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柳宗元文字雄视百代，其《时令论》疑《月令》非圣人言，批驳用时令说政事。柳宗元说，凡拿天说事的都是为了欺骗那些呆傻的人。这有如一声炸雷投向那昏恶的社会。

《时令论》与《断刑论》

郭新庆

      《时令论》和《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代表作，写作年代不祥，可据文章内容考论，有人推断应与《蜡说》同时，写与任监察御史期间。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把这两篇文章放在元和九年(814)一节里，并留有批注说∶“二论谓天道与人事无关，驳斥汉儒‘五行政治’之谬说。”《断刑论》与《时令论》是相辅而行之作，名则论断刑，实则是对《时令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章士钊评《断刑论》说∶“本文旨言断刑，而不啻为《天说》之铁板注脚，谋之人心以熟吾道一语，是子厚一生经纶最得力处。” 经纶∶本意是经整理过的蚕丝，这里指政治才能。何为“谋之人心以熟吾道”，这里所谓“谋之人心”是说研究谋划人的心理和想法；“以熟吾道”是要引导人了解和遵奉他所主张的思想和道义。柳宗元这里说的“道”是他一生遵守并反复论说的“大中之道”。观其一生，柳宗元的思想体系在他年青时已初步形成，虽没得施展，可他为“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奋斗了一生。今天我们细细品读《柳集》，寻觅唐宋以来的社会历史，渐解柳宗元千余载遭众多士大夫文人非议的原因。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所谓儒术不一样, 柳宗元处处非议当时的礼制，他用自己信奉的“大中之道”溯本清源，指斥时弊，让维护那个社会的一些圣典没了颜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柳宗元是 “礼法”制度的叛逆者。柳宗元为守护自己的“大中之道”，一生孤独痛苦着，他是唐代三百年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

       《时令论》是批驳《月令》的。《月令》是《礼记》里的一个篇章。传为周公所作，其实是秦、汉间有人抄合《吕氏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编入《礼记》的。《礼记》是儒家经典，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相传是西汉戴圣编篡，为此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礼记》共收录四十九篇，《月令》是其中之一，按历法记述一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并把天时与行政和国家的相关事物联系在一起。《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是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和门人编写的。全书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八篇。柳宗元《时令论》开篇说∶“《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柳宗元通晓古今，明确指正《月令》不是《礼记》的原书，而是汉儒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抄录的。只要稍作浏览，就会发现其中所记的官名、时事多与周法不合。柳宗元不好以圣人为靶子，只好拿吕不韦开刀。汉代以来，诸儒对《月令》各说其是。唐代对《月令》十分重视，玄宗开元中，大臣张悦以高宗显庆年的《礼记》注解前后不一样，要求重新刊定作为唐礼，这就有了《开元礼》，也称《大唐开元礼》。到贞元年间，朝廷又对《开元礼》和《月令》做了修定，把原本在《礼记》中篇居第五的《月令》放到四十九篇之首，简直到了神圣不可犯的地步。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主祀事”，行《开元礼》的情形。繁杂刻板的礼仪形式，牲牢酒醴菜果贡品的耗费。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篇首引用《礼记·檀弓》的话说：其礼其乐，“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教有余也”。他认为∶“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柳宗元反对鬼神迷信，他主张用祭祀来佐教化，事天地教敬，事宗庙教爱，事有功烈劝善。柳宗元作《时令论》是批驳《月令》假借时令行神道的迷信思想，反对把国家政治和事务与时令绑在一起来行事的荒唐之举。

       《时令论》开篇就指出以《月令》“为大法”不是圣人所为。圣人所做的是按一年十二月七十二节候，推测天时，记算节气，以顺应寒暑变化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不违时宜，让人类提前做好生产、生活的准备。圣人这是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柳宗元的结论是∶“然而圣人之

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可《月令》里说的不是这样。柳宗元说：“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尚书·洪范》里有“敬用五事”之说。五事，指貌、言、视、听、思。这应包括人的所有行为。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古人用这五种物质来解说世界万物的起源和物质的多样性。五行说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和《尚书·洪范》。五行说后来被人神秘化，尤其是汉代，充斥了大量的宗教迷信。柳宗元认为，把节气时令和五事、五行混在一起用来推行政令，这是有背于圣人之道的。柳宗元认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需要按时令而行的，如春天修水利，夏季除草施肥，上秋种麦蓄菜，入冬修仓习武；不需要等待时令而行的，有选才任贤，审判案子，修改法令，抚恤孤寡，经商买卖等等。 《时令论》里各列出了几十项。柳宗元说∶“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月令》里规定，孟春不能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的事，季春不能“作淫巧以荡上心”。柳宗元反问，难道过了这样的季节就可以做这些的事吗?《月令》说，反时令会遭各种天灾人祸，以至寇戎来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柳宗元说：这都是“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

       《时令论》有上下两篇。下篇批驳“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月令》”，妄言《月令》为“防昏乱之术”。柳宗元说：“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 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做善事还要规定时间，还用“五行”等迷信祷告以及怪异的话和事来胁迫人，这是“以大乱于人也”。柳宗元认为：“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柳宗元最后发誓说∶“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柳宗元反对《月令》这一类“淫巫瞽史”，所面临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而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胆识，刺透纸背，让人每读至此久久难以释怀。

       《断刑论》仅存下篇，是答辩之文。柳宗元在篇首说，为《断刑论》(上)，有人写《释刑》给他，说了不少批评的话，他不得已写文章回复他。从内容上看， 《断刑论》延展了《时令论》的论说，突显天道与人道相分的思想。柳宗元说：“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这是说，圣人赏罚是为了惩劝人。而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是骗人的。秋冬做了好事，要等到春夏才奖赏，做好事的人怠慢消极了；而春夏犯了法，要等到秋冬才惩罚，做坏事的人也不在乎，这是驱使天下人犯罪。只有即时刑赏，才能“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柳宗元认为，讲天命而不讲人事，这是糊涂不知事理。“苍苍者”上天怎么会知道和干预人事，又为什么要勉强迁就时令去谄媚它。自然界的雷霆和雪霜，不过是一种物质性的气罢了。春夏雷霆，“破巨石,裂大木”，是木石犯大罪了吗?秋冬雪霜，摧残草木，是草木有大罪吗?难道是雷霆和雪霜惩罚万物吗?柳宗元说，雷霆和雪霜那会什么惩罚，这是效法“天命”人的糊涂之说。柳宗元主张:“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三说：“《断刑论》者，与《时令论》相辅而行之所为作也。从来论刑，必与理相连。凡言理者必及天，言天者必及时，因此惹出子厚一段达经明权、舍天从人之绝大议论，明曰断刑，实乃订礼；名曰订礼，实乃非天。”柳宗元说：“果以为仁，仁必知经，果以为智，智必知权。”何为经权？所谓经指纺织物上的纵线。《文心雕龙•情采》篇说：“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经是一种规范。所谓权是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也就是秤锤，秤。《汉书•律历志上》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是一种标准。“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柳宗元说的当是适宜、合适。中的意思。反过来说，大中者，当之道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bèi悖逆，违异）吾虑。合之于一而不

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柳宗元最后直言道：“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这如匕首一样的言语，一下刺破天机。所谓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 《断刑论》不啻为《天说》之铁板注脚。这种非天，讲人事，重人道的思想太难能可贵了。它象在昏暗的夜空里爆出的一束闪电，划过了历史的长河。柳宗元期盼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天时得以顺应，大和能够到来，他追求的“大中之道”得以实现。这里说的大和，也称太和，指阴阳之气调和，自然界没有灾害，社会没有战乱的升平景象。可惜柳宗元到死也没能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