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敢直接指着皇帝的脑袋批符瑞，历史上还有第二人吗？

《贞符》批符瑞

郭新庆

符瑞和蜡祭一样都是附会之说。柳宗元的《贞符》就是论说符瑞骗人的。贞在甲骨文里似鼎形，鼎是古代的传国重器，正也，即国家正中的，不偏不斜的象征。贞字金文里加卜，将卜问的含意加以强调。符是祥瑞的征兆。贞符在这里是说占卜符瑞的事情，而从文中看，《贞符》是柳宗元写给皇帝看的， 标题的意思是与帝王说符瑞，所以不会象一般文章那样立题就直言什么是真正的符瑞，这不符合那个时代的行文礼数。《贞符》有一千四百余字，是《柳集》里的一篇大作，写于永贞元年(805)，完成于永州。柳宗元元和三年(808)曾为《贞符》写过一段序引，说他在为尚书郎时写《贞符》，遭贬后中断了。后经吴武陵劝说，又下决心写下去。

我国古代流行符瑞说，称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进而神化成“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天经地义的事。符瑞是罩在帝王头上的一道光环。《汉书》卷七七《刘辅传·上成帝书》说∶“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于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以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西汉董仲舒《对贤良策一》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以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为此历代出现过大量编造假说附会的事。为此，柳宗元在《贞符》的开篇就直批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谬说，并说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等人宣扬的“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言论是“淫巫瞽史” 。说这是装神弄鬼惑乱人的巫婆和象瞎子胡说一样的编史者。司马相如这些人都是汉代所谓的大儒，是后人不敢碰的庞然大物。司马相如写《封禅书》，说帝王受命于天；刘向鼓吹阴阳灾变说，著《洪范五行传》；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书》作《剧秦美新》，用符命说美化王莽；“彪子固”是班彪的儿子班固，这父子俩是东汉人，父亲有《王命论》，主张“君权神授”，儿子有《典引》，说明汉朝是受“天命”而建立的。“君权神授”和“天命论”是封建帝王“涵于肤”（象盔甲一样披在身上）的护身符，柳宗元却冒天下之大而不韪竟赤裸裸地把它撕下来。一个被皇帝忌恨的罪臣，竟敢当着宪宗的面，说符瑞是“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的东西，其胆识之大史之少见。柳宗元之后，没见有人再写这样的文章，《贞符》是留在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

柳宗元一开篇就用大量的篇幅从“古初朴蒙空侗”一直述说到唐代，以说明“德实受命之符”，即“仁德”才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护身符。并揭露“妖淫、嚚昏(嚚∶yín愚顽，不说好话)、好怪之徒”，编造的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等符瑞瞎话。大电∶说黄帝的母亲看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怀孕生黄帝；大虹∶说舜的母亲看见大虹，怀孕生舜；玄鸟：也就是燕子，传说商汤的祖先契是他母亲吞了玄鸟蛋所生；巨迹∶说武王先人稷是母亲踩巨人脚印所生；白狼∶说商汤时有嘴叼钩的白狼入朝；白鱼、流火之鸟∶说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到船上，过河后又见火光变为赤鸟。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吉祥之兆。其实这些都是为了神话帝王统治而编造的瞎话。柳宗元指责这些是“诡谲阔诞”，是“淫巫瞽史”捏造的骗人之谈。他还列举出许多正反事例，说符瑞说吉祥的国家灭亡了，说凶兆的，努力治国，却享安康。为此柳宗元说∶“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shì依赖；倚仗）人之治，以德为本。柳宗元《贞符》贬斥祥瑞，一归于德。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五说：“《贞符》以德为符，其论伟矣。”柳宗元据此明确地指出：君王受命不在天，而在人；美好的符瑞不是编造的那些上天降于的什么祥瑞之兆，而要靠行“仁”政来求得。即受命于人，休符于仁。君王从来没有丧失仁德能久长的，也没有依靠祥瑞而长命百岁的。

