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论文

郭新庆

《答李翊书》是韩愈论为文之道的重要篇章。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这封书信应写于这之前的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三十四岁。韩愈说：他“十三岁而能文”，至今“学文二十余年”。文中韩愈把自己学习古文的经验，传授给李翊，历来认为这是一篇奖掖后进之作。韩愈告诫李翊：“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 要学好古文，“无诱于势利”。也就是说不要为势利所引诱。当时骈体文在社会很流行，科举考试和官场文章都用骈体文，被称为时文。作时文可以取得富贵，而韩愈提倡的古文是于社会势利相背的。为此，他开篇“欲告生其道”，即说为文的道理，也就韩愈传世的“文以载道”说，即《原道》篇所说的仁义之道，这是韩愈为文之道的核心和主旨。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所谓其言蔼如，是说其言辞宽厚；蔼如、温厚的样子。这是儒者的形貌。柳宗元在《段太尉逸事状》说：“太尉为人姁姁（xǔ和气容易接近的样子），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厉色对人），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决不随便附和）。”段太尉其言蔼如，柳宗元也是，可韩愈不是。韩愈是气势之人。他说自己为文如汩汩流水，文思泉涌，川流不息，其文“浩乎其沛矣”。“浩乎”浩大也；沛者，充沛不竭也。韩愈弟子皇甫湜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这是说韩愈为文气势弘伟。韩愈以儒道传承人自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诗经》和《尚书》是儒家尊崇的经典，据传都经由孔子编次过。《论语》说：“子所雅（常）言，诗、书执礼。”孔子常以《诗经》、《尚书》教人，韩愈寻而说游乎诗书之源。《尚书》是“记言”之书，秦始皇焚书后，仅存二十八篇，现在看到的有不少是后人伪造的。由于年代久远，“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王安石语）《尚书》佶屈聱牙，后人很难看懂古书的内容。韩愈讲儒道大多都是遵前人的成说。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后学开列的书目里没有提到《尚书》。说为文之道，韩愈强调“惟陈言之务去”，也就是把所有不合“仁义之道”的陈词滥调都去除干净，这是韩愈为文的准则，它贯穿韩愈学文的三个过程：“选定应读的书，定出目标专心致志下一番研究功夫，那时初作文章，著重在‘陈言务去’一点，人家非毁我，嘲笑我，我不介意。这是第一阶段。功夫渐渐加深，能够辨别正伪，把伪的扬弃掉，此时文思像水泉涌出，汩汩不绝，对时人的批评更能辨别是非，自信心更强了。此为第二阶段。功夫成熟，文思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一到浩乎其沛的境界，又恐怕还杂有不醇粹的成分，于是平心静气再加省察，然后才放笔写去。此为第三阶段。”（童第德语）这就是韩愈说的“行之乎仁义之途”，即所谓“养其根”，育成气的过程。韩愈为文的气势，与他仕途经历和人格性情密切相关。郭预衡说：“韩愈为文，尽管有时剑拔弩张，但在理论上至少是不够严密的。这是因为他本来不是思想家，而仅仅是宋人所谓‘工于文者’。由于理论水平不高，有些论说文章，也就徒具声势。”韩愈为文与他为人一样，往往具有双重性；后人评说时不能以偏盖全，否定他卫道豪爽气势的另一面。韩愈文章载道不是虚说的，而是尽他一生之力在做的事。《旧唐书》本传说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 《新唐书 》本传说他：“鲠言无所忌。”这些都是确当之说。韩愈敢说敢为，敢说真话，这一点与柳宗元相似。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等，敢说“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话，甚至不惧杀头之祸，其豪壮之气没见有二人。这一类文章不同凡响，是气势磅礴的好文章。其人其事也是值得称道的。

