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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刘禹锡 “易学思想”之比较
 
骆正军文集  加入时间:2018/7/6 12:06:00  admin  点击:272

                 柳宗元和刘禹锡 “易学思想”之比较

                                         

 

骆正军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    425006

       摘要:柳宗元和刘禹锡对“易学”都有非常深刻的钻研与领悟,但刘禹锡长于“易术”,而柳宗元重在“易理”,并且将“易理”运用于文学、哲学、为人与为政之中,融会贯通,不愧为一代易学大师。因此,他们俩个在“学易、识易、用易”方面,明显地有着高下之分。

       关键词:  柳宗元     刘禹锡   易学思想    比较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男,湖南省永州市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高级讲师。

 

东台高二适先生,曾作过一篇《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后题》,文中说:“始吾得柳书,不能尽其理,得刘辩则尽之矣”。讲柳宗元对“揲蓍端策之法”不怎么精通,因此认为在《易》学方面,比不上刘禹锡。⑴

章士钊老先生在“给高二适先生的回信”中说,“寻柳州于《易》,似欠深造,据其自述,仅得在永贞事变之倾,从陆文通微受教诲,然亦未必向揲蓍细功,多所探讨。”但他认为柳宗元对《易》学的悟性,比刘禹锡有过之而无不及。⑵

章老先生举了顾亭林的《左传杜解补正》和王船山的《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为例,说明“穆姜论筮长言大篇,亦切证穆姜所得在《随》,而并不在《艮》,凡此种种,都似与梦得所见不无出入,而展转《易》与柳州合符,不审二适其谓之何?”“治《易》而专务于卜筮,终是旁门术业,而无关于‘开物成务利安元元’之为”;“夫人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学不解筮法,将何害其为通人?”“夫如是,子厚诚好学不倦,然亦未必即以此技逊于梦得。”

笔者认为:虽然柳宗元和刘禹锡对“易学”都有非常深刻的钻研与领悟,但刘禹锡长于“易术”,而柳宗元重在“易理”,并且将“易理”运用于文学、哲学、为人与为政之中,融会贯通,不愧为一代易学大师。因此,他们俩个在“学易、识易、用易”方面,刘禹锡跟柳宗元相比,明显地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一、从他们各自涉及“易学”的诗文数量来看,柳多刘少。

       柳宗元涉及“易学”的诗文有 20 篇(首),如:《四门助教厅壁记》——“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暮入北学。’”《眎民诗》:“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获泰已。”《非国语.卜》篇中,就曾公然声明:“卜者,世之余技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明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非恒用而征信矣。尔后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征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非国语.筮》篇:“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而又筮焉是问,则末矣。”他在《祭杨凭詹事文》中,写道:“年月,子婿谨以清酌遮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承讣之始,卜兆既愈,载驰斯文,出拜路隅……天道悠远,人世多虞,寄心双表,长恨囚拘。呜呼哀哉!”《贺践祚表》“天地泰而圣人出,雷雨解而品物荣。”《即位贺表》“重离出曜,体乾继统”;“帝出于《震》,著在《易经》”;《贺册太上皇后表》“母仪有光,坤道克顺”;《送易师杨君序》“与《易》关涉”;《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大《易》之制,《序卦》处末”;《与萧翰林俛书》“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晋孙周》“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非曰:又征卦,梦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龟背戏》“八方定位开神卦,六甲离离齐上下。”“四分五裂势未已,出无入有谁能知。”“徒言万事有盈虚,终朝一掷知胜负。”《祈死》:“死之长短在宗祝,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祀》:“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送僧浩初序》“往往与《易》合”;《雷塘祷雨文》“惟神之居,为坎为雷”……⑷

       而刘禹锡涉及“易学”的诗文仅有寥寥几篇 。如《楚望赋》:“系乎天者,阴伏阳骄是巳;系乎人者,风巫气窊是巳”;“我卜我居,于城之隅。”《何卜赋》:“极必反焉,其犹合符。……经曰剥极则賁,居賁而未曾剥者其谁?否极受泰,居否而未曾泰者又其谁?”“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屠龙之伎,非曰不伟,时无所用,莫若履豨。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时有所用,贵于斲轮。络首縻足兮,骥不能逾跬,前无所阻兮,跛虌千里。……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时耶!……得非我美,失非我耻。其去曷思,其来曷期。”《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时惟仲月,卜用柔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蠢蠢南裔,降生杰异,父乾母坤,独肖元气。”及《辩易九六论》,总计不过五篇(首)⑸。由此看来,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学易、用易方面的高低,已明显有所不同。

       二、从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来看,柳宗元有过“以《易》为本”、“ 《易》之象系”之类提法,而刘禹锡没有如此明确的说法。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他的这篇文章,重在阐明自己的写作观点,其意是说,要以五经来作为撰写文章的根本、根据或基础,“对照《尚书》,来讲求文章的质量;对照《诗经》,来讲求文章的意境是否深远;对照《礼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合乎时宜;对照《春秋》,来讲求文章的立论与判断;对照《易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一种动感、动态或运动的趋势。”

