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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柳宗元政治与生命之“愿景”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15:00  admin  点击:331

 试析柳宗元政治与生命之“愿景”

 

 

骆正军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425006

 

摘要:愿景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美好的意愿。柳宗元政治与生命曲线,可以用“飙升——陡降——复升”这么三条明显的线段来进行描绘;而他的政治与生命之愿景,同样也可以划分成“雏形——定形——范形”这么三个明显的时期。

关键词  柳宗元      政治与生命     愿景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高级讲师、院长、总支书记。主要从事柳学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研究。

 

一、什么是“愿景”:

在中国历来的词典中,都找不到“愿景”这个词。愿,就是心愿;景,就是景象。但这个景象只存在于脑海之中,肉眼是看不见的。“愿景”与“愿望”是近义词。该词在港台地区使用较多,目前大陆也使用得越来越多,在某些语言环境中有替代“愿望”的趋势。该词与其他词语的组合与“愿望”也类似,如“个人愿景”、“共同愿景”、“美好愿景”等。刚刚问世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将“愿景”作为一个新词收录进去,词义是:所向往的前景。

佛教中的“佛国净土”,也是一种美妙的“愿景”。《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中说:这里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如金银玛瑙、珍珠琥珀,各散在地,无人捡拾,视若瓦石。这里土地极其平整,如镜清明,又以香汁洒地,极为香净。时气和适,四时顺节。更奇的是“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更妙的是,“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讫之后,地复还合”。连厕所也用不着了,使人不能不佩服释迦弟子超人的想象能力!这也令人不禁大发奇想:遥远的“宇宙人”(外星人)的超级生活是否如此?若能往生“佛国净土”,着实“天福不浅”,所以使不少人对此着了迷。(马书田著《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基督教、天主教同样信奉的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也是一种对来世的美好愿景而已。

关于愿景的话题,现在越来越多,人们对它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了。对个人来说,愿景就是个人在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愿景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组织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愿景的概念其实并不神秘。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把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贫穷、没有失业、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共同的愿景。“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革命年代里,共产党员们秉持这样的坚定信念,为了实现愿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而前仆后继,使得世界上从无到有出现了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等一系列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就是愿景的力量。

2005年5月11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向清华师生发表演讲。他说:“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个机会,携手同心,脚踏实地,迎接一个为我们两岸中国人的未来21世纪的世纪。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就是China's century,中国人未来共同的愿景,让我们携手同心,一起来努力。我们不会让历史说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

2006年天津的高考,甚至出了一道作文题,内容是:新华字典里有一个新词,叫“愿景”,请以“愿景”为题,写一篇800字的议论文。如果是对时事政治比较关心的同学,也许对以“愿景”为题作文不会感到有多大的困难;假若平时对时事政治比较淡漠、很不感冒的同学,碰上这样一道作文题,恐怕就会“望洋兴叹”了。

笔者认为,“愿景”其实就是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开始可能只是一种想法,如果一旦发展并获得一个群体的支持时,“愿景”就不再是个抽象的东西,人们往往会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将其变为现实。总之,愿景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美好的意愿。

二、柳宗元政治“愿景”之内涵:

柳宗元是唐朝中期“永贞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20岁中进士,31岁晋升监察御史里行,33岁成为中唐王朝政治核心的一员干将。“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1)(《冉溪》)少壮之时的柳宗元,理想高远,豪气干云,将身许国,没有半点的犹豫和徬徨,一心一意想为中唐的振兴尽职出力,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政治家。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被贬到“夷獠之乡”的永州,柳宗元被排挤在京城长安的政治涡流之外,长达十年的“系囚”生涯,扮演着一个孤独守望者的角色,使他很难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作为。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他43岁时奉诏赴长安,“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当年的六月他被任命为更加偏远的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月五日,在柳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段话,充分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愿景”。

