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首页潇湘文艺骆正军文集
信息搜索
柳宗元的道德观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10:00  admin  点击:265

                                       柳宗元的道德观

        

 

 

骆正军

      

        柳宗元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道德观也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精华,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下面谈谈笔者对柳宗元道德观的研究心得,以其抛砖引玉,求得专家学者们的指教。

一、              柳宗元道德观的核心内容——“仁义忠信”与生平

实践: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轲,曾在《告子上》中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他认为,公卿大夫是人(帝王)所授予的官爵;而“仁义忠信”等道德则是天赋予“上等人”的,所以称之为“天爵”。 柳宗元在他有关道德论述的名篇《天爵论》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他觉得,儒家的先辈孟子,把“仁义忠信”称为天赋的爵位,其实并没有把道理讲透彻。正所谓“不破则不立”, 柳宗元运用“破”的手法,对孟子的说法进行批评之后,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举明离之用,运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时而行阴阳也。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柳宗元认为,道德对于人来说,就象天有白日与黑夜一样;仁义忠信这四种美德,就象春秋冬夏四季一样。由于光明与黑暗交替作用,永久不息地运动着,因此形成了四季与白天黑夜的变化。因为人能够发挥无微不察的聪明才智,发扬自强不息的志气,所以应该具备仁义忠信这四种美德而使道德完善起来。

        那么,柳宗元所讲的“仁义忠信”,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内涵呢? 他自己又是怎么样身体力行的呢?

   1、仁——五常之首。他在《时令论》下篇中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意思是说,那些圣贤的人,之所以创立教育,是要用中道来示范于后人。中道包涵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的内容,又叫五常,就是五种人人都可以经常实行的道德行为规范。而“中道”是什么呢?荀子在《儒效篇》和《天论篇》中指出:“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叫做‘中’?‘中’就是礼、义。”“跟道德行为规范好的方面相符合,就可以服从,相违背的就不能做。”柳宗元极为赞成荀子的观点,认为所谓“中道”,就是“礼义之道”,就是“尧、舜和孔子之道”。 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敏敏,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主张施行仁义,教化百姓,勤勤恳恳,以中正信义作为自己唯一的志向,以施行尧、舜、孔子之道作为自己终生的理想追求,把有利于广大百姓当作自己的最终目的。

        他在《守道论》中提出:“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与也。是故在上不为抗,在下不为损。矢人者不为不仁,函人者不为仁。”在《伊尹五就桀赞》一文中,赞誉伊尹明知“汤诚仁,桀诚不仁”,但为了“心乎生民”,不避桀之不仁,而去相桀,意在使桀改过自新,更有利于人民。伊尹四次去汤,五次就桀,是由于其人格高尚伟大。

        柳宗元在《贞符》篇中指出: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人之仁,非祥于天;非祥于天,兹唯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他认为,获得统治权不是受天之命,而应该是受人民之命,吉庆的凭证不是祥瑞的事物,而是善良仁慈的政治。没有一个政治腐败的朝代,能够维持永久;也没有一个依靠祥瑞事物的人,能够长生不死。对老百姓而言,当官的必须施行“仁政”,才能受到欢迎和拥护。因此,他在柳州任刺史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而且“十年践踏久已劳”的身体,又患了“奇疮钉骨状如箭”和“支心搅腹戟与刀”的重病,甚至还出现过“鬼手脱命争纤毫”的危险症状,但柳宗元仍然强扶着病体,努力施行“仁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种柑植柳,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移风易俗,使柳州的经济、文化事业出现了新的气象。尽管他事业未竟便英年早逝,却成了当地百姓世世代代追思不已的“仁者”。以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实现了“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崇高诺言。

   2、义——与“仁”密不可分。柳宗元在《四维论》中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意思是说,那些圣贤的人,把仁义当做立天下的根本。仁——主要跟恩情有关,义——主要跟裁断有关。(也就是“奖罚”的意思,)通过“奖励”( 施恩)来使百姓跟随、拥护,通过“处罚”(断案) 来使百姓服从,断案必须适宜、恰当,这样才能完全合乎道理。

