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为官者讲天爵，背“天”为逆。柳宗元说天爵，论六逆，戳穿了为官者的幌子，廓清了官本位的邪说。

《天爵论》与《六逆论》

郭新庆 

《天爵论》与《六逆论》是《柳集》卷第三《论》部两篇说为官之道的文章。所谓天爵指的是士大夫常挂在嘴边的仁义忠信。天爵说最早见之于孟子。《孟子•告子章句上》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显然是出入封建礼教之說，所谓仁义忠信，都是为配合公卿大夫立名而生出的。封建礼教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为道德根本。《礼乐记》疏说：仁﹑义﹑礼﹑智﹑信，如同金﹑木﹑水﹑火﹑土一样。把道德五常说成是自然之性，这是天爵说依据的本源。传统的儒道把为官之道和等级制罩上了天命论的光环。孟子说天爵是上天赐于人的自然之物，也就是为人之本性。而柳宗元认为，这是欺世之说，为此作《天爵论》辩之。古时说的爵，其本意是指上古一种三足两柱﹑仿雀形的酒具，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后来用之作礼器。《礼记•礼器》篇说：“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爵为至尊之物，天子分封诸侯时以爵赏赐诸侯，爵又成了一种身分地位的象征，即权势﹑官位﹑等级。戴圣《礼记•五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韩非子•五蠹》说：“官爵可买，则商贾不卑矣。”由此看来，买卖官爵战国时已相当盛行，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其实为官者很虚伪，不过是用这些冠冕堂皇的外衣为自己遮羞罢了。他们为了人爵（也就是当官）才去修天爵，讲仁义忠信；而“既得人爵，（便）弃其天爵”。一旦当官，仁义忠信也就不见了。孟子时都如此，后来的官场就更难想象了。

按理而论，仁义忠信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它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之物。柳宗元认为，天爵不在乎仁义忠信，而在于明与志。所谓明其意与聪明，明达相近；所谓志一般作意志解。引申说明、志，一为明辨，一为恒久。故而柳宗元说：“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柳宗元用天道自然观解释说：刚健之气为志，纯粹之气为明。仁义忠信是要靠明来辨察，靠志来获取。“明离为天之用，恒久为天之道，举斯二者，人伦之要尽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天爵论》公然批驳封建官本位的虚伪本质。他说天爵并不是什么本来自有的东西，这就把为官的遮羞布撕掉了。柳宗元公开宣示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他说：“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秋冬夏也。”孟子时，有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就是孝弟。他说：只要穿尧的衣服，说尧说的话，行尧做的事，便是尧了。而柳宗元却说：孔子去掉志和明，就成了一庸夫；而把志和明授给庸人，庸人就变成了圣人。圣人虽然具有不同于常人天赋，但他们并不是神人。如此论说圣贤，翻遍史书也难觅得见。可明者无畏，因柳宗元说的都是最直白的大实话。晚唐诗人李浑《题官舍》诗云：“箪瓢（dān piáo喻生活简朴）贫守道，书剑病忘机（病痛）。”柳宗元曾在《与杨京兆凭书》里论说举荐选拔贤才的问题。他认为：“士，理之本也。”说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认为，了解人才难，举荐人才难，相信辨认人才更难。柳宗元在信里例举了四种人：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是上等人才；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次之；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近世却受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亨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为官，尤其是为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堂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故而“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造成的。柳宗元《祭吕衡州温文》说：吕温和八司马等人都是耻于言说，大志大知者。而“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yāo夭折）其身。”他这是为自己和革新派遭贬害鸣不平。

《六逆论》元和四年(809) 作于永州，是一篇专门为王叔文正名文章。柳文里表面说史论前朝事，实际明显是为身边事在发感慨。所谓“六逆”之说，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即“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说这些都是有背于封建伦常的行为，是“乱之本也”。这里所说的“六逆”：贱妨贵是是指出身低贱的妨害高贵的；少陵长是指年少凌驾年长者；远间亲是指远疏者取代亲近的；新间旧是指新人取代资深得老人；小加大是指下级超过上级；淫破义是指违规破坏礼义。柳宗元从“择君置臣”之道出发，对“六逆”说展开议论。柳宗元认为，“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说会造成祸乱可以；“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柳宗元认为，唯出身贵贱、亲疏、新旧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逆”也是当时守旧派攻击王叔文等人的说辞。柳宗元说：“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继承人）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且贤，以是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这种情况怎么可以说“贱妨贵”呢？“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这 种情况怎么可以说“远间亲、新间旧”呢？“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贱”妨碍了“贵而愚”，这正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同样，“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远而新者”取代了“亲而旧者”，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如果舍弃这些而听信上面那些谬说，“必从斯言而乱天下”。为此，柳宗元感慨道∶“呜呼！是（这）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

 《柳集》卷第四十五《非国语下》有《命官》篇，是批评晋文公用人之事的。柳宗元非议晋文公说：“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举族以命乎远近，则陋矣。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此篇与《六逆论》可相唱和，是 “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驳议说的注脚。柳宗元尖锐指出用人不看才干，而唯亲疏、家族，这是弊政，是害国害民的事。其实这些说辞与魏晋门阀余孽影响有很大关系。魏晋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北魏孝文帝时，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其中八氏、十姓，出于皇帝宗属，或附属魏的诸国的王氏。而余下三十六族、九十二姓，都是世代的部落大族。当时讲门阴，靠祖先的功勋得官取利。东汉景帝时，选举官员多为门阀包办。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州郡用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人才品德，分成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中正官都是世族豪门，选人的依据又是“家世”，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沿此之风，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称陇西郡望，冒托西凉嫡系，还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之后。唐太宗时，撰《士族志》，修《氏族志》，并“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世代相传的定式）”。有人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其书”。《新唐书》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李白死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其后裔，这时李白惟有的二孙女已因孤穷嫁为民妻，当告知要将她们改为士族时，因不愿更嫁，乃止。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尝以门阀文章自高，他有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这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旌表（牌坊、匾额等）功绩的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诗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可见门阀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颜氏家训•勉学篇》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从容出游，往若神仙。”他们不学无术，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因靠门第为高官，只能借他人之手为赋作诗。他们在众人前洗脚，便溺（撒尿）；入他人堂，戏谑妇女；纵恣淫欲，无行无礼。世族无能，史书把它比之为朽木粪墙，遭丧乱之际，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积古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据《魏书》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士庶（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之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士族（读书人）所为。

柳宗元《六逆论》里用大量历史事例说明“旧不足恃（shì依赖；倚仗），斯言可废”。所引秦用张禄，魏疏吴起，苻进王猛，胡族李斯诸例，无一不影射王叔文。其中“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见《晋书•苻坚传》。苻坚是晋时前秦君主，是当时十六国中最强者，他为灭晋统一域内，任用出身贫贱的王猛为相，杀死了反对此事的氏族旧臣樊世。王叔文说王猛是自己的先祖。据此，柳宗元说，明者会在历史感悟中判定是非，而“拘儒瞽生”（因循守旧，不辨是非的儒者）只会聚在一起学舌喧哗。柳宗元慨叹：“罕有知圣人之道”者，这都是那些写书说歪理人的罪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