       “本之易以求其动”——这样的文学主张,在中唐以前的文学大家中,的确很少有人提出来过,也可以说是开了历史的先河。“易”有三种解释,即:简易、不易、变易。将《易经》拿来作为写文章的参照物,就是说,既要简洁易懂,又要灵活多变,包括形式与内容,都要给人以动感、动态,才能吸引读者,打动与感染读者,具备动人心弦的魅力。

       柳宗元提出,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抑、扬、疏、廉、激、固”六种写作手法,可以起到“奥、明、通、节、清、重”六大作用,使作品更加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脉络通畅而不一览无余,蕴涵丰富而又简洁明快,清新活泼而不轻浮,内容充实厚重而不呆板。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与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的任务。

       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明确提出:“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认为,文章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在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和生活中实际运用的,通过记事说理,直接表示赞扬或贬斥的态度;另一种是诱导和激扬人们思想感情的,通过描写事物来进行讽刺、比喻,给人以启迪。前者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目的是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等诗词歌赋,它的主要目的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让人们歌诵与流传。

        “本之易以求其动”,“易之象系”等提法,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柳宗元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他这种端正明朗的写作思想、新颖独到的写作主张和严谨谦逊的写作态度,才使其文章汪洋姿势,具有周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感染力,令后世难穷其奥。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刘禹锡文学思想的论文,较具代表性的有:刘国盈的《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孙琴安的《刘禹锡的诗歌理论》、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初探》、陈绪万的《刘禹锡文学观初探》、王运熙的《刘禹锡的文学批评》等。

        其中刘国盈文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刘禹锡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刘禹锡所说的思有所寓,表明了刘禹锡的写作态度是以内容为主的,而且他也认识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文学和作者思想感情的关系。通过对刘禹锡有关文艺思想的分析,他指出,刘禹锡认为,能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完美形式的好作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加强作者的主观上的修养;二、加强学习;三、注意吸收别人的长处;四、努力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五、在学习的基础上,努力创新。文章也指出,当然,其中也有糟粕的成分,例如,他相信天才,还强调地理的决定作用。萧瑞锋文将刘禹锡提出的"坐驰可以役万景""境生于象外"等论诗名言综合起来考察,阐述了刘禹锡在艺术构思、艺术追求、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见解,使原来极为零碎的材料较为系统化了。王运熙文也指出,刘禹锡认为作诗必须以意为主,重视意境;他的《竹枝词序》表明了他重视民歌新曲的创新精神;刘禹锡认为僧人能心地虚静,修炼入定,摒除世俗欲念,因而能体察万景,创造出优美的诗境,这是禅学对刘禹锡诗论的影响。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献权舍人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即“体现作者意志、理想的东西”);在《唐故相国李公集记》中进一步支持下“文非空言”(即“文章不是空泛的议论”,必须“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即“文章气势的大小跟作者道行的高低相关”);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记》中强调:“文章之用”、“笔端肤寸,膏润天下”(即“文章的作用,寸许笔墨,可以润泽、感化天下的人”)。他的这些文学观点,对今人仍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没有提出过像柳宗元那种“以易为本、为象系”的明确主张。

        三、从他们有关联的重点文章《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来看,柳宗元旗帜鲜明,而刘禹锡的态度含糊不清。

       柳宗元曾写过一篇《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此事起源于刘禹锡与人争论《周易》中“九六”的含义,“历载旷日,未曾有闻人明是说者。虽余愤然用口舌争,特貌从者十一二焉。余独悲而志之,以矣夫后觉”。争论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人信服刘禹锡的观点,他特地写成了《与董生言易辩易九六论》两篇文章,来寻求支持者。

柳宗元批评“何毕子董子”之流,“不视其书,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他还极力推崇刘禹锡,学“易”之精神,称“足下出入筮数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并告诫所有求学之人,“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勿遽。”

从这篇文章来看,柳宗元对“乾卦和坤卦”的产生,以及“九为老阳、六为老阴”的来龙去脉,了解得非常透彻,说明他不仅对周易学得精,钻得深,而且把跟周易有关的书籍,都阅读过了,真正 “穷究昔人书”,方能达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化境。

刘禹锡的《辩易九六论》,将九六之策的演变过程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以晋公子揲蓍占卜得到“贞、屯、悔、豫”四卦为例子,来加以说明。虽然他对“揲蓍”的方式方法,非常熟悉,甚至是精于此道,但刘禹锡不敢从理论上对那些“谬而承之”的不学无术者,或一知半解却故弄玄虚的“假道学者”们,进行驳斥。而柳宗元的《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不仅仅是在跟老朋友作推心置腹的学术上的探讨,而且从道义上,对老朋友进行坚决的声援与支持;更从理论上对那些“道听途说者”、“ 所谓易者”,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抨击。由此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周易”的学识方面,孰高孰低,已非常明显。

