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柳宗元说的儒学与传统的说法不是一回事，其核心是大中之道。而对大中之道历来没见有人做过深入的解读，以至千百年来受到封建道统的障蔽。

用《春秋》解大中之道

郭新庆

研究古代人物，尤其是古人思想，追本溯源是起码的基本功课，这也是老学界人强调的做学问要注重历史的观点。因为只有把人物及思想放到历史里去比对，许多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为此就得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和汗水，这也是对研究者眼力和胆识的考验。柳宗元是唐代的大儒，他一生追寻大中之道，这是他思想和为人的精髓，可一直以来没见有人对此做过更详尽的解读。为此，我试着在这方面做些尝试性的工作，以期引起柳学界同仁的关注。

所谓儒道，就是孔子之道。因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传承人，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后渐孔孟并称。宋时称孟子为亚圣，为此又有孔孟之道的说法。孔子是春秋时人，出身贵族。那时周王朝已现危象，礼崩乐坏，王权旁落。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回复周王朝往日的天下。而历史大势不是人为可以扭转的，按柳宗元“势”说的理论，孔子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都不为时君所用。孔子长期聚徒讲学，有弟子三千。孔子死后由于他弟子的活动，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儒家学派。儒字的本义是指性情温和的人，读书人大多性情温和，所以后来人们就把读书人称为儒者。唐朝时就是这样称呼读书人的。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描述段太尉说：“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刘禹锡《陋室铭》诗说：“谈笑有鸿（大）儒，往来无白丁。”孟子是战国时人，据孔子有一个多世纪。战国时，群雄争霸，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不同的方向、旨趣），指意不同”，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著书立说，自成一家。儒家战国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后世独尊儒学那是百年之后的事，此后儒家成了孔孟一派的专称。汉武帝时，有个叫董仲舒的儒者进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朝廷采纳了。董仲舒以后，儒学成了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典则，甚至成了法律。儒学被尊为圣经，一时间注释圣经，整理编撰典籍风行。董仲舒信奉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西汉末又出现谶纬之学（预测吉凶、神学迷信之说），这些东西附会到儒学里，孔子变成了神人，儒学圣经变成了天书。汉代其实并没有形成儒学独尊的天下。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武帝的叔叔，淮南王刘安，曾聚数千有学问的能人，探讨学术方术，寻求治国良方。刘安让门人编写的《淮南子》一书就流露与汉武帝思想不一样的内容。儒学直到唐代也没形成独尊的局面。唐代是儒释道三教鼎立。皇帝亲自让三教在金銮殿辩论，并下诏给他们排座次，而儒学也不是排在前面享受尊位的。直到宋代，尤其是朱熹以后，儒学才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儒家认为，《春秋》是借叙史，宣扬政治主张，讲礼义纲纪，效法先王，举道德，明善恶，通过人事褒贬来张扬《春秋》大义。到唐时，儒学已失传千余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又致使儒学和先秦典籍亡散殆尽；汉时有大量儒者撰述的经典，可鱼目混珠，真伪难辨。到柳宗元时，佛道盛行，迷信和谶纬之说泛滥，儒学越加不显。

天命论是历代统治者欺骗民众维护剥削制度的法宝，他们把君权神化这是他一生扬名立世的命根子。韩愈的道统说讲天命﹑等级，除此没有别的新东西。了，把社会也等级化、固定化了；后来“君权神授”就成了历代统治者巩固专制政权的口头禅。古人受生产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处于蒙胧状态，为此当权者就用一些神秘的形式或迷信等鬼把戏欺世骇俗，以至成了人不敢触碰，不能逆声的膜拜物。统治者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显然是欺诈之说，是用神权震慑来吓唬老百姓。韩愈讲道统就是要沿用这些东西，来固守等级森严的统治制度。韩愈信迷信天命，也是寻道统从孔子那里来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能人事，焉能事鬼。”(《先进》)这不是说他不信鬼神，而是他说不清楚。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为智矣。”（《雍也》）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这是说，祭你不该祭的非本宗族的鬼，是谄媚。孔子实际上是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认为，天神主宰着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及万物的生死。孔子信天命。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孔子把人的主张能否实现，都归于命。进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韩愈信孔子这一套，韩愈排佛，也只是沿用前人都说过的佛教危及统治者政治经济利益的理由，如明代茅坤所说：韩愈并不明“佛氏之学”，“无一字论佛宗旨”。韩愈“独尊儒术”，排佛道杨墨等一切他说，思想面很窄，其思想本质是守旧保守的。由于韩愈并未深究佛理从思想深度去论佛，以至后来也走向一般士大夫用佛道慰藉心灵求仙食丹的老路。韩愈的学生李翱有“不心动”的修养之说，这明显是佛教的东西，背后拖着禅宗“无念为宗”的影子。