章士钊认为，《贞符》有大义二，一反对封禅，一以仁为归。所谓封禅是指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史记•封禅书》说：“未有睹符瑞见（现）而不臻（zhēn至，到来）乎泰山者也。”古时帝王祭天地的大典都是在五岳之首的泰山。《诗经•鲁颂•閟宫》说：“泰山岩岩，鲁邦其詹。”这是说泰山雄伟高峻的气势，让鲁地人尊崇和仰望它。而鲁人这一习俗早已有之。《论语•八佾》载：“季氏旅（祭山）于泰山。”而帝王的封禅，分山上和山下两处。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称禅。《大戴礼•保傅》曰：“封泰山而禅梁甫（梁夫山）。”相传古帝王到泰山封禅的有七十二家。历代帝王都把封禅当成国家大典。《史记》有《封禅书》。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四月，曾到泰山石闾祭祀天地，进行封禅。而柳宗元却以为不然，他公然反对封禅，说“皆《尚书》所无有”这是说汉武帝封禅，虽然起了一个堂皇的名字，可儒家经典《尚书》里没见记载先圣做过这种事。显然说这是荒谬的。著《唐鉴》的宋人范租禹说∶“经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宋人史绳祖《学斋佔毕》卷二说：“唐人作《玉牒真纪》以美玄宗，尤浅陋。及柳宗元《贞符》谓‘受命不于其人，休符不于其仁，匪祥于天，兹为正符哉，未有弃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为可喜也。”柳宗元用为民之道论说封禅，他说：“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他著书是要“抑诡类，拔正道，表覆万代”。柳宗元直书发誓对宪宗说：“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

韩愈曾以封泰山镂玉牒劝宪宗。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说∶“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做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烈，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当此大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韩愈颂宪宗，辞不可不美，语不可不丽；但他张扬皇威，主张封禅，透出的却是谄媚低下之气。韩愈遭贬，求救不择其言。文中低声下气地哀求，夸张粉饰谄媚。为取悦宪宗，极力劝其封禅，这让人有些不齿。与柳宗元《贞符》相比大相径庭，属淫巫瞽史之列。宋王伯厚《纪闻》说：“韩、柳并称，而道不同。韩作《师说》，而柳不肯为师。韩辟佛，而柳谓佛与圣人合。韩谓史有人祸天刑，而柳谓刑祸非所恐。”其注曰：“柳以封禅为非，而韩以封泰山镂玉牒劝宪宗。”

清代林纾《论贞符》说∶“谓《贞符》一篇，实能超出马、刘、扬、班之樊（指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固以及他们写的《封禅书》、《洪范五行传》、《剧秦美新》、《王命论》、《典引》等书），舍天事而言人事，得立言旨矣。入手即斥五家之文为淫巫瞽史，不足扬显功德，已醒出通篇主意。……至永州后，因吴武陵一言，始行进呈耳。”柳宗元因参入永贞革新遭宪宗嫉恨，为文又不知象韩愈那样顺情取媚，反逆宪宗言讳，虽然今天我们找不到史料记载宪宗看到《贞符》的情形，可从柳宗元独自一人一直被贬死在蛮地小州还是可以猜想到其中一二的。近来偶然翻看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其文称：《贞符》“这样的文章，写于那个时代，从思想说，是高不可及的；从为人说，却是愚不可及的。尽管文章讲到‘人之戴唐，永永无穷’，而列举高祖太宗直至德顺宗‘十圣’，却不突出当朝天子宪宗，这是不能容忍的。宗元写这样的文章，虽然自谓‘一明大道’，但在当朝天子看来，却未免离经叛道，至少是不可赦的。宗元之一贬再贬，和他这样的文章未必毫无关系。”历史上，大思想家往往都是离经叛道的，因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其行为就显的愚不可及，自然不会为那社会所接受和容忍。如果反之，还会有这样震耳发聩的文字和思想吗？伟大的思想家在常人看来有时很愚很痴，以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柳宗元在《贞符》序引里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人世)，死无所憾，”读来多少有些悲壮。《贞符》里阐明的大道正如柳宗元所愿一直在后世传留着，这应是对先哲最好的慰藉吧！

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也是历史传统的反叛者。他的“愚痴”和“不识时务”，让他经历了一生的磨难和痛苦，而正是这一经历，才磨砺和撞击出如此耀眼的思想火花，不但照亮了那个时代和后来的人们，也把他自己熔铸成唐代最著名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