         此外,义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正义”和“道义”。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柳宗元在《吊屈原文》中说:“穷与达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义。”他认为:“无论是穷困潦倒还是仕途通顺,都要矢志不渝,惟有服从原来的道德观念而坚守人间的正义。”柳宗元热情赞扬屈原为了道义而坚贞不屈,义无反顾,以死殉国的义行;感叹当年楚国的朝廷忠奸易位,是非颠倒,楚王的昏聩腐败、拒谏饰非更与自己的境遇极其相似。并借此来表白自己的忠贞正义,表达自己对无罪遭谴的愤懑和对世事不公的抗议。

        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虽然身处困境,却对劳苦百姓格外同情。他写过一首《 掩役夫张进骸》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生平勤皂枥 ,剉秣不告疲。既死给槥 椟,葬之东山基。奈何值崩湍,荡析临路垂。髐然暴百骸,散乱不复支。 从者幸告余, 眷之涓然悲。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畚锸载埋瘗,沟渎护其危。 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译成白话诗,大略是“……终生勤劳来养马, 铡草喂食无空闲。死后仅得小棺材,葬在城东的山下边。无奈降雨山崩塌, 坟墓冲垮路人怜。 白骨森森全暴露,骨架散乱收拾难。幸亏随从来相告,亲睹惨景我泪涟涟。古人的猫虎受祭拜, 狗死马葬盖帷幔。……竹筐装载铲土埋,开沟护坡把水防。只求我的良心安,不为你感恩在九泉。……福泽万民非我辈, 略报你劳苦在生前。”

     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扬自己的“义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对于柳宗元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他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那些穷困孤寡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由于当时官府税赋沉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而当时官吏们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柳宗元虽然身似“系囚”,没有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而且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正所谓“旁观者清”,他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仗义执言”,借孔子的话,来为“生民”呐喊。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柳宗元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用自身的行动来体现人间的“正义”与“道义”。

   3、忠——柳宗元虽然失宠于朝,对封建朝廷却始终不渝,关心政事,提出“礼、刑、劝、惩”相结合的“佐世”策略。他在《愈膏肓疾赋》中提出:“以忠孝为干橹,以信义为封殖,振厥兆庶,绥乎社稷。”大意是说,必须以忠孝为后盾,以信义为根基,才能振救百姓,使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得到安定。在《与肖翰林挽书》中说:“圣朝宏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意思是说,“神圣的朝廷皇恩浩大,对我们的贬职处分太轻,不能平息众人的愤怒,各种诽谤的话语越来越多,甚嚣尘上,(在大家的眼里)我们好像渐渐成了‘怪民’、‘异物’。一些虚伪的求官者,竟然用痛骂我来取悦那些被得罪过的人……然而我们坐受辱骂,数不清的罪名落到了头上,却并不知道从哪里引起的。”

柳宗元在被贬官的初期,他所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政敌的打击,与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有朋友的疏远,与社会关系的断绝。他被迫离开了“超取显美”的政治舞台长安,远离了家园中熟悉的“悠悠故池水”,来到永州这块“蛮荒瘴疠”的地方,就像失去根部的植物,已经很难成活;再加上七十高龄的母亲,跟随来到永州之后不满半年时间,就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五月因病去世。孑然一身的柳宗元,既无父、又无母,而且无妻又无子,寄居在龙兴寺内,前途渺茫,举步维艰。但柳宗元不甘含冤屈服,他只有33岁,正当壮年,不仅要勇敢地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更好。因此一再写信向故旧、大臣诉苦,请求援救。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如其不至,则故无憾。”他认为,如果现在还能重新做官,仍然不敢推辞和谦让,为什么呢?人人都希望努力进取,自己也不例外,如果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柳宗元认为,若是能使生民百姓得到安宁,尧舜与孔子所倡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得以发扬光大,就算不能长寿,他的道德生命也能不朽。……至于那些采掘草药、烹炼矿石,来强壮自己筋骨的人,真是越来越愚蠢,对他人不利,只顾个人的享乐,就算活上千百年,也因为失去道德生命而如同夭折一样,又哪里称得上高明的图谋呢?!