柳宗元写过一首《视民诗》,其中说:“帝视民情,匪幽匪明。惨或在腹,已如色声。亦无动威,亦无止力。弗动弗止,惟民之极。帝怀民视,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乃房乃杜。惟房与杜,实为民路。乃定天子,乃开万国。万国既分,乃释蠹民。乃学与仕,乃播与食,乃器与用,乃货与通。有作有迁,无迁无作。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意思是说,皇帝应该经常了解和视察民情,偏信则幽暗兼听则明。如果纵欲声色,凄惨在腹会有致命的危险。对老百姓无须采用严威,也不要无休止地征调。是否征调,要看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来定。皇帝经常关怀审视民情,用道德来教化百姓,才能明确事理使国家得到治理。辅佐治理国家的人是谁?如唐朝初期的名臣房玄龄、杜如晦。惟有房杜二人的做法,才是实实在在为了百姓的途径。因此,辅佐天子,开拓疆土,安定了国家。国家既然安定,清除了危害百姓的蠹虫,于是通过兴学与取士,传播文明道德,供给粮食,提供各种用器与服务,使货物广泛流通。官吏们有作为则有升迁,没有作为则不能升迁。这样一来,士子们坦坦荡荡有了奔头,农民们踏踏实实耕种,工匠们扎扎实实从业,商贾们老老实实买卖,社会安定其乐融融。

柳宗元在诗中描绘了一幅“尧舜之道”的社会风情“愿景”,这不仅仅是他心目中所向往的清明政治图画,也是他热切期望能够像房玄龄、杜如晦一样,受到天子的青睐而大展身手的祈愿书。

三、柳宗元生命 “愿景”之内涵:

“生命之树常青”,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但生命之树能否常青,还需要有相应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成因,二者缺一不可。在浩瀚的沙海荒漠中,只有红柳能够倔强地生存与成长起来。柳宗元被贬谪到偏远的永州呆了整整十年,后来到柳州任刺史,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的长安舞台,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他仍然用自己手中的弱管,笔耕不已,摇旗呐喊。柳宗元只活了47岁便英年早逝,他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但由于其多方面的才能与活动,由于他在众多的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当代、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深远,由于他思想理论上的建树既丰富多彩又新颖、深刻,因而使他可以跻身于世界伟大思想家的行列而毫无愧色。他不仅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发展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超一流成就的大师。

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柳宗元认为,若是能使生民百姓得到安宁,尧舜与孔子所倡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得以发扬光大,就算不能长寿,他的道德生命也能不朽。……至于那些采掘草药、烹炼矿石,来强壮自己筋骨的人,真是越来越愚蠢,对他人不利,只顾个人的享乐,就算活上千百年,也因为失去道德生命而如同夭折一样,又哪里称得上高明的图谋呢?!

柳宗元曾经写过《行路难》诗歌三首,第一首为:“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暼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峥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诗的大意是,您没看见夸父追逐太阳,窥探深渊,跳过北海,超越了昆仑。身披云霞,大汗如无边的洪水,眼眶开裂,左右的眼球像遗落的星辰。一会儿就耗尽了精力,在半道上口渴而死,很快就被狐狸老鼠野蜂蚂蚁争夺吞噬光了。北方的峥人身长只有九寸,拍着巴掌开口大声哄笑喧闹。他们虽然能够不愁饮食填饱肚皮,从生到死无忧无虑地度过终身。睁开眼睛看看谁的志向大小,不要让儿女们坐等光阴虚度才相互悲哀怜悯。

柳宗元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夸父形象,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与追求,但那种无畏的勇气却足以惊天动地,永为后人所敬仰。而那些身长只有九寸的峥人,尽管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但却显得格外渺小,令人感到遗憾与可怜。两相对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不仅写出了他自己的追求与向往,也写出了自己对朝廷的一片耿耿“忠”心:宁可像夸父一样逐日而死,也不愿像峥人那样坐着等死。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畏死、不怕难的殉道精神。他在《非国语•箕子碑》中,对箕子的佯狂为奴,明哲保身,以备必要时辅佐嗣君治国的行为大加赞赏,把夸父和箕子当作自己生命的“愿景”与偶像,毕生向往,苦苦追求,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柳宗元政治与生命之“愿景”的三个时期:

他的政治与生命曲线,可以用“飙升——陡降——复升”这么三条明显的线段来进行描绘;而他的政治与生命之“愿景”,同样也可以划分成“雏形——定形——范形”这么三个不同的时期。

