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 驳议之难，柳说精彩。“非经背圣”，观侵伐之端，唱颂大中之道。

《驳复仇议》与《辩侵伐论》

郭新庆

《驳复仇议》是柳宗元驳辩陈子昂《复仇议状》之文。陈子昂《复仇议状》上书武则天说为父复仇事。当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徐元庆为报父仇 ，变更姓名，到迁为御史的赵师韫家中做佣力，寻机杀死徐师韫，自囚诣官。身为谏官的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jīng表扬）其閭（lǘ乡里），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柳宗元认为这是不对的，于是作《驳复仇议》辩说此事。

陈子昂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出身豪富，学本纵横，开耀二年（682）进士。武[]则天开宅元年（684）诣阙（赴皇帝殿庭）上书，授官麟台正字，右拾遗。《复仇议状》应是这一时期所作。武则天任用酷吏，冤狱遍地。陈子昂多次谏极刑，陈时弊，说酷吏之害，这明显不合武则天味口。陈子昂以谋不见用，这才有登幽台悲歌传唱千古。后来他父丧归里，县令段简为谋取其家财，诈诬入罪，死于狱中，时年四十二岁。陈子昂行“从谏之道”，讲“贵仁贱刑”，可在那时根本行不通，到头来自己也被酷吏害死了。

古时礼刑是维护国家统治的两大手法，其目的是为了劝戒、惩治之用。旌是为了明礼，诛是为了明刑。柳宗元认为，“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两者的根

本目的是一致的，但“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而陈子昂“诛而后旌”，想求礼、法两全是错误的。《礼记•檀弓》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睡在草席上，以树干为枕）不仕，弗与共天下也。’”孔子以礼来化解父仇，说苦己不仕，不与仇人共天下。《礼记•曲礼》说：“枕干不仕。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周礼•地官》更近一步解释说：“凡过而杀伤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如此观之，儒礼之虚可见也。柳宗元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他说：“旌其可诛，此谓僭（jiàn冒用职权、礼仪行事），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柳宗元认为这是不可以的。他主张：“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为此，柳宗元说：“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指官吏的架子、威严）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呼喊，呼求）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武器）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专一，坚定不移的样子）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柳宗元认为，为官者如不违法杀人，以法判案，判死者，“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杀害）奉吏之法，是悖骜（狂悖傲慢）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反之，为官违法杀人也应偿命，如果朝廷不惩办这种官吏，受害者子弟便可以复仇。这在官本位社会很少有人敢如此论事，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的公然挑战。《柳集•解题 》说：“柳宗元之意在为无权势者开脱，缘此等人法律上属于弱势群体，为其辩解，是可谅，而不可法也。故治法者，亦应为弱势群体着想，广开法治之门，为冤案昭雪，以求社会之公正。”柳宗元说：为官者“不议曲直，暴寡胁弱”， 是“非经背圣”甚哉！“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八说：“柳子厚此议，最为允当。”乾隆敕篡《御选唐宋文醇》卷一七说：“然则宗元之议，今实用之矣。”清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说：“子厚之七世祖庆之兄桧，为魏兴郡守，为贼黄宝所杀，宝后率众归朝，朝廷待以优礼，桧子雄亮，白手刃宝于长安城中，卒以庆之辞辩获免。子厚作《驳复仇议》，其亦寄感于先世欤？”说因世族之事作《驳复仇议》只是一种意想罢了，柳宗元是个大思想家，不会心窄如此。