柳宗元曾经写过《行路难》诗歌三首,第一首为:“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暼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峥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诗的大意是,您没看见夸父追逐太阳,窥探深渊,跳过北海,超越了昆仑。身披云霞,大汗如无边的洪水,眼眶开裂,左右的眼球像遗落的星辰。一会儿就耗尽了精力,在半道上口渴而死,很快就被狐狸老鼠野蜂蚂蚁争夺吞噬光了。北方的峥人身长只有九寸,拍着巴掌开口大声哄笑喧闹。他们虽然能够不愁饮食填饱肚皮,从生到死无忧无虑地度过终身。睁开眼睛看看谁的志向大小,不要让儿女们坐等光阴虚度才相互悲哀怜悯。

柳宗元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夸父形象,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与追求,但那种无畏的勇气却足以惊天动地,永为后人所敬仰。而那些身长只有九寸的峥人,尽管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但却显得格外渺小,令人感到遗憾与可怜。两相对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不仅写出了他自己的追求与向往,也写出了自己对朝廷的一片耿耿“忠”心:宁可像夸父一样逐日而死,也不愿像峥人那样坐着等死。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畏死、不怕难的殉道精神。他在《非国语箕子碑》中,对箕子的佯狂为奴,明哲保身,以备必要时辅佐嗣君治国的行为大加赞赏,把“如何为群体谋求最大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向往和追求。

   4、信——“诚之斯为信”(《四维论》)。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柳宗元在《惩咎赋》中提出: “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意思是说:“不但诚信而且耿直啊,仁义的朋友们和蔼地汇聚在一起。”柳宗元所接交的政治上的同道,主要是被称为“二王、刘、柳” (王叔文、王伾、刘禹锡和柳宗元)集团的一批人。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读书知治道,慷慨有大志,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柳宗元对王叔文的钦佩之情,见于他的许多文字。这些文字不少是在王叔文得罪贬死之后写的。包括为王母所写的、大力颂扬王叔文的《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在许多见利忘义的小人来看,此时此刻避之还惟恐不及,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示干净与清白,更何况挺身而出,为王叔文仗义执言呢?!

  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几乎能跟柳宗元比肩而立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除了有着同年之谊外,在生活道路、思想倾向、政治态度等方面,也都基本一致。因此二人的友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后来二人同时流贬,仍保持了密切往还,创作上诗文唱和,学术上相互磋商。

柳宗元和韩愈的交谊既长久又复杂,据台湾学者方介的《韩、柳交谊与相互影响》一文介绍:“韩、柳二人有世交关系,早在贞元四年,即有相互结识之可能。其后数年同于长安应进士试,并先后及第,释褐入仕,均有甚多机缘共同往还于朋友之间,交谊非浅……贞元十九年冬,韩、柳、刘同时入朝为监察御史,彼此交往十分密切。”但柳宗元和韩愈两个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很多矛盾以至对立的地方。韩愈受到典型的儒家传统教育,观念上比较保守。他的个性虽有坚毅执著的一面,但行事比较持重。柳宗元积极躁进,雷厉风行的作风与个性都有显著的不同。然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虽然多有矛盾,但在热衷于世事、要求变革等人生企向和思想意识上又有基本的共同点。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二人的革新主张是高度一致的。这样,他们结成了真正的“挚友”和“诤友”的关系。在时代复杂的政治风波中,两个人逐浪浮沉,境遇不同,有时还激烈地相冲突。在思想观念上,两个人就几个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过论争,“少年气盛”的柳宗元往往对韩愈“当仁不让”地猛烈批判。但他们又相互同情与尊重,虚心地相互学习,特别是在“古文运动”中彼此支持,共同创造出这一散文发展史上的新高峰。二人之间始终相互敬重和关切,在他们的关系中表现出的风范和品质,可以做为后人的典范。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五日,柳宗元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七岁。留下四个小孩,最大的女儿殷贤不到十岁,还有个跟她同时生下的双胞胎妹妹;老三周六、老四周七都是男孩,一个才四岁,另一个是遗腹子。柳宗元病逝前,曾分别给刘禹锡、韩愈写信托孤、编辑文集。最后,是卢遵、刘禹锡、崔群、韩愈,分别抚养了柳宗元的这四个子女。由于柳宗元为官清廉,家无遗财,是裴行立为孤儿寡母筹措了丧葬费用。一直和柳宗元生活的表弟卢遵,于第二年七月,将其归葬于万年县先人墓侧。柳宗元去世后,柳州的百姓无比怀念,称他为神,修庙于罗池。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柳州部将谢宁到长安去,请韩愈撰写纪念柳宗元的碑文。韩愈应邀写成《罗池庙碑》,详细记述了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以及为神显灵的经过。碑文末尾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祸福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意思是说:柳宗元在生的时候能够恩泽百姓,去世之后还能主宰祸福,来供养这方土地,的确可以称得上神灵了。写下一首《迎享送神诗》送给柳州的百姓,以便传唱来祭祀他,而且要同碑文一起刻写下来。由此可见,韩愈对柳宗元的钦佩与怀念之情,是多么深厚。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完全可以称得上“诚之斯为信”的“生死之交”。

