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论《周易》

郭新庆

[提示语]《易经》难懂，给人一种蒙胧、奇幻的感觉。一些人没看懂，却愿意信口胡说。静下心看柳宗元论《周易》，心里会敞亮多了。

人们经常论说《易经》，可很少有人能解析说明白它。其实，《易经》是没有文字的时代，远古人留下的东西。当时人用蓍草和长短草棍摆出不同的形状，用来表达对周围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看法。古人善卜，凡事，尤其是国之大事，必用之卜测。这是人类早期一个很独特年代。上古人的这些作法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着。而当时人所思﹑所想，及其真实的内涵，今天已无法考证和知晓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有人说夏商时就有这个东西，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后人称之谓《周易》，简称《易》。古人好古非今，传说伏羲“观物取象”始作八卦；又有说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的。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这些都是些附会之说。为了抬高《易》说的地位，他们还故意编造了一些神奇的瞎话。其实《易经》非一人一时之作，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易经》是远古人对周围事物的认知，被后来人神化了。而后世的术士，用《易经》为人占卜吉凶，谈天说命，云里雾罩，神奇诡秘，大都是骗钱敛财之人。凡事神秘化，就蒙人了。卜卦要是能算出命运来，历史就不存在了。《易经·系辞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是说阴阳变化莫测，微妙难识，称作“神”。《论语·述而》说：“加我数年（让我多活几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按字面解说，孔子说“五十以学《易》”有两层含意：一是“五十知天命”学《易》，不会被迷惑；二是知天命又学卜术，不会犯大过错。但对孔子学《易》，历来学界存有质疑。《论语》有的版本就没有学《易》的字样。孔子信天命，但不讲怪，力，乱，神。 孔子教人读《诗》、《书》、《春秋》，没教过《易经》。《孟子》书里说《诗》、《书》，也没说过《易经》。《易经》被儒家当成经典，是战国末期的事。到汉代以后又被列为儒经之首。究其原因，《易经》起始年代较早，以历史排序居首。儒家讲道统，把《易经》当成一部传道的书，所以到汉代，就跳到《六经》之首了。韩愈在《进学解》讲儒家经典时说到《易》，仅四个字“《易》奇而法”。这有二层意思：一是说打卦算命的《易》取象于一切事物，许多时候说得奇奇怪怪的；二是说《易》按阴阳之术来辩说道理，也有一定的规律，所以说“易奇而法”。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也称《周易》，简之谓《易》，是后人附会的。这里有一些哲学道理，反映古人对天地自然人生的认识。

阴阳是古人看世界的方法。那时人，一切都用阴阳来划界和区分。大到天地、日月、昼夜、男女，微至腑脏、气血，盖莫如此。《易经》原本也是出之阴阳。《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为此，《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儒家受阴阳家和道家的影响，对《易经》里的卦爻辞作了新的解释。阴阳家，古时称为数家，也就是擅长数术的人。所谓数术，就是用星象、五行、占卜等推测人事吉凶。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用生辰八字等数字推导说事。道家《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也是用数术论道说事。老子这里说的“道”，纯粹是个虚无的东西，而“道”生出的“一”，也是个笼而统之，无形无状的有。这与《易传》说的本源之物的“太极”一样，都是虚而难识的。朱自清说：“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藉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经过这样梳理过后，《易经》的历史定位会比较清晰些。反映远古人认知的巫书，经儒家的解释，成了经典。这里渗透着儒家的思想，反映儒家对天地、自然、人生的认识。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多源化的东西，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历史上许多东西不能用对错来评说，它们往往是相伴和相向而行的东西，有些甚至会在历史的传承中一直存续下去。考证和解读事情原委，对人们认识历史，汲取有益营养会有帮助。但过度的解读和放大一些东西是有害的。

儒家尊奉的《易经》，其实是一个混合物。这里面有儒说，也有大量的鬼说。原本质朴的阴阳和五行之说，被后来的鬼说异化了。有人说，阴阳和五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我认为这种提法好像少点什么。中国数千年的阶级社会里，王权和皇权一直居统治地位，而天命论是他们维护其统治的命根子。他们用天命论来包装自己，又用天命论来吓唬和欺骗老百姓。阴阳、五行，以至谶纬迷信也被裹胁了进来。他们用这些东西，规范天时人事，道德行止，还用法律和经典固定下来。算命卜卦只所以到现在还如此风行，应该与此有关。

《易经》说到底是一部卜卦之书，虽然其中有些谈天说地和论说儒理的东西，可查看几千年的历史，人们更多的是用它来算命卜卦。后世的术士，用《易经》俗成的数术为人占卜吉凶，谈天说命。数目是他们演绎卦象的手段。他们说的阴阳五行，充斥大量谶纬迷信的东西。云里雾罩，神奇诡秘。这些大都是骗钱敛财的把戏。说的更直接点，算命卜卦是欺骗愚蠢人的鬼说。凡事神秘化，就蒙人了。卜卦要是能算出命运来，历史和人生就不存在了。我非常赞同刘大杰先生的说法：《易经》是一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筮书，而且是一本可以实用的筮书。“在功能与性质上，卜辞与《易经》大略相同，它们在古代都担负了‘决吉凶，问休咎（指吉凶，善恶。《尚书·洪范》说：箕子曾为周武王陈说五行阴阳休咎报应的事）’的任务。所不同的是在卜筮的方法与体例。卜辞用的是龟，称为卜；《易经》用的是草，称为筮。在组织方面《易经》有一套完整的形式，结构复杂，在神秘的外衣下，反应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从占卜方面看来，《易经》比较卜辞，是进步得多了。”

