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文》与《息壤记》不可同日而语

郭新庆

韩愈的《鳄鱼文》，有的版本为《祭鳄鱼文》，是韩愈在潮州时写的。元和十四年（819）春，韩愈因谏迎佛骨，惹恼了宪宗，被贬到潮州为刺史。这一年四月，抵潮的韩愈上表谢罪，悲悲戚戚，喊爹呼娘地向宪宗示好，这件事一直为人诟病。到宋代时，欧阳修出来为韩愈打圆场，说《鳄鱼文》有“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之气概。其实《鳄鱼文》是一篇应景的文章，其意无外乎两点：一是张显皇权，说唐王天下，拍宪宗马屁，“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二是寻古制祭山川神灵，例行公事而已。请代储欣《唐宋十大家文集录·昌黎先生文集录》卷七杂文说：“《周书·大诰》之遗，羊豚（tún猪）以食之，礼也；导之归海，仁也；不听则强弓毒矢随其后，义也。” 郭正域《韩文杜律·韩文》说“韩公前身从神道中来，其精神通鬼神而走风雷。” 说穿了这些都是骗人的统治术。战国时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面对水灾和贫困，祭河伯害民，只有修水利发展生产才是正道。韩愈信奉的道统论，其核心是皇权和天命论。韩愈信天命迷信，用鬼神来说事。《旧唐书·韩愈传》说：“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水潭）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烧、烤）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对新旧唐书载韩愈这篇咒文。金末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说：“若非佳作，史臣但书其事目足矣。而全录其词，亦何必也。”韩愈《鳄鱼文》“可算作一篇典型的小题大做，言此意彼之文。”韩愈“一本正经地卖弄精神，与其说其心在为民，毋宁说是欺人，亦自欺，意在使他人，尤其是天子知之。”清代林纾说韩愈是“书痴”说瞎话，鳄鱼是生活在水边的动物，“即使文能通神，神亦无力为之驱鳄，以海居非鳄所习，不能安也。相传祭后，大雷电，鳄果西徒。此必无之事。”这是神话韩愈的人编造的瞎话。“前辈呆气，令人欲笑。观此似潮州之产鳄，至宋犹然。”查韩愈生平，他求仕只是为了作官，好像没有多少业绩。韩愈在潮州待了九个月。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被宦官所杀，太子李恒即位，韩愈被量移袁州做刺史。关于鳄鱼的事自然就没有了下文。

柳宗元在永州作《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述了一件怪诞的事，说龙兴寺东北角一间堂屋，有一块“广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时，“夷(铲平)之而又高，凡持锸（chā铁锹）者(这里指铲土的人)尽死。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人鬼且禨”这句话出之《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禨。”鬼，是说楚人迷信鬼神；禨(jī)，禨祥，说吉凶祸福的征兆。这里说越人喜祈福鬼神。事神以求福去灾，这是古时的一种鬼俗。柳宗元说，《史记•天官书》及《汉书•艺文志》提到地长高的神异现象，没有具体解说。《史记•天官书》说：“水澹泽竭，地长见象。”《汉书•艺文志》说：“水澹地长，泽竭见象。”都是说水泽干枯，才现出地长高的现象。柳文中说的“甘茂盟誓息壤”，是个典故。这里的息壤是一个城邑的名子。甘茂，秦国左丞相，秦武王令他伐宜阳，他怕武王半途而废，和武王在息壤城盟誓。后来就以“息壤”为信誓的代辞。大概那里也有息壤这样的情形。“昔之异书(指《山海经》)，有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这很怪诞。按《山海经》注说：“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多少带点神道味。明代有个叫朱国祯的人，他在《涌幢小品·息壤辩》把话说白了，他说所谓息壤者，就是指耕治之地，桑土稻田，因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山海经》里的鲧不顺水性，也就是不按水的特点和规律办事，力与水争，决耕桑之地以遏阻洪水，所以失败了。宋代鄱阳张世南在《游宦纪闻》里说：“《图经》引《冥洪録》云：‘江陵南门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马状，平之则一夕如故，前古相传，不知其始，牛马践之立死。’”这些都是传说而已。柳宗元说：现今龙兴寺这块息土，“夷之者不幸而死”，难道是上帝爱此土不让人铲平吗？柳宗元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南方多疫(瘟疫)，劳者(过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土地怎么能显神通)？”柳宗元担心读书人来龙兴寺，援引那些迷信的话，只相信异书的记载，故而写此记于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为邪说所动，其唯物观之坚定在唐宋是仅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