(一)雏形时期——朦朦胧胧发宏愿

柳宗元十七岁时踏上科举之路, 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8年)时参加了由尚书省的礼部主持的考试,写了一首《省试观庆云图诗》(2)。这首诗是一种应试之作,相当于现在高考时语文试卷中的“看图说话式”命题作文,虽然因为受到内容和时间方面的限制,难以充分展示其才华,但在谋篇布局、写景状物、遣词炼意、借用典故等方面,都显示了柳宗元的过人之处。诗歌中的第5、6句“抱日依龙衮,非烟近玉炉”,和第11、12句“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将他亟望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推行“尧舜之道”,做一番利国利民的惊天动地伟业的急迫心情,已抒发得淋漓尽致。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20岁的柳宗元与刘禹锡等33人登进士第,曾在长安慈恩塔题名。贞元十四年(798)二月,中博学弘词科,被授予集贤殿书院正字一职(相当于现在负责收集典籍、佚书重新编撰、校对的“官员”)。他在京师任职以来,踔厉风发,名声大振,交往日益广泛,与韩愈、刘禹锡、吕温、韩泰等人的私交更加密切,应酬和诗词赠答也比较多。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谏议大夫阳城因为得罪了奸相裴延龄,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160余名太学生闻讯后,群情激愤,“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柳宗元集》卷九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些太学生们听到阳城被贬的消息,情绪非常悲愤、激动,他们丢下学业,聚集到皇宫门前,跪拜请愿,乞求皇帝能够收回成命,让阳城官复原职。

柳宗元得知太学生们的请愿事件,深表同情,于九月二十六日挥笔写下了《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太学生们,反对朝廷贬谪阳城。他在这封声援书信中,引述了汉朝时期李膺率3万太学生与宦官斗争而被捕的历史事件,以及晋朝时期嵇康即将被押往东市杀头时三千太学生群起救援的典故,来高度评价和赞许太学生们此次的行动。

他还在《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中,称赞阳城“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足动其神。”对阳城的人品与学识深表钦佩,说“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甚至说“公征甚遐,吾党谁师?”认为阳城被贬道州,远离长安,自己这一伙子年轻人都没有了可供请教的老师和前辈。

柳宗元这两篇激情洋溢的文字,充满了正义感,不仅表明了他嫉恶如仇、向善如流、敢于仗义执言的刚烈性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表明他政治观点的宣言书。

贞元末年,朝廷用人不当,为相者不是贪婪奸猾之徒,便是因循无能之辈,柳宗元针对这一弊端创作了《梓人传》,以梓人指挥建房为喻,对官吏的作用和施政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文章中写一位姓杨的“都料匠”,他不懂得木匠、泥匠等技术活,但擅长审度材料,根据建筑图样,指挥调度,建造房屋。作者认为这与做宰相治国的道理十分相似,并以此类比,深入阐述了为相治国之道。他首先肯定“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天下之所以成为天下,它的根本就在于人,治理天下就要以人为本。辅佐皇帝的宰相,要像梓人(建造房屋的总指挥一样),“能知体要”,把握全局,预见未来,从宏观战略上去谋划治国方略,各个部门的官吏只是具体的实施者。因此,为相者的首要任务,在于“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要善于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天下的人都安居乐业,各守其本分。“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就像梓人善于分派指挥众多工匠干活而不以手艺自夸一样,不要亲自去料理一些琐碎的事务,不要干预下属部门官吏的职权,抓大放小,只有这样才能举纲张目,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文中还指出:为相者的另一重要职责是“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正像梓人之用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要整肃纲纪,统一法度,使之健全完备,条理分明,并得以实施,让各级官吏和天下百姓懂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同时,作者还要求做宰相的应该坚持原则,执行成法,不合则去,不要贪图高位厚禄而置法制于不顾,讨好、迎合上意。柳宗元在本篇中表明的观点,都是针对当时法纪败坏、官乱职废的社会现状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为“永贞革新”起到了舆论准备的作用。

