答复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柳宗元在这里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肯定“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就是说,书法也好,文章也好,都有作用,即应是“明道”的。所以他反对单纯地“好辞工书”,而强调“之道”,并进而强调所“之”的“圣人之道”应是“及乎物”的。他对崔的“好辞工书”,给以了委婉的批评,十分诚挚地谈到自己的教训,希望对方不要蹈其覆辙。

崔黯,字直卿,卫州(今河南卫辉市)人,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登进士第。开成初年为青州从事,入为监察御史。会昌中迁谏议大夫,大中初为江州刺史。(事迹见《旧唐书•崔宁传》附传。)

韦中立,永州刺史韦彪的孙子,他千里迢迢,自京师来到永州,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子厚虽然不敢为人师,但被他求教的真心诚意所感动,于是现身说法,“尽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韦中立后来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登第,而柳宗元于这一年的十月五日,在更加偏远的柳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贡士廖有方,交州(今广州市)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下第,曾来永州,请柳宗元为他的诗集作序。柳宗元不仅写了《送诗人廖有方序》,而且还作了《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以自己“为文”和“做官”的坎坷经历,供他作为借鉴。廖有方次年(公元816年)终于登第,授校书郎,后受辟使府,官居显职。

廖有方、崔黯和韦中立等人的登第,虽然由于他们自身的奋发努力,但也与柳宗元的“口讲指画”,有着一定的关联。

五、借古鉴今  烛照后来

在柳宗元写给向他“求教”之青年一代的书信中,所涉及到的典故与历史人物,比比皆是。如:“冯妇好搏虎,卒为善士;周处狂横,一旦改节,皆老而自克”、“子产之乡校不毁”、“吾子且为蒲捎、 駃騠”。(《与杨诲之第二书》)

“冯妇搏虎”见于《孟子》,孟子中说,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打虎,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善人,不再打虎了。有一次,他走到野外,看见许多人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老虎背靠着山势险要的地方,没有人敢去接近它。大家望见冯妇,都跑向前去迎接他。于是冯妇就捋胳膊挽袖子跳下车来,准备和老虎搏斗。大家见了都很高兴,可是士人君子却在耻笑他,笑他不知道停止。

“周处改节”见于《晋书》,周处,字子隐,义兴人,纵情肆欲,州里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谓父老曰:“何苦不乐?”父老曰:“三害未除。”处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额虎,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励志好学,志存义烈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柳宗元引用“冯妇搏虎”和“周处改节”的典故,来启发杨诲之,说明品行再差的人只要愿意改恶从善,励志好学,也能够让人们交口称赞。

 “子产不毁乡校”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人在乡校里走动,议论当前执政人管理的好坏。郑大夫然明告诉子产说:“干吗不把乡校取消呢?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乡人们白天劳动,傍晚休息时到乡校走走,谈论执政者的好坏。他们提到我办得对的地方,我就继续执行;他们提到我办得不对的地方,我就加以改进。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师呀!如果情况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

“蒲捎”见于《史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号蒲捎。“駃騠”见于《汉书》: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食以駃騠。(駃騠,音决题。孟康云: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柳宗元引用“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来启发杨诲之,希望他“善者则行之,恶者则改之”,以众人为师,成为“蒲捎”和“駃騠”一样的千里马。

“仆之朴騃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恧也”;“仆之狭陋蚩鄙,而膺东阿、昭明之任,又自惧也。乌可取识者欢笑,以为知己羞?”“谨以所示,布露于闻人,罗列乎坐隅,使识者动目,闻者倾耳,几于万一,用以为报也。” (《答贡士沈起书》)

惠施(公元前390-公元前317年),宋国(今河南商丘市)人,战国时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尊齐为王,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庄子》中曾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意即:惠施的方针、策略非常多,因为他学富五车。

钟期,即钟子期,春秋楚国(今湖北汉阳)人。相传钟子期是一个戴斗笠、披蓑衣、背冲担、拿板斧的樵夫。《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

东阿,指三国时的曹植。曹植 (192232),字子建,沛国(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他是曹操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初封东阿王。曹植自幼颖慧,10岁余,便诵读、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公元2321227日去世,卒谥思,故后人亦称之为陈王陈思王

昭明,指梁昭明太子萧统。萧统 (501531) 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两岁被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少时即有才气,且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虽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学习之余,从事文章著述,治学严谨刻苦,无论冬夏,笔耕不辍。萧统对文学颇有研究,招集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3万卷,编集成《文选30卷。《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旧时读书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亦为后世所推崇。

柳宗元在答复贡士沈起的信中,态度非常谦逊,他认为自己朴实而有些木纳,孤陋寡闻、粗野拙劣,被对方视为惠施、钟子期、东阿和昭明一样的人物,感到深深的惭愧,为他们的过分抬举而深感恐惧。他觉得自己平时所撰的文章,只能供人们参考,如果能够达到让“识者动目,闻者倾耳”的地步,就算是对朋友们最好的报答。

“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宋襄公,宋桓公次子,姓子,名兹甫(公元前?年公元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为宋国君主,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牍哉!”(《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鲲鹏,来自庄子的《逍遥游》。古人有诗云:云开衡岳风雨止,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三尺寒江东陵指。现在常用鲲鹏比喻一些宏伟之事,俗话说:学做鲲鹏飞万里,不做燕雀恋子巢。

互乡,古代的地名,具体所在已无法考证。“互乡”之说见于《论语》。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曾经破例接见互乡的一名童子,并说过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这样的话。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诲人不倦的态度,而且他认为不要死死抓着过去的错误不放。

尺牍,最早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牍指的是古人在书写时用的木简,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故称尺牍、尺翰之名。后逐渐成为书信的代名词。

柳宗元在答复君陈秀才的信中,认为自己对充任对方老师的请求,本来就感到“心虚”,又怎么敢与鲲鹏相比?人人都有向善之心,通过书信(尺牍)的交流,互相都能认识到过去的不足,方能奋发向上,有所进步,有所追求。

 

总而言之,柳宗元不仅是当年那一代青年的良师和益友,而且其书信中所蕴涵着的师道观、人才观、学习观、教学观和育人观等思想,基本上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和教训来谈的,因而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容易被青年才俊们所接受,直到21世纪的今天,对于我们提升办学指导思想、进行教师选拔和培养、指导教育与教学、培养当代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3]王力主编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62972页、970

[2] 王涘海主编.柳宗元研究[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出版20061

[4] 文中所引用的柳宗元诗文,均引自柳宗元.柳河东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宋元人注四书五经[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85卷一第4

Zihou practice for the future division

Luo Zheng-jun
(Hu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ongzhou 425006)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the end of the Tang Hunan jinshi 25, of whom 16 were in the south of Heng Xiang, the research is to pass in the examination after the Tang. Their fame, and Liu Zong-yuan education, guidance and influence, are inseparable. He studi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Yao and Shun, "the light of the extension of Conn"; refuse division, "name", and the re-division "is"; But earnestly husband's mother heart; “gesticulates while speaking”, to Xincheng Road; by this ancient Kam, illumination afterward such as thinking and practice, practice enough to come.
Keywords: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Liu Zongyuan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男,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主要从事柳学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研究。

通信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中山南路10  邮政编码:4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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