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颂伯夷与柳宗元赞伊尹

郭新庆

圣贤是人们追崇的人。古时圣贤讲仁讲义，可其中包含着为皇权统治服务的东西，传统儒家往往故意做些歪曲的解读，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韩愈作《伯夷颂》，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赞》，两人对儒道的认知和人生理念不一样，因而对圣贤的颂赞也有所不同。

伯夷之义不可取

伯夷、叔齐是商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欲传位给次子叔齐。而孤竹君死后，叔齐却要把父位让给伯夷，伯夷不受。两人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曾叩马谏阻，说周武王不遵礼教，说以臣弑君，是不仁义之举。周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食野菜，饿死在山里。《孟子·万章》和司马迁《史记·伯夷传》都有记载。

韩愈《伯夷颂》，开篇以士者为义，“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来说事。他说伯夷是穷尽天地、古今万世少见的贤者。可与日月比明，与泰山比高，与天地比大。特立独行，语出《礼记·儒行》，是说儒者洁净身心，沐浴道德，从不随世道变化而改变，是守义“特立独行”的人。韩愈说：这是“适于义，信道笃自知明者也”。孔子称伯夷“古之仁圣贤人”。孟子说伯夷是“百代之师”，“圣之清者也”。说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人。

韩愈作《伯夷颂》有三：

一是申张为道的主张。韩愈创立道统说，但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是因循传统儒道说事，是个守道者。传统儒家尊奉伯夷，是从皇权统治出发，是维护君臣制度的需要。伯夷和叔齐明知商纣无道，却以臣不可弑君反对武王伐纣，并以死守节。这是有背于历史趋势的行为。脱离政治讲义和节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天下八百诸侯助武王伐纣，唯伯夷、叔齐逆之，其“特立独行”也。韩愈把伯夷这一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夸张为“天地亘万世”之举，说伯夷“信道笃”以死践行，其实这是不分善恶的背理。从今人的眼光看，伯夷的独立特行是一种怪异和固执。两人背离历史大势，“不顾人之是非”，这种守“义”并不可取。

二是韩愈心绪的反映。《史记》索引说：“言物各以类相求。故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于代，卒陷非罪，与伯夷相类，故寄此而发论也。”与司马迁一样，韩愈不平则鸣，他是借《伯夷颂》发泄不得志的压抑情感，只是其语言气势更激烈罢了。

三是说韩愈借颂伯夷反藩镇。这是据《伯夷颂》篇尾：“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作出的解读，说没有伯夷和叔齐二人，“乱臣贼子”会接迹害世。虽没明言，但这和韩愈的一惯的政治主张是相符的。

韩愈《伯夷颂》里还说到微子，他用微子与伯夷相比较，来突显伯夷“特立独行”的“义”。微子也是儒家称道的圣贤。他是商纣王的庶兄。因多次劝谏纣不听，他逃走了。武王灭周后，微子降周称臣，后又率殷族去封地宋，为宋国的始祖。《史记·宋微子世家》有记。《商书》有《微子篇》，记述微子与父师（箕子）、少师（比干）的对话。商末纣王横征暴敛，遭民众仇恨。殷国无论年少的或年老的，都喜好抢劫、偷窃、作乱。社会一片混乱。《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zhǚ连接）。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háo大声喊叫）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微子认为，君臣之间的义，三谏不听，你就可以离开他。微子后来在箕子和比干的劝说下，离纣而去。