     二、柳宗元道德观的形成:

  1、父母亲的培养与家庭环境的熏陶。柳宗元于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生于长安,他的父亲柳镇明经出身,一生奔走仕途,政声享誉士林,对社会现实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刚正不阿的品格,且能诗善文,是唐代社会里积极活跃的“文章之士”。 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说:“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柳镇在郭子仪幕府中写过《晋文公三罪议》和《守边论》,宣扬“法不阿贵”、“刑赏一律”的思想,以及阐述“吐蕃连年内侵、边防空虚”的现状,提醒朝廷注意“加强边防戌守、保国保民平安”;在李兼的幕府中写过《夏口破虏颂》,直接歌颂抗击蕃镇的胜利。此外,还写了《泉竭木摧诗》和《鹰诗》,对自己受到权奸的迫害,抒发愤懑、抨击时弊,对社会敢于提出批判。不仅体现了柳镇的文采,更体现了他为人的精神、品格。对柳宗元习文的影响很大,也为他做人立下了楷模。

柳镇在贱履方面更是柳宗元的榜样。他为人正直敢言,不阿权倖。他有一位当过六合县令的叔祖父,由于得罪了宦官,屈死公府,朝廷还要继续追究责任。柳镇乔装改扮,步行四千余里,上告朝廷,终于推翻了这起冤案。他在晋州当录事参军时,常常以理与“少文而悍,酣嗜杀戮”的刺史抗争,为无辜受刑将死的人挺身而出,抵挡鞭笞,即使令对方暴怒也毫不退让。柳镇在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78年)担任殿中侍御史期间,参与审理已故陕、虢观察史卢岳的遗属分财一案,由于秉公而断,得罪了权臣宰相窦参,被贬为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司马。两年后的贞元八年,窦参得罪皇帝被贬死亡,柳镇才被昭雪,官复原职,但第二年就去世了。他宁折不弯、刚烈正直的品格,对柳宗元道德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人格上的优点,也被柳宗元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河南范阳著名的卢姓家族,贤惠聪敏,而且见识不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七岁即通《毛诗》和刘向的《烈女传》。她周睦亲族,孝敬长辈,抚养孤幼,操持家务,备受艰辛而无怨无悔。柳宗元4岁的时候,父亲柳镇在南方外放为宣城县令,他家住在京西南的庄园里,母亲卢氏就教授了“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卢氏还“以《诗》、《礼》、图、史”等授诸女,可知这个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无疑有益于少年柳宗元的成长。母亲卢氏不仅是柳宗元的文化启蒙者,也是道德观念的教养者。柳镇55岁病亡后,柳宗元又早年丧妻,一直是她在主持家务,母子长期共同生活。后来柳宗元被贬永州,她已年近七十,沉疾濒死,仍跟随前来南方,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其豁达大度的胸襟和不同凡响的人品,对柳宗元道德观的形成,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柳宗元的叔父,在邠州(今陕西彬县)的邠宁节度使府中担任参谋,“自少耽学,颇工为文”,虽然跟柳镇一样,宦途坎坷,但能诗善文,“讽咏比兴,皆合于古”,与柳宗元感情甚好,情同手足。他的才学、见识、气魄和胆识,对柳宗元道德观的形成,同样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柳宗元所受的教育并不“正规”,但却相当宽博而实际。他的双亲不仅给了他儒家经典和子、史书籍等广泛知识,又教习他写作诗文。时代动乱中的阅历,更给了他许多实际的人生经验。这不只对他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极其有益,更培养和锻炼了他的品行和人格。

2、以尧、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柳宗元在《惩咎赋》中提出:“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意思是说:“每天都要抓住 时机,将尧舜请来当自己的老师。”他在《舜庙祈晴文》中描述了舜的生平功绩:“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九泽既陂,锡雨玄圭。至德神化,后谁与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跻。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睽。”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言舜“竣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尧舜之道,至大以简;仲尼之文,至幽以默。”