他还写了《种树郭蠹驼传》,文章借种树人郭蠹驼种树的经验阐述养民之术。郭蠹驼善于种树,凡是他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硕茂蚤实以蕃”,其秘诀就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而其他种树者则与之相反,根本不顾树木的生长规律,“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早上看了,晚上又去摸,甚至用指甲抓破它的皮来验看树的死活,摇动它的根看是栽得松还是紧。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作者将种树之理“移之官理”,认为做官治民也像种树一样,要经常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扰乱他们正常的生活、劳作规律,这样才能“番吾生而安吾性”。柳宗元在这篇寓言里,批评统治阶级“好烦其令”给人民造成的祸害。认为那些官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勤政爱民,从早到晚督促这,命令那,弄得老百姓连吃饭都顾不上来应付官吏,还是忙不过来,疲惫不堪,不得安生。“若甚怜焉,而足以祸焉”,这种做法,好像是怜惜老百姓,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增加了麻烦,带来了祸害。这种政令苛烦的现象,在中唐时代甚或整个封建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封建专制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要从各方面去限制和约束百姓,柳宗元揭露这一弊端,主张要调整和处理好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关系,要像郭蠹驼种树一样,使百姓能“天者全而其性得”,安居乐业,自由发展,虽然在当时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愿景”却是进步的,也是符合民意的,至今仍未失去其哲理的光彩。

顺宗李诵即位后,柳宗元33岁时被提升为尚书礼部员外郎,成为中唐王朝政治核心的一员干将。在这几年中,他全力参与政治革新,推行善政。据《资治通鉴》第236卷记载,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转相交结”;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主采听外事”。他们“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3)这一段话,讲他们以伊、周、管、葛自喻,目无天下之人,虽然对他们抱有明显的贬斥态度,但从中亦可看出他们当时说话办事那种潇洒、倜傥的作风,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勇于打破常规陋习的气魄。

文中的“伊”指伊尹,此人奴隶出身,曾经帮助汤推翻夏桀的暴政,建立商朝,因而在历史上被推崇为圣人。柳宗元的《梓人传》和《伊尹五就桀赞》,都曾提到过他,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周”指姬周,此人在年轻时,因晋国不畜群公子,曾经到东周去追随周王朝的卿士单襄公。柳宗元的《非国语﹒晋孙周》引《国语﹒周语下》中有单襄公对他品行的种种评价。“管”即管仲,春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他们都是辅助君主成就一番伟业而名传后世的大政治家。

雏形时期,地位“飙升”,从初举进士至入朝为官的十余年中,柳宗元热衷于政治,忙于政务,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流传下来并经过后人考证形成定论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很少。他在自己的头脑中,对那种美好的政治与生命之“愿景”,虽然有了一定的朦朦胧胧的认识,但由于地位还没有完全稳固,处世的经验还非常有限,对人对事的判断还很不成熟,政治上的体认也很不深刻。

(二)定形时期——冷眼旁观心地明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冉溪》)被贬永州,地位“陡降”,柳宗元尽管远离了京城长安的“政治场”,长达十年的投荒闲置,如同被抛弃、被拘囚般的贬谪命运,使他落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与苦苦的煎熬之中。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由于他“穷与达固不渝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吊屈原文》),通过与役夫、老农、猎户的广泛接触,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冷眼看世界,反倒获得了最佳的政治观察角度;赋闲十年,有了最佳的学术修炼时间,方能通古今之变,集百家之思,成积极用世之哲学观和佛学观,头脑中的美好“愿景”反而会逐渐地清晰、明确下来,直至完全“定形”。

在初到永州居住佛寺的这几年,是他精神上最为痛苦的时期,也是他迷信佛教最为深重的时期。当时正是净土信仰盛行的时候,柳宗元所热衷的天台宗也是信仰净土的,他借释迦牟尼佛的口,表白自己对“西方的极乐世界”、“无有三恶八难”、“无有十缠九恼”,抱着“诚心大愿归心是土”的念头,他甚至设想:“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 (《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可见柳宗元对于西方净土的信仰,具有多么大的热诚。他迷信“作来生之计”的净土,看似难以理解,但实际上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对于处身苦难中的人是难以避免的。试想,柳宗元从一位“超取显美”、年轻有为的朝官,一下子跌落到无所事事的“苦囚”,其政治上的打击是多么巨大,再加上困顿坎坷的生活,的确使他的身心都特别疲惫与衰弱,使其不得不到净土的幻想中去求得安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佛教教义的熏陶与引导,没有永州山水对其心灵的安慰,他能否完全经受得住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风刀霜剑的摧残,都得打上一连串的问号。