        四、从他们有关哲学的重点文章来看,柳宗元运用“易理”论天说地 ,卓尔不群,而刘禹锡未能博采“易学”来明辨事理,在理性的力度上稍逊一筹。

       柳宗元曾经写过《天对》、《天说》、《天爵论》三篇文章,都是与天地自然相关的政论文。文章中,充分运用“易学”方面的观点与知识,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历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大自然的构造和人类的命运,并非由鬼神来主宰,充分体现出事在人为的积极进取精神。他清醒地认识到,宇宙是无限的,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对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或思想倾向,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抨击;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丰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刘禹锡写了《天论》上、中、下三篇文章,其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同样受到了学界的重视。20世纪上半叶,子葵的《刘禹锡》从政治、伦理、教育、人生观四个方面,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禹锡之天人交相胜论,不偏不颇,不激不滞,唯心唯物,互相平衡,诚中庸之大道也。又指出:唐代思想,凝塞固滞;如韩柳等儒家,韩昌黎之思想为乐天,柳宗元之思想为厌世,而刘禹锡之思想则介乎二者之间。一方面对于社会朝政,评论深刻,因而屡被贬斥。一方面受佛教思想之陶融,间有如王维,孟浩然之作品,含有佛教之精神。

        五十年代以后,哲学界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刘禹锡。如赵纪彬的《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研究》就颇具代表性。该文从中国无神论史的角度对刘禹锡的思想进行了评述,认为刘柳在中国无神论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而且也超过了王充和范缜,文章还着重分析了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学说的唯物主义实质及其特点。

        文革以后,学界对刘禹锡哲学思想的研究又重新走上了比较客观、科学的道路,研究的角度也更多,论述也更深,往往都将他的《天论》,当作刘禹锡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来反复进行文本方面的研究。《天论》结合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说,来探讨“天人之际”(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提出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意思是说,自然界能办到的事,人本来就办不到;而人能办到的事,自然界也有办不到的时候,因此我说,自然界与人类互相都有取胜的方面,或者各有所长。 他进一步分析说,“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意思是说,到了阳春万物生长,到了阴寒的时节万物凋零;水火无情都可以损伤物体,树木虽然坚硬而锋利的金器可以将它砍伐;年轻力壮时健康威武,年老体弱时就精力衰退,连眼睛也看不清东西;气势雄伟就可以称王称霸,力量雄厚才可以时日长久,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自然界为万事万物提供了生长的条件,而人却能将万事万物为己所治(管理使用)。“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人类能够战胜自然,在于掌握其方法与规律。这种“方法与规律”大家都去运用和实行,那么,对的大家都认为是对的,错的大家都认为是错的。天下所有的人,往好的路上走,就必须给予奖赏或鼓励;如果违背了,就必须受到惩罚。

        刘禹锡的“《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有一定的地位。”其文章的思想性和理性价值当然不可否认,但没有像柳宗元那样运用“易学”方面的观点与知识,来揭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批判和抨击当时流行的那些错误观点或思想倾向,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理性的力度还有所欠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而言之,按照“易学”的观点来看,易是动的根本,动的本源,动的原因;而动的结果,又产生了新的变易。《乾》卦的《象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大传》认为,天的本性是“健”,人应该效法天的“健”。“健”是刚强不屈的意思。人应该自强不息,永远努力前进。柳宗元受贬到永州,并未一蹶而不振,自甘沉沦,而是“以易为本”,寄情于山水,深入体察民情,学易、识易,参用“易理”来做学问,完成了他的第一轮 “变易”——知识结构的迁移,写出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达到了新的高峰;再迁至柳州,参用“易理”来做官,为政爱民,使柳州得到治理和开发,百姓受到启蒙,逐步摆脱愚昧,完成了他第二轮的“变易”——学问与仕途的成功对接,实现了为官为文的双丰收,在他的人生旅途上,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由此看来,刘禹锡跟柳宗元相比,在“学易、识易、用易”的层面、水平和功效方面,差距悬殊,可望而不可即。

参考文献:

..章士钊.柳文指要.[M]文汇出版社出版2000.

杨家骆.柳河东全集.[M]世界书局印刷、发行,1999.

.⑼卞孝萱.[M]刘禹锡集.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0.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国学”网..2003.

   ⑺骆正军.易学­——柳宗元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J]零陵师专学报.2002.1.

   ⑽周振甫.周易译注.[M]中华书局出版1991.

Compare”the yistudy thought theorg”

Between    liu Zong—yuan’s   and    liu yu--xi’s

Luo Zhengjun

   (The Arts Educational Academg of Yong 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in Hu Nan   425006)

Abstract: Both liu Zong—yuan and  liu yu--xi deeply thought of “yistudy”and had good comprehension of it. But liu yu—xi was good at easy technical. liu Zong—yuan emphasized on explaining reasons and applicable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Humanity and politics. It was no wonder that liu Zong—yuanwas considered as a maestro. Therefore. There are accentuate difference in learning. Kncwing and using “yistudy”between them.

Keg words: liu Zong—yuan, liu yu—xi, the yistudy thought theorg ,  Compare.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Luo Zhengjun (1955-)boin in yong Zhou , HuNan Province , advanced instructor , adjutant scride , head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