在柳宗元的诗文当中,涉及到“尧舜”的语句大约有上百处,如:“跨腾商周,尧舜是师”(《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陆文通先生墓表》);“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为尧、舜人矣”、“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 (《伊尹五就桀赞》)。“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封建论》)

柳宗元在《舜禹之事》中,细数舜的“仁政”功绩:“舜举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兴五教,立礼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时月,正历数,齐律、度、量、权衡,使天下咸得其用。”意思是说,舜选用16个氏族首领,驱逐了4个凶悍的氏族首领,使天下的百姓都得到了贤明之人的统领;他任命22个官员,兴办各类教育,颁布礼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使天下的百姓都晓得了正确的道理;确定年月时令季节,更正历法,统一了度量衡与律法,使天下的百姓都得以更加方便地使用。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实行德政、德治,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像北斗星,受到众星的拱卫。孔子尊崇尧、舜、周公等人物,倡导以德治国,对柳宗元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意思是说,要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教育启发后来者。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阐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羡慕和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达到;努力实行尧、舜、孔子的治国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悬殊。从上面的引文,可见以尧、舜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柳宗元道德观的形成,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3、自身的辛勤努力与不屈不挠的奋斗。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要使道德规范“内化”为一种坚定的信仰,关键还在于自身。柳宗元从小就怀有经国济世的远大志向,自视甚高。他曾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的理想是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行乎其政”、“理天下”的远大目标。

        他在长安时,一心一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期望以实际行动从事政治革新,匡时济世。革新失败后,在绝望之余,只好转移目标,重新从事文学,“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在受挫之后,不仅没有自甘沉沦,而是把挫折当作目标转移的起飞点,通过永州十年的拘囚,使他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眼光远大;在斗争艺术上“褒贬讽谕”,更为炉火纯青;在精神境界上“吐尽胸中块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他虽然身处逆境,且健康状况也逐步下降,却把全部精力用于读书求识之上,在给友人的信《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悖稍定,时即伏读。”已经病成战战兢兢、无法控制的状况了,稍稍安定还要伏案攻读,其精神是多么感人。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提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然皆有以佐世。”“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柳宗元把诸子百家的学说,看成“与孔子同道”,取百家所长之精华,去掉歪理邪说之糟粕,融会贯通,全部用来匡时济世。

        在《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中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意思是说,我虽然陷于身败名裂的处境之中,所写下的文章著作并没有为环境而屈服,假若对治国安民有万分之一的作用,纵然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非常期望自己总有一天能够再出去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冉溪》)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他说:“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认为人的价值,在于能否顺应人性,安定民生,能否发扬光大“圣人之道”,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虽然不能活到很老的年纪,但他的道德寿命也可以说相当长久了。他这种“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內”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的确已经到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三、柳宗元道德观的现实意义;

         1、 有利于“公民道德”观念的更新。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年初举行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中共中央于920日正式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公民道德建设的热潮。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对治理一个国家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2001年召开的中共永州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了 “以民为本,乐于奉献,宽容互助,团结拼搏” 的永州精神。无论是20字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还是16字的永州精神,实际上都跟柳宗元的“仁义忠信”道德观,有着源与流之间的密切联系:“爱国守法”与“ 以民为本”,是“仁”字在当前时代的最新诠释;“团结友善” 和“宽容互助、团结拼搏”,是人类社会对“义”字的最好注解;“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跟“乐于奉献”,都是“忠”字的具体体现;“明礼诚信”则是加入WTO之后,知识经济社会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因此,学习和借鉴柳宗元的“仁义忠信”道德观,对于更新公民道德观念,加快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推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2、有利于干部队伍的建设。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里是说,在地方任职的官吏们,知道你们的职责吗?当官是要为人民办事的,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奴役人民的。他在《封建论》中说:“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柳宗元认为,凡是能够秉公办事、有德于人民的人,大家都会心悦诚服的拥护,听从他的命令和指挥。所以,当官要“知其职”,要“行道”。“德绍者嗣,道怠者夺。”(《贞符》)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接替职位;如果道德败坏,就会被剥夺所任的官职。

    从目前我国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尽管绝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能牢记党的宗旨,践行“三个代表”,殚精竭虑,一心为民。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有的把权力当作获得金钱、美色等私利的工具;有的把权力当作个人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途径;有的把权力当儿戏,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极不负责,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因此,必须提倡向柳宗元学习, “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要真正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主人,而自己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切不可将其颠倒。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的具体利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

