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帝说封建

郭新庆

柳宗元的政论文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封建论》是最大气的典范之作。千古一帝说封建，大手笔，大文章。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至子厚者，崛起旷代之下，力追西汉之文，……其学其识，疑亦无所让也。”这里说的封建一语，，不是今人讲封建社会的的概念，而是指起之古代的分封，即帝王把土地分给诸侯，或把土地和爵位赐给臣子。`受封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诸侯国，也称邦国。旧史相传黄帝建万国，为封建之始。有史料记载的分封制应始之西周。周文王和周武王二代，“三圣制法，（所谓三圣，即文、武、周公）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周武王的少弟姬发）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姜尚，俗称姜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周原来是商朝的附属国。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武王死后，发生了叛乱，武王的弟弟周公发兵东征，灭了五十多国，征服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周公为了巩固统治，把今天陕西、河南、山东、山西、何北、湖南等省的土地都分给文王、武王和他自己的儿子，还有其他同性的亲贵们。据说周公当时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周王朝以封地为纽带，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当时诸侯国的受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按受封土地的大小，设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地百里为公、侯，七十里为伯，五十里为子、男。这些由亲戚受封建立的邦国，以为蕃篱，屏蔽周室，以形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来供卫周王朝的统治。这就是我们说的宗法制度，即长子也称宗子的传承制。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受封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后来的封建等级制就是延续西周而来的。我们从铜器铭文、《诗经》、《尚书》里会清析地看出，这种以土地所有制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已于商朝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此封建等级制一直统治和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周时的封建制是与当时的井田制交织在一起的。后来井田制废弃了，封建制自然也没法存在了。“封建数千万年，至秦而废。”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行郡县制。秦王朝的统一结束了八百多年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他开创的封建制度，“垂二千年而弗能改”，被明代李贽称为“千古一帝”。可帝王私心不改，后来刘邦在汉初也施行过分封诸侯，可他死后没几十年，就发生了七国之乱。晁错因力主削夺诸侯王封地，遭到全家父母妻子兄弟一起被杀的惨祸。后来汉景帝用朱亚夫率军平息了叛乱，虽仍有封王侯建国之事，但权在中央朝廷，诸侯王国只徒有虚名而已。清人何焯说：“圣人不废封建，私其力于己，私其卫于子孙。”

封建之事，虽秦以来久不得行，可隋亡唐得天下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还是都极力想行封建，以求子孙相继，永固自己的家天下。太宗李世民欲分封诸子，让其各掌州郡的实际的统治权，可都没能行的通，这是时代和社会变化的形势使然。武则天做皇帝后，为了让武氏家族执掌天下，封了二十几个武姓王侯，可也都没能久长。到玄宗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由于玄宗和杨贵妃宠幸安禄山等人，开始对少数民族的异姓藩镇封王。天宝九年，赐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开了唐将帅封王的先例。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这种藩镇的分封，有人称之为圭爵之制。所谓圭，是指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而唐这时为了自保和一时之需的分封已乱到象行圭礼一样随心所欲了。有大功封，功不大封，没功也封。叛贼归降的封，握重兵还没立功先封。抗藩名将郭子仪，手下有数十人封王。德宗时，王爵几遍天下。人皆不以为贵，身受者亦不以为荣。宪宗时，封藩镇兼宰相，给赏赐。这些病国害民的分封，让虚弱不振的唐王朝陷于更加混乱的境地。宋范祖禹《唐鉴》说：“唐自中叶郡置镇兵，主将有擅兵之势，而刺史无专城之任，是以郡县愈弱，藩镇愈强。”清魏默深《古微堂內集•治篇》揭示封建与世族沿袭的关系时说：“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古圣王未必不灼知其弊，而封建不变，则世族亦不能变。……以封建废而世族相因而废。” 《唐鉴》说：“周之长久，由其德，不独以封建也。”

柳宗元在永州作《封建论》，这是用世之作，是针对当时藩镇扰唐之乱而发的。安史之乱后，房琯请封诸子（封玄宗众子），以成内外相维之局。房琯是玄宗朝文部尚书，此人好虚言浮诞。对此柳宗元以为不可，他断定秦之前的封建制，一去不可返也。其实在这之前，想复封建的议论就没停过。明杨升庵《丹铅總录》说：“唐太宗议封建，李百药（史学家，受太宗信用，参入制定《五礼》及律令）以为不可，魏征（宰相）为事虽至善，时机未遑（未到那时候）。颜师古（唐初儒学家，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则欲封建与郡县并行，王侯与守令错处。”为此，才有柳宗元作封建，其文章洋洋大观，全文近二千五百字，是柳集里少见的大作。柳宗元上朔中国千年社会之历变，下连动荡多难的中唐王朝；辩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封建，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郡县制；其间的优劣成败，根本原因是什么？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古之封建，秦之郡县，这都是社会大势使然。柳宗元开篇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引天地及人，大气磅礴，让人震撼。能洞明天下大势，自古柳宗元一人也。柳宗元详尽论说了上古至唐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周失在制（指封建制），秦失在政（暴政）。周行封建制，分封亲戚，是私天下，而秦行郡县制是公天下。文中连用三个“叛”字段落，以明其理。其一，“有叛人，无叛吏”，是言秦失民心而招叛，非县吏之失也。其二，“有叛国，无叛郡”，是言汉朝纵皇室子孙及功臣之失。汉时封建郡县兼行，然叛者多诸侯（王），而郡县往往得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吏），边廷（守卫边疆的）往往得名将。其三，“有叛将，无叛州”，是言唐代放纵藩镇之失。柳宗元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幼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通篇用朴素的唯物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人为贤，反对门阀世袭。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划时代的文章，“其笔力峭拔，可以雄视一切，目无前人”。（沈德潜语）“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河之纬地。”（明人徐扬贡语）他用朴素的唯物史观阐发了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人为贤，反对门阀世袭。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划时代的文章，没人能追及它。这真是一文盖古今，自此史坛哑言。韩愈和守旧派朝臣也反藩镇，但他们是从皇权思维出发，与柳宗元从历史大势说事不可同日而语。翻检韩愈为文，找不到《封建论》这样的文章。对此，历来诸家众口一辞。自此，《封建论》在历史上独树大旗，“无人动得分毫”。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论及此事时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纵观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此言不虚。这样的千古绝篇，值得我们今人一读。

