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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文学观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14:00  admin  点击:335

 柳宗元的文学观

骆正军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425006

摘要:柳宗元的文学观,可以归纳为“文以明道”说、“辅时及物”说、“褒贬讽谕”说、“旁推交通”说、“四态”与“诚中”说等几条。他的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关键词  柳宗元   文学观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高级讲师、院长、总支书记。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论和柳学等方面的研究。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章之士”,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柳宗元的文学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一、“文以明道”说

 “文以明道”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文——即文章、作品;“以”——用来;“明”——表明、阐明、说明;“道”——指道理。“文以明道”,讲的是文学的本质,通俗一点的说法,其实就是指写作的目的。

韦中立是谭州刺史韦彪的孙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曾经写信给柳宗元,请求拜他为师。柳宗元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书信的篇幅较长,共6个自然段落,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面5段的内容,针对韦中立拜师的要求,明确答复说自己“不敢为人师”。接着举了两个例子,陈述不敢、也不愿为人师的理由。第二部分为后面的第6自然段,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柳宗元的写作观点和写作主张,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文以明道”说。

“明道”一词,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过。他在《原道》篇中说:“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意思是说,道是根据圣贤的言行而形成的文章,圣贤又通过文章来阐明更多的道理。他认为,“道”的内容相当广泛,既包括宇宙万物内在的普遍自然规律,跟老子、庄子所说的哲理性的自然之道相近,而且还包括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是对作为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哲理之道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柳宗元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刘勰 “明道”的看法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 “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才慢慢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将这一段话翻译成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从前我年轻幼稚,写文章时把文辞的精巧作为追求的目标,直到年长后,才知道文章只是用来说明道理的,因此不能将辞彩华丽、声韵和谐铿锵视为高明。以前凡是我所说的,都自以为接近了道,而不知道果真接近了呢,还是远离了呢?

柳宗元所讲的“道”,即远古流传下来的圣人之道。他在《与杨晦之第二书》里说:“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他又说自己为文的理想就是“直趣尧舜之道、孔子之志,明而出之”。他再三强调,要“不忘圣人之道”,“不悖于圣道”。

韩愈在贞元九年(公元803)所写的《争臣论》中,也曾明确提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明道”的提法既简洁又明确,很有号召力,既反映了他们当年所处时代思想领域的现实要求;又对儒家的仁义之说、伦理纲常,作了高度的概括。此后,韩、柳二人对这一观点继续进行发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他们的观点大体相近,互为补充,使得整个“古文运动”的理论思想更为完整,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不仅在当时被当作整饬统治秩序、改革现实弊端的武器,而且对宋儒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春雨润物的巨大作用。

    在对“道”的具体理解和应用方面,韩愈严于儒、释之辨;而柳宗元则取“统合儒、释”的立场。韩愈把佛教视为扰乱社会纲纪、危害国计民生的弊端,把辟佛当做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其儒学“复古”正是针对横流的佛、道的。一方面他对百家之说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书经》“估屈聱牙”,评论《左传》为“浮夸”;另一方面又觉得“百家杂说,尚有可取”,儒、墨都应“相为用”,并肯定“商君之法”可使“人以富,国以强”等等,突破了正统儒家的观点。

柳宗元与韩愈一样,不仅容纳百家杂说,并且把佛学也看成是百家中的一家。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序》中曾经说过:“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他认为,百家之说均可起到“佐世”的功用,从这个角度对佛教作了充分肯定。实际上,他所指的“道”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学的内容。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并重的“二元论”观点。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著。它与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显的区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那年冬天,他携带67岁的老母亲,跋涉了千山万水,来到这荒凉落后的小城,借住在龙兴古寺之内。他的住所有四次被火灾延及,一次仓皇出逃才保全了性命,真是吃尽了苦头。那些权贵们仍然不肯轻易放过,经常对他进行种种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还捏造出许多污蔑的谣言,来讨好他们的主子。