张籍（765-约830）他是韩愈弟子，也是好朋友。贞元十三年（797），两人在汴州（今河南境内）相识。《新唐书•张籍传’》载：“籍性狷直，尝责愈喜博塞及为驳杂之说，议论好胜人，其排佛老，不能著书若杨雄、孟轲垂世。”对张籍讥他为驳杂（杂而不纯）之说，韩愈曾两次写信作答，说自己这是在说笑话。“比之酒色，不有间乎？似同浴而讥裸裎也。”他说这与酒色没有什么差别，就像洗澡要脱光了衣服而你却讥笑裸体一样。说到声高气傲，韩愈说：“与人商论（商量讨论）不能下气（心平气和），若好胜者然。”至于不著书排佛老，韩愈说：当今信奉佛道的，地位低的也是公卿宰相。言外之意是说天子亦宗事二氏。如若著书论佛道，“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我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著书立说呢？孔子是圣人，尚且说：“自吾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子路是孔子的弟子，有勇力，性刚直。子路为孔子侍卫，侮慢孔子的人不敢说坏话了，故而恶言不闻于孔子耳。古人说：君子之德，有张有弛，因而不会总绷着脸时常也开玩笑。韩愈说孔夫子也开玩笑。韩愈这是以戏自解：“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所动。”韩愈就是这样一个人，穷困时也持气撑着面子。清代张裕钊说：“此文须观其气势，如溪谷之注入川，虽其中有洄洑制束处，而一往奔泻，自不可御（抵御，抵挡）。”韩愈 的论说不免有些强辞夺理，但并没妨害他与张籍的交情。《旧唐书·韩愈传》说：“愈性弘通，与人交，荣粹（比喻人世的盛衰、穷达）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䜩，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吏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励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贞元十四年（798），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他荐张籍进京应试，张籍于贞元十五年（799）进士及第。

《答刘正夫书》是韩愈回复一个叫刘正夫进士的书信。据考正夫是岩夫之误，此人是刑部侍郎刘伯刍三子，宪宗元和十年（815）进士，韩愈这时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在唐代，奖掖后辈是官场的一种时尚，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韩愈热心提携后人，他说自己“不幸独有接后辈名”。新旧《唐书》对此有记载说：“愈颇能诱励后进。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韩愈这篇书信的内容是和刘正夫论说写文章的事。其文虽短，但历来被后人看着是他论说文章的重要篇章。韩愈在这里主要说了三点：一、“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词。”这是韩愈道统论和文以载道的主旨。韩愈在《答李翊书》说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与这里说的“以古圣人为法者”是一个意思，这些“志”和“法”，都是韩愈为文要载的道。韩愈说自己是传道者，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也就是他说的“惟古于词必己出”和“唯陈言之务去”。韩愈年轻时不得志好发不平之鸣，晚年官场得意居高位，又发老年狂，不但文气不减，还多了些豪气。二、“文无难易，惟其是尔。”韩愈说难易是就当时文坛争论而发的。韩愈的弟子李翶《答朱载言书》说：“天下之语文章，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而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韩愈文中说的“是”，是正确、合理的意思，他主张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要做到恰到好处，也就是他说的“文从字顺各识职”。从韩愈一生为文来看，他不赞成写那种诘屈聱牙、艰深难懂的文章。三、“能自树立不因循”，这是反对因袭之作，也就是那些公式化的“循常”之文。韩愈文中提出为文求“异”的主张。他说：“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覩（dǔ看见）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他告诫刘正夫：“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要求精求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他说：“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清代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张伯行说：韩愈“特其一生精神专用于文，而以司马相如辈为标准，故后之儒者不无遗憾云。”

