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禅宗

郭新庆

儒释道是中国三大传统文化，佛教自汉代进入中国以来，很快与儒道交融，渐渐中国化了。到唐时，佛教一副中国式的面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当时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就是这样。禅宗更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在世界宗教范围里，最复杂繁难的当属佛教。虽然佛教的本源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可它却是在来到中国后，经儒道思想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以至成了世界性的宗教。章士钊说：“盖吾国接奉佛教之初，从事翻译者，大抵如房融之流儒家名手，动以儒言诠释佛理，而儒、佛混。夫道亦儒家所言之道，浸假而道佛混，亦固其所。”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说：“东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漫长的时期，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到，佛教虽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它自从传到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说的。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佛教经典已有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应该不会被‘误解’了，但是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这些佛教宗派出现在的柳宗元诗文里，尤其是禅宗。任继愈是我国研究佛教的大家，他总结说：“宗教对于一切异教的思想信仰是采取极端排斥态度的。(可佛教为了在中国求生存发展，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从中国的佛教历史上所表现的事实来看，佛教对于佛教以外的儒家孔子的伦理学说不但不互相排斥，反而可以互相补充，他们认为有益于‘教化’，有助于‘治道’。”“南北朝，当时僧众中有许多人对儒家的《礼记》、《丧服》极感兴趣，并有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儒生与佛教徒沆瀣一气，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其实早在东晋初年，僧人兼通儒书和老、庄之学，以便于使当时的士大夫来归依佛教。汉以后至唐代，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宗教是一种很独特社会文化现象，其信奉者的执着和坚忍是寻常人难以想象的。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历经社会动荡和变迁，虽屡遭打压和废佛，可经改头换面，逐渐本土化，还是顽强地生存发展了下来。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崇佛，佛教发展到了顶峰。这时佛教与儒道等思想相融合，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张皮，不是随意可以揭下来就说的清的事。唐时道、佛不分，其源始于佛教传于之始。佛教也主张清净无为，其实这是老子的说法。东汉桓帝时，立黄、老浮屠祠于宫中，言黄、老即曰浮屠者，说二者是一回事。其实，儒、佛开始也是不分的，儒、佛相混。唐代文人士大夫入佛，大多是儒僧，这些柳宗元在很多文章里都说过。儒释道在唐代合流，形成了鼎立之势，除宗教自身发展的原因外，与皇家权术直接相关。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维统，武则天用佛尊当女皇。古今中外统治者都是借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而像唐代以本源文化为主，多种宗教相融合，这在中外礼史上是独有的。外来宗教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中国文化又借外来文化得到了张扬。唐以后，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学一直在影响着佛、道的发展。柳宗元喜欢的禅宗就是一个例证。

佛教到唐代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除了统治者崇佛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佛教与儒、道的合流。当时的佛教向儒、道靠近，并与之逐渐相融合，这时原来西人的面孔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的模样。而玄宗以后的禅宗更是适合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口味，又恰好迎合了儒家辨华夷、讲忠孝的根本宗旨，这就越发促使了佛教的兴盛。范文澜曾有过详尽的论述，他在《唐代佛教》里说：“佛教认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过，这实际是性恶论，和儒家正统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为性善论，以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问题上与儒家一致了。按照轮回说，佛教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所以孝父母是无意义的事。与儒家以孝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自从佛徒制造出不少讲孝的佛经，强调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实行三年之丧。在唐朝，儒佛对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致。”唐朝时，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到了难以撼动的地步。唐高宗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高宗龙朔二年（662）四月，朝廷下敕令僧道致敬父母，结果受到了佛僧的强烈反对。和尚道宣、威秀率二百多人到蓬莱宫上表抗拒。五月，高宗亲坐中台都堂，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余人，议致敬事。和尚道宣等三百人持经及申状诉争，经谕劝方退。而众议纷纭，莫能画一。由于崇佛者多，高宗于六月再下诏停令致敬。可佛教要在中国发展做大不可能越过传统的孝道观。为此，后来佛教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改变。《智度论》说，净饭王死，佛亲执绳床一角，舁( yú一起用手抬)尸体到火葬场，表示一切众生应该报生养之恩。太宗时的和尚法琳在《辩证论》里，对道教怒目狂骂，对儒家也多有微辞，独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唯恐受不孝的责备。柳宗元曾专门为释徒行孝事作序。早期贞元十九年（803）有《送濬上人归淮南觐省序》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僧人归觐父母，这是反教的行经，柳宗元显然是用儒家的标准去评判佛教。元和六年(811)有《送元暠师序》。元暠和尚，居武陵，与刘禹锡交游亲暱，因没钱葬送亡亲，向南方诸侯求助。这一年，元暠持刘禹锡诗书到永州见柳宗元。子厚嘉其孝，为此作序送给他。柳宗元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而“元暠陶氏子，其上为通侯，为高士，为儒先，故不敢忘孝。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佛教讲孝的经书)，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放浪飘逸貌)。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柳宗元对元暠的“孝”行很赞赏，认为这不违背佛道还“与儒合”。儒生为释，遵奉儒道，迹高不忘孝，这与那些“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的所谓“释者”不是一路人，这也是柳宗元欣赏元暠并为其作序的原因。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系柳宗元释教碑首篇。元和十年（815）三曰十四日，柳宗元出为柳州刺史，碑应作于十月以后，时年四十三岁。《柳河东集》注、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章士钊《柳文指要》均认为作于元和十年(815)。可查柳宗元碑文，有“大鉴去世百有六年”语。按一般说法，慧能死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去世百有六年，应为元和十三年(818)，可照常规不可能提前向后去数三年记亡者的忌日于碑。对此，《百家注引孙汝听曰》按：“疑诸书所载惠能卒年有误。自中宗景龙四年（710）至玄宗开元元年（713），四年之中年号屡换，故所记惠能卒年不一定确切。以至元和十年（815）为百有六年推算，则惠能卒于唐睿宗景云元年 （710）。”此说比较合理。柳文里说的扶风公是扶风人马總。扶风是唐时的扶风县，在今陕西宝鸡市东部。马總为人性刚直，不妄交游，在裴度平淮西时被奏为制置副使。元和八年(812)末，出任岭南节度使三年。柳州是其下辖的州县。柳宗元到任的那一年十月，马總奏请宪宗皇帝为没有称号的佛氏第六祖慧能赐谥大鉴禅师，建塔曰灵照之塔。柳宗元应是受马總之托撰写此碑的。