《韩昌黎文集》卷八有一篇《复仇状》，也是辩说复仇事的，作于宪宗元和六年（811）冬，时韩愈为尚书省职方员外郎（掌管地图、贡赋的官）。《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秦杲，投狱请罪。特赦免死，决杖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献议执奏之。” 柳宗元和韩愈虽然说的不是同一人，其事一也。古时礼、法并行，偏礼法乖，偏法礼敝。韩、柳都用儒典辩说复仇，可着眼点迥异。柳宗元议执法与旌表不可兼行，其千万世不朽之谈，足为复仇者泄愤；韩愈坚守下不犯上，法统为大。韩愈说：“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违背）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公羊传》曰：‘父不受诛（罪不当诛），子复仇可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向人复仇的人）书于士，（报官）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对韩愈这一说法，古人早有非议。宋王安石就质疑这不是周公之法。他问韩愈，复仇人报官，“则不杀于士师，而使仇者杀之，何也？”韩愈对儒典的使用和解释是有选择性的。韩愈说：“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韩愈要把他的这些说法定为朝廷的制令：“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章士钊评论此事说：“柳之寻求真理，而韩谄谀专制处。”此语不虚。韩愈是道统论的创立者和守护者，他屡发如此偏激的言论并不为奇。对韩、柳辩复仇，康熙敕篡《御选古文渊鉴》卷三七说：“退之亦有复仇之议，终不若子厚此文明白痛快。”明代蒋之翘注《柳河东集》卷四评说柳宗元《驳复仇议》说：“此等文字极谨严，无一字懒散，理精而文工，《左氏》、《国语》之流也。”

《辩侵伐论》是柳宗元早年的作品，一篇看似平淡无奇的侵伐之论，实际是关乎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此时战乱不断，藩镇之祸已直接危及朝廷的安危。泾原兵变时，七十七位皇氏被杀，逃出京城的德宗也险为刀下之虏。贞元十五年（799）三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反，遣兵袭唐州，掠百姓千余人而去。虚弱的朝廷，无计可施，一直拖了半年之久也没有声息。到这一年九月，朝廷又突然下诏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讨。可由于朝廷没粮草可供，诸道阳奉阴违，没有人真正去讨贼，致使淮西作大。吴少诚死后，其子吴元济继之，又一直拖了十八年，到元和十二年（817），才由裴度出师，最终平定了淮西之乱。淮西之乱时，柳宗元二十六岁，为集贤殿正字，在叛迹初发之时，柳宗元就看清了事情的原由，为此作《辩侵伐论》警世。

所谓侵伐是春秋时的称谓。柳宗元说：“《春秋》之说曰：‘凡师有鍾鼓曰伐，无曰侵。’《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贼贤害人则伐之，复固不服则侵之。’然则所谓伐之者，声其恶于天下也。”伐是讨恶者，是大张旗鼓地去讨伐，还要“声其恶于天下”； “所谓侵之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拒绝）王命也。” 侵是对不顺从者而言，悄无声息地去攻击就好了。柳宗元认为，要讨伐，“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余而以用其人。”所谓三有余：“一曰义有余，二曰人力有余，三曰货食有余。是三者大备，则又立其礼，正其名，脩（修）其辞。”才可以出兵讨伐。柳宗元说：“是以有其力无其财，君子不以动众，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君子不以帅师。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说，而后可焉。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乎侵伐之端，则善矣。”柳宗元主张侵伐有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则胜，攻必克，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说到儒家的礼义，许多时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其相背之状往往让人大跌眼镜。《韩昌黎诗系年集》卷六《元和圣德诗》作于元和二年（807），韩愈为国子博士。诗是歌颂宪宗德绩的，其中有一段是描写西川藩镇刘辟受死惨状的：“取之江中，枷（架在脖子上的刑具）脰（脖子）械手，解脱挛索，夾以砧斧。（杀人刑具，砧板和斧头）婉婉弱子，赤立伛偻，（yǔ lǚ腰背弯曲）牵头曳（yè拖；拉）足，先断腰膂（lǚ脊梁骨）。次及其徒，体骸撑住。末乃取（刘）辟，骇汗如寫（xiě宣泄）。挥刀纷纭，争刌（cǔn切断，割开）脍脯。（kuài fǔ 像剁鱼肉酱一样）”有评家说，韩愈极写惨毒之刑，是欲使藩镇闻之，畏罪惧祸，不敢叛耳。如此狞恶之状，翻遍《柳集》也找不见丝毫。韩愈主张的道统于柳宗元说的大中之道相去之远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