元和八年（813），韩愈复任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旧唐书》语）作《进学解》来发泄心中的不平。《进学解》与《送穷文》好似姊妹篇。《送穷文》是写生活和境遇的穷困，而《进学解》是写“学穷”和“文穷”的。所谓进学，是使学业精进的意思。解是辨析，它是当时一种文体。文中的先生和生徒也都是假托的，通篇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生徒提出质问，先生来辨析、解释。与《送穷文》不同的是《进学解》全章用韵，仿汉代东方朔《答客难》和杨雄《解嘲》，属于赋体的一种。但细心读之，“乃《送穷》之变体也”。（清林云铭语）用韵体作赋韩愈没法和柳宗元相比。《韩愈志·韩集籒读录》说：“其对仗用韵，流丽顿挫，虽出于俪体，而框架仍是散文。”遭贬和处困境，韩愈有点学乖了，《进学解》“怨而不怒”，“巧于规避，立言得体”。为“防触时忌，（虽）留下无数窂骚，（但都是）借他人之口发之，虽极夸侈愤激，似皆出他人椰揄之言，与己无涉。”文中恭维最高统治者说：“方今圣贤（圣是指皇帝宪宗，贤是指当政大臣宰相）相逢，治其毕张，拔其凶邪，登崇俊良。”凡有一点小好处的人，当局无不加以录用。臣下犯有过失，“圣主不加诛，宰相不见斥。” 《旧唐书·韩愈传》说：“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故而有评家说：《进学解》是迁篇，而与之相对的《佛骨表》是贬篇。（见清蔡铸《古文评注补正》）新旧《唐书·韩愈传》仅录《佛骨表》和《进学解》两篇，韩愈作《佛骨表》被贬，作《进学解》得迁。为何历代史家和评注家那么看重韩愈《进学解》，从直白的文字里好像看不出有什么门道来，但细读再三，“一代儒宗”（清林纾语）“学穷”、“文穷”窘相清析地显现了出来。韩愈以“业精于勤荒于嬉（玩乐），行成于思毁于随（不思考）”为座右铭。他“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翻阅）百家之编（书）。焚膏油以继晷（日以继夜），恒兀兀（勤苦的样子）以穷年。”穷困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发和牙齿都掉光了，韩愈只是一笑了之。做为读书人，可谓有劳矣。做为敬业者，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这是韩愈道统论的一杆大旗，也是韩愈一生为人的标志物。在佛道盛行的唐代，韩愈要“障（停）百川而东之，回（揽）狂澜于既道”。他说：“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效法）姚（虞舜）、姒（夏禹），浑浑（深厚博大）无涯；周《诰》殷《盘》，（指《尚书》），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传》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到，及）《庄》、《骚》，太史（司马迁）所录，子云（杨雄）、相如（司马相如），同工异曲。”韩愈排列司马迁所录载的儒家精典，应该是当时读书人所认同的一般看法。这与柳宗元穷原竟委，辨析和论说儒典儒道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苏轼等人对此有过论说。韩愈自己在谈“学勤”时说：“学虽勤而不由其统（不成系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不能归结于中庸之道），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众。”以文观之，韩愈是有自知自明的。韩愈这里说，读书作学问要注重系统化的研究，议论说理要依据真理。这些看法对为文来说都是很有道理的，只是他说的真理都是服务于皇权统治的东西，如果不辨析就去宣扬它是不合适的。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是韩愈最后一篇涉及谈论文章的作品，作于长庆四年（824），时任吏部侍郎。韩愈死于这一年十二月二日。樊绍述本名樊宗师，字绍述。他是韩愈的好友。樊绍述祖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市），是柳宗元老乡。韩愈标题说的南阳，那是樊宗师家族的发祥地，在今天的河南获嘉县北，樊家是当地的望族。樊宗师是一文士，官至绵州刺史，有诗文近千篇，可大都亡失了。如同韩愈的性情一样，历史上有些事情在今人看来很奇怪。樊宗师与韩愈文学主张不同，两人为文也截然各异。韩愈为文随性直白。《旧唐书》本传说：“发言直率，无所畏避。” 《新唐书》本传说：“鲠言无所忌。”韩愈的文章大都是性情之作，随性而发，直吐其言，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而樊宗师为文刻意奇怪，艰涩几难句读，不容易读下去，时号“涩体”。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令人不解的是两个为文南辕北辙的人，能志同道和，心行相印。在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里，樊宗师竟然是当时韩愈徒友中，最活跃的健将之一。韩愈为人作墓志多谄媚之辞。《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也多遭人非议，有人说韩愈推崇樊宗师是“有心违俗之言”，也有人说韩愈这是“以文滑稽”。韩愈晚年失友，在墓铭中竭力渲染一下，这也是他一惯的性格使然。韩愈渲染樊宗师，其实就是渲染他自己。按文章看，韩愈是“夫子自道”，他是借樊宗师之口说自己的文学主张。在这里他用简单的数语道出了他一生为文的要害。在形式上，韩愈为文不故守俗套，强调“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他称那些抄袭者为“剽贼”；韩愈为文直白，讲究“文从字顺”，反对循规蹈矩而顺其自然。在内容上，韩愈讲：“必出入仁义”。所谓“仁义”道德，这是韩愈道统说的核心。韩愈为文海阔天空，肆意发挥，“其富若生畜，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韩愈说为文的内容要像大自然生长、积蓄万物一样丰富。这就好比大海般深广的涵容，大地般广阔的负载。在此无限的时空里，可以放纵恣肆、变化无方地任意挥洒。只有韩愈这样性格和经历的人才会生出这样为文之道。

《旧唐书·韩愈传》说：“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shì依赖，倚仗）才肆意，亦有盭（lì违背）孔、孟之旨。”后世有评注家说韩愈以文为诗、以文为赋是一种创新，这是一种的附会之说，是在拍韩愈的马屁。虽然韩愈这一文风对宋以后的诗歌有影响，但这种文体并未被后世文史所认同。唐时，诗歌学于汉魏，源之诗经；赋体是本之楚辞和汉赋的。当时正统为诗者，以及柳宗元作赋都不屑韩愈如此写诗为赋的作法。其实，宋代诗歌远不及唐，以及宋词的崛起，大概多少与韩愈的影响有关，可这些都没能做为一种主流的东西沿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