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革新的大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璀灿的一页。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柳宗元到柳州担任刺史之后,“行以明道”,在任期间,为了解民悬,排民忧,造福于百姓,他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清除陋习,以改变当地百姓愚昧落后的观念;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此举比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黑奴,早了一千多年);兴修寺庙,兴办教育,以利于传播儒家学说;并带头栽柑种柳,开荒植竹,打井修路,以发展生产,从而使柳州的经济、文化,都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尽管他任职只有短暂的四年时间,便令人痛惜地英年早逝,却给柳州的百姓留下了“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许多烩炙人口的佳话,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格外珍贵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遗产。 

二、“辅时及物”说

“辅时及物”说,是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辅时——即有利于、有助于时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联系。所谓的“辅时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贴近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意思是说,我从事文章写作已经为期很久了,但用心很少,没有把它当作一种专业,而是看成跟下棋争胜负一样的事。因此在京城长安的时候,不靠写文章来搏取声名、荣誉,内心是想多做一些实际的事,将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生人”(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事业和信条。自从成为“有罪的人” 被贬到永州,除了害怕与惶恐之外,格外悠闲,无事可做,因此,又才重新写一写文章。虽然说,服务时代、社会、“生人”的道理,不可能被当今所接受,但就适合垂范于后世。柳宗元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他并不因为自己远离政治中心,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不能建功立业而消沉、颓废,而是极力主张要通过自己的文章,将自己虽然暂时不能被当今(统治层)所接受的政治理想,被后世的人们有所采纳。

“辅时及物”说,在文学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而不应是某种理论概念的教条。如果文章所表现的只是作为观念的空疏的“道”,而没有生活实践为基础,那怎么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呢?

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淫糜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在永州时期给柳宗元写信求教文章的,有一位叫崔黯的年青人。他是代宗朝宰相崔宁的侄孙,“好辞工书”,喜欢书法,热心钻研应付科举的骈文。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一文中,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肯定“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就是说,书法也好,文章也好,都有作用,即应是“明道”的。所以他反对单纯地“好辞工书”,而强调“之道”,并进而强调所“之”的“圣人之道”应是“及乎物”的。也就是说,文章应该在“明道”与“之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辅时及物”。他对崔黯“好辞工书”给以了委婉的批评,并且十分诚挚地谈到自己的教训,希望对方不要蹈其覆辙。

俗话说:“观其言,必察其行。” 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然比异蛇还要厉害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因此,开了一张《捕蛇者说》的药方,让了解民间情况的官吏从中汲取教训。《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两个方面,提出 “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敌戒》阐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将会招来更大的祸害,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希望宪宗不要“废备自盈”。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就被宦官陈弘志等杀掉。文章反复地阐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体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褒贬讽谕”说

褒贬讽谕”说,是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褒贬——指评论好坏,即对人物或事情,持赞扬、夸奖或批评、不赞成的态度。讽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讽谕是一种修辞手段,即“用说故事等方式说明事物的道理”,如“讽谕诗”。此处指的是用含蓄的言语进行劝慰或引导。褒贬讽谕”说,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文体,他将所有的文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

柳宗元的岳父名叫杨慿,他们兄弟三人,文章都写得非常好,而且同在唐代宗大历年间进士及第,被人称为“三杨”。杨评事即老三杨凌,曾经担任过大理评事,后来做侍御史时不幸早逝。柳宗元受岳父杨慿的嘱托,为杨凌编定文集。文集编成后,写了一篇读后感,附在书后,就是这篇序言。

柳宗元在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他认为,文章的作用,就是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虽然语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毕竟难以震撼人心,给后世留下示范的作用。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淹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写文章的根本,一定要从文采与内容相结合这条路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着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这里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著述”和艺术文学的“比兴”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诗》,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等诗词歌赋,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让人们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几乎背道而驰,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而难得有兼擅两体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定技艺成熟,达到了“专美——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种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属于“凤毛麟角”,很难同时产生。