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一文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意思是说,我从事文章写作已经为期很久了,但用心很少,没有把它当作一种专业,而是看成跟下棋争胜负一样的事。因此在京城长安的时候,不靠写文章来搏取声名、荣誉,内心是想多做一些实际的事,将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生人”(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事业和信条。自从成为“有罪的人” 被贬到永州,除了害怕与惶恐之外,格外悠闲,无事可做,因此,又才重新写一写文章。虽然说,服务时代、社会、“生人”的道理,不可能被当今所接受,但就适合垂范于后世。柳宗元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他并不因为自己远离政治中心,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不能建功立业而消沉、颓废,而是极力主张要通过自己的文章,将自己虽然暂时不能被当今(统治层)所接受的政治理想,被后世的人们有所采纳。

俗话说:“观其言,必察其行。”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然比异蛇还要厉害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因此,开了一张《捕蛇者说》的药方,让了解民间情况的官吏从中汲取教训。《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两个方面,提出 “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

柳宗元在《时令论上》中,着重指出:“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旋惠,养幼少,省囹圄,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闾,正贵戚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

他认为,执政的人,应该抛开“不是春天就不能颁布政令施行善德”的陈规陋习,而应该随时行善积德,抚养幼小的孤儿,减省受刑被关押的人,扶助贫穷的人,尊敬贤能的人;排除“不是夏天就不能表彰俊杰”的做法,要让贤良的人都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举荐出类拔萃的人士,给予他们应有的爵禄,审案量刑要从宽,小罪可以不予追究,节制饮食和不正当的欲望,使百官得到清静;剔除“不是秋天就不能筛选奖励士兵”的陈旧观念,要重用有功的人员,诛除或教育残暴、怠慢法纪的人,指明好与恶,修定好法令,赡养衰弱多病的老人,各种刑罚都要重申和严明,斩杀必须适当;改掉“不是冬天就不能犒赏为国捐躯人员”的错误方式,要随时抚恤孤儿寡母,提携他们的同伴,放开关市贸易。让更多的商旅自由往来,审门闾,纠正贵戚们的恶习,罢免无所事事的官员,去掉无用的器具。

他的“非春无以、非夏无以、非秋无以、非冬无以”,是否定之否定,要求打破常规,不拘时令,跟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与时俱进”有相似之处;他的“布德、养幼、赐贫、礼贤、赏死、恤孤”,跟舜帝“孝感天下、让畔、让居、乐于助人、邻里相和”的传说,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雷锋“助人为乐”的现代精神比较一致;他的“节欲、静官、正习、罢(冗)官、去(废)器”,与古代贤哲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现代“机构改革、精兵简政”的提法非常接近;他的“断刑、决罪、诛暴、明好恶、修法制、严百刑、斩杀必当”,同我们现代所讲的“开展法制教育、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相类似;他的“易关市、来商旅”,和我们所进行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相差无几。

柳宗元这一段话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就是一份完整的“施政纲领”。他大力呼吁并积极提倡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民众生活的安定富裕出发,从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出发,跟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大政方针,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零陵县代理县令(相当于现在的代县长)薛存义,任职仅两年的时间,“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作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柳宗元对其政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夸奖他忙于公务昼夜辛劳,尽心尽力,使各种纠纷得以解决,使各种税赋能够合理分担,连老人、弱者都没有对他心怀怨恨与不满。他的行为确实没有白拿百姓的俸禄,他懂得为官必须替百姓办事的道理。

柳宗元带着酒菜,特地赶到江边为他饯行,还写了《送薛存义之任序》,其中反复强调:“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他明白无误地说:为官一方的人,你们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官吏本来是民众的仆役,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而不是将民众作为自己的仆役来使唤和对待。凡是靠种田生活的人,拿出他们收成的十分之一,供养官吏,是要当官的为他们办事。如今的官吏受了他们的俸禄,却不认真为民众办事,这种情形到处都有。岂只是不认真办事,还要从中盗窃他们的财物。假如你家里雇了一个人,受了你的俸禄,却不好好为你做事,还要盗窃你的财物,那你一定非常愤怒而且会处罚、辞退他。现在官吏受了百姓的俸禄又不认真办事的情形相当普遍,而民众却不敢表示他们的不满并罢免处罚官吏,是什么原因呢?地位、权势不一样啊。虽然地位和权势不一样,但道理是相同的,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民众呢?如果是明白事理的人,难道不应该兢兢业业惟恐事情做得不周吗?

