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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评事⑴文集后序》⑵赏析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23:00  admin  点击:997

                    《杨评事文集后序》赏析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隟,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

 

注释:

杨评事:即杨凌,字恭履,弘农(今河南灵宝)人。曾任大理评事,故称之杨评事。

⑵这篇课文是《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中的篇目,张少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月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材。

⑶不由:不取,不为。

⑷“作者抱其根源”二句:谓作者欲穷究、把握作文之本,以文明道,就必须借助于文采之用。

⑸二道:两种类别。

谟、训:均为《尚书》中文体名,如《大禹谟》、《皋陶谟》、《伊训》、《高宗之训》等,代指《尚书》。

《易》之象、系:指《周易》的卦象和系辞。

笔削:指写作、修改。上古无纸,书于竹简木札,有误,则以刀削去更写之。《春秋》之笔削:指《春秋》的写作原则。《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⑼丽则:华丽而有原则,不过分。语本杨雄《法言君子》:“诗人之赋丽以则。”

陈拾遗:即陈子昂。子昂诗、文兼擅,开一代文风。

燕文贞:即张说(667——730),封燕国公,卒谥文贞。张说文辞刚健,长于碑志,时人称为“大手笔”。诗作质朴苍劲,颇具风骨。

张曲江:即张九龄(678——740),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故称张曲江。其诗多用比兴,寄托讽谕,风格和雅清淡。其文不求富艳,颇具古风。

隟:(xi)同“隙”。

译文:

赞道:文章的作用,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虽然语言粗俗的文章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毕竟难以震撼人心,给后世留下示范作用。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淹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写文章的根本,一定要从文采与内容相结合这条路走下去才能成功。

作品出于圣人之手,因此被称为经;著述出自才华很高的人,因此被称为文。文章有两大类,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根据的是著述议论;讽刺劝戒或开导启发,采用的是比兴手法。著述之类,其本源出于《尚书》中的谟、训,《周易》中的象和系辞,以及《春秋》的取捨存删,它们的主要特征在于立论高远宏壮,气势宽阔深厚,义正词严,说理完备,为的是宜于载入图籍史册。比兴之类,本源出于虞、夏时代的歌詠,商、周二朝的风雅诗章,它们的主要特征是文辞綺丽而有法则,声韵清越高扬,语言酣畅而意境优美,为的是便于在人们口头吟唱朗诵。考察这二类文章的意旨,显然是相互背离性质不同的。所以执笔撰文的人,往往只专长一类,而很少有二者兼擅的。那些很有才能而在一个方面达到很高成就的人,人们就称他为技艺已经成熟了。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不可能同时产生。

自从唐朝兴起以来,兼擅著述和比兴而无愧色的,是梓州陈子昂。陈子昂以后的张说以他著述之后的余力去从事诗歌创作,但是成就不很高;张九龄在赋诗之暇去钻研著述,可是也未臻尽善尽美。其余的人各自探索一个方面,彼此背道而驰,距离越来越远。可见两类文体的难于兼擅并长,这也是太不容易了。

 

评析:       褒贬讽谕两相宜

替别人的文集作序,这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势、地位或较高的名望,恐怕无人邀请。柳宗元的岳父杨慿,兄弟三人的文章都写得非常好,同在唐代宗大历年间进士及第,被人称为“三杨”。杨评事即老三杨凌,曾经担任过大理评事,后来做侍御史时不幸早逝。柳宗元受岳父杨慿的嘱托,为杨凌编定文集。文集编成后,写了一篇读后感,附在书后,就是这篇序言。

序言其实很不好写,首先得将原作反复“咀嚼”, 耐心细致地品味,方能把握其内在的精髓,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但这“一家之言”,能否被读者接受与认可,还得经过较长的时日。柳宗元所写的《杨评事文集后序》,“借鸡生蛋”,不仅对杨评事的学问和才华,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夸奖他“年青时就以文名著称于时,他那文采鲜明华美杰出的辞章,传诵于文人之口,声名传遍江湖之间,一直传到京城。到了晚年,已领悟了各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写记叙文的功夫尤其高深。他学问富瞻,识见深远,才华横溢,那雄浑老练的文风与日俱增。他晚年所写的文章尤其好,可惜取得这样的成就以后,没几年就过早地逝世了”;同时,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明确指出:文学的作用在于“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他认为,光有充实的内容,“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没有高度艺术性的文章,无法吸引读者的视听,起不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不可能流传于后世。柳宗元的这种见解,同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是对立的,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

这篇序言共有四个段落,本书选录了前面的三段。第一段开门见山,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 柳宗元认为,文章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在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和生活中实际运用的,通过记事说理,直接表示褒扬或贬斥的态度;另一种是诱导和激发人们思想感情的,通过描写事物来进行讽刺、比喻,给人以启迪。文章有了思想内容还必须有艺术特色,否则不能有宣传效果,也没有生命力。

第二段,对这两种作品的不同作用和不同的创作方式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他这里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著述”和艺术文学的“比兴”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诗》,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等诗词歌赋,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让人们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几乎背道而驰,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而难得有兼擅两体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定技艺成熟,达到了“专美——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种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属于“凤毛麟角”,很难同时产生。

       第三段,对唐代的文章大家进行了评价。“文之难兼,斯亦甚矣”。他认为,自从唐朝兴起以来,兼擅著述和比兴而无愧色的,是梓州陈子昂。陈子昂以后的张说以他著述之后的余力去从事诗歌创作,但是成就不很高;张九龄在赋诗之暇去钻研著述,可是也未臻尽善尽美。其余的人各自探索一个方面,彼此背道而驰,距离越来越远。可见两类文体的兼擅并长,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的这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实用文章、学术论著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接触到文学创作需用形象思维的特点。由于对文学作品的特征有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形象丰富生动的文艺散文,发挥并超过了过去辞赋骈文所具有的作用,开辟了散文发展的新境界。

柳宗元在这篇序言的第四段,对文集的作者——杨评事进行了褒扬,认为他的一部分“褒贬讽谕”之作,可以与唐代的文章大家——陈子昂相提并论,并为其不幸早逝感到惋惜。 “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由于柳宗元对两种文章的区别,认识非常明确,所以,真正做到了褒贬讽谕”两相宜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宗元自己。(骆正军)

参考文献:

1、  汪贤度《柳宗元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4

2、  顾易生、胡士明《柳宗元及其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6

3、湖南省柳宗元诗文选注组柳宗元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