柳宗元遭贬，居荒蛮之地，冷眼看世界，对周围的事物洞若观火。永州十年，他仰天俯地，思今抚昔，对天地、人生、社会、历史，思之深，究之切；他在经书典籍里演义《春秋》，看透了那个社会和千古历史。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适从）；其或切于事（联系实际），则苛峭刻核（苛刻死板）不能从容，卒泥（不通）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把握）。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大中之道）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真谛）。然而常欲立言垂文（著书立说），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bèi）谬（荒谬）。以为僇（lù受辱）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收集），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柳宗元的道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他们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那些离奇的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柳宗元著《天说》，反对天命，批驳韩愈天能“赏功而罚祸”的谬说，从而确立了他唯物论的哲学的基石；他说：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他议辩经典，作《非国语》，批判《国语》的“诬淫”之说；他非圣辱贤，责说《易经》卜卦，反迷信巫术；他揭露封建礼教的虚伪，说它们是瞎子说瞎话的“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他甚至敢指着宪宗皇帝的脑袋，批驳符瑞之说的伪善，说：“受命不于天，于其民。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唯有施仁政，而不是装模作样骗人，靠符瑞享于天；他公开反对封禅，“经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他反对门阀、封建，作《天爵论》，扒光官本位的外衣給人看；他把那个社会翻过来说个遍。发誓：“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人世），死无所憾”。柳宗元终生追求的“大中”之道和传统的儒学不一样，从而构成了柳宗元思想的精髓。

