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与《论佛骨表》

郭新庆

《原道》与《论佛骨表》是韩愈排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扬名立世和确立其在中国文化史地位的奠基石。《原道》是探求儒道的本源的。茅坤说：“辟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韩愈用儒家的仁义阐释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为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为义。”这是说，博爱是仁，行仁是义。人人遵循的仁义之路谓之道，而人行仁义之道会得到快乐和满足。韩愈以此判道，是要用它做武器来打击老子的“去仁与义”的道和佛教的“弃君臣、去父子、斤生养”的“夷狄之道”。中唐佛、道盛行，据《释氏通鉴》载：唐代的寺院约有四万所，有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新唐书•百官志》载：道观有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士七百六十，女冠九百八十八。这仅是崇玄署登记的数目，如算未登记的，道士和女冠的总数有几千至万人之多。按唐代律令，僧道不纳赋税，不供差役，是一群不劳而食的群体。当时僧道寺观占有大量田产。自东汉以后直至唐代，“不入于老，则入于佛”。隋文帝杨坚时，民间的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道之火，已严重危及皇权统治和百姓生计。韩愈愤怒地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民者处其一，今之教民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时四民：士、农、工、贾。今六民：多了僧、道两家。农工一家要养活六家之多，弄得百姓无衣无食，只能去做“盗贼”。古之教民者，即“先王之教”，只有儒教一家。现今佛教、道教和“先王之教”并立，让儒教很没面子。所以，韩愈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就是让僧道之徒还俗，把宣传佛、老教义的书烧毁，把所有寺观都改为民居。韩愈排佛有进步意义，但他与柳宗元不同，韩愈排佛为的是固统，柳宗元究佛源之的是大中之道。韩愈排佛的议论并非自己的创见，只是寻前人之言立说。韩愈把东晋桓玄、南齐顾欢、梁范稹、郭祖深、唐傅奕、彭偃等人反佛的言论，系统概括在一起，用来表述自己排佛的看法。

《原道》最大的贡献是模仿佛教创立道统说与佛道对抗。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韩愈续之，历代得其传。韩愈提出了一个判道的标准：“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一事其上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里的“诛”字有两解，一谓责罚解，一谓诛杀解。韩愈说的杀罚对象是承文中的臣民而言的。韩愈认为皇权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主宰，一切违抗君令的人都在“则诛”之列。韩愈讲儒道说“诛民”，（虽然其中包含排佛的内容）柳宗元讲儒学说“利安元元”，两人对儒学的认知是皆然不同的。

与《原道》相系的还有《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四篇，统称为韩愈的“五原论”。这五篇文章应是一时之作。清初廖燕《松堂集》卷九《与巍和公先生书》指责韩愈“见道未彻”，说他的“《原道》、《原毁》诸篇，肤浅已甚”。廖燕一介布衣，一生潦倒，但文学上很有成就。廖燕说韩愈论道“肤浅”是有道理的，但一概否定也是有失公允的。

韩愈为了作官会不择手段，以至低三下四；可他为了坚守自己信奉的道统，有时又会不惜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不管不顾地前行。这种气度也是很让人敬佩的。公允而论，韩愈不是真君子，他的为人远不及柳宗元；但韩愈也绝不是阴损的小人，他又有豪气可佳的一面。宪宗晚年崇佛，元和十四年(819)正月，他遣中使迎取长安凤翔县（今陕西凤翔县）法门寺的佛指骨到宫内和京城各佛寺供养。此事震惊朝野，掀起了一场疯狂的崇佛热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韩愈为此事怒上《论佛骨表》。《论佛骨表》是韩文最有气势的篇章。 韩愈谏佛骨，也是一件震惊史界的奇事，他因此而扬名传世。其实，他这次上书宪宗是带着一股怨气的。元和十三年正月，韩愈因扶助宰相裴度平淮西有功升迁为刑部侍郎。这一年他受勅命用两个多月时间写就的《平淮西碑》，因只颂扬裴度不提平藩主将李愬，被李愬妻子（唐安公主之女）和部将告闹，使刻好的碑被磨掉由他人重写，这对于文笔名躁于世的韩愈是难以摆脱的耻辱。这次韩愈上疏《论佛骨表》，正好借机会发泄他的愤懑情绪。韩愈《论佛骨表》，情绪激昂，言词犀利，气势逼人。他引用大量例证，说没佛时代的上古帝王长寿，而崇佛的前朝帝王短命。韩愈说：“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国运福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恭敬），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夜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这等于说宪宗这样崇佛，不但自己享年不久，国运也会不长。这样“大不敬”话，当时没有第二个人敢说。《历官记》记载，元和四年 (809)，韩愈在祠部（主管佛道事务）为官，与宦官为敌，恶言骂词狼藉。看来这是韩愈为人的一惯性格。

史家一般认为，佛教是从西汉末至东汉初传入我国的。相传汉明帝刘庄夜梦金身佛陀，长丈余，顶有光明，随遣人往西域求法。此说最早见于东汉时《四十二章经序》，流传甚广，为史家公认。东晋袁宏《后汉记》永平十三年（70）说：“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佛道玄密，史书说明帝求佛事不乏矫饰虚妄之笔，但据现有的资料看，其基本情节还是可信的。佛教传到唐代，众生迷失。可韩愈在《论佛骨表》说，“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在当时是逆天之言，简直是直刺宪宗的心病。宪宗这时正迷于让柳泌寻找长生不老药，迎佛骨也应是出于这一同样的缘由。当时，“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 。而韩愈却在《论佛骨表》痛斥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更不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职事，犹言劳作）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luán切割成块）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小事）也。”韩愈竟发狠说，佛骨是“朽秽之物”，要把它“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还向宪宗叫板：“佛若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此时的宪宗吃丹药，性情狂躁，勃然大怒，说∶“愈人臣，狂妄敢尔(这样)，固不可赦！”要处死他。幸得崔群、裴度等人的解救才躲过了一劫。韩愈被贬到潮州去作刺史。

韩愈到潮州后，一改排佛气势，与当地的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已传的沸沸洋洋。当有人质疑时，他语多掩饰。韩愈赞大颠“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元和十五年（820），韩愈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和尚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明袁宏道《表中郎全集》卷十七《袛园寺碑文》说：“昔韩退之抗表佛骨，攻击佛法，不遗余力。及一见大颠，乃曰和尚门风高竣，弟子于侍者得个入处。功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岂非善护佛法哉！”韩愈“元（本来）不知佛氏之学”，遇困境，也入佛氏中去寻求慰藉。虽表面言语强硬，但心已往之。

韩愈被贬潮州时，浮图（佛教徒）称快。可却出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佛名而儒其行”的简师和尚却与人不同，他“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险毒”， 执意去潮州安慰韩愈，还发誓只要见到，夕死也不怨。在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有交往，并相互有诗酬答。韩愈《别盈上人》诗∶“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沾恋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又见《广宣上人频见过》诗∶“久惭朝士无禆補，空怀高僧数往来。”可见韩愈也奔走于禅房净域之间。韩愈晚年蓄妓纵欲，食丹药硫黄。他有诗句说∶“围棋六博醉，花月罗婵娟。”直将倡优僧俗混作一团。可这些都被他的名声罩住了，历代许多人还有意帮韩愈做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