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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佛学思想与观点的成因剖析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17:00  admin  点击:343

 柳宗元佛学思想与观点的成因剖析

 

 

骆正军

               

柳宗元佛教思想与观点的成因,不仅与社会本原有关,而且与家庭、亲友本原和个人本原紧密相关。所谓的“本原”,哲学上是指“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源或构成世界的最根本实体。”

一、社会本原

据黄心川教授所著的《东方佛教论》介绍:“佛教最初是通过国家的渠道传入中国的。公元1世纪以后,汉明帝首先派遣蔡(愔)、秦憬等出使天竺,问道佛法,从此佛教开始在我国传播。初传时依附于黄老之学和神仙之术,传播的范围只在上层社会。”明帝即东汉的刘庄,于公元58年登基,在位年。公元67年,由他所派遣的使者带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也带回了经书和佛像。汉明帝特地为两位尊者在当时的首都修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即现在的洛阳白马寺。后汉的桓帝刘志,是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他信奉的目的是为了求神庇佑,挽救垂死的王朝。

魏晋时期,佛教依附于玄学,开始中国化的进程,得到了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下,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和重要的影响。南朝宋、齐、梁、陈所有的皇帝,北朝除了“二武”(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外的统治者们,都热衷于佛教的信仰和事业。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阶段,隋文帝在历史上以崇佛而著称,他从小生养在尼庵中,受佛教的熏陶特别深。

唐王朝自立国伊始,就确立了“三教并立”的思想,唐代的22个皇帝中,除了武宗李炎以外,其他个个都信佛。高僧玄奘从西天取经回国后,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为他建立了规模宏大、制度严密的译场,组织了上百个学者和僧人,经过19年的努力,总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约占唐代译经总量的1/2。武则天为了想当皇帝,甚至参与制造了一个神话,替自己寻找合法的外衣,她指使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柳宗元生于公元773年,殁于公元819年,在他短暂的47年生涯中,历经了代、德、顺、宪4个朝代。柳宗元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强烈激化、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时期,佞佛的风气遍及朝野,造寺、造像、礼僧、讲经在社会上普遍盛行,官僚士大夫间好佛习禅成风,特别是这时首都长安的佛教呈现出极盛的局面,人们纷纷从佛教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与心灵的安慰。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据记载,唐代文人士大夫如颜师古、李子奢.颜真卿、王维、李白、白居易等都曾与佛学发生联系,其中多半加入参禅者行列,拜倒于各派禅师脚下。

安史之乱使文人士大夫从甜蜜的梦幻中清醒过来,美好的理想破灭了,希望和抱负成了泡影。他们带着无限的失望和惆怅转向禅宗,通过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安慰的方式,以满足心理上的需要。禅宗生活既不坐禅,也不苦行,又不念经,恬乐于山水之间,耳听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云,吟风啸月,无拘无束,怡然自得,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在文人士大夫眼里,它与老庄自然无为、退隐适意的精致高雅生活方式没有不同之处,这等好事,当然令他们趋之若鹜了。

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他是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跟柳宗元几乎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有着几乎相同的遭遇。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
   
柳宗元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本原之中,岂能不耳濡目染,受到或多或少的佛教信仰和佛教思想的熏陶呢。

二、家庭、亲友本原

柳宗元的家庭,也有着习佛的传统。他姐姐刚患病的时候,整个家族的人无论老少,都为姐姐跑前跑后,张罗汤药,向鬼神祈祷,或占卜问卦,希望她尽快痊愈。柳宗元对温柔聪明的女儿和娘,他非常疼爱,甚至采用“昄依为尼”的办法,来祈望挽救女儿的生命,但仍无济于事,刚满十岁就不幸早夭。从柳宗元的姐姐、妻子、女儿有关情形来看,在他的家庭与亲友当中,的确有着非常浓厚的佛教氛围本原。

此外,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文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意思是说,他从幼小的时候就喜好佛事方面的事情,探求佛教方面的道理,累积也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说明柳宗元深受家庭的影响,很小就开始求神拜佛的了。父亲和长辈们的宗教信仰,毫无疑问地会给幼小的柳宗元心灵深处,打上深深的佛学烙印。

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刘禹锡,是几乎能跟他比肩而立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除了有着同年之谊外,在生活道路、思想倾向、政治态度等方面,也都基本一致。因此二人的友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后来二人同时流贬,仍保持了密切往还,创作上诗文唱和,学术上相互磋商。

