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柳文有些篇章乍一看莫衷一是，读之再三才方能解其一二。观古人论道说史，绝非一径，如莽丛中寻路，须“登天游雾，挠挑无极”。（庄子语）今人能在柳宗元诗文中畅游，乃一大快事也。

《四维论》与《守道论》

郭新庆

《柳集》卷第三《论》篇有《四维论》与《守道论》两篇，与《柳集》卷第四《议辩》篇里《辩列子》、《辩鬼谷子》、《辩鹖冠子》等相似，都是辩析之文。

《四维论》是议辩管仲的。管仲是春秋时齐国人，名夷吾，字仲。初事公子纠（齐襄公之弟，齐桓公之兄），后相齐桓公，主张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现存《管子》一书，所记管子之言行，都是后人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宋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说：“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柳宗元《四维论》开篇说：“《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据此看来， 《管子》为后人伪托之作，柳宗元早已看明白，宋人不过是寻此说罢了。四维是《管子》的创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灭则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汉书•贾谊传》贾谊《陈政事疏》引《管子》说：“礼义廉耻，是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此，礼义廉耻成了一句通行社会的口头禅。维，古汉语本义指系（jì）在车盖上的绳索，引申为系物的大绳。古人用鱼网和纲（网上的总绳），来比喻事物的关系，纲举目张。《尚书•盘庚》说：“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礼义是维系封建社会的纲要。《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行修言道，礼之质（根本）也。”所谓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这是礼教社会的法度和秩序。礼法是“百王之所固，天下大分（总纲）”。义是指公正，合乎正义的道德、行为或道理，它是做人和衡量是非的标准。义规范人的行为，又是善和美的象征。柳宗元说：“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礼义廉耻的关系是总分和纲（鱼网）目（网眼）的区分。《吕氏春秋•用民》说：“壹引其网，万目皆张。”两者不可混同，本末不能倒置。这是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论说四维的。古时把逻辑学称名家，起之先秦的辩者和察士。汉司马谈《六家要指》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柳宗元认为，礼义为大节，是统言属达名；而廉耻为小节，是专言则类名。两者所含，广狭悬殊。廉耻自礼义中出，未有有礼义而无廉耻，有廉耻而无礼义的。二者不可并肩而论。故而柳宗元说：“无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全）矣。”柳宗元认为，管仲四维论，不是圣人创立的，而管子论说四维关系的位次也不符合逻辑。按管子的说法，义不存在了，廉耻还有吗？而廉耻存，义怎么会绝灭呢？贾谊说，管子愚人少知治理。《论语•八佾》：孔子说管仲器量狭小，不懂得礼节。柳宗元《四维论》篇尾说：“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守道论》与《四维论》同为判道之作。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靠等级制和礼义来维持。“凡圣人之所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所谓经纪，是指纲纪和法度。所谓名物，是指事物的名称和类别。经纪定天下，名物辨类别。《老子》二十五章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是说，名以定形，字以称道。道者可言之称最大者。古时重名，引为名位、身份、名义。《商君书•定分》说：“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柳宗元说：“是故立君臣、官府、衣裳、舆（车）马、章绶（以图文等为等级标志的礼服）之数，会朝、表著、周旋、行列等，是道之所存也。”这些都是为官行道之物。《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不敢进。’”按礼制君王招官得凭信物。“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旃（zhān）是古代一种表明身份的红色曲柄旗，用来招大夫。弓是射箭的弓，用来招士兵。皮冠是皮帽子。用来招虞人。虞人是古代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官。齐侯不以皮冠招虞人，虞人不进。柳宗元说：“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准也。守其物，由其准，而后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虞人拒招是守道之举，而孔子却说:“守道不如守官”，这显然有背于《春秋》所讲的道。柳宗元说：“守道不如守官，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器，柳宗元称“道之器”，是古代标志为官者身份和地位的器物。《左传•成公二年》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借给）人。”所谓守官，是居官者尽职的意思；所谓守道，是讲遵守礼义的原则和道德标准。柳宗元认为，官、道是一体的，守官就是守道。《礼记》曰：“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柳宗元常虑 “圣人之道，不益世用”，所以他在文中强调居官以道，非道则去。他说：“然则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与也。”因为道为官本，为官者本来就该按道行事，而反过来说守道不如守官，那是丧背其本的说法。柳宗元说：“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从逻辑上讲，道为总名，官有定职；道为全体，官为一端。说守道不如守官，这是本末倒置，总分不辨。

韩愈在《原道》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定名是指本身有固定内容界定的事物名称，它不是空泛的概念。虚位是空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是需要实际内容去充实和解说它。两者的异同，一为实，一为虚，是具体和抽象的分别。天下事有万矣，而一事各载一理。得道与官本不相离，论守官与守道，其对象是为官者。官者勤政守职，合道行事，这是为官者口头宣称的大道理。可自古以来，说守官者众，讲守道者寡。看来柳宗元的《守道论》还要继续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