柳宗元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始于《春秋》之学，其学起于陆质所授。陆质与王叔文都是影响柳宗元一生的人，一个是政治上的引路人，一个是思想上的启蒙者。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陆质精通《春秋》，柳宗元称他为“巨儒”。《旧唐书•陆质传》说：“陆质，吴都(今江苏苏州)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人名）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因小事），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这里说的赵匡和啖助都是离柳宗元很近的同时代人，啖助（724—770），死时距柳宗元出生不到四年。赵匡生卒年不详，因师从啖助，不会差其前后。二人都是经学家，史书说，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曾任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著《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赵匡，字伯循，天水人，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亦精通《春秋》。二人续承《春秋》之学，经陆质尽传，《春秋》之学得以重显。《春秋》是儒家经典，为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可自孟子后因儒学失传，《春秋》大义就不被世人所知了。 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陆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陆质尝著《春秋微指》二篇，《春秋集注》十篇，《春秋辨疑》七篇。柳宗元和吕温等人曾随陆质治《春秋》。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叙说了他与元洪等人学习《春秋》及与陆质交往的事。书中的“元饶州”应为元洪，元和七年至九年（812-814）为饶州刺史。柳宗元早年在京城就与元洪有交往，他在书中说：“往年曾记裴封叔宅（指柳宗元姐夫裴墐），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尝讽习之。又闻韩宣英（韩晔）及亡友吕和叔（吕温）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韩泰）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归于陆先生之门。（贞元二十年二月）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由于彼此情投意合，八司马遭贬后元洪也不离不弃。元洪为饶州刺史时，贬在饶州的韩晔恰与元洪为同僚。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说：“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韩晔）以代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又况闻之于大君以二千石（刺史年奉）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所难，而兄行之。”州官举人自代，是贞元以后的定制。而不避时议，敢举荐贬臣自代，这得有多大的勇气。这种友谊和真情历史上是少见的。柳宗元为有这样的朋友而心慰，也为能遇到陆质这样的老师而心喜。柳宗元感慨的说：“生贬臣代行前距此数十年，则不得是学矣。今适后之（恰好生于其后），不为不遇也。”他庆幸生逢其时，得随陆质习《春秋》。其实柳宗元并未得陆质亲自授业。柳宗元说：“未及讲讨，会先生病。”。柳宗元被贬出京城后不久，陆质就病逝了。陆质虽有较多的为官经历，也倾向革新运动，但他是学者型文人。陆质死后，门人世儒谥（shì 古代帝王、大臣死后依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为文通先生。《旧唐书•陆质传》也把陆质归于儒林一类。柳宗元得陆质之学，最早是从凌准处，“尽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读之”。八司马中受陆质学说的有四人，柳宗元、韩晔、韩泰、凌准，另外还有吕温。柳宗元把《春秋》大义归为他说的大中之道。翻检《柳集》诗文，大中、中、中道等语，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柳宗元还用大中之道究佛法，这在他为浮图写的序和碑文里随处可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说：“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这里说的圣人之道和贤王之法，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说的更明确：“明章大中，发露公器（王侯的器物，这里指国家社稷）。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指蕴含着博大的思想)，膠轕(jiāo gé交错)上下，而不出于正（不偏中道）。其法以文武（周文王﹑周武王）为首，以周公为翼（辅），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这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精妙。彰明大中之道，发露天下共用之物；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庞杂变化而不偏离中道；遵循文武、周公的礼法，一切顺从自然。这是柳宗元一生的追求。这也是柳宗元信奉的儒家用世的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庸之道，指处事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态度，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古代帝王自认为所施政教，得其正中。而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含括着弘通包容，佐世助教等丰富的内含。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核心是利安元元，这与韩愈所说的道截然不同。他还刻意强调说：大中者，皇极也。说自己主张的大中之道，位于最高的正中处。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不但是其思想﹑为政和处世理念的代表，而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精神象征。柳宗元用它来规范行为举止和处世为人；也用它判断是非，指陈时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以顺中道。这与貌、言、视、听、思，即“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的理念相合。大中出，儒道彰也。《春秋》之道如同日月，不用赞美而自明。《春秋》传承复起于柳宗元时应是不争的事实。柳宗元一入陆质《春秋》之学，终生倾服不移。其实王叔文永贞革新时所持政见皆出其陆质《春秋》之学的指授。陆质死时，贬到永州的柳宗元作《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祭之，文中详细叙说了陆质承继《春秋》的历史地位。孔子作《春秋》到柳宗元时已有一千五百年，其间“以为论注疏者百千人矣”，“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杂言百出，或隐或乖，让“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世人慨叹“圣人之难知也”。而陆质是“巨儒”，“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普通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移大矣哉！”柳宗元之所以推崇大中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辅时及物。他想改变那个社会的颓势，救民于水火之中。但可惜他参加的永贞革新失败了，陆质又死的早。虽“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柳宗元习《春秋》，得陆质之真传，大中思想和精神渗透于柳宗元以后所有的文章和行为里。由于有柳宗元的阐发和身体力行，《春秋》要旨得以光耀并让后人知晓，从而也形成了柳宗元与众不同的儒学思想。

清人吴闿生在《古文范》卷三说：“盖古伟大之人物，皆具伟大之志量、学识，而非仅以文字见也。”苏轼说柳宗元“以礼乐为虚器”，这与有人说礼乐是“虚名”是一回事。苏轼认为柳宗元把礼乐看成是装门面的无用之物是大不敬的事。《礼记》说：“礼不下庶人。”《礼经》说：“刑不上大夫。”把百姓看成粗人，无需讲礼；而大夫是上等人，不能以刑对之。这样礼乐成了虚有其位的无用之物。《新唐书·儒学传赞》说：“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恰与之相反，苏轼以为犯忌的事，柳宗元却认为是他为民之道的正理。简而言之，柳宗元对儒学的解说和传统的说法不一样。柳宗元是唐代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超过了他的前代，也一直影响着后世。“天说”唯物论哲学是大中之道的基石；反天命，反封建等级制是大中之道的主调；而“利安元元”和“官为民役”的民本思想是大中之道的精髓。柳宗元是博古通今的大儒，他在《读书》诗里说：“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他的大中之道，吸纳古今，融通四方。柳宗元还用他的大中之道规范自己的人生和行为，他安贫守道，遭贬至死也不屈服，他是中国儒者的楷模，这在中国几千的封建社会里是少见的。寻觅国人的心路历程，以柳宗元为史镜，太值得我们今人反思和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