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 皇权始终伴着鬼治，不管说得如何动听，你拉开他背后的帘子，总会有鬼神的影子在晃动。寻遍历史还有人敢像柳宗元这样指着皇帝的脑袋说鬼治骗人吗！  

《蜡说》斥鬼治

郭新庆

我国古代在农历十二月里有合祭百神的习俗，称之为蜡(zhà)，也谓腊(là)，由此农历十二月又被叫着腊月。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记》里说∶“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以报啬(啬∶sè农事。)也。神农氏是传说教百姓种五谷的神，在农历腊月作蜡祭，用染成红色的鞭子鞭打草木，以劝农事。后来蜡祭成了一种愚民手段，充满了迷信的色彩。《玉烛宝典》说：“腊者祭先祖，蜡者祭百神，同日异祭也。”唐代设一百八十七方神，年末依据发生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的情况，取消有灾一方神灵的供品，不祭祀它们。

柳宗元贞元十九年(803)十月任监察御史里行，按唐代礼制监察御史监祭祀。年终蜡祭时，柳宗元“主祀事”，可他却背行自己的身份写《蜡说》，直接批驳蜡祭的虚伪，这在那个社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柳宗元说∶“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荒诞）惝恍（模糊不清的样子）、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安然自得的样子）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柳宗元说，神什么样，谁能看到?祭祀的东西神吃没吃，谁知道?这实在是荒诞不经，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柳宗元认为，古代圣人设蜡的用意，必定有道理。这就是“非于神也，盖于人也”。追本溯源，鬼神之说，在商周以前的原古社会就就被当时人崇信尊奉了。

我国商朝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经常得看大自然和老天爷的脸色行事。古书里有大量殷商时社会迁徙的记载。《尚书》有《盘庚》上、中、下三篇，就是讲这种迁徙之事的。盘庚是商朝君王。按《史记·殷本纪》说，商朝有三十代，盘庚为第十九代。盘庚是商朝开国君王商汤九世孙祖丁的儿子，他是继兄阳甲即位的。当时王室衰乱，盘庚率众臣民由奄（今山东曲阜）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古书说，盘庚是商朝的中兴贤主，国家得此复兴。后来史书称殷商也是自此而来的。这件事《竹书纪年》也有记载。说当时臣民都反对盘庚迁徙，怨恨他。盘庚说：按先王制度，应敬顺天命，不敢永久安住在一个地方。“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为此盘庚先后三次向臣僚和众奴隶发表演讲。商朝人崇信神灵和祖先之鬼。盘庚对臣僚和众奴隶的演讲始终也都是围绕这些来劝说和威诱的。为了顺利迁徙，盘庚怕卜而不顺，自始至终不说卜事。当有人以此为口实时，盘庚说：“各非敢违卜用也，”可“倘不能相救而生存，既使占卜了又将如何呢！”他威胁说，现在上天降下大灾难了，我是要带你们去寻求安定生活的。不听我的话，上天还那里能够容许你们活着！我们先王曾经任用你们先祖先父。你们是我畜养的臣民，假使你们心中存了坏念头，我们的先王一定会知道，就会撤除你们先祖先父在上天的职务，他们受你们牵累，也会弃绝你们，不救你们死罪了。在诱惑的同时，盘庚还威吓说，如果有人不听我的话，乱作胡为，不肯恭奉上命，为非作歹，我就要把他们杀尽灭绝。盘庚说的话应是当时的普通话，连底层奴隶都会听得懂。可时间久了，这些遗文后来人却看不懂了。