    “文之难兼,斯亦甚矣”。他认为,自从唐朝兴起以来,兼擅著述和比兴而无愧色的,是梓州陈子昂。陈子昂以后的张说以他著述之后的余力去从事诗歌创作,但是成就不很高;张九龄在赋诗之暇去钻研著述,可是也未臻尽善尽美。其余的人各自探索一个方面,彼此背道而驰,距离越来越远。可见两类文体的兼擅并长,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他的这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实用文章、学术论著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接触到文学创作需用形象思维的特点。由于对文学作品的特征有这样的认识,柳宗元有意识地创作了许多形象丰富生动的文艺散文,发挥并超过了过去辞赋骈文所具有的作用,开辟了散文发展的新境界。

柳宗元在这篇序言的第四段,对文集的作者——杨评事进行了褒扬,认为他的一部分“褒贬讽谕”之作,可以与唐代的文章大家——陈子昂相提并论,并为其不幸早逝感到惋惜。“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

柳宗元对这两大类文章的区别,不仅认识非常明确,而且“兼擅独到”。他除了高举散文革新的大旗,写出大量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讽谕”类的作品之外;还曾经写过《天对》、《天说》、《天爵论》等与天地自然相关的“褒贬”类文章。尤其是《天对》,结构完整、规模宏大,政治观点鲜明,哲学根底雄厚。毛泽东同志对柳宗元的评价相当高,他于1964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所以,真正做到了褒贬讽谕”两相宜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宗元自己。

四、“旁推交通”说

 旁推交通”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指广泛的旁证材料,推——即推理、论证,交——是交融,通——即贯通。旁推交通”的意思,就是说,为了“明道”,必须旁征博引,广泛引用各种材料,来充分说明自己的道理,使得文章的逻辑性更加严密,思想性更加突出,艺术性也更加鲜明。此处所强调的,是作家知识面的问题。

柳宗元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其意是说,要以五经来作为撰写文章的根本、根据或基础,对照《尚书》,来讲求文章的质量;对照《诗经》,来讲求文章的意境是否深远;对照《礼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合乎时宜;对照《春秋》,来讲求文章的立论与判断;对照《易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一种动感、动态或运动的趋势。(“本之易以求其动”—— “易”有三种解释,即:简易、不易、变易。将《易经》拿来作为写文章的参照物,就是说,既要简洁易懂,又要灵活多变,包括形式与内容,都要给人以动感、动态,才能吸引读者,打动与感染读者,具备动人心弦的魅力。)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经常用来掌握道的借鉴标准。

此外,还要参考《春秋谷梁传》而磨练文章的气势,参考《孟子》和《荀子》而使文章条理畅达,参考《老子》和《庄子》而使文章的文思奔涌,参考《国语》以增加文章的意趣,参考《离骚》以学习它表达幽深微妙的情思,参考《史记》以学习它语言精炼简洁。前面所讲的这些,就是我将它们融会贯通,用来指导自己写作的资料依据。

韦中立虚心求教柳宗元给他开列了一串“菜单”,嘱咐他认真读书,细心揣摩,并加以內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以便增强写作的功力。韦中立果然不负柳宗元的期望,元和十四年(819年)终于进士及第。他的这一串“菜单”,不仅对当年的读书人有效,即便对当代的文人、骚客、舞文弄墨者,甚至包括寒窗苦读的年青学子,恐怕也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泰山不辞抔土,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一文中,也曾经告诉这位秀才:“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毂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

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为永州司马,虽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补,由于长期“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槁然若卉,颓然若璞。”(《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与萧翰林俛书》)他的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思想负担非常沉重,加之水土不服,患了严重的疾病,头昏眼花,双脚因得了南方易发的风湿病而痉挛,行路也受到影响,却刻苦攻读,自强不息,“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读;老子的道家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释氏的佛家学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等百家学说,几乎全部“兼收并蓄”,当作自己的“取道之原他还在《与杨京兆凭书》里说道:“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将这些古代大师们不同的文章风格和技巧特征,几乎“烂熟于心”。

因此,在《旧唐书》160卷中,有过这样的论述:“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其评价之高,的确是恰如其分。

五、“四态”说

“四态”说,也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四态”——“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即“轻率之心、怠惰之心、昏聩之气、骄矜之气。” 此处重在强调写作态度。