现今评说古贤书，很少有人说及《易经》卜卦，就是古时有名的文章家也少见谈及于此。《柳集》注家号五百人，也从未见到有对《易经》略有阐发的。《柳集》有《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是唯一一篇说《周易》的文字。此事起于董生与刘禹锡论说《易经》的事。《刘梦得集》外集卷十《董府君墓志》说：“董生名侹，字庶中。”董生也是个为官之人，刘禹锡遭贬初至朗州时，董生恰以荆部从事退居朗州，两人相遇相识。《刘梦得集》有《与董生言易》和《辩易九六论》两篇，《柳宗元集》有《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这应是柳宗元看过刘禹锡两篇文章后写给他的回信。当时，唐人解读《易经》，韩康伯的《注》和孔颖达的《正义》颇有影响。而董生道听途说，把孔颖达的疏说附会到一行和尚身上，以为新奇，去蒙刘禹锡。柳宗元笑董生浮浅不学，随口乱说，把旧说当“新奇”。刘禹锡《辩易九六论》说：“余与董生言九六之义，信与理会，为不诬也。余又于左氏二书（指左丘明《左传》、《国语》）参焉。”柳宗元批评刘禹锡轻信董生的话，用史事卜卦演《周易》。柳宗元不避朋友之讳，直言对此进行批评，说这是很愚蠢的事。他告诫刘禹锡说：“观足下出入筮数（占卜算卦），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痴迷）者也。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勿遽（jù过急）。”

《易》经后世儒家改造的，已非原来的样子，汉以后成了统治者治世的经典。现在人们看到的《周易》充斥着天命论和等级制等皇权思想，《周易》九六论就是这样。刘禹锡《辩易九六论》开篇说：“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闻诸孔颖达云：‘阳尊得兼乎阴，阴不得兼乎阳也。’”这里的爻是《周易》里卦的符号。“一”是阳爻，“--”是阴爻；每三爻合成一卦，可得八卦。两卦相重变成六十四卦。乾坤都是八卦之一。《易》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是大数为阳，而六为老阴，所以阴爻叫作六。乾卦为阳，用来象征天、阳、日、君、父、夫等。《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冰，为大赤，为良马。”坤卦为阴，《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古人认为阴阳是包容一切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吕布韦《吕氏春秋•察今》说：“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就是自然灾害也用阴阳来作说辞。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与韩愈说《易》仅四个字“易奇而法”不同，柳宗元对《周易》有很深的研究，他在《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里详解“九六”之说：“孔颖达等作《正义》论云：九六有二义，其一者曰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其二者曰老阳数九，老阴数六。两者皆变用，《周易》以变者占，郑玄注《易》，亦称以变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阳九老阴六者，九过揲（shé占卦）得老阳，六过揲得老阴，此具在《正义乾篇》中，周简子之说亦若此，而又详备，何毕子董子之不视其书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这是说，作学问要穷尽天下书，不能随便标新立异。[笺证]说：“董生之言初无精义者，（刘禹锡）犹乐道之如此。亦惑也。本集卷二十三有《和董庶中古散调词》，其余卷十九、卷二十二、卷二十四皆有涉及董侹之作。综各篇而观之，董生乃谈禅吟诗之客，非研经之士。”元和七年（812），七十岁的董生，“贫老流浪”死于朗州。刘禹锡应其子之请作《故荆南节度使推官董府君墓志》慨叹说：“呜呼！道愈富而室愈贫，志甚修而知甚寡。”刘禹锡后来为柳宗元编《柳集》时，对批评他的《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一文，“依原形存置，此外不另增益一字。”古人朋友间纯朴真挚的友情让人感动，刘禹锡为人正直也让人敬服。

《刘梦得集》有一篇《绝编生墓表》，记一个叫顾彖（tuàn）的人。此人终生以卜卦为生。十五岁跟人习《易经》学占卜，六十三年没有一天离过吟唱卦辞，演算卜筮。他临死时对人说：占卦卜筮的伪讬之辞都是用来迷惑众人以骗取衣食之用的。卜者是靠骗术为生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卜术的人，会算天命人事，可他自己却穷困一生，到死也没能逃过饥寒困顿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笑话。术士诞妄无赖，信者愚昧受欺。这种人生的背论数千年来一直在演义着。[笺证]按说：“此文所志为一流寓朗州之老卜师吴人顾彖，不举其姓氏而谥（给死人的称号）以绝编生，盖悯其穷且陋也。文分三段，第一极意摹写穷老书生朴陋迂疏之状，而终之以饥寒困顿，犹抱此残篇（算命的数书）不释，（这是对“绝编生”称谓最好的注解）语意于悯叹之中微寓嘲讽。第二段则假顾氏之言以明卜筮之伪讬以惑众博衣食，而术士之诞妄无赖，信者之愚昧受欺，皆昭然若揭。第三段则因顾氏之摧藏泯灭而感己身之远斥也。顾之卒元和七年（812）。作文时（刘禹锡）在朗州已七阅寒暑，抑塞之悲，宜其不能自己。”历来“比诸家之说《易》，且讥之为攟摭，为穿凿。”攟摭（jùn zhí）有采集、收集的意思，这里是贬义，指随意拼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徒，各往往攟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穿凿有强求其通、牵强附会的意思。《论衡•奇怪》说：“儒生穿凿，因造禹、契（传说中商族始祖帝嚳的儿子）逆生之说。”曾巩《筠州学记》说：“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古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以此又按说：“说《易》者犹如此，则揲蓍灼龟之为诬妄，又安待辨？禹锡讬为顾氏之言以明己意，与其《天论》三篇宗旨一贯，灼然可知。禹锡此文，皆所以破迷惑也。”

柳宗元说《周易》只见此一文，在当时佛道盛行，术士满眼的社会，柳宗元闭口不讲《易》事，这与他的思想有关，柳宗元不从来信迷信邪说，对这些骗人把戏，自然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