殷商人敬重祖宗，崇拜鬼神。《礼记·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些卜辞都有证明。殷商是一个完全屈服于神鬼的巫术时代。当时人大到政治、战争、求雨祀祖，小到日常琐事，都要占卜向鬼神求助。到周代时，这种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周公在扶佐周武王东征灭商时，亲历商奴隶前线倒戈的场景。为此他后来提出“天命靡常”（感叹天命变化无常）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这是他对殷商鬼神天命统治产生了动摇。《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进而认识到“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在殷商时代，周公是最值得称道的人物。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名姬旦，也称叔旦。武王死后，成王年幼，他以叔父摄政。平定了其弟管、蔡和武庚的叛乱。相传周代的礼乐制度都是周公制定的。《尚书》记周事的《周书》有三十二篇，其中《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记录了周公的言论。《尚书》真伪混杂，难读难懂，而《无逸》是个例外，人称奇文。这里说的无逸，是劝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说为君者要“先知稼穑（jià sè种植和收获举大量。泛指农业生产劳动）之艰难”。强调农本，重民，无淫于逸。他举了大量的史实，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享国长久。后来的民本思想也应始之于此。

孔子非常崇拜周公，一生梦想恢复周礼。《论语·述而》说：孔子年老时有些失望了。说：“我好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孔子的儒学是源之周公思想的。说周公为儒家思想的本源应不算为过。

朱自清说《尚书》里的主要思想是“鬼治”，他引用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的话说：“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甚么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是“鬼治”。而“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说这是“德治”。朱自清认为，看古代的档案，“鬼治”思想比“德治”的思想，自然可信得多。这话说的比较中肯。翻看数千年中国历史，统治者讲“仁”和“德”，不过是欺骗百姓的幌子而已，没有人会真正这样做。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是个讲天命迷信的国度。其实细细品来，是很有道理的。我国宗教历史比较晚，佛道是汉末以后的事。可讲天命迷信却是由来以久的。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商周以至不见文字记载的夏朝，其时间垮度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么漫长的时空里一直充斥着神道之物，它是原始人类娘胎带来的。我国文字初始的卜辞，经典国粹的《周易》、《山海经》、《搜神记》，文学名著《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都充斥着这些东西。就是后来的佛道也夹杂裹胁着迷信神鬼。君王用它欺民，凡间演化成了民俗。唐代更是以祭祀和礼制把这些东西固化了，加上佛道，社会充斥着神鬼迷信之物。柳宗元从来都不信这些邪说，他认为，圣人只为民而不为神，而设蜡祭神是为了警戒人事。结合社会实际来说，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为造成的，你可以说惩罚神；而残暴、昏庸、贪得无厌、懒惰无能等社会行为，不是神造成的，这应该惩罚人。柳宗元认为人治比神治和鬼治更重要。现在古圣人之道不显了，蜡祭只有表面形式流传下来，徒有虚名，原先设教的本意也被隐没了。柳宗元以蜡祭之事分割幽明，是要申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趋重人治。

柳宗元反对拿传说牵强附会。他说“致雨反风，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等传说，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所谓致雨反风∶据《尚书·金縢》记载，周成王听信流言，逼走周公，天起大风，雷电交加。成王后来悔悟了，到郊外祭天，天立即反风，下起雨来。所谓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是传说东汉宋均任九江(今安徽寿县)太守时，九江多虎灾，宋均认为是官吏贪暴所致，他整顿吏治，除去捕虎陷阱，虎渡河而去。这时江淮一带闹蝗灾，可蝗虫飞到九江界就散去了。又传说东汉刘昆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以北)太守，当地也多虎灾，可刘昆任内三年，虎都带子渡河而逃。这些传说有明显的附会迷信色彩。这样解答，虽不尽有力，但还是很巧妙，很有说服力的。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来朝州，说发生了鳄鱼迁徙的事情，他为文张扬，说这是为道驱邪的力证。而拿这种事情说事历来不是名士所为，所以后来追捧韩愈的人极力为他遮蔽这件事，可是清代桐城派却不顾脸面，张大其词，夸为神异。

柳宗元在《蜡说》篇末慨叹道∶“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反是，则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亦足悲乎！”在唐代迷信猖行的社会，敢说出知道圣人蜡祭的道理，就可以去掉祭祀形式这样的话，这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章士钊说，柳宗元“虽去古之数可矣”的论断，象《天说》一样，是“一石破天惊”。此语应不为过。柳宗元为荒诞弥漫之说盛行，而蜡祭名存实亡，感到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