柳宗元认为:官吏们拿着百姓供给的俸禄,怠事渎职而又贪盗民财,普天之下都有这样的情况。老百姓应该拥有将贪官污吏进行处罚、罢免的权力,但为什么不敢这么做呢?人们常说“敢怒而不敢言”,现在老百姓却连“愤怒的权利”也没有了,什么原因呢?关键在于“势”的不同。所谓的“势”,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客观性质,官吏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处在“强势”地位,居高临下,不仅不去替老百姓办事,而且以势压人、仗势欺人;老百姓则处在“弱势、劣势”的地位,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是社会体制造成的,体制不改变,民众不但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无法运用本来属于自身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他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也曾提出过“官为民役”的观点。这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无疑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柳宗元作为一位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士大夫,能够发出这种新型的官民关系的议论,则更是非常难能可贵。

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阐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羡慕和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达到;努力实行尧、舜、孔子的治国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悬殊。从上面的引文,可见以尧、舜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柳宗元道德观的形成,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他的思想是极为复杂矛盾的。但好在他的基本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本思想,他自己才没有被这些矛盾所绞杀。他相信“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也不相信赏功罚过是天意。他相信政府官员不过是人民“出其十一”的税款用来为自己服务的“仆役”(公仆),自己也曾表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他的这些思想不仅使他站到了历史发展的较高水准上,而且也使他一直采取比较积极的“佐世”、“涉世”的人生态度。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在“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闵生赋》)的困境中,永不言败,永不消沉。

(三)范形时期——身体力行传后世

任职柳州,纵然离京城长安更加遥远,但却给柳宗元验证自己头脑中的美好“愿景”,提供了梦寐以求的良机,通过实践,或多或少地化为了现实,并成为一种“范形”而留传于后世。

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到达柳州,到任伊始,不顾盛夏炎热、舟车劳苦,马上投入到整顿社会治安、稳定民心的政务活动之中。他写了一首《寄韦珩》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意思是说,自己刚到柳州还没有几天,夜里经常有盗贼横行乡野,把壮年人绑起来带走,将老年人杀害,使百姓们哭号连天。为了尽快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他白天忍饥挨饿参加巡查,夜里久坐谋划擒贼捕盗的方略;并且亲自擂鼓助战,以鼓舞士气。

此外,他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修复崩塌了的孔庙,并亲自撰写了《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积极传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柳宗元在碑文中把修复孔庙提到巩固“教基”的高度,加以重视,通过此事来教化老百姓,必须“动以礼法”——即各种行动都要合乎礼节与法令,要求人们对孔子“永永是尊”。他认为,要使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贯彻施行,就应该大力宣扬儒家的思想主张,从教育开导入手,天长日久才能改变地方百姓的愚昧落后观念。

《井铭并序》写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文章的开头,形象地描述了柳州居民身负瓦罐下到“崖岸峻厚”的柳江河里取水,天旱水远、雨多颠滑的艰难情形;接着回顾了以前由于被“讹言”迷信所惑,而打井“终不能就”的原因;然后记述他亲自组织力量,在不到一个月内便打成一口“其土坚垍、其利悠久”的水井的经过。他在铭文中咏道:清冽的井水,让老百姓取之无穷无尽,好像有神明在惠及后人;也象征着我们的政事,天天都有新的起色。文章充分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他写了《柳州复大云寺记》,其中说:“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殇死事,曰‘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意思是说,当地的越人百姓,迷信吉祥的事物,而且轻易宰杀畜牲,执傲不化而背离仁义。如果重病忧愁,就把巫师们请来,用鸡来进行占卜。为了祛病消灾,逢凶化吉,开始就宰杀鸡鸭之类的小牲口;病还不好,就杀猪羊一类中等的牲口;病又不好,就宰杀牛马一类的大牲口;如果病再不好,就跟亲戚们诀别,交代死后的一些事情。说“死神不会放过我了”,因此不吃不喝,用东西遮盖着脸等待死神的到来。由于这些缘故,户口容易减少,田地容易荒芜,而家畜家禽也难以繁殖。从这一段话来看,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仅两年的工夫,就对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