《刘禹锡集》(19903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收集了刘写的“碑”类文章17篇,其中,与佛教寺庙僧侣相关的8篇,占47%左右。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曾经为大鉴禅师写过碑文,两篇文章,不仅佛学观点、审美情趣相通,心灵上相互交融与精神上相互默契,而且在遣词用语方面,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个人本原

 “永贞革新”夭折后,王叔文革新集团的一些骨干力量,均受到了排斥与打击,被一贬再贬,发配到偏远的州郡担任司马这一闲职。柳宗元到了永州后,因为没有地方居住,只好借住在龙兴寺的西厢房中。谁知来此不过半年,他的母亲因水土不服,医药、饮食不周,神佛也无法呵护,而不幸过早地病逝。

由于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次被天火所迫,柳宗元赤脚跳窗逃出,书籍财物散乱毁坏,丧魂落魄,精神创伤累累,处境非常凄惨,佛教的解脱意识油然而生;加上居住在佛寺里,不仅和僧人朝夕相处,而且因为他所担任的司马一职整日无所事事,也有了学习、钻研佛教经书的空闲。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首《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描述自己习佛的生活情景:清晨汲取井水漱口牙齿还觉寒冷,调整好心情拂净衣服上的尘土。闲来无事带上贝叶经书,迈步走出东边的斋房静心阅读。佛学的真谛普通人无法获取,虚幻缥缈的东西却举世追逐。佛祖的遗言期望深刻领悟,经常修缮本性也难以圆熟。寺庙之中格外清闲安静,嫩绿的青苔掩映着连绵的翠竹。红日出来薄雾散去露珠儿晶莹,苍劲的青松如同被春雨洗沐。眼前的景色让人不忍离去,因为有所感悟而心满意足。

永州龙兴寺住持僧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与重巽相处数年,交往相当密切,他从重巽那里深入学习天台宗的教义,而且颇有心得。在跟别人谈到自己习佛的经历时,柳宗元曾自负地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他还写过《酬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和《巽公院五咏》等诗,以表达自己对重巽深深的感激之情。

概而言之,柳宗元佛教信仰和佛教思想的建构,是社会本原、家庭、亲友本原和个人本原交构的结果。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前两项是外因,是他佛教信仰和佛教思想形成的必备条件,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邻水识水性、伴山知鸟音”;而后一项内因,则是他灵魂深处发生转变、建构的关键所在,如同恰当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孵化成小鸡,但是再恰当的温度也不能使鹅卵石孵化成小鸡一样。

我们可以拿韩愈的情况,来跟柳宗元作一个对比。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一生排斥佛教。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有功德使上奏朝廷,讲“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此塔应当每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等等。于是宪宗下诏,准备次年派人前往迎接佛骨,入禁中供养三天,然后交京城佛寺轮流供奉。此举令朝野一时震动,都人若狂,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梵顶烧指,千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刑部侍郎韩愈极不以为然,乃上表切谏,写了有名的《谏迎佛骨表》。

在《谏迎佛骨表》中,韩愈认为,奉事佛教,希望求福,结果会适得其反。他指出,梁武帝就是因为佞佛,数次舍身佛寺,结果造成“侯景之乱”,自己也被困饿死,导致了国破身亡。韩愈从儒家正统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出发,极力反对佛教的过分发展。他认为佛是“夷狄”,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所以是违背儒家的伦理思想原则的。他批评所谓“迎佛骨”之举是“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是自取其辱,等等。

韩愈以触目惊心的事例,尖锐深刻的语言,严厉地批评了佛教,极力劝阻宪宗迎佛骨之举,但是这触怒了崇佛极深的宪宗皇帝,韩愈为此几乎丢了性命。由于一些大臣的讨情,才算未被杀掉,但被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落九天”。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角度出发,反对当时统治者佞佛不遗余力的风气。在当时举朝竞相奉佛的情况下,他能独立坚持己见,不怕触怒皇帝,冒死上书切谏,其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柳宗元和韩愈的交谊既长久又复杂,两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很多矛盾以至对立的地方,但他们却结成了真正的“挚友”和“诤友”的关系。韩愈曾经提出过要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的过激言论,并对柳宗元称扬佛教、佛徒与佛法的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由此可见,他们两人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也一样受到整个社会佞佛本原的影响,但由于个人本原的不同,结果当然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