禅宗最早始于南北朝的梁武帝时，当时一个西印度和尚菩提达磨来到中国，在少林寺一山洞修壁观，坐禅九年，传说达磨常年坐禅身影都留在壁上，这显然是虚妄之说。《高憎传》记载，四祖道信“胁（xié从腋下至肋骨尽处，这里指身体）不至席四十年”。这是说他坐禅四十年不躺着睡觉。而慧能否定了禅定的传统修行方式，不主张坐禅，这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甚大。《曹溪大师别传》说：潭州有一瑝禅师在得知慧能“不坐不禅”时，叹道“我三十年来空坐而已”。慧能是个很独特的和尚，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唐初被贬，流窜为民，生慧能三年后就死去了。慧能不识字，在五世禅宗弘忍处作舂米工役，是偶然机遇让他得了传世衣钵。在同门师兄后来为北禅宗师神秀的追杀下，他跑到南方山里躲了十六年。禅宗形成宗派并以此为名是在南宗慧能发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禅宗是自慧能始，所以柳宗元在碑里说：“凡言禅皆本曹溪。”咸亨末年，慧能住在邵州(今湖南邵阳)宝林寺。曹溪是宝林寺所在地，后来人就把它当着禅宗的发祥地和代称。这时的禅宗和其以前的五世坐禅念经已完全不同了，只是虚用其名而已。慧能一扫以往向菩萨如来寻般若，求涅槃得解脱，而说佛在人心中，要靠静心、自悟。“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主张不念经，不坐禅，不用累世修行，不用布施财物，心有觉悟就可成佛。这不但对一般信众有诱惑力，也很受士大夫文人的喜欢。佛教有儒学化的趋势。柳宗元在碑中说：“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生而静者一语，出自《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孔孟儒学，杂而吸之；推本还源，佛入儒静。柳宗元文中流露出对佛教虚无之说的不以为然。他在碑后的谒辞里说：“庞合猥附，不夷其高。”“中一外融，有粹孔昭。”这里虽然是在说佛，却灌融着浓浓的孔儒的哲理和氛围。合者庞杂，附者猥琐，而不伤其高。中道统而外融，有粹深著彰显。柳宗元不愧为文之大家，短短十六字，把吸纳包融，中一彰显的思想精髓恰到好处地表述了出来；四字一句，带韵的骈丽，精妙的表达出内中的意境和情感。章士钊慨叹道：“俨然是儒家巨子渊默雍穆气象。”

宋代苏轼非常推崇柳宗元，他评价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诸碑，绝妙古今，儒、釋兼通，道学纯备，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清代吴至父说：“子厚诸释碑，皆峻洁精深，他人多假儒自重，子有特表显而究极之，盖其得于释者深，而无有人之说者存也。”清末大文学家林琴南不好佛，他对柳文颇有研究，亦深喜这些释碑铭，他说：“子厚深入佛海，不为诡僻之言，读之落落大方也。”章士钊是研究柳宗元之积大成者，他评论说：“子厚为佛作碑，不使人感觉到是为佛说法。”“吾尝谓柳之治佛，旨在援佛入儒，原非为迷佛而依佛。”细细品读柳文，上述想法比较中肯，是有些道理的。柳宗元究佛往往是从思想家的角度去探寻佛教的。并不是痴心佞佛。柳宗元死后二十年，唐武宗发起了一场灭佛运动。之后，佛教的各宗派大都灭亡了，只有禅宗兴旺起来。唐末五代出现了更多的剃发出家的文士。到两宋许多禅僧说话几乎和儒生没什么区别。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对我们研究和理解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