柳宗元在文章中说:“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他的意思是说,我平常喜欢发表议论,写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以为是。我每当写文章时,从来不曾敢掉以轻心,担心过于轻浮而不深沉;不曾敢轻视懈怠,担心过于松散而不严谨;不曾敢辞意模糊混杂,担心意义不明确而产生歧义;不曾敢以骄傲矜持的态度来进行写作,担心过于傲慢而强词夺理。

 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明确指出:“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颏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他认为,从古到今都把写文章当作一种十分困难的事,您知道为什么难吗?并不是说文章的比兴难以充足,意境的开拓难于深远,辞句磨砺难以工整精炼,歪头歪嘴的毛病难以剔除。而是指写成一篇好的文章实在太为难了,文章受到世人的重视、推崇,那就更加难上加难。

“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刓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箓,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踯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他说,从孔子以来,文学之门大开。家家专修人人激励,殚精竭虑刻写的人,几千年了。这期间所耗费的竹简、木片,所花费的心神与精力,可以数得过来吗?文章能够得到登录,流传于后代的,超不过数十人罢了。其余的人,谁不想写出锦绣文章,争得一席之地,与日月共长久,雄视万物,峙立于百代呢?但大都终身努力而不能成功,徘徊而不能前进,力量耗尽,最后抱着遗憾而离开人世。因此说,写成一篇好的文章实在太难、太难。

由于文章难写,所以绝不能自以为是,必须十分郑重、严肃认真、头脑清醒、谦和善待,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把写文章看作立身立言的大事业来做。这样,柳宗元不仅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重大意义,而且深刻体察到作文的艰难,从而也就能把它当作人生的大事业来做,并且竭尽心力去做好。他深知写作成败的关键除了学力即内容的因素之外,还有文辞即表达方面,所以他对于具体写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和认真。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认为,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文章艺术手法应当丰富多彩,通过综合运用“抑、扬、疏、廉、激、固”六种写作手法,可以起到“奥、明、通、节、清、重”六大作用,使作品更加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脉络通畅而不一览无余,蕴涵丰富而又简洁明快,清新活泼而不轻浮,内容充实厚重而不呆板。注重学习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充分汲取各种优秀作品的不同特色,加以融会贯通,博采众家之长,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与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的任务。

    六、“诚中”说

“诚中”说,是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重在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文中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

他的意思是说,文章要以行动来作为依据,首先应该内心诚实。……秀才(你)有志于文学之道,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有怪诞的念头,不要被杂乱的事缠绕,也不要企图快速彰显自己的名声。文学之道假如能够成功,那也是诚实(专心致志)的结果,时间长了才能兴旺发展起来。源泉充沛的河流,再旱的年头也不容易干涸;粮仓中存满了稻谷的人,不会惧怕灾荒的年景;家中珍藏着玉石珠宝的人,不用担心会饿死。因此,那些长期坚持并成功的人,他们的方式方法或技巧,都明显可见。即使孔老夫子在,他来为秀才你设计,也未必能有其它的主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家的主观修养,是写作成败的决定要素。柳宗元认为,立言要顾于行,言行必须一致,不能口中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又是另外的一套。有志于文学之道的年青人,不仅要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而且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主观修养。人品决定文品。文章的格调是否高雅、清新,是否低劣、粗俗,跟作家有无正确的情调息息相关。

古话说:“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柳宗元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贞元八年(公元793年)的二月,21岁登进士第,当年五月父亲就因病去世,只好按照习俗在家守丧3年,24岁完婚,26岁才开始做官从政,33岁被贬到偏远的永州,过着长达十年的“系囚”生涯,但却能在当时的文坛上和韩愈比肩而立,共同高举文体革新的大旗。柳宗元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文学见解非常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所撰写的大量作品,足以成为一代的楷模。因此,正是由于他这种端正明朗的写作思想、新颖独到的写作主张和严谨谦逊的写作态度,才使其文章汪洋姿势,具有周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感染力,令后世难穷其奥。

            

参考文献:

1)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月出版

2)《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月出版

3)《柳宗元大辞典》黄山书社2004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