柳宗元还在《舜禹之事》中,详细地论述了尧禅让于舜的经过:“尧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进而自系。”柳宗元认为,尧知道自己不可能永久地治理下去,为了把帝位禅让给舜,自觉地退居幕后(如现在所谓的“退居二线”),以便让百姓逐渐忘掉自己的权威,使接班人(舜)的威望逐步树立起来;舜明白尧培养自己的意图后,进一步主动争取人们的信任和拥护,从而达到“自系”,使自己的根基得以更加牢固。

         他的这一段话,对于解决当今干部队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问题,也有极好的参考价值:“退而自忘”、“进而自系”,远古时代的贤明君主尚可做到,更何况是21世纪的今天呢?

      四、柳宗元道德观的局限性:

     1、 “封建迷信”思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佛教与其它宗教一样,“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对人们的精神起麻醉作用,是“人民的鸦片”。柳宗元是一个具有鲜明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带有强烈战斗性的社会改革家。他反天命、反鬼神、反符瑞、反对一切神异变怪之谈,立论明确、尖锐,带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却不排斥佛教。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因为父亲柳镇、母亲卢氏、岳父杨凭以及好友刘禹锡都一心向佛,来到零陵之后,又结交了很多佛门中的长老,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所以佛教对柳宗元的影响特别深。他认为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不能“斥焉以夷”(《送僧浩初序》),它是我国百家学派之一,是“孔氏之异流”、“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提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善。”认为儒家的礼义与佛家的戒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跟韩愈一样,不赞成佛教徒“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但认为佛教的教理“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以上见《送僧浩初序》)强调佛学的心性及其修养方面,跟孔子的学说有相通之处。他主习佛教天台宗,搞儒释合流,企图把佛学纳入儒家思想体系,用以佐世。因此他的观点深受佛家的欢迎,后来佛家把他列入天台传法体系之中,认为他是重巽的俗家弟子。

        柳宗元对社会现实中残存的巫卜、天命、鬼神之类迷信思想和活动,一方面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揭露,另一方面又对它们采取相容的态度。认为“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愈膏肓疾赋》),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承认社会现实中确有这些“余伎”存在,但不能将它当成“恒用而征信”(《非国语卜》)的东西,来顶礼膜拜。幻想借神以佐教,借佛去鬼息杀,驱陋民,愚蚩蚩。

        他曾在《下殇女子墓砖记》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女儿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性柔惠,类可以为成人者,然卒夭。”对温柔聪明的女儿,他非常疼爱,甚至采用“昄依为尼”的办法,来祈望挽救女儿的生命,但仍无济于事。柳宗元的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可奈何之举,但也足以说明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模糊认识,如同在透明度极强的理性水晶石上,涂抹着一层薄薄的无法自制的灰色情感带来的尘埃。

     2、“男尊女卑”思想。由于唐代的等级森严,特别看重出身门第,而且法律禁止良民与贱民通婚,良民中的士族(贵族)与庶族(平民)也难联姻。柳宗元虽然被贬,身为“僇人”,但在婚姻问题上,仍然未能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贞元元年(785),13岁的柳宗元与当时任礼部、兵部郎中杨凭的女儿订婚。贞元十二年,24岁的柳宗元与杨凭的女儿完婚。三年后,他原配的妻子杨氏因足疾,孕而不育去世。此后,尽管先后有好几个身份、地位较低的女子跟他同居,柳宗元却一直未能正式再婚,给她们以应有的名份和地位。

     五、结束语: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不能完全拿现在的观点来苛求古人。由于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蜕变时期,人民困苦不堪,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封建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断激化,农民大量逃亡,并且多次举行起义。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期,柳宗元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中下层人物,为了维护唐朝的统治和自身利益,积极要求革新时弊,治国安民,因此,他的“仁义忠信”道德观,既有民主进步性的一面,也难免有一些消极性的封建糟粕,但总的说来,那只是主干与末枝的关系罢了,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地研究和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孙昌武著《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12月第一版

            湖南省柳宗元诗文选注组 柳宗元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11月第一版

          陈雁谷著《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9月第一版

     ⑷ 吕国康著《柳宗元的婚姻与子女》《永州日报》20022163

     ⑸方介著《韩、柳新论》台湾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发行

                        ——2002630日第一稿

                        ——2002 8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