苏轼说：柳宗元《封建论》的论说不可变易，是因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一句话概括了柳宗元的社会发展观。人类从与禽兽混居之初，到穴居部落，以及后来国家起源和发展，都是社会大势所为。商周行分封，是因为当时有三千诸侯归殷，商汤王要靠他们来对付夏朝；而商末，有八百诸侯归周，周武王得依靠他们来战胜商朝。所以，柳宗元说：“殷周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这都是历史形势决定的，不是以汤王、武王意志为转移的。《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夏商周三代，封建是社会大势，行封建是随顺社会大势；秦以来，郡县是社会大势，行郡县也是随顺社会大势。这就是柳宗元所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这些都是社会发展大势所决定，而不是人的意志能改变的。苏轼赞赏柳宗元“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之说，他在《志林》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有文字）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夏、商、周）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蓋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柳宗元说分封制是为“私”，郡县制是为“公”，自然是进步的。社会发展靠“势”，而不是什么君权神授的“天命论”。“势”比“天命”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柳宗元说：“圣人”也不能左右它。

元和九年(814)平淮西吴元济之乱，是宪宗朝平藩最重要的一次战事。因平乱打的很艰苦，朝中屡出休战之声。《新唐书•裴度传》说：“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唯度请身督战，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抗藩平乱的政治态度一直很坚决，在宪宗朝多次平藩乱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裴度为人也很正直，元和十年（815）柳宗元等人再遭贬时，裴度仗义帮助过刘禹锡。长庆中，元稹借宦官监军崔潭峻之力，升知制诰，拜同中书门下事为宰相时，裴度不惧得罪宦官，弹劾罢免了元稹。韩愈与裴度交好，也主张平藩，被裴度表为行军司马。临行前，裴度对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韩愈曾自荐带兵袭蔡，裴度考虑韩愈一介书生，最后改由李朔执行。裴度对平淮西藩乱起着重要的主导的作用，韩愈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而李朔在冰天雪地里冒大雪夜半袭蔡是平乱胜利的关键之举。李朔与柳宗元同年生，平淮西时，他为邓州节度使。李朔是中唐抗藩名将晟之子。德宗时，李晟率军讨藩镇田悅等叛乱。建中四年（783），击败叛据长安的朱泚，收复京城。累官至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朔平淮西后以功封凉国公。没几年，长庆元年（821），晚柳宗元两年离世。

元和十年（817）十月，淮西平。十一月，韩愈随裴度还朝。十二月，韩愈因平乱有功被授刑部侍郎。元和十三年（818）正月十四日，韩愈奉敕作《平淮西碑》。韩愈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因裴度荐为行军司马，又因袭蔡之策是他提出来的，奉诏刻碑时独扬裴度。韩愈为抑李愬而扬韩弘，韩弘为感韩愈揄扬之功，寄送人事绢五百匹，致使韩愈上表申谢，丑迹流于后世。评者谓：昌黎既欠实录。树碑时，李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诉碑文不实，部将石孝忠将碑推倒。唐安公主系德宗的女儿，宪宗的姑母，事诉宪宗，下诏磨碑由祠部郎中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这件事弄的韩愈很没面子，致使后来带怨气上《论佛骨表》，险遭不测。平淮西之乱的消息传到柳州，柳宗元非常兴奋，做《献平淮夷雅表一首》和《平淮夷雅二篇》。并向平叛有功的裴度和李愬等献唐雅诗，写《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和《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致贺。平淮之功，李愬第一，裴度以相位亲临调度指挥，也功不可没。《平淮夷雅二篇》：《皇武》与《方城》两章，前以美裴度，后以美李愬，度、愬平列，颂此伟功。元和十三年(818)五月，宪宗下诏讨伐淄青李师道，这是宪宗朝平灭的最后一个强藩。柳宗元有《柳州贺平东表》和代人作的贺表，表达“上下莫不动地欢呼”的兴奋和喜悦心情，从中看出他始终对平藩统一的热切关注。

对韩愈《平淮西碑》一事，自古毁誉纷然。而历来把韩愈《平淮西碑》和柳宗元《平淮夷雅》都当成诗之代表作，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宋沈作喆《寓简》说：“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所不及。”柳善骚赋，而韩不能。明明韩愈不能作此体文，赞者却美其名曰惟韩愈为得体，还编造理由说这是以文为诗。自古文体，文与诗赫然两体，不能相混谈。中国文学史上从没有确立以文为诗这样的体裁。宋杨升庵一语道破的：“人称退之善诗，乃势利他语。”这是捧名人臭脚。韩愈《平淮西碑》与柳宗元《平淮夷雅》的文字纷争其实反映的是政治理念与为人气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