说伊尹是为生民

伊尹，夏商时人，史书说他是商汤王妻子的陪嫁奴隶，因扶佐汤灭桀有功，被尊为阿衡（宰相）。桀是夏代最后一个君王，是古时暴君的典型，与商纣并称。《柳集》里有一篇《伊尹五就桀赞》，乍一读标题，感到怪怪的。伊尹是圣贤，桀是暴君，伊尹多次归附桀，可柳宗元为什么还要赞他呢？细品文章，其意与《舜禹之事》同，这是在说“圣人之急生人(百姓)”的。柳宗元说：“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伊尹胸怀远大，作事出于对天下的考虑，不只是想着为夏，还是为商，心里想的是老百姓。传说他曾五次去附夏桀，又五次回亳（bó商汤时的国都）从汤。伊尹知道桀不仁爱，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早晨去辅佐夏桀，到晚上就让天下人都感受到仁爱。就桀不得，返而从汤。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让百姓享受到仁爱的恩泽。就桀返汤，又就桀又返汤，即使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伊尹都不放弃。伊尹说；听我话的人就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而我们的老百姓也就成为尧舜的百姓了。可伊尹最终也没能说服夏桀改变恶行，他只好辅佐商汤王去伐桀。商汤有了伊尹，“汤为尧舜，而人(百姓)为尧舜之人”。商灭夏后，伊尹治理国政，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而夏桀这个暴君，被商汤打败俘虏后，流亡死在南巢。柳宗元赞扬伊尹说：“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大人无形，与道为偶。” 伊尹出身低贱，奴隶出身，他有“思德于民”的情结是很自然的。柳宗元说：“吾观圣人之急生人（百姓），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柳宗元想做伊尹这样的人，为此作文以励志。正如清人吴闿生在《古文范》卷三说：“盖古伟大之人物，皆具伟大之志量、学识，而非仅以文字见也。”

柳宗元赞伊尹这与他一生追寻的大中之道相关。所谓大中之道，其核心是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虽庞杂变化而不偏离中道。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他说：“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柳宗元所说的大中之道，核心是利安元元，这与韩愈所说的以民为仇的道,也就是维护皇权等级制的道统是截然不同的。韩愈在《原道》里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韩愈把孔孟思想归结于此，显然没有进步性可言。

柳宗元赞伊殷这也与他的政治主张和为人有关。《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 伯夷事君不问好坏，盲从盲信。不顺时就躲起来，甚至以死守节。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他要做“天民之先觉者”，用尧舜之道泽民，“以天下之重为自任”。与伯夷所谓的清高不同，伊尹是对民众负责的圣人。柳宗元一生追寻大中之道，到死都没放弃用世的念头，这与伊尹等先贤的影响应该是不无关系的。

作《箕子碑》自喻

柳宗元的《箕子碑》是一篇很独特的碑文,写作年代不可考,但从字里行间看,写于贬谪期间无疑。碑文借古喻今，以抒胸志，隐晦而巧妙地表达了宁折不屈，誓死抗争的性格。文中“昏而无邪，颓而不息”一语，是说受困时，表面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看似柔弱却自强不息。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箕子名胥馀，纣王的诸父，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故称箕子。古时候对同宗族伯叔辈称诸父。天子对同姓诸候, 诸候对同姓大夫也这样称谓。纣王暴虐，习为淫佚, 箕子劝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 被纣王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迎箕子归镐京。《尚书》有一篇《洪范》的文章，旧说相传为箕子所作，记述他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一些话。比干，纣王的叔父，因屢次强谏纣王，被剖心而死。。柳宗元说比干,“进死以并命”,“无益吾祀”。祀，祭祀。《左传•文公二年》说：“祀，国之大事也。”后以祀指代国家。柳宗元认为, 比干这种无益国家的作法不值得仿效。而微子“委身以存祀”,“与亡吾国”。这是在谴责他。箕子与他们二人不同，他“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颓而不息。”这种把韬略和心志藏起来，忍受耻辱做囚奴，在恶劣的环境里保持清醒的头脑，虽衰败仍抗争不息的为人操守，正是柳宗元自己的人生写照。箕子在周武王释其之囚，跑到朝鲜封地，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而柳宗元后来到柳州，也正是以他“利安元元为务”的人生理念，化及于柳州百姓的。柳宗元隐隐以箕子自喻，其实是希冀能展示自己的人生抱负。“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这又是在说他追寻的大中之道和理想，但历史没能给柳宗元这样的机会。宋代人谢枋得对此碑评价极高，说：“此等文章,天地间有数，不可多见，惟杜牧诗一首似之。题《项羽乌江庙》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这些期盼只能让后人慨叹。历史往往是留下悲剧的场景给人看。