他还写过《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种柳戏题》和《种木槲花》等几首诗。前诗中说:“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意思是说,自己亲手栽种了二百株柑子树,春天的时候,州城的西北角一片翠绿,非常可爱。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写过《橘颂》,借橘树来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跟我现在的想法基本相同,而不像荆州的李衡那样,栽种柑树是为了赚钱获取个人的利益。

柳宗元在任柳州期间,为了解民悬,排民忧,造福于百姓,他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清除陋习,以改变当地百姓愚昧落后的观念;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此举比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黑奴,早了一千多年);兴修寺庙,兴办教育,以利于传播儒家学说;并带头栽柑种柳,开荒植竹,打井修路,以发展生产,从而使柳州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尽管他任职只有短暂的四年时间,便令人痛惜地英年早逝,却给柳州的百姓留下了“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许多烩炙人口的佳话,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格外珍贵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遗产。

柳宗元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只有短期的从政经历,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沦落在偏远南方为“系囚”。但他在当时的文坛上却发挥着文学大师的作用,能够和韩愈比肩并立,成为文体革新的一面旗帜。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他卓越的创作实践足以成为一代的楷模,也是由于他文学见解的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因此,尽管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历来经常遭到非议,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屡受讥评,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他的“辅时及物”等文学主张,却很少有人表示怀疑。

由上可见,“永贞革新”是其政治与生命之“愿景”的锋芒初试,被贬永州使其政治与生命之“愿景”得到淬火与成型,而任职柳州则是其政治与生命之愿景的部分实施与验证。虽然天不假年,虽然迫于地域、环境的所限,虽然未能受到朝廷的器重而宏图大展,但其“乌托邦”式的政治与生命之“愿景”,为当时和后代的政治革新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政治思想史上的巨大财富,不少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湖南科技学院的王田葵教授认为:“柳宗元的生命是一种政治生命,他从未与这个政治的相分离过;但从实践、理性层面看,他却成功地实现了精神的超越。”(4)柳宗元重视“生人之意”的历史作用,强调统治者行事要“以生人为主”,赋予儒家传统中具有巨大政治和伦理价值的“仁政”思想以新的内容,把它发挥到新的高度。他还批判地继承了道家、法家等各派政治思想的合理成分,结合历代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加以融会贯通,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进步的、富于变革意识的政治主张。他所阐发的“顺人之性、遂人之欲”,“民利民自利”,“官为民役”等观点,表现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对民众苦难的真切同情,闪耀着强烈的民主性的光彩。从他的这些积极进步的政治观念出发,柳宗元对当时政治昏乱、国是日非、民生艰窘的状况以及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官吏侵渔等重大社会问题认识得特别痛切,批判得也特别深刻;也由此形成了他的革新政治立场,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勇敢地从事革新实践。

以现在的人来看,柳宗元的政治也好,生命也好,无疑都是非常短暂、非常有限的。“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将自己有限的物质的外在的生命(躯体),换得了无限的精神的内在的生命(思想),于诗于文,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的时空上的超越与转换;把“有——变——无”跟“无——变——有”的政治生命过程,把美好“愿景”的“雏形——定形——范形”发展演变进程,都演绎得精彩淋漓,独具一格。

参考资料

(1)柳宗元全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2)柳宗元大辞典[M]黄山书社2004年10月出版

(3)[宋]司马光编篡.资治通鉴.[M]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

(4)骆正军.柳宗元思想新探[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序言

Try Xi the "Yuan Jing" of liu Zong—yuan politics and life

Luo Zhengjun

       ( Hunan forever state profess